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国家责任核算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案论文,责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减排模式（简称“京都模式”）遭受诸多诟病和国际气候谈判屡陷僵局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新制度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而又严峻的挑战。在碳排放的国家责任（权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减排效率上存在先天缺陷，是“京都模式”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主要原因。 首先，该模式以“祖父原则”（grandfathering principle）①为基础的减排责任分配机制没有充分考虑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考虑历史排放责任是尊重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重要体现，因此“祖父原则”对于历史排放少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这也促使国内外很多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了各种摒弃“祖父原则”、融入历史排放责任的“碳预算”方案（丁仲礼等，200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潘家华、陈迎，2009；WBGU，2009）。②目前，这些“碳预算”方案在国际社会已经具备一定的影响。 其次，“京都模式”在核算一个国家（地区）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和减排量时采用的是“领地责任原则”（territorial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即各国（地区）只需要为领土内发生的排放负责。领地责任原则以“污染者付费”为基本逻辑，虽然直观和易于核算，但是在生产分散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该原则的缺陷也日益凸显：第一，领地责任原则助长了“碳泄漏”（carbon leakage）（Peters & Hertwich，2008；Peters et al.，2011）。在该原则下，先行减排的发达国家可以把碳密集型产品或生产环节转移到没有减排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减少其领地内排放，再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从非减排国进口相关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这种转移排放的做法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大幅上升，造成碳泄漏，削弱减排政策效果，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碳排放的上升。第二，以领地责任原则来核算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对中国等出口大国有失公平（Pan et al.，2008）。研究显示，中国生产活动及相应的碳排放有很大比重是服务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Pan et al.，2008；彭水军等，2015；Weber et al.，2008）。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碳排放的受益者，都应对碳排放负责。领地排放指标没有考虑国际贸易的转移排放和消费者责任，既不利于减排效率也缺乏公平。③第三，领地责任原则不能有效地引导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在生产与消费活动存在地理分隔的情况下，领地排放指标很难让进口国消费者觉察其消费活动对外国及全球资源环境的影响，不利于促进消费模式的低碳化。为了克服“京都模式”下领地责任原则的上述不足，国内外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以消费者责任原则（consumer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樊纲等，2010；Munksgaard & Pedersen，2001；Peters，2008）或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分担原则为基础的碳排放国家责任核算方案（Ferng，2003；Gallego & Lenzen，2005；Kondo et al.，1998；Rodrigues et al.，2006）。这些“碳核算”方案的核心思想在于考虑国际贸易带来的排放空间转移问题，使消费者环境责任得到充分的体现。 综上可见，考虑历史排放责任的各种“碳预算”方案是为了克服现行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并不能充分反映各国历史碳存量责任的公平性问题，而包含消费者责任的各种“碳核算”方案则主要是为了实现各国现实碳流量责任分配的公平性和碳减排的有效性，从而充实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实质内涵。在学术界，消费者环境责任问题以及基于消费者责任原则的碳核算方案，近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学和气候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新兴热点研究领域（Wiedmann，2009）。在以消费者责任原则或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分担原则为基础的碳核算方案研究中，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是一个主流的分析工具。囿于数据的缺乏，早期大部分研究主要基于单区域投入产出（single region input-output，SRIO）模型框架下进行。