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理性视域下孔子经权思想研究
谢紫冰 修建军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00）
【内容摘要】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醇厚的实用理性精神品质，其内涵的实用性和理性特征是合理解读孔子经权思想的方法论视角。“经”是孔子的行为准则，也是其坚守的道德原则，但并非一味固守，而是寓理性于其中，在现实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权变。在实用理性的引导下，孔子之经并没有成为理论教条，而是与权变思想相结合，具备极强的实用性，成为后世人们解决原则与现实冲突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并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实用理性 孔子 经权思想 理性 实用性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品质，这种品质兼具理性精神和实用态度。作为儒家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孔子经权思想，正是实用理性精神的突出表现，它一方面高扬着对“经”所蕴含的道德原则的认可和坚守，但同时又不失理性，主张在行“经”之时，要具有应时达变、据事而动的现实实用态度。在实用理性精神的引导下，孔子之经并没有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教条，而是寓理性于其中，并与权变思想相结合，使孔子思想具备了极强的现实实用性，也为儒家思想注入活力，经权思想亦成为后世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时的一种指导性原则。因此，在实用理性视域中分析孔子的经权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孔子因时权变的人生哲学，同时还能对这一儒家哲学问题的现实应用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一、实用理性的特征
实用理性一词是李泽厚用于阐释孔学特点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时所用的一个创新性词汇。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1]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实用理性对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主要由于其兼具理性与现实实用性两大特点。
4.学习。有一部分自控能力较差，心理还不够成熟的大学生，他们把爱情当成了人生的全部，陷入而不能自拔。他们经常因为恋爱迟到早退或旷课，荒废学业，不仅考试挂科，还浪费了青春年华，辜负了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苦心，浪费国家的教学资源。
第一，实用理性蕴含着一种理性思维。这种理性思维区别于理智，且又长于理智，它不局限于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更多的是一种认识事物和对待事物的态度。这一思维在孔学思想中尤为突出。孔子崇周礼，但并没有以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心态去对待和宣扬，而是从人的血缘、情感、心理等层面出发，理性的给予礼以“仁”的解释；孔子在为人处世中主张“中行”，“中”即是无私情的不偏不倚，而“无所私的情感，便是理性”[2](P121)；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也不是痴迷的崇拜或者畏惧，而是采取一种理性的、高明的态度——存而不论，且敬而远之。这样的理性思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它指导人们在对待事物时，不是去以一种神秘狂热，而是采取现实、合理、冷静的态度；在采取行动时，冷静思考，将行动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权衡之后方才实行，而少有冲动执迷，草率莽撞；对待欲望和情感，并不去采取扼杀般的禁欲和无度的纵欲，而是以理节情，对合理的情感和欲望给予支持和满足；在看待宗教和上帝的态度上，并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而是反求诸己，达到社会拯救和自我实现。因此，这样的理性思维使中国缺少宗教信仰，神灵崇拜，多的则是对历史传统的理性观察，对人心性的理性思考，以及对道德的理性认知和坚守。
第二，这种理性思维具有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即不注重对某些哲学课题进行纯思辨的抽象，也不注重对其进行形而上的探讨，而更多的则是把它放在现实中，去思考它的操作方法和现实功用，以实用性和可行性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杆。这与奉行“有用即真理”的美国实用主义颇有几分相似。“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3](P689)此语深刻的揭示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重实用而轻玄想的实用之道。中国古代的兵学、农学、医学等实用科学格外发达，原因在于他们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是现实经验的积累，而需要科学方法归纳演绎的自然科学，则远远逊于西方；作为国民基石的教育，也主张“学而优则仕”，寒窗苦读十余载，支撑他们的并非对知识的渴求，而是有朝一日出仕为官的现实成果。因此，在实用思维的引导下，中国人尽管有对道德理念的真诚坚守，有对真理的虔诚信奉，但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则更倾向于从现实出发，作出权变的应用。
