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设问题的意——兼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重心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重心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1927年至1949年这23年间，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用革命的手段破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旧世界的同时也在建设新世界，在革命根据地（苏区、边区和解放区），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文化教育建设。①这些建设巩固了枪杆子打下的胜利果实，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给革命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援。根据地的建立和各项建设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根据地人民亲身感受到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白区人民也在黑暗的现实中看到了光明的未来。不仅如此，革命中的建设还从创造制度、培养人才以及物质基础和思想理论等方面为建国后的建设作了准备。因此，它的意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看都是非常重要的。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对革命中建设问题论述在份量和深度上都是很不充分的。现行的这类著作和教科书，就其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而论，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革命化”的革命史。近年来，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部分党史、革命史学者的注意，并且在某些建设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建设领域的孤立研究不能从总体上充分反映出革命时期建设问题的地位、价值和意义。因此，本文将从总体上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设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并希望理论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重心从革命方面转移到建设方面来。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研究主要有哪些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意义呢？
首先，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领导的各种建设，不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表现和反映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的历史事实。就是说它既是历史的本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不了解革命中建设的地位和意义，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问题是和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革命的独特道路密切相关的。旧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这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包括三个方面：即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辩证关系是：土地革命是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主要支柱，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形式；而根据地建设则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依托。可见，在体现“中国革命逻辑”的革命道路中内在地包含着建设的内容，而建设的内容又最能表现和反映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都不是中国革命的专利，唯有革命根据地建设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纵览古今，横观中外，无论是社会制度变迁还是王朝更迭，都是先打天下再治天下。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革命道路却一反古今中外先打天下再治天下的模式，而是边打天下边治天下，打下多少天下就治理多少天下，治理好已打下的天下再来支持打下更多乃至整个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正是在这种革命和建设、破和立、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辩证运动推动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因此，不了解革命时期建设问题及其意义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把革命史“革命化”，既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本然，也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必然。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准备和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在历史上和逻辑上的有机衔接，是中国新旧社会更替演进的独特优点。
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无疑是有区别的。革命时期的建设是在革命战争和全国范围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的直接目的是支援革命战争，提高根据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且只能在革命战争容许的情况下，在根据地范围内进行的。它的目的是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在历史和逻辑上又具有内在的联系。革命时期的建设在当时并不是历史活动的重心，也不是全党的工作中心，但却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完全崭新的历史因素，它是生长着的新社会萌芽，是新世纪来临的破晓曙光。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后的建设是革命时期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国范围的继续和发展。能够将根据地的建设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相配合，这表明，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并日益自觉地遵照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创造历史。他们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伟大的首创精神，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和科学社会主义（从局部到整体，从根据地到全国）的现实化过程紧密相连的。由此而导致的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后的建设在历史和逻辑上的有机衔接，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更替演进的独特优点。现行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著作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出这一特点。它们花费了不少笔墨论述总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则点墨寥寥。这是对中国新旧社会更替的历史特点的漠视，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都是有缺陷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源头所在，根据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不复存在，但从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广泛起作用的现实因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的全面斗争，由于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存在，又使这些斗争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红区”和“白区”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形式。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根据地不仅是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依托，而且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毛泽东说过：“根据地政权是全国政权的雏形。”③我国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从这个“雏形”发展而来的。土地革命期间，许多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以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阶级关系和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工农民主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并以和国统区参议会有本质区别的“三三制”参议会为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历史。解放战争期间，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原来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成为人民民主政权，组织形式也由“三三制”参议会变为人民代表会议。至此，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定型，并被庄严地载入《共同纲领》和历次宪法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据地政权尽管名称各异情况有别，但都有下列共同点：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都实行民主集中制，都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都属于代议制民主的范畴。这些政权给根据地人民的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民主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民主、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反动政府和贪官污吏的独裁腐败祸国殃民形成了鲜明对照，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显示了极大的政治优势。正和一切开端都以萌芽的形式包含着未来的发展那样，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许多弊端也存在于这个“雏形”之中。比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等，可以说红色政权一产生就存在此类问题。无论是基本制度的优越性还是体制上的一些弊端，都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研究这个“雏形”时期的经验教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实践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和准备了各种层次上的成批人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各种建设，建设的实践又必然呼唤和培养着建设的人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像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那样，在没有夺取全国政权前，就有了领导建设的实践经验。他们一方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统帅指挥革命军队用枪杆子打江山；另一方面领导人民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民主政权，组织变工队，合作社和对外贸易，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兴办学校等，通过各种建设来“安邦治国”。他们决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武夫，而是武功文治兼备的一代“风流人物”。因此，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后很自然地成为新中国建设蓝图的设计师和战略决策者。
不仅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实践也为建国后的建设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从事部门工作的领导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上过硬又熟悉本门业务的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沈鸿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解放后，边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延长石油厂变成多少油田？！一个机器，变成多少机械制造企业？！一个难民纺织厂变成多少纺织联合企业？！一个化学工厂变成多少化工基地？！而这些企业当中哪一个没有当年的延安人？！没有从抗日根据地出来的人呢？！”④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事业是培养新中国建设领导骨干的摇篮，那是毫不夸张的。
