控制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财政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它具有启动快、针对性强、时滞小、易见效等特点，所以国家在控制通货紧缩时，一般都要首先启动和运用财政政策。为此，本文拟讨论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来控制我国通货紧缩问题。
一控制通货紧缩，必须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的属性按其松紧程度划分，有如下几种类型：宽松的财政政策（亦称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亦称收缩性财政政策）；还有所谓适度宽松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这里所谓的“宽松”与“紧缩”，都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毫无节制、毫无限度，里边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但它们比所谓“适度宽松”与“适度紧缩”的程度要大一些，存在量上的差异。当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社会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时，国家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压缩通货膨胀；反之，当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出现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引发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时，国家就应采取宽松的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扩大，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运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并能较准确地分析与预测，随时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以便对某种财政政策进行相机抉择。如前所述，财政政策本身要求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不明，判断不准，那么财政政策的选择便会有误，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适得其反。
我国从1998年上半年开始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不足之处是这个政策出台略显迟滞了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经济的运行早在1996～1997年间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物价水平急剧下跌，通货紧缩已露端倪。1997年下半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及时出台，并且力度大一些，无疑会有效遏制1998年的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和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下跌。可以说，扩张性财政政策晚出台了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998年大约减少了1～2个百分点。好在1998～1999年连续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且加大了力度。具体做法是：1998年，针对国内投资需求不足，中央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所筹资金扩大基础建设；1999年继续增发1100亿元国债，所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和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等。这样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连续运用，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当年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注：杨灿明.我国十五期间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选择财贸经济[J].2000.3.）。如果没有这两年连续实施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那就不会有1998年的7.8%的增长率和1999年7.1%的增长率，通货紧缩肯定会进一步加剧。所以说，党和国家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遏制通货紧缩的扩大与加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决不可低估。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也不能过于迷信与过分夸大财政扩张政策的作用。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要受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即财力约束。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作支撑，否则，难以为继。通过扩大国债规模来扩大财政支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它要受财政偿债能力所约束。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达57.77%，这个比例说明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借债来支撑和维系的；同时，国债的偿债率也高达23.3%，这说明将有近1/4的国债要到期清偿。如到期无力偿还国债，势必严重影响或损伤国家财政的信誉，也使以后的举债难以实现。再说，靠增税来维持扩大财政支出更是困难重重。因为，目前我国的企业普遍是税负过重，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减税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时企图通过增税的办法来维持扩大的财政支出，显然是行不能的。靠堵塞各种税收漏洞以及打击走私等手段来增加税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不可能使税收总量大幅度长期增加，因而，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作支撑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长久实施和贯彻下去的。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要靠政府机构（即国家财政部门）来运作，它与政府机构的行政行为紧紧结合在一起，带有浓重的行政手段色彩，容易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弱化或冲淡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所以，财政政策的行政性也制约了该政策效果的发挥。再次，我国公共投资效率低、效益差，一直是制约与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果的根本性因素。公共投资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它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和渠道。传统的公共投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实行集中的行政决策，统包统分，统负盈亏，企业没有自主权和独立的利益，因而投资效果差，经济效益低。传统的公共投资体制改革后，企业有了自主权和独立的自身利益，但由于产权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和明晰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投资决策失误仍频频发生，投资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的现象有增无减，且有扩大发展之势。这必然严重影响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使扩张性财政政策起不到应有的控制通货紧缩的作用。最后，由于国家财政投资方向的制约，使扩张性财政政策调整与改善产业结构的效果不明显。由于国家财政投资不同于民间投资，它必须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能直接用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与条件的改善，必须自主承担。就全社会而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与条件的改善，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民间投资的扩大与发展。