与此同时，孔子在思想中也明确提出“权”的概念，以此肯定人们在行使道德原则过程中，具有根据具体境遇选择适当行为的自由，并且予以高度重视。“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由此可见，在孔子思想中对行“权”的重视已经超越了“学习”“取得某种成就”和“事事依礼而行”[5](P95-96)，成为最高的处事原则与人生境界。而那种只一味遵经守道，墨守成规，不知应时权变的处事方式，孔子认为是不可取的。因此，他主张人们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要根据现实生活境遇灵活变通，不可一意孤行，脱离现实实际。在孔子日常生活的言行之中，其对权变思想的理解与应用表现的颇为明显。孔子在正名思想中极力主张君君、臣臣，认为这是不变之礼，然而现实也有例外，如遇君王实在无道，孔子便主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同样，孔子在评论蘧伯玉时，提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作为臣子，不但要坚守修己以安百姓和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抱负，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要具备识时务的能力，即根据具体的境遇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如蘧伯玉，能够依时进退，通达权变，如此方为真君子，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此外，孔子在评述先秦逸民时，有一段对自己的评价，“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其行为的选择，都在两可之间，而如何选择，全在于时，即根据实际境遇，应时权变。此句成为孔子权变思维的经典表述。在与曾子谈话中，孔子曾因其不会行权而愤怒。《孔子家语》中记载曾子因一味遵守孝道，而被父亲棒打至昏厥，此事令孔子格外失望和气愤，并教导其“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6](P178)，要懂得行权，不可盲目死守孝道，否则将会陷父亲于不仁不义的骂名之中。“亚圣”孟子对孔子的行权思想予以高度认可和赞扬，认为其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的“圣之时者”。无论是“圣之清者”的伯夷，“圣之仁者”的伊尹，还是“圣之和者”的柳下惠，均不及通达权变的孔子，故而称孔子为“集大成者”。可见，主张权变的实用思维是先秦儒者最为重视的处事原则之一。
二、孔子经权思想与实用理性
礼，是孔子之经的首要内容，是孔子言行的根本原则。而孔子所尚之礼即周礼，他认为周礼是对夏商两代之礼损益之后的产物，更为完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的理想，就是复兴周礼，维护尊卑长幼的社会秩序，重建西周的礼乐文明。因此，孔子对周礼极为推崇，将其看做人安身立命之本，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同时孔子还认为懂礼、行礼是人具备各种美好品质的关键，“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而对于有学问的人，亦应“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这样方可不违背道义，成就君子人格；另外，孔子还提出“克己复礼”的实践原则，主张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将人的一切行为都纳入礼的框架之中，以此来强调礼原则的绝对性。而仁，则是孔子对礼所赋予的新的内涵，即从人的血缘、情感、心理等层面出发，给予礼以内在之“仁”的解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孔子把仁当做人的内在道德要求，把礼当做人的外在行为规范，并认为人的内在道德要求是更为重要的部分，“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人如果失去内在之仁，则外在之礼便会失去价值。因此，孔子在教导其弟子时，根据不同弟子，给予仁不同的解释，如“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等，以此希望其弟子能够更好的践仁，行仁，从而推己及人，将仁提升为社会的普遍价值原则，成为礼乐文明社会建立的基础，最终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人》）的境界。也就是说，孔子希望道德主体能够把仁当做不可违背的人生最高原则，并无条件的时刻恪守。不仅在对富贵、贫贱这样关乎个体生存的问题上不违仁，且还要在一顿饭的时间内，在仓促匆忙或是颠沛流离中亦不违仁。孔子以两个“必”字，突出了仁道原则的绝对性。
所谓“经”，其本意为织物之纵线，后逐渐发展出规范、原则意，具有了普遍性和刚性的特点，“经，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4](P294)即行为主体应在生活中坚守的立场与原则。而“权”，“黄桦木，从木，雚声，一曰反常。”[4](P117)之后又引申为“权衡”“变通”等意，是指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面对产生的道德冲突，行为主体在道德行为选择中所做出的权衡变通。可以说，经和权，本质上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问题，而具体到孔子思想，即是一方面对礼、仁原则的认可和坚守，另一方面又不失理性，灵活的将礼、仁原则权变于现实生活，注重其现实可行性与实用性。
至此电动汽车最优出行的约束条件便已完成，配合联合目标函数，共同构成了电动汽车最优出行路径的规划模型。由此模型，便能求解出任意初始位置与终止位置的最优路径。
在实用理性思维的影响下，孔子的经权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为使儒家道德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明确道德原则在实践过程中有常态和变态之分，在正常情况下要坚守道德原则，而在特殊条件下也要通达权变，不拘泥于此，亦不排斥于彼，这使儒家思想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因此，孔子的经权思想，作为方法论，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既能够坚守道德原则，又能在特殊情境中做出合理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为解决道德规范在现实践行过程中遇到的两难选择困境提供方法指引，是促使儒家思想走向现实生活的关键一环。
3）加强基础学校与科研机构、企业单位的对接。课堂不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唯一途径，学校可以定期邀请科研人员、企业人士对学生进行培养指导；同时，学校应为对特定领域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接触相关专业知识、器材的途径，让学生在较低年龄即可初步接触专业问题及情境。