第五，党在总结革命时期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丰富深刻的建设思想。这些建设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经济建设方面：关于反对只重视革命战争忽视经济建设和脱离战争实际无根据冒险发展的倾向，即根据需要和可能，从实际出发组织经济建设的思想⑤；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⑥；关于公私兼顾解决利益矛盾的方针⑦；关于自力更生为主，尽可能争取外援的方针；关于在没有战争直接威胁的条件下，经济建设是边区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的思想⑧；关于在服从法律的条件下，欢迎中外资本、华侨资本来边区解放区投资的政策⑨；关于“自然科学要与生产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思想⑩；关于苏维埃国家工厂“建立完全的个人（厂长）负责制”和“严格的核算制”思想等等。(11)
在政权和民主建设方面：关于必须保证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只要占政权三分之一的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领导权，领导权的实质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的思想(12)；关于共产党“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13)，反对一党包办，“以党治国”的错误倾向的思想(14)；关于人民民主大家负责监督政府跳出“周期率”的思想；关于反对把“选举偶象化神圣化”，边区民主政治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人民进行经济文化建设，“造成行动的民主”的思想(15)；关于政府领导机关应贯彻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的思想：关于建立“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政府机构的思想(16)；关于政府和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思想等等。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关于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新文化”的文化纲领(17)；关于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18)，必须和党内资产阶级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的”思想；(19)关于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的思想；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20]，“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的思想(21)；关于在号召群众自己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中，必须建立“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思想(22)；关于文学艺术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等等。(23)
仅从上述极不全面系统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何等的丰富和深刻！有些建设思想曾对建国后的建设起过长期的指导作用。有些思想虽一度忽视或失传，但在经历几十年的岁月后，其价值被重新发现。这些建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长远的借鉴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设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建设的实践和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极为宝贵的遗产。如果说中共党史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那么，革命时期建设的实践和思想就是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日益显示出独特价值的无价之宝。因此，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些珍宝应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重心。
（三）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内容，革命时期的建设是从属和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对革命方面的研究具有永久的绝对优先的地位。历史活动的中心作为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的，对历史活动的研究重心则是可以改变的。历史的客观进程是一回事，选择研究历史进程的重心和角度则是另一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历史科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应该服务于这一工作中心。因此，完全有必要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重心从革命方面转移到建设方面。
首先，实现这个重心转移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史和革命史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革命时期的建设和建国以来的建设虽然发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两者在历史和逻辑上的联系它们具有下列共同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事业：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的：作为建设是有共通的规律可寻的。因此，革命时期建设实践和思想，对今天的建设无疑能起比较直接的借鉴作用。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和革命史资政教化功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其次，实现这个重心转移可以促进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加深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现在，学术界对将党史、革命史研究重点转到建国后，已基本形成共识。如果不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重心转移到建设方面来，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因为，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根据地发展史既是革命史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共和国史的前史。不能设想，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不了解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不懂“三三制”，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忘掉“延安精神”，研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可以丢掉根据地的人民调解制度和“马锡五审判法”。只要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和第二卷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第三卷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相比较就可清晰看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在科学总结党建立根据地人民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4)这个“长期”不仅包括建国以来，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容的历史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第三，实现这个重心转移也可以给革命方面的研究引入新的视角，即从建设的角度研究革命的内容。革命和建设都有其特殊规律和方法，也有其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律和方法。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隔行不隔理”，这个跨“行”之“理”就是一般规律和方法。有些哲学家运用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的方法论来探索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25)有些企业家和学者研究把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26)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讲过，组织科技攻关来制造原子弹、人造卫星，实际上就是聂帅他们把战争年代大兵团协同作战方法应用到建设事业上来。这一切都说明，完全可以和应该从建设的角度来研究革命的内容。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可以大大拓宽、增强党史和革命史的功能。
最后，实现这个重心转移可以促进整个历史科学研究的主题变换和重心转移。长期以来，历史科学的主题和重心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而对历史发展中更为本质的建设问题则研究很少。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史首称是生产发展的历史，“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7)，阶级斗争只有在变革和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情况下才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找不到《生产力发展史》和曾是马克思殷殷期盼的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和“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工具的发展史著作。(28)这表明，历史研究的主题变换和重心转移仍然是有待完成的艰巨任务。研究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中形成的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像列宁研究“血汗工资制”那样研究历代剥削阶级的“剥削艺术”及其发展规律；从建设角度研究历代统治阶级“安邦治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发展规律等，这些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这些文章作好了，就能真正而不是泛泛而论地确立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让人民走进历史；同时必将使历史科学从政坛、书斋和课堂走出来，成为人民群众日常平凡的创造历史的建设实践中需要和有用的东西，使历史走进人民，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这些文章作好了，也必将对历史科学的教学、研究、招生、分配带来积极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漫长中国历史中距今最近和现实关系非常紧密的一部分，如果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必将促进整个历史研究的主题变换和重心转移，给历史科学带来新的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这里的“建设”主要在“建设新世界”意义上使用的，党和军队的建设暂不涉及。
②⑤⑥⑦(12)(13)(16)(17)(18)(19)(20)(21)(22)(23)《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人民出版社，第542页、第893页、第891页、第894-895页、第742页、第809页、第894-895页、第708-709页、第1418页、第793页、第618页、第1082页、第1011页、第855-856页。
③参见江渭清《谆谆教导 殷殷情怀》，《南京日报》1993年12月24日第1版。
④《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41页。
⑧(15)《任弼时选集》第344页、第265页。
⑨《论联合政府》原文中有关于欢迎外国投资的一段话。参见金春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23页；再见《任弼时选集》第398页和《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的社论。
⑩《李富春选集》第30-32页。
(11)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转引自《文献和研究》1984年，人民出版社，第69页。
(14)(2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页、第三卷第3页。
(25)参见李秀林《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第53-66页。
(26)参见徐仲华等：《毛泽东兵法与市场经济大海的游泳术》，《领导科学》1993年第7、8期。
(27)《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32页。
(28)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409页脚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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