SRIO模型没有区分中间产品来源地，不能模型化各国、各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和贸易联系，因此不能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的反馈性出口效应和间接贸易效应的影响，导致该估算方法与消费者责任的基本思想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并且其“国内技术假设”（domestic technology assumption），即假设进口产品的生产技术与进口国一致往往会使估计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Andrew et al.，2009）。后续的研究越来越多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ulti-region input-output model，MRIO）模型（Wiedmann et al.，2011）。表1和表2归纳了各种单一责任指标和责任分担方案的内涵、提出者和采用的模型框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基于MRIO模型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所提出的新核算方案的基本思路和构建方法进行探讨，具体方案并未被用于相关经验研究或者只是用于考察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排放责任问题，而综合不同方案的实证分析和评价比较更是缺乏。在少数的研究中，史亚东（2012）基于GTAP数据库构建了一个两国模型，采用R&al方案的基本思路评估了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Andrew & Forgie（2008）基于GL&al-U方案考察了新西兰主要产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责任。张友国（2012）采用GL&al-U和GL&al-D方案分析了中国各产业部门的二氧化硫排放责任。最近，Zhang（2015）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采用MRIO模型估算了在不同责任分配原则下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责任。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两方面：首先，在系统梳理已有的各种单一责任碳排放核算指标和碳排放责任分担方案的基础上，突破SRIO模型的局限，在统一的MRIO分析框架下对已有的碳核算方案进行了一些修正或拓展（表1和表2），使得这些方案能够考虑国际供应链的影响，适用于分析国际碳排放责任分配问题。其次，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序列（WIOTs）及其碳排放数据，从单一责任视角和责任分担视角对1995-2009年40个国家（地区）的碳排放责任进行估算和比较分析。在已有的相关经验研究中，Andrew & Forgie（2008）仅考察了新西兰的碳排放责任，史亚东（2012）则采用的是简化的两国模型，并且这些研究只是基于某一种责任分担原则。本文则基于多种责任分担原则考察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排放大国的碳排放责任，同时采用了包含41个国家（地区）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全球生产、贸易和碳排放格局，使测算结果更为客观、准确，而且允许我们比较不同核算方案对于各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的影响。 二、碳排放责任核算模型及其数据基础 （一）MRIO模型框架 MRIO模型内生化各国（地区）的生产技术和贸易模式。以3个国家为例，式（1）是MRIO模型的一个基本表达式：
（二）基于生产者或消费者责任原则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指标 1.领地排放 领地排放是一个国家（地区）领土之内发生的生产碳排放，即一国各生产部门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之和。⑥国家1的领地排放责任
非常直观，用公式表式为：
2.完全生产排放及其调整 按照完全生产排放责任的基本内涵，一国（比如国家1）完全生产排放中的国外排放部分不仅应该包括一国直接中间产品进口而在国外引起的排放（直接贸易效应），而且还应该包括这些中间产品的出口国又从其他国家进口从而间接引起的外国排放（间接贸易效应）。因为所有这些排放都是为了满足国家1的生产和收入的创造。不过，在Eder & Narodoslawsky（1999）和Ferng（2003）的研究中均采用SRIO模型对完全生产排放责任进行测算，无法考虑上述“间接贸易效应”所引致的排放。本文研究将扩展至MRIO模型，放松“国内技术假设”，同时包含间接贸易效应。
根据式（3）可以求出各国的产出，则国家1的完全生产排放为：
完全生产排放指标固有的一个缺陷是重复计算（double counting）问题（Ferng，2003；Lenzen et al.，2007），即所有国家完全生产排放量之和大于实际世界总排放量。为了解决重复计算问题，我们把各国完全生产排放在“世界完全生产排放总量”（存在重复计算）中的比重作为该国生产的“责任份额”，通过该份额重新分配实际的世界总排放。国家1调整后的完全生产排放为：
3.最终生产排放 根据Peters（2008），最终生产排放可表示为：
4.消费侧排放 与最终生产排放不同，消费侧排放是一国最终需求（或者说最终产品使用）引致的国内和国外排放（Peters，2008；Andrew et al.，2009）。基于MRIO模型，国家1的消费侧排放可表示为：
5.Ghosh-MRIO模型与收入侧排放 之前的投入产出模型均属于Leontief模型。收入侧排放从初始投入开始考虑环境责任，需要采用Ghosh模型进行测算。Ghosh模型也被称作供给面投入产出模型（Miller & Blair，2009）。Ghosh模型的销售矩阵
的元素为直接销售系数
，即部门i直接销售给部门j的中间产品占部门i产出的比例。定义变量：