我国1998～1999年以来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正是由于将财政投资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因而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的促进作用并不大，因为它并没有在实际上带动民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对基本建设需求即生产资料产业需求及直接相关产业需求拉动作用较大，由于其中只有小部分资金转化为工人工资，形成消费需求，从而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也不大。所以，国家扩大的财政投资在现实中难以并且没有有效地拉动居民消费的大幅度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对我国1998年以来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那就是：在充分肯定它对遏制通货紧缩的重大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局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其作用效果决不可估计过高，不能以为只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我国通货紧缩的局面就会根本改变。同时，也必须看到，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能孤立地推行，而必须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二者实现有机统一，才能对遏制通货紧缩起到更大的作用。
二、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仍有拓展空间
认识财政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并不是说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完全到位，再无发挥效用的空间了。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并没有殆尽，只要我们奋力开拓，它仍有比较广阔的作用空间，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对通货紧缩起控制作用。
第一，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产业化
教育投入低，一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落后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没有把教育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的地位上。有一段顺口溜讲：“一工二农三财贸，腾出手来抓文教。无论是老领导还是新领导，谁上台都这样搞”，比较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不重视教育的实际状况。正因为这样，教育投入低也似乎在情理之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推翻所谓“十七年反动教育路线”，为教育工作者平了反，力主优先发展与振兴教育。因此，教育经费投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逐年有所提高。1988年，我国政府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达2.5%。尽管如此，这个比重仍然是很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比重一般都为5.5%以上。就连印度政府的教育投资也远远高于我国的水平，若按人口平均计算，1993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9美元，在世界排名第45位，与排名第一位的瑞典2287美元的水平相差甚远（注：赵弘、郭继丰.知识经济呼唤中国[M].改革出版社1998.7,61.）。为了改变教育发展滞后的状况，为了使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增加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效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已经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决定从1998年起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按同口径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若按年国民生产总值8万亿元计算，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增加教育投资800亿元。这不仅对增加教育供给、缓解教育供求矛盾、扩大就业有重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积累与扩大人力资本，发展知识经济，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与发展有巨大的带动作用。所以，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教育应该成为首选领域，扩大国家教育投资，可以说，也是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的最现实最合理的一个途径。
发展教育完全靠国家投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教育要获得真正发展，其自身要具有积累与发展的功能，为此，教育必须产业化。国家财政教育投资只能作为教育产业化的启动器和催化剂。教育产业化。学校成为教育市场的独立主体，按照市场规则与企业模式进行运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培养人才，生产产品，无疑会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培养或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高素质人才。不仅如此，教育实现产业化，还可以更有效扩大教育吸纳就业、增加教育供给及其他服务功能。这既成为全社会的新的消费热点，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刺激社会有效需求，又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真可谓是治理通货紧缩的一个良策。
目前，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刚刚起步。把教育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模式，无疑是个巨大的转变，完成这个转变是长期的艰巨过程。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这个领域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搞得好的话，会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政策效果。
第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与发展全体居民的良好消费预期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建立职工劳保基金、医疗卫生保健基金、失业保障基金和其它各种救济基金，而这些基金的建立，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这巨额资金固然可以由职工、企业及国家等多方面来筹措。但在目前我国职工收入水平不高、企业生产经营又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无疑要由国家“拿大头”，企业与职工只能“拿中头”和“小头”。这样，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部分资金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这就需要国家财政逐年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这项工作是个迫在眉睫的硬任务，必须尽快完成。因为我国已经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绝对不可以的。职工失业得不到失业保障金。退休领不到退休金，生病得不到医疗保障，等等，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甚至引发社会震荡，使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器。有了它，企业才有健康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有了它，居民才有安定有序的生活环境。同时。只有有了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才会有良好的投资预期，居民才会有稳定和良好的消费预期，而投资与消费预期的稳定和良性化，必然会促进社会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其结果是拉动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
第三，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和发育农村市场
