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制度学科视域的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教育学论文,学科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609(2006)10-0017-03
研究高等教育学不能跨越教育学的研究。教育学科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高等教育学科面临的问题。“教育学受到最多诘难的就是其科学性或有效性。赫尔巴特时代以前主要是怀疑其有效性、可靠性或合理性，从赫氏时代及其以后则主要受到关于其科学性或‘科学’身份的攻诘，在总体上前后意义是相近的。”[1] 教育学学科地位受到质疑的另一个理由是它与其他学科关系暧昧，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无法确定一个公认的逻辑起点，只能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研究成果，没有逻辑起点，没有研究范畴和独有的研究方法。没有科学性或有效性就没有“学科合法性”吗？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新的视域进行审视。
一、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制度学科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进行学术研究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高等教育是受制度约束的社会事实，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是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产物。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在遗传的过程中，内在制度的变迁使高等教育的内在制度愈发完善，因而也愈能够适应外在制度的需要；社会环境制约和调节着高等教育的外在制度，高等教育外在制度的变迁受环境的影响，同时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内部制度。高等教育的存在与发展本质上是其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高等教育是制度的产物。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关系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社会制度下高等教育的内涵和使命是不相同的，其内涵和使命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制度学科是学者共同体对知识进行规训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学者共同体制定并共同遵守的知识分类体系。它不是通过知识的自然内裂而形成的，而是通过外在制度对知识的规训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制度学科，它是制度的产物，是一种制度化的学科。
制度学科的形成与“常规科学”[2] 的形成不一样。常规科学的范式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总结和归纳，是一种科学知识自然内裂而形成的知识分类体系，它不是通过外力而形成的，而是内生的。虽然社会制度对常规科学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但它不是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常规科学具有内生性、稳定性、公益性、认知排他性等特点。而制度学科则具有外生性、变迁性、功利性、认知广泛性等特点。
杜威认为：“我们没有一门特别独立的桥梁建筑学，同样也没有一门特别独立的教育科学，但是，从其他科学抽取来的资料，如果集中在教育上的问题，就成为教育科学的内容。”[3]华勒斯坦在其著作中也同意“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他说：“今天，即使把教育视为一种次等学科(subdiscipline)，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在其他严谨的学术同侪眼中，根本不屑一顾。”[4] 两位著名学者对教育学学科地位的认识似乎印证了以上的说法。然而，这种认识对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的理解是模糊的。
我国有些学者在论及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时，常常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境地，常常进行自相矛盾的解释。一方面，认为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另一方面，认为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成熟学科的建设有一个过程，目前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在向成熟的学科过渡。实际上，是我国学者用西方的思想和方法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因此，陷入了二元悖论的困惑之中，没有认识到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制度学科。
二、科学性不是衡量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的标准
如果把所有的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那么，高等教育无疑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知识的本性，必须通过人类发展的全部过程的观察加以说明。这样一种方法与目前广泛运用的，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对照——后者通过对知识的界定来获取科学的概念的涵义，而这种知识来自于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5] 狄尔泰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一种精神科学，而精神科学源于人的全部自我意识的尝试和总体性之中。他继而指出：“既然构成一种价值和目的的东西也都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感情和意志的生动体验中，那么内在经验的科学就包容了决定自然可以存在于我们的认识论原理，以及解释各种意图的存在，最高的善和价值的我们行动的原理。”[6]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的活动可以分为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价值和意义。”[7] 他批评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或者试图仿效自然科学的方式建立某种可以从数量上来把握的规则性，或者依照规律的设想，通过历史归纳法从历史中寻找某些本质的东西。韦伯承认，这样建立起来的规律的确能够发挥某种类似词典的东西，但也仅此而已。社会文化生活的实在无论何时都不能从那些规律和因素中推演出来，凭借这些规律也无法使我们达到对于社会文化个体的认识。[8] 高等教育的活动和知识只能通过观察而不能靠实证来得出。高等教育活动和知识存在着价值取向和判断，存在着由感觉、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所共同形成的意义。因此，由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推演，或者通过历史归纳法来寻找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无法真正认识高等教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显然，尽管科学的方法作为工具可以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运用，但用科学性的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的学科地位是不符合高等教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本性的。