（三）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分担原则的碳排放责任分担方案 1.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的加权平均 K&al方案、Ferng方案、Peters方案和R&al方案均是对某种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进行加权，得到分担排放责任。分担排放责任的估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不同的是，在K&al方案、Ferng方案、Peters方案和R&al方案中，生产者排放P分别采用领地排放、完全生产排放、最终生产排放和收入侧排放。此外，在实证研究中，K&al方案和Ferng方案采用的权数
=0.5。在R&al方案中，权数也是0.5，但这不是基于任意的选择，而是基于其提出的“对称性”（symmetry）的条件。 2.GL&al方案在MRIO模型下的拓展运用 Gallego & Lenzen（2005）基于产品供应链分析，分别从上游和下游两个角度探讨一国生产部门、最终需求者和初始投入提供者之间的环境责任分担，形成了GL&al-U和GL&al-D两个责任分担方案。Gallego & Lenzen（2005）是在SRIO模型框架内构建GL&al-U和GL&al-D方案，主要是讨论一个国家内部经济主体之间的环境责任分配。为了使这两个方案适用于研究国家之间的碳排放责任分担问题，需要把方案拓展至MRIO模型。 结合Gallego & Lenzen（2005）的责任分担思路，给定国家i的最终需求
，GL&al-U方案分配给各生产部门和各部门最终需求者的排放责任可用下面的式子估算：
基于Ghosh-MRIO模型，GL&al-D方案分配给各生产部门和各部门初始投入的排放责任分别为：
国家k的责任是各生产部门需要承担的责任加上该国初始投入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
Lenzen et al.（2007）认为，一个部门的增加值比重可以近似反映该部门对其投入组合的控制能力，增加值比重越高，该部门一般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力越大，因此需要承担较多的环境责任。因此，Lenzen et al.（2007）采用计算各部门增加值比重构建GL&al-U方案的责任分担系数矩阵θ和β，如式（15）所示。对称地，Lenzen（2008）认为，一个部门的最终产品在产出中的比重可以近似反映该部门对其销售结构的控制力，越高比例产品销售给最终需求者，说明该部门对产品政策和促销策略拥有越强的影响力，因此可以采用最终产品销售比重来定义基于Ghosh—MRIO模型的GL&al-D方案的责任分配系数矩阵
，如式（15）所示：
（四）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WIOT序列和
排放数据来自WIOD。⑦WIOT直接建模的国家（地区）包括欧盟27个成员国和欧盟之外的13个重要的经济体，其他所有国家被放入ROW（Rest of the World）区域。每个国家（地区）均包含35个部门，数据年份覆盖1995年至2011年。有关WIOT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Dietzenbacher et al.（2013）。由于
数据包括的年份为1995-2009年，因此本文的研究期间为1995-2009年。 三、主要结果及分析 （一）单一责任视角下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及其变化趋势 表3报告了单一责任视角下基于5种碳排放责任核算指标测算的2009年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量。领地排放是IPCC等国际机构通常使用的核算指标。可以看到，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侧排放均高于各自的领地排放。其中，美国的消费侧排放比其领地排放高15.3%，欧盟的消费侧排放比其领地排放高23.8%，日本的消费侧排放比其领地排放高19.5%。相反，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的领地排放大于消费侧排放。其中，中国的领地排放比其消费侧排放高30.9%，俄罗斯的领地排放比其消费侧排放高35.6%。这些研究结论与已有文献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Peters et al.，2011）。此外，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墨西哥、巴西和土耳其的消费侧排放高于各自的领地排放。而在发达经济体中，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领地排放也高于各自的消费侧排放。 除了领地排放，生产侧排放指标还包括最终生产排放、调整的完全生产排放和收入侧排放。表3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消费侧排放不但高于各自的领地排放，而且高于各自的最终生产排放。说明这些经济体最终产品消费引致的碳排放高于其最终产品生产引起的碳排放。相反，中国和印度的最终生产排放则高于消费侧排放。同时，对于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消费侧排放也高于调整的完全生产排放，而欧盟消费侧排放低于其调整的完全生产排放。中国、印度、俄罗斯的调整的完全生产排放也高于各自的消费侧排放。最后，收入侧排放是把排放责任分配给初始投入提供者（工人、资本所有者），可以看到，美国、欧盟的收入侧排放高于各自的领地排放，但仍低于各自的消费侧排放。中国、印度的收入侧排放低于各自的领地排放，但中国的收入侧排放显著高于消费侧排放。总之，表3的结果表明，对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和排放大国，消费侧排放指标普遍高于生产侧排放指标，尤其是显著高于传统的领地排放。相反，中国、印度、俄罗斯的生产侧排放指标一般高于消费侧排放。