这是个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的老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样说，决不是说建国以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根本没有提高，而是说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讲，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较缓慢，尤其是通货紧缩时期，农民的收入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可以说是制约中国农村市场发育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农民收入水平低；手中没有钱，拿什么买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市场交换又怎么能活跃起来？
我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通货紧缩使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也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和契机。因为，当今中国如果不实实在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和发育农村市场，恐怕是难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如何实实在在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呢？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扭转和改变“以农养工、损农保工”的战略和方针。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增加农民收入，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效果。暂时或短期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但如果上述方针和战略不从根本上改变，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还会有反复。建国以来我们几乎每个时期都强调农业是基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但结果都不理想，究其根源在于没有改变“以农养工、损农保工”的方针和战略上。毛泽东同志当年曾指出，中国的工业化一定不要走苏联的老路，而要走农、轻、重的道路，但实际上做起来仍是重、轻、农，照走苏联的老路。这条重、轻、农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战略实质就是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搞工业化。一方面是通过巨额农业税来实现的，更主要的则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的。据测算，从1952年到1978年，国家从价格分配中转移农业资金达5100亿元，几乎相当于80年代初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总额。这巨额资金虽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但却给农业和农民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难以合理增长，损伤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据统计，1957年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收入人均为40.5元，1997年为73.8元，20年后增加了33.3元，平均每年只增加1.66元，少得可怜。（注：邹新.农村市场，怎一个“启动”了得[J].改革.2000.3.）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几次农副产品大幅度提价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有所缓解，但至今这个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在农产品价格放开之后，似乎已没有什么“剪刀差”的问题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并且还有扩大之势，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形式而已。现在是该终结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的时候了！否则，农业的基础作用将使我国经济在通货紧缩中越陷越深。
其次，必须真正把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减下来。说当今中国税费“猛于虎”，恐言过其实，但税费过多、过滥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农村，各种不合理的税费，特别各地巧立名目的收费，已搞得农民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喊了多少年了，至今不但没有减下来，反而还有日益加重之趋势。在广大农村一些掌权单位，或有各种权力的单位几乎把所有的负担（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都转嫁到农民头上（例如，吉林省某县下面的一个电管所，不仅将自己的用电算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任意抬高电价，多收电费，使每度电价高达4元多钱，他们靠向农民多收电费来“创收”，中饱私囊）。我认为，要真正把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减下来，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通过严肃立法及严格执法来实现，即制订和贯彻《农民合法权益保护法》，依法清理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及收费，依法规范各级政府及其他组织同农民的关系及行为，对那些恣意加重农民负担，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组织和个人要坚决依法处之。其他的减负措施，如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等，都是必要的，但在我国现阶段，依法减负绝对是必要的。中国农民是一个最老实的群体，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就是靠欺负农民、搜刮农民而致富的，他们任意摊派，任意收费，任意罚款，对这些人必须依法治之，否则，减负就是一句空话。因为许多不合理负担绝大部分是那些贪官污吏打着“政府”的旗号，以某种漂亮的口号和名义强加给农民的。他们手中都握有权力，又有迷惑力，所以不依法治负、依法减负，实践证明是难以真正减负的。
再次，切实贯彻粮食敞开收购政策，切实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农民既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农民只有将他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卖掉，才能取得货币收入，然后才能去购买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现在，农民手里有大批粮食卖不掉，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但许多地方的粮食部门就是不收，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一没钱，二无处存放，三经营粮食赔钱。农民手里的粮食卖不掉，不能换取货币收入，不仅生活消费受到影响，生产消费更是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第二年的生产很自然就要萎缩，对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的实际需求必然减少，这会使农村市场更加难以启动。因此，国家应从保护农业基础这个高度，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切实兑现粮食敞开收购政策，把农民手中的存粮收上来。让农民拿到卖粮款，以维持下一年的基本生活和农业再生产。这既是燃眉之急，更是取信于民，决不可等闲视之，必须抓紧落实。为了从根本上更好地解决农民“卖难”问题，最现实可靠的途径是农村各级领导机构要有效地组织农民进入市场，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来调整产品结构。“公司+农户”，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既可解决农产品加工及贸易企业的货源问题，又可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盲目性，解决“卖难”问题，不失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好办法，可以广为试验、推广。