实用理性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孔子的经权思想即是实用理性思维的一个集中体现。如果孔子仅仅局限于对礼仁合一之经的执着坚守，而有失理性与权变，那么其思想也将会陷入生硬与刻板之中，出现权威主义的倾向，甚至落入空洞的形而上学，成为理论教条，而他对现世人生的体察也将归于肤浅。因为任何普遍原则的开展和落实，都要基于在生活中具体的现实情境，这其中就隐含着原则与现实相互冲突的潜在可能，所以，任何价值原则在现实应用中都应存在一定的理论张力。孔子正是凭借其理性精神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以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来看待“经”这一礼仁合一的道德原则，而不是某种狂热与执迷。在实用理性思维的引导下，孔子没有一味的迷信于传统的礼文仪式，而是注重于如何通过理性的损益，将其践行于当下现实生活。这样，一切行动都会先通过理性天平的衡量，再付诸实施，从而使行动既能符合经的道德原则，又能根据现实情景，作出灵活的权变，突出经的现实实用性，最终寓实用性于理性当中，达至孔子所向往的中庸之境。所谓“中”，即不偏不倚；而“庸”，即平常。故而经权思想在此中庸境界当中，一方面不会固守于经，死守善道，使经失去活力，另一方面，则避免肆意权变，失去原则，成为“乡愿”，从而理性的做到“执两用中”，不偏不倚；而权变的依据，则是平常现实，关键在于应时而变。“中庸者，实用理性也”[7](P166)，这便是孔子经权思想对实用理性思维的深刻呈现。
三、孔子经权思想的现实应用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虽然没有系统、理论的对经权问题进行概括与阐发，但他对经权问题给予的重视，以及他在经权问题上采取的价值取向，为后世儒家经权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根基。之后的孟子、荀子，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经权思想，并将其拓展发挥，后又经董仲舒、朱熹等大儒的阐发，使经权思想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扩展，也使其中的理性态度和通达权变的实用思维深深融入儒学精义当中，并流传至今，对当前社会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任葆华认为，沈从文在作品中构建的湘西世界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契合，这种契合不仅包括人和外在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自身内部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和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如天保、傩送、柏子、祖父、翠翠、连长、五明等，都是顺应质朴生活方式的人，都是不悖乎人性的人物。这种质朴的契合感与都市生活的繁杂形成了对比[14]。任葆华还指出，沈从文到都市生活后产生的挫折感和自卑感进一步触发了楚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因此他构建的湘西世界是“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原型的体现[14]。
我国的社会建设，由于特殊的国情，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所依据的指导思想，以及发展规划都需要借鉴于国外。但对于任何一种外来经验和理论，中国人总会凭借其实用理性思维，理性看待，并进行权变，注入中国化的因素之后，方才被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是经权思想在当代应用的经典。其中，马克思主义便是具有原则性的“经”，而权变的依据，则是中国各个阶段的基本国情。具体来说，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的现实国情，对这一理论予以理性对待，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路线规划和政策制定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贯彻落实加以适时的权变，从而使理论具备现实实用性和可行性的特点。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新中国两位伟大的领导人，在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但又始终秉持理性态度，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和思想路线。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P111)而邓小平同样也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P277)在两位伟人的言论中，“本本”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即是马克思主义之经，这是方向和原则；而两人均提到的“实际情况”即是要应时而变的“权”，其中，理性充当了经与权之间的桥梁，而实用则是最终目的所在。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革命路线，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最终使港澳回归，并繁荣发展。在新时期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创新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又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境界，新高潮，而在实用理性影响下的经权思想也因此得到进一步贯彻和发挥。
如今，中国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在教育、科技等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其经验和管理制度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而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一定以孔子的经权思想作为指导，始终秉持实用理性的思维，理性地看待他国经验，并将之与当前国情相结合，注重现实可行性，从而避免陷入“本本主义”的窠臼，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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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10-0119-04
* 作者简介： 谢紫冰（1993—），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思想文化研究；修建军（1962—），女，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儒学研究。
（责任编辑：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