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消费侧排放明显高于其领地排放，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恰好相反。之前的相关研究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成因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把很大一部分碳排放通过国际贸易转移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即存在突出的“南北国家碳排放转移”问题（彭水军等，2015；Peters et al.，2011）。也就是说，相对于国内资源环境服务供给能力，当前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活动对资源环境服务的消费存在严重的超载，这种超载压力通过产品进口得到缓解，但却加剧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压力和碳排放责任（张文城、彭水军，2014）。既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碳排放的受益者，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消费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生产造成的碳排放理应负有部分的责任，这也是学者们提出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分担方案的动因之一。另一方面，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消费侧排放远高于其领地排放，意味着国际贸易造成了较大规模的“碳泄漏”，削弱了发达国家减排政策的效果（Peters et al.，2011）。因此，同时从生产和消费的视角来核算一国的碳排放责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客观评估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全球环境影响，而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担贸易品生产的碳排放责任，能更好地体现经济收益和环境责任的对称性，促进全球碳减排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此外，通过比较消费侧排放和传统领地排放的增长态势来考察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的低碳化趋势可能得到很不一样的结果。如图l所示，1995-2009年期间，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侧排放量一直高于其领地排放量，美国、欧盟的领地排放与消费侧排放的差距有明显的扩大趋势。2000-2006年，美国的领地排放量出现下降趋势，但消费侧排放量直到2006年之前仍在缓慢逐渐上升。同样，欧盟的领地排放虽然在1995-2007年期间变化不大，但其他排放指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调整的完全生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因此，从领地排放指标来看，美国、欧盟经济出现较明显的低碳化趋势，但是从消费侧排放指标来看，却会得到相反的结论。研究期间，日本各类排放指标有较大的波动，但生产侧和消费侧排放之间的差异比较平稳。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09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生产侧和消费侧排放量均出现显著下降。但是，如图1所示，中国、印度在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均呈现快速的增长趋势。不同的是，中国生产侧排放增长快于消费侧排放，印度则相反。1995-2009年中国的领地排放量一直高于消费侧排放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差距迅速扩大。相比之下，研究期间，印度的领地排放也高于消费侧排放，不过二者差距不大且2003年之后差距还在进一步缩小。俄罗斯的领地排放比其消费侧排放高很多，但2000年之后二者的差距也有明显的缩小趋势。
（二）基于不同责任分担方案下的各国（地区）碳排放责任分析 表4报告了在6种不同的责任分担方案（均基于MRIO模型）下，2009年各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由于K&al方案、Ferng方案、Peters方案以及R&al方案的责任分配思路是取某种生产侧排放指标和消费侧排放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因此最终分配给各国的责任处于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之间。例如，比较上页表3和表4可以发现，在K&al方案下，美国的排放责任为4508.1Mt，高于其领地排放量（4187.7Mt），低于其消费侧排放量（4828.4Mt）；中国的排放责任为5480.1Mt，低于其领地排放量（6213.4Mt），而高于其消费侧排放量（4746.7Mt）。K&al方案、Ferng方案、Peters方案和R&al方案使用相同的消费侧排放进行加权，并且都给予0.5的权重，因此责任分配结果的差异取决于各方案所使用的生产侧排放指标。比如，美国的收入侧排放高于领地排放，因此R&al方案分配给美国的排放责任高于K&al方案分配的责任；相反，美国的完全生产排放低于其领地排放，因此Ferng方案分配的排放责任低于K&al方案。由于中国领地排放高于完全生产排放、最终生产排放和收入侧排放，因此K&al方案分配给中国的排放责任高于Ferng方案、Peters方案和R&al方案。 与“加权式”责任分担方案不同，GL&al-U和GL&al-D方案采用“自下而上”的分配思路，GL&al-U方案分配给一国的排放责任受到该国生产技术、贸易模式和各部门增加值比重的共同影响，GL&al-D方案分配的责任则同时取决于该国生产技术、贸易模式和最终产品销售比重。从实际测算结果来看，GL&al-U方案分配给美国的排放责任为4427.7Mt，高于GL&al-D方案分配的责任，而低于K&al方案、Peters方案以及R&al方案所分配的责任。相反，GL&al-U方案分配给中国的排放责任（5677.8Mt）高于其他五种责任分担方案。比较表3和表4发现，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发达经济体在GL&al-U方案下的碳排放责任均低于各自的消费侧排放，而高于各自的领地排放责任。相反，GL&al-U方案分配给中国、印度、俄罗斯的排放量高于其消费侧排放量，但低于领地排放量。由此可见，GL&al-U方案分配给各国的排放责任都处在领地排放和消费侧排放之间，在这一点上该方案的分配结果与K&al方案相似。GL&al-D方案分配给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巴西、墨西哥的排放责任也处于各自的领地排放和消费侧排放之间，但是分配给其他国家的责任则可能同时高于领地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或同时低于二者（如印度、土耳其）。