最后，要坚决改变“口号农业”的偏向。所谓“口号农业”，这里特指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轻视农业的倾向。口头上喊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可实际上却在逆向操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是“不完全”的，广大农民由于长时间（30年或50年）拥有一份土地经营权，对城市和工业的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仅仅是“名义”上的，这突出表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拥有的公共福利（如公有住房、公费医疗保险、离退休基金等），而广大农民没有。1999年为了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所采取的大幅度增加职工收入的措施，就带有明显的轻农倾向。因为这次收入调整只考虑了城镇8400万人的利益。却把农民增收的砝码压在由城镇居民收入增加所派生出来的间接需求上了；这可以从中央12号文件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和办法中看出。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制订出一套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案和办法的；虽然不能象城镇职工那样调升工资，但可以通过实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的办法，对农民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一定的补贴，这样做既鼓励农民扩大生产，又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等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再如，国家投资改造农村电网，降低农用电价收费，这也能有效刺激农民增加实际消费（如购买家用电器）。还有，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应尽可能地招收农工，这也会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总之，只要是不把增加农民收入停留在文件上和仅作为一个口号来讲，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认认真真地去落实，肯定会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也必将对启动农村市场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加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促进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世纪。江泽民同志讲：“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注：冯之浚主编.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扉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其特征是经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与应用，高新技术产业是其主要支柱，知识与信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世纪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5%依靠科技进步，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达到70～80%，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与信息为基础来创造的。知识经济的崛起，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而且使社会经济结构也日益上升。在过去10年中，OECD成员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产值和出口中的份额均翻了一番多。1996年美国的信息产业产值已超过了制造业。预计到21世纪初，全球信息产业将超过石油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走在了前头，成为知识经济强国，因而在国防经济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据统计，全世界的高技术专利有70%以上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每年高技术产业中约有70%以上的巨额利润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分享。在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中，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高达98%。世界软件产业的产值有70%以上为美国所创造和提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经济则刚刚起步，还十分不发达。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近几年虽然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均是高投入、高风险产业，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来促进发展，速度慢，时间长，必然要延误时机，拉大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惟有国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利用通货紧缩期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扩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力扶持信息技术、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才能迎头赶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所以，扩大国家对它们的投资，不仅对目前我国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可见，我国针对通货紧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并未发挥殆尽，仍有巨大的空间。除了上述教育、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收入及加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外，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如改造和建设农村公路、兴办保护林木与植被工程、建设农村水利枢纽与网络、发展北方城市集中供热、供汽等，也都可以扩张社会总需求，从而扩大就业，拉动经济增长，起到控制通货紧缩的效果。只要通货紧缩状态没有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并不是无限的，应随着通货紧缩状态的基本消除而有所节制，并适度减少、减弱、乃至中止。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或财政政策运用机关要审时度势，适时作出科学决策。如果通货紧缩已经转换为通货膨胀了，财政政策运用机关就应果断地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及时转换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当然，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一刀切”。即便是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基本消除了，我认为，我国对教育、社会保障、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也还应保持加大力度的态势。对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还要有足够的政策力度。
三、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已发生“挤出效应”？
这涉及对我国现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经济学界大多数同志对我国针对通货紧缩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积极效果予以充分肯定，笔者也是如此。对这个政策的负面效应和局限性，大家也基本形成共识。唯有对这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挤出效应”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践中确实产生了“挤出效应”。著名青年经济学家樊纲认为，“1998年我国向商业银行和居民增发国债，……结果是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注：樊纲.财政扩张仍需加强，全国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研讨会会议资料[M].1999-8-16.）青年学者罗振宇也认为，1998年的国家扩大投资，通过市场和利率中介，使得社会上私人投资减少，从而出现一部分“挤出效应”。（注：罗振宇.通货紧缩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19.）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曾令华同志认为：“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扩张没有关系。实际利率的上升和它对非政府投资的某些抑制作用不能说明政府支出扩张有‘挤出效应’。而只是说明了利率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或彼此有些矛盾。