三、有效性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高等教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存在着价值和意义。知识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世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对高等教育意义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世纪大学、近代大学、现代大学具有不同的使命。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和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显然对大学的职能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社会本位论、知识本体论、个人本位论等对教育的目的意义的不同表述和讨论，仍存在于当前的教育学界，能否统一，恐怕很难。因为人的精神意识是无法统一的。有限性体现在只有知识被一个共同体或政治组织认可，精神世界的知识才能转化为现实世界的行动。如社会本位说在建国后教育领域的贯彻实施就是社会本位论有效性的体现。同样，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也只能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起指导作用，对国外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只能是借鉴，它的有效性需要中国的实践才能证实。
四、学科逻辑理论体系和学科地位无关
“一门社会科学，究竟能否有一个普遍的社会理论或创造一个封闭的知识体系？”[9] 丹尼尔·贝尔在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1890—1965年产生的62项重大成就基础上提出了这个疑问。他认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理论或一种模型，必然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他断定没有一种理论或模型能够完全表示五花八门的现实的全部多样性及其变化。[10] 尽管没有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但经济学的巨大成就已使经济学享有崇高的学科地位。因此，是否有严密的学科逻辑理论体系，是否能确立学科的逻辑起点，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无关。学科地位的高低是依赖高等教育的理论或者模型是否给高等教育的实践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确定的。高等教育学可以没有学科理论体系，但不可以没有理论。
费孝通先生认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建制包括5个部分：一是学会；二是专业研究机构；三是各大学的学系；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五是学科出版物。[11] 显然，学科建制属于学科的外在制度安排。因为“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它体现着过去曾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12] 西方学科历史经验也证明，“19世纪现代学科的涌现，全赖17和18世纪新建制和新践行的发展”。[13] 行政性的学科设置属于学科的外在制度。高等教育学的外在制度是由学者共同体设计和制定的，并通过政府的行政制度授权执行的。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高等教育作为制度学科早已存在，而且是一门成熟的制度学科。作为成熟的制度学科，其学科地位高低与否与其理论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相关。有些学者认为：“教育学与商科一样，都只是各种真正‘学科’的大杂烩，……这个领域由各种真正的学科所组成，当中涉及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14]“教育学充其量可被称之为各门学科的焦点或汇集处，教育学像医学一样，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门学科。”[15] 如上所说，如果商科和古老的医学都不是一门学科的话，那么，“真正”的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它们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它们严密的学科逻辑体系又是什么？
五、作为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形成
德雷索和马瑟认为：“广泛接受的学科标准是一个至少能够被合理地进行某种逻辑分类的知识总体，使得学者们能够至少定量地说出自己被接受的知识分界在哪里，然而，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文献所提供的多是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高等教育的分类或类型系统不是初步的，目前也没有被合理地组织起来。”[16] 阿尔特巴赫也认为，高等教育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17] 从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是用科学主义的工具属性视角来作为判断高等教育学能否作为学科的标准。“逻辑分类的知识总体”、“定量地说出”、“知识的分界”、“科学学科”等概念的表述实际上是用经典自然学科的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被认为是一门学科呢？德雷索和马瑟的观点表述了另一个思想：个人的观点多，共同认可的“知识”少，也即被学者共同体认同的高等教育理论少。正如霍斯金在《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所作的自相矛盾的解释：“教育学界没有多少个响当当的名字可以装模作样，难怪总得背着自卑的情意结。”[18] 因此，教育学包括高等教育学作为“次等学科”的原因在于没有响当当的理论和响当当的名字。丹尼尔·贝尔认为：“建立学科的血统的最简单方法是排列学科鼻祖的世袭关系。”[19] 如经济学，祖父辈：亚当·斯密，T·马尔萨斯，D·李嘉图，时间从1776—1810年；父辈：A·马歇尔，L·瓦尔拉，时间从1870—1890年；同辈：凯恩斯，P·萨缪尔逊，S·S·库兹涅茨，W·列昂节夫，W·A·刘易斯，V·帕累托，时间是20世纪上中叶。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使经济学学科挺直了腰板。仅仅是同辈人所创造的经济学理论也如雷贯耳，如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计算方法、投入—产出模型、计量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式、福利经济学、帕累托定理等等。[20] 这些经济学的伟大理论更使经济学学科昂首挺胸地列入“真正”的学科行列中，尽管它没有学科逻辑起点和学科的“逻辑理论体系”。因此，高等教育学作为制度学科获得社会公认或独立地位必须产生一系列重大理论，造就一大批大教育家群体，而不是去构建学科的逻辑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