领地排放指标被当前IPCC等国际机构广泛采用。表5报告了在各种不同责任分担方案下，主要经济体1995-2009年累计排放总量相对于各自累计领地排放总量的差异。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各种责任分担方案分配的累计责任高于各自的累计领地排放责任，但低于累计消费侧责任。例如，在各种责任分担方案下，欧盟的累计排放责任比累计领地排放提高6.1%-22.7%。其中影响较大的是Ferng方案和Peters方案，分别使欧盟累计排放（相对于领地排放）提高22.7%和17.65%。GL&al-U和GL&al-D方案对欧盟排放影响较小，使欧盟累计排放分别提高6.6%和6.1%。在各责任分担方案下，美国的累计排放比累计领地排放高0.6%-10.5%，其中差异最小的方案为GL&al-D方案（+0.6%），差异最大的方案为Peters方案（+10.5%）。各责任分担方案分配给日本的累计排放比领地原则提高7.3%-16.9%。其中GL&al-U方案使日本排放相对于领地排放提高7.3%，而R&al方案使日本累计排放提高16.9%。相反，各责任分担方案分配给中国和印度累计排放均低于累计领地排放。各责任分担方案分配给中国的累计排放责任比累计领地排放低7.1%-16.5%，其中差异最小的方案是GL&al-U方案（-7.1%），差异最大的方案是Ferng方案（-16.5%）。各分担方案对俄罗斯累计排放责任的影响差异更大，加权式分配方案（包括R&al方案）使俄罗斯的累计排放责任相对下降13.7%-34.0%之间，但GL&al-U和GL&al-D方案对俄罗斯累计排放责任的影响相反，GL&al-U方案使其累计排放责任相对领地责任下降10.6%，GL&al-D方案则使俄罗斯累计排放责任相对于领地责任提高3.6%。与发达国家类似，各种责任分担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分配给墨西哥、巴西和土耳其的排放量高于领地排放。此外，表5最后一行显示，各责任分担方案分配给ROW（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责任也都低于采用领地责任所分配的责任。总之，相对于传统的领地排放指标，采用6种责任分担方案中的任意一种方案，美国、欧盟、日本的1995-2009年需要负责的排放量上升，而中国和印度需要负责的排放量下降。除了GL&al-D方案，其他5种责任分担方案也会降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的排放责任。 四、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WIOD提供的数据，本文采用MRIO模型从不同的责任视角分析了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结果发现，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消费侧排放指标反映的碳排放责任均显著高于传统的领地排放责任；对于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消费侧排放则明显低于生产侧排放，中国和俄罗斯在两种排放责任下的差异尤其显著。责任分担方案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以某种方式共同分担贸易品生产的碳排放责任。实证结果显示，与传统的领地责任原则相比，各种责任分担方案均提高了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排放责任，降低了中国和印度的排放责任。大多数责任分担方案也降低了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排放责任。推动传统基于领地责任原则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案的改革，采用生产者与消费者责任分担原则是促进全球碳减排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的需要，客观上也能够减轻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减排压力。为此，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除了要积极主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强调历史排放责任和人均排放水平的差异，也应该强调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生产的碳排放责任，主动推进碳排放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如何应用于国际制度的谈判，指导建立公平可行的国际气候新制度是各种碳核算方案由理论到实践的关键，也是碳核算方案研究的关键。但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提出的各种责任分担方案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理论思路和原则性的框架，到实际应用于谈判和实践仍有相当的距离。碳核算方案在未来的研究和推广方面无疑还面临政治障碍、技术困难和实施操作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我们认为，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如何合理界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责任权数或分配系数？在已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对此问题保持沉默。Lenzen et al.（2007）用增加值比率来近似确定责任分配权数，使其责任分担方案可以在已有数据基础下使用。但要使其责任分担方案得到供应链尤其是跨国界供应链上不同主体的接受，其责任系数的确定方法仍过于粗糙，尤其是在某些系数对结果有重要影响的时候。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生产部门、要素所有者和最终消费者是否合理，他们也没有进行论证。考虑到生产部门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相关性，Lenzen（2008）的分担方案实际上忽略了最终消费者的责任。