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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一、当前国民经济的基本态势
当前，国民经济已经转入平稳增长时期，然而问题甚多，通胀反弹、经济再次转向过热的危险依然存在。
去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回落到6.1%，尤其是12月份的零售物价指数回落4.4%，GDP增长率回落到9.7%。这就意味着国民经济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进而转入平稳增长阶段。三年来的“加强宏观调控”是实现“软着陆”的原动力。一则“调控”使得货币存量有较大的回落。M[，0]／GDP由通胀中的最高点17.0%（1993）回落到13.0%（1996）；M[，1]／GDP由通胀中的最高点56.4%（1992）回落到41.2%（1995）；回落幅度之大均远远超过1988－1990年的“硬着陆”。二则，通过“调控”，农业生产又取得发展，粮食连续两年（1995和1996）取得丰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也连续两年（1995年和1996）超过城市居民。这样就为国民经济“软着陆”并转入平稳增长阶段奠定了基础。
但是，目前国民经济中的隐患甚为严重：
1.通货膨胀机制依然存在。如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投机资本的活动，等等。
2.企业效益不佳，产品积压，设备闲置，利润下降。其中国有企业尤甚，进而下岗职工数量甚大。
3.鉴于“微观”困难，要求放松银根，扩张需求的呼声甚为强烈。
4.去年以来，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有很大的松动。M[，1]／GDP已经开始回升；利率两次下调后，一年期存款利率（7.47%）不但已低于1991年（7.56%），而且还低于去年的消费物价指数（8.3%）；股市市盈率达40以上，换手率接近1000%。显然，在“适度”范围内已经松到了尽头，再松，难免引发新的通胀。尤其须知，我国的货币存量偏多，因而货币政策一旦偏松，就很容易发生通胀。
5.农业基础不稳。目前的物价平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粮食连续两年丰收。然而近十年来，粮食生产存在“两增一减”周期。去年秋后，各地大米的零售价格下降15－20%，这对今年粮食生产的冲击不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减产，进而粮价上扬并带动物价上升。
6.目前各地都在谈论培育新的经济成长点，而且较多地把目光放在住房、汽车、旅游上。这种思路的实质是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如果真正付诸实施，必然会诱发消费需求膨胀（象1985年－1988年那样），进而使总需求膨胀，经济再次转向过热。
二、症结：对新技术的吸收与消化能力偏低
毫无疑问，当前国民经济中的矛盾集中在“微观”上，即企业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下岗与待业人员增加，等等。从表象上看，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凯恩斯式需求不足多少有些相似，因而一些人士把此种现象归因于“总需求不足”，进而认为应当通过扩张需求来进行“治疗”。其实，目前发生在我国的上述现象乃是“假性需求不足”，与“凯氏需求不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在经济周期中的地位不同。凯氏需求不足是真性的总需求不足，它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起始点，是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原动力。当经济处于高涨时期中，由于发生凯氏需求不足，进而产品滞销、生产下降、设备闲置、工人失业，经济进入危机状态。接着，经历“萧条”时期，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经济才进入“复苏”，进而重新达到“高涨”而结束周期。
假性需求不足则不是真正的总需求不足，它发生在我国（及具有类似于我国的经济体制状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末尾阶段，并作为末尾阶段的一种“副反应”而出现。我国的经济周期是以总需求膨胀为起始点的；进而物价指数上攀、国民经济走向“过热”状态；接着是政府采取有力的抑制总需求的措施，迫使过热的经济逐步降温，通胀逐步平息。当经济进入降温阶段、尤其是当贷款的实际利率由负值转为正值后，往往出现“假性需求不足”，并且可以持续存在于整个平稳增长期，直到总需求再次大扩张为止。
第二，经济增长率不同。发生凯氏需求不足时，经济增长率通常为负值，有时还负得很厉害。
发生假性需求不足时，经济增长率通常为正值，并且更多见的（如我国）是中速（3－6%）甚至高速（＞6%）。
第三，闲置资源的技术内含不同。发生凯氏需求不足时，所积压的产品可以具有当代的行业先进水平，甚至产业中的先进水平。也即其闲置资源能形成当代第一流的生产力。
发生假性需求不足时，所积压的产品一般不具有当代的行业先进水平，更不具有产业中的先进水平（试问，目前积压的产品中，有哪种具有国际竞争力？是“高质量、低成本”的？）。也即其闲置资源若不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便不能形成有效供给。
第四，发生机制不同。凯氏需求不足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①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广大工人的收入被“冻结”在劳动力价值上，明显滞后于生产增长，因而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偏低，储蓄（积累）倾向偏高。②当遇到技术创新的低谷期时，由于新技术的供给不足以吸纳全部储蓄，以致发生“储蓄大于投资”，进而总需求不足。鉴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并非简单地增加社会总需求，而是首先调节社会公平，使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适度下降，并停留在一定范围内，不再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上升；其次，随着技术创新周期的峰谷变动而调节社会储蓄倾向，当新技术供给增加时适当减低所得税率，以增大储蓄倾向，反过来也一样；再次，才是运用货币政策作经常性的“微调”，使物价指数保持在低水平上。