……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财政扩张发挥充分的乘数效应，而不是财政扩张自身产生了‘挤出效应’”。（注：曾令华.近年来的财政扩张是否有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0.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的分歧之一，很重要的是在对“挤出效应”的不同理解与界定上。曾令华同志认为：“挤出效应的概念是：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许健同志认为：“一般来说，在经济正常运行、需求平稳时期，财政支出政策会造成‘挤出效应’，即政府过度融资造成金融市场利率上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金融市场挤出。但在需求不足时期，政府投资是扩大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带动消费的有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财政平衡，换取经济启动是必需的。”罗振字同志则指出：“所谓挤出效应，简而言之，即公共支出增加后，通过市场和利率中介，使私人投资支出减少”。仔细推敲，以上三种说法的共同点是：在界定“挤出效应”时，均把财政扩张政策，扩大政府投资与市场利率上升联系起来。曾令华同志所讲的“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没有关系”，与其关于“挤出效应”的定义相矛盾。他在“挤出效应”的定义中显然是把利率与政府支出联系起来了。但是，以上三人的定义存在明显的差异：曾令华同志的定义概括起来说是政府投资“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许健认为，经济运行正常、需求平稳时期，政府扩大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而在需求不足时期，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他把“挤出效应”概括为“把企业从金融市场挤出”；而罗振字同志则把挤出效应简括为公共支出扩张后，“使私人投资支出减少”。
我认为，财政扩张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效应，确实应着重看其作用结果，看其是否带动和增加了民间投资。如果是在实际上带动并增加了民间投资，那它就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反之，如果它在实际上“挤”了民间投资，使民间投资不仅没有丝毫增加反而减少了，那就存在“挤出效应”。所以，我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均有不足或不明确之处。“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被谁抵消？为什么被抵消？只能被民间支出减少所抵消。无论什么时期，经济运行正常时期也好，总需求不足时期也好，正常的财政扩张政策，即合理地扩大政府投资，都不可能完全“把企业从金融市场挤出”。“使私人投资减少”，这确是财政扩张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表现。但仅限于“私人投资”。似乎狭窄了一些，整个“民间投资”，除了私人投资外，更重要的部分是企业投资。所以，我把民间投资的被“挤”或减少，视为财政扩张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的根本特征及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的测度指标。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1998年以来我国推行的财政扩张政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的。其主要理由或依据是：(1)我国近些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投资增加、支出扩张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就是政府增加投资、扩张支出，导致市场实际利率上升，而实际利率的上升在客观上抑制了非政府的民间投资的增长。这种关系已从中国实际经济的运行中得到了印证。首先，1998～1999年国家通过发行2100亿元国债，将所筹的这笔巨资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这是不争之事实。其次，1998-1999年的实际利率是明显上升的。1998年全部工业品出厂价比上年下跌4.1%，1998年12月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6.39%，实际利率即为10.49%。1997年12月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8.64%。这样，1998年12月的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就比1997年同期上升1.85个百分点。1999年9月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5.85%，1～9月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下跌3.5%，9月份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就为9.35%；1998年9月的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6.93%，这样1999年9月同上年同期相比，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就上升了2.42个百分点。最后，国有投资虽然有些增长，但并没有带动民间投资相应增长。有资料表明，1981-1996年间，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9.9%，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0%，非国有投资增幅快于同期国有投资9.9个百分点。但是自1997年以来，非国有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回落，低于同期国有投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非国有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6年的47.6%降到1998年的45%。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1998年国有经济投资增长17.4%，比上年提高8.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投资的加大，而企业自身投资增长并不快。又另有资料显示，1998年非国有经济投资仅增长8%，比上一年的8.6%反而下降了0.6个百分点。（注：陈乐一.总需求不足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0.3.）非国有投资下降，尤其是民间投资下降，这不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政府的扩大投资确实通过实际利率上升这个中介，“挤”掉了一部分民间投资，这就是所谓财政支出扩张政策的“挤出效应”。(2)投资自身有其特定的运动规律，投资增长受多种因素制约，一是必须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即有丰厚利润的驱动；二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和领域，即有明确的投资目标。目前我国政府的扩大投资之所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制于上述两条。通货紧缩使众多行业陷入不景气状态，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没有丰厚利润的驱使，民间投资是难以启动和增长的，光靠政府带动也往往无济于事。再有，政府投资的目标及领域是较狭窄的，一般限于公共产品领域。而目前我国的公共产品的投资市场已基本趋向饱满，如能源及一些原材料（钢材、水泥等）已经供求平衡，有的甚至供大于求，继续扩大这方面的投资，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基础。硬是投资，只会增加过剩。另寻其它领域尚无可靠项目，盲目投资，势必造成浪费与损失。目前我国的社会总需求不足，虽然投资需求也有不足，但更主要的是消费需求不足，如果不把主攻方向放在扩张消费需求上；而仅靠扩大公共产品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肯定对提高和扩大消费需求作用不大，社会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政府扩大投资的实际效果就会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也是在所难免的。在我看来，承认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不是对其抑制通货紧缩的重大积极作用的否定，而是为了能正确对待它，并想方设法避免它。实际上，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所以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与我国的货币政策滞后，没有与其协调配合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配合与协调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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