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分配系数并非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其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公平合理地权衡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这个涉及价值判断的难题。它所牵涉的远不止经济学理论，还涉及伦理学、法律、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因此，碳排放责任分担方案在理论上突破有待于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专家的通力合作，需要综合运用“气候社会学”而不仅仅是“气候经济学”的理论工具。 第二，如何建立一个透明、可靠且足够详实的数据库以支持各种碳排放责任分担方案？对于责任分担方案的实际运用，已有数据资料还非常不足，包括历史数据缺失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没有覆盖。在国际层面上运用各种责任分担方案，需要有各国详细的经济和环境数据，最基本的数据包括投入产出数据、碳排放数据。同时，为了提高核算结果的可比性，不同国家在原始数据搜集和处理方法、投入产出编制方法、产业部门分类等方面要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是，目前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数据还非常缺乏，很多国家之间数据的匹配性也比较差。虽然近年来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建立和碳排放统计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Tukker & Dietzenbacher，2013），但已有数据库还不能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无法对很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排放责任进行评估，而且数据覆盖的时间段较短，难以进行历史趋势分析。因此，各种责任分担方案要能够应用于谈判和实践，除了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和方法论上的改进，还有待于通过国际合作大力推进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 第三，如何把碳流量责任核算与碳存量责任核算结合起来？本文提到的各种碳排放责任核算指标和责任分担方案都是碳流量责任的核算，主要考虑对各国每年排放责任的调整和分配，目的是考虑消费者责任，解决国际贸易背后的碳排放国际转移问题。事实上，转移排放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国际气候谈判中被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目前已取得较大进展的各种碳预算方案中主要涉及排放空间和历史责任的核算，并没有强调贸易的转移排放与消费国责任问题，学界也尚未有研究文献在统一的框架下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个综合的碳预算方案。显然，碳流量责任核算与碳存量责任核算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在追溯历史排放责任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现实排放责任的公平分配，从而丰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实质内涵，构建作为“京都模式”替代方案的更为高效、公平的国际气候新制度，以同时实现公平分担减排义务和保护全球气候的双重目标。 除了对责任分担方案本身的继续深入研究，模拟和评估不同的责任分担方案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例如，对碳泄漏的影响，对消费模式的影响）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内容。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或许可以为这类研究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和评论，感谢中国留英/留欧经济学会2014年国内年会参会学者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指祖辈享受的权利后代有权继承的原则。 ②这些方案的核心内容在于碳预算总量的确定和公平分配方式的选择。 ③理论上，市场价格机制有可能把生产者的环境成本以产品价格上涨的方式部分传递给最终消费者。但是，当存在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市场势力）和政府干预（如能源补贴）时，价格机制往往不能有效使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很少受到限制，市场机制不完善，能源补贴普遍存在，而且发达国家进口商往往有更大的市场势力，因此价格机制难以使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分担进口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引起的环境损害。 ④在本文，“责任”不是一个抽象术语，而是指在某种责任分配原则下一国需要负责的碳排放量。例如，“消费侧责任”等同于说“消费侧碳排放”。 ⑤由于篇幅的限制，本部分只是简要说明各种责任核算指标和责任分担方案的构建。在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见《经济研究》网站），我们对各种责任指标进行详细的回顾，对相关方法论也有详细的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工作论文还报告了更多的结果，包括部门排放责任、敏感性分析等。 ⑥类似Rodrigues et al.（2006）、Lenzen et al.（2007）、Peters（2008）等研究，本文没有考虑家庭直接排放。领地排放实际上并不需要根据式（2）进行测算，因为WIOD提供的原始排放数据本来就是领地排放量。 ⑦本文采用的数据是WIOD在2012年4月份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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