显而易见，我国尚不具备发生凯氏需求不足的基本条件。目前发生假性需求不足的直接根源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低技术或行业技术偏低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产业结构之所以严重失衡，主要原因有三。①对新技术的吸收与消化能力偏低，无法有效利用世界技术市场上的中高档技术，只能在低技术或中低技术领域中横向拓展，以致重复建设不断。②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不良后果，因此而误导出一批“长线”。③体制性原因。地方政府实为目前最大的投资主体，地方分割在一些地区严重存在；国有部门又仍是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的预期利润约束，因而便滋生出一大批达不到经济规模的项目及重复建设项目。
上述三原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对新技术的吸收与消化能力偏低”。因为，单纯由通胀造成的结构失衡不难解决，只要持续将通胀率控制在低水平上即可调整过来，况且我国处于高通胀中的时间也不算长。至于国有部门的问题，一则，目前国有部门已不等于“全局”，国有工业的占比已降到1／3，随着攻坚改革的推进，占比还将下降。二则，如果国有部门的“重复建设”项目具有较高的技术档次，能够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也不会形成严重的结构问题。
“对新技术的吸收与消化能力偏低”是全局性的问题。从空间上看，所有的产业及各种经济形式均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我国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乡镇企业，机制已相当灵活，外商订货后，能在3－7天内拿出产品甚至开始批量生产。然而，它们也只能在低技术领域中游刃有余，而中高档技术领域则很难进入。从时间上看，由于这一问题存在，不仅“降温阶段”中企业感到难受，而且在“平稳增长阶段”也仍然如此，唯有“通胀上升期”中企业才感到有所缓解。
目前，“对新技术的吸收与消化能力偏低”的不良后果已相当严重。①“八五”期间，我国研究与开发（R＆D）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为0.71%，1993年为0.62%，1995年为0.50%（见表一）。这一比重的逐年下降，无疑意味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将会扩大。②产业结构难以迅速升级换代。一些企业引进了先进设备而不会使用，一流设备生产不出一流产品，徒然增加成本，以致一些企业视技改为畏途。
表1 1990－1995年我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占GDP%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0.710.720.700.620.500.5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优势是“新技术供给相对无限”。也即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地引进新技术，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鉴于目前资本、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因而能否有效地吸收、消化新技术，便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如果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很强，则就能取得持续、快速发展，不断向发达国家靠拢；如果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偏低，则“新技术供给相对无限”的优势便无法有效利用。同时，随着国内工资与消费水平的上升，产业的竞争力便会逐步削弱，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便难以实现。
三、“吸收与消化新技术能力偏低”的成因
主要原因有三：
1.教育投入长期滞后，劳动力素质偏低，使得“吸收与消化新技术能力”先天不足。
长期来，我国的教育投入比例欠高；在“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摧残。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虽受到重视，但投入比例一直偏低。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年以来，世界各国平均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5.0－5.1%，而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下，并且还有下降趋势，1980年为2.53%，1990年为2.49%，1995年仅2.08%（见表二）。中小学教师队伍不稳定问题也未完全克服。据1990年人口普查，2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中，有大学学历者占0.84%，加上大专才2.16%，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美国45.2%，日本21.2%，加拿大21.4%，原苏联13.9%），也大大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韩国13.4%，菲律宾15.2%，新加坡4.7%，埃及4.6%，墨西哥9.2%，匈牙利10.1%，印度2.5%，泰国2.9%）。1995年我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龄为6.74年，不到初中一年级；其中文盲及半文盲的占比为15.4%。
表2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比重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影响了人才的效能。
由于历史及其他多种原因，我国现有的科技人员及工程师主要集中在国有部门。如浙江省，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国有经济的职工人数仅占总职工人数的26.66%，但是却占有工程技术人员的32.19%，高级职称人员的43.52%，中级职称人员的43.9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的52.56%。由于多数国有经济单位的机制迄今仍然不活，科技人员的应有效能难以充分发挥，从而使得科技队伍的总体效能打了折扣。
3.科技队伍的成长与配置方面的问题。
1995年，全国城镇职工中高级工仅占3%，中级工占10%，低级工占87%，高、中级技工占比与日本、德国相差5－6倍。我国当前稀缺的电脑及其他高级人才，纷纷涌向证券、期货、房地产等投机性很强的行业及金融、保险、新闻等第三产业，而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的制造业却不易获得必要的高级人才。不仅就业选择如此，而且大学招生也如此。一些名牌大学的工科专业面临着生源数量不足、质量下降的局面。
四、对策的基本思路
1.有关部门要统一几点认识。
①认清当前“微观”困难的症结，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吸收、消化新技术能力偏低”引起的有效供给不足。
②认清我国应当走的发展道路。我国要迈向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之林，唯有走以开发人力资源、加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就业问题，也唯此才能最终解决）。应当尽快把整个经济工作真正转移到以此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③认清当前的改革与提高吸收、消化新技术能力的关系。当前，加速国有部门的改革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但尚不能完全解决当前的“微观困难”；必须同时努力提高“吸收、消化新技术的能力”。
2.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等，加大财政杠杆的力度。
当前的“结构调整”任务十分繁重，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是无以实现的，因而必须加大财政杠杆的力度。除了切实加强征管和整顿预算外收入外，还需要适当增发国债。在支出上，要继续压缩公款消费，精简机构，同时切实加强对教育、科技、农业、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紧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膨胀。
3.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首先要把教育投入作为最重要的投资来对待，优先安排教育经费。应当在“九五”期末，使公共教育经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同时采用多种方法促使企业与家庭增加教育投入。其次要优先加强基础教育，切实办好9年制义务教育，进一步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再次，多层次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并提高质量。要鼓励社会各界办学，欢迎境外人士特别是华裔来华办大学。
4.千方百计提高“吸收，消化新技术能力。”
首先，增加科研开发投入。“九五”期内必须使研究与开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1.0%以上；“十五”期内达到2.0%左右。其次，强化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和对企业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产品的激励。其三，要多渠道、多形式地大力引进境外科技人员，并且可以考虑对企业引入的外籍技术专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其四，在引入外资时，进一步强化产业政策引导，原则上必须确保企业有较强的科技开发能力。
5.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农业尤其粮食的稳定增长，既是稳定物价的重要基础，又能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进而防止城乡差别与基尼系数的扩大，还能促进农村市场繁荣，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
6.加速国有企业改革及政府职能转换。
目前，以“抓大放小”、兼并重组和下岗职工再就业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正在全国展开，势头良好，应当加速推进。同时，要加速各级政府的职能转换，使其真正由企业的直接管理者转变为宏观调控与管理者。
7.大力抑制股票、期货与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机。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抑制过度投机，并且尽可能将资本引向物质生产领域。要严格金融监管，防止信贷资金与拆借资金流入上述投机性领域。要切实抑制股市投机，目标是将换手率控制在100%以内，市盈率控制在12－13左右（即大市回报率略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7.47%）。要抑制期货交易中的过度投机，必要时可考虑暂时关闭期货市场。要时刻警惕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热再起。
8.努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造就适应于加速技术进步的社会生活方式。
首先要努力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我国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其次要大力惩治腐败，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其三要鼓励储蓄，并努力造就以勤俭为荣、奢侈浪费为耻的社会风气。其四要完善“消费防范”，抑制公款消费和大款消费，形成享受资料消费适度滞后、发展资料消费超前的消费模式。其五要努力维护适度的社会公平，抑制贫富分化。为此，要加大税收杠杆的收入调节力度，并把基尼系数控制指标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其六要努力维护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