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中间阶级”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论述论文,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尤其是50—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引起了职业结构和劳动力构成的巨大变化,并进而促进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者加强了对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并形成了众多的阶级理论流派。在这些流派中最有代表性、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是“新中间阶级”论。
“新中间阶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由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阶层的统称,它主要包括“新小资产阶级”和“新工人阶级”。由于“新中间阶级”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联系紧密、社会影响大,所以对于深入研究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变革前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巨大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各行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流通、管理和服务领域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大量增加,一大批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相继出现。这种客观形势也迫切需要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与社会阶层结构进行正确的分析,以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与正确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中间阶级”论,对我们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中间阶级”论产生的背景
战后初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都是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体,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占就业人数的绝大多数。60年代以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来的许多传统工业逐步衰落;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工业,如电子计算机、宇航工业、生物工程、海洋开发等迅速兴起;又由于实行了各种福利政策和国内外贸易、交流及科学教育事业不断扩大,使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雇佣劳动者队伍迅速扩大。最近30多年来,西方国家的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工人、科技人员的需求,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雇佣劳动者在有独立收入的居民中所占比例由1950年的68%上升到1978年的81%。由此可见,雇佣劳动者占西方国家就业总人数的绝大部分,而其中大多数又是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他们的人数和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雇佣劳动者的内部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迅速增加,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人数相对减少;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相对减少,而脑力劳动者大大增加并且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传统的工人阶级人数在减少,蓝领工人白领化、知识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福利政策的实施,政府管理部门、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如秘书、打字员、收发员等,在不断增加。
再次,由于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和集体化,传统的“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在大大减少,他们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包括农民、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业主等。其中主要是农民人数大量减少,凡是与大工业相矛盾的小资产者也在逐步减少。
这种状况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工人阶级的范围已扩大,工人人数的绝对数字已增加,也就是说现在工人阶级的概念早已越出产业无产者或工厂无产者的范围。第二,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以体力劳动为标志的“蓝领工人”明显减少,以脑力劳动为标志的“白领工人”大大增加。第三,生产性工人明显减少,非生产性工人大大增加,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多层次倾向,各阶层之间在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第四,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管理科学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公司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造成了一种新现象,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阶层。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划分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标准是什么?尤其是究竟如何确定技术—专业管理人员阶层的阶段属性?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说法不一,争论激烈。
就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而言,它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产物,在当代科技发展、资本密集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人数仍在增长。它们一般把技术—专业管理人员这一也领取薪金的阶层全部划归工人阶级,只谈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问题,不谈在工人阶级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新中间阶级”问题。
然而以非党派、非正统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尤其是对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阶层,具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们明确提出在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之间已出现一个“新中间阶级”。
二、“新中间阶级”论的表现形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中间阶级”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一)“新小资产阶级”论
“新小资产阶级”论的基本涵义是把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划入“新小资产阶级”,以示与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有所区别。
“新小资产阶级”论的主要代表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希腊籍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科斯·普兰查斯。他的阶级理论、尤其是“新小资产阶级”论在西欧、北美有一定的影响。他被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著名的“阶级理论家”。
普兰查斯确定与划分“新小资产阶级”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以非生产性劳动作为划分和确定“新小资产阶级”的标准,从而把大部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领取薪金的人划归“新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工人阶级,也有别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另一条是认为人们的阶级地位不仅应根据经济地位来确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决定阶级地位的重要因素。当代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推崇普兰查斯在阶级划分问题上的这种“多元决定论”。
“多元决定论”一词出自普兰查斯的老师、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一书。为了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关于矛盾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决定论”,阿尔都塞按照结构主义原则,提出了矛盾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决定论”,他说:“矛盾,在它的原则上,是被多元决定的东西。”[①]
根据阿尔都塞的矛盾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决定论”,普兰查斯认为阶级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而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三个“结构方面”是有统一性的。因而他主张,在划分社会阶级时,经济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也应该同样是决定因素,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说:“社会阶级是由社会成员组成的集团,社会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即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是划分社会阶级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标准。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对确定社会阶级具有主要作用。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经济地位就足以确定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宣称,在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中,经济确实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每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分析社会阶级时,他们远非把自己仅仅局限于考虑经济标准,而是明确地提到要考虑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②]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上,尤其是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阶级属性的确定上,普兰查斯根据他的这种“多元决定论”,把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划入工人阶级,除此之外,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都被划为“新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所有的商业雇工、白领工人、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及其他脑力劳动者。因为从“经济方面”来看,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因而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从“政治方面”来看,即使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管理和监督人员也不能划为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从社会分工的意义来说代表着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再现,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使工人无法接近生产过程中的“机密知识”,各级专家的存在似乎自然而然地说明工人自己无力组织生产,因此,专家体现着资本支配工人阶级的思想支柱与载体。
普兰查斯的“多元决定论”认为,主要以技术—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新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被资本所统治,但在阶级关系方面又处于统治工人阶级的地位,因此,他们都被排除出工人阶级。如果按照他关于工人阶级的这一“狭义”定义标准,美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经济活动人口构成大致如下:雇主占7.5%,“新小资产阶级”占68.3%,工人阶级占19.7%,即美国的工人阶级只占美国劳动人口的1/5弱,而“新小资产阶级”却占2/3以上。
(二)“新工人阶级”论
“新工人阶级”论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左翼理论家马勒等人。马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加入法共,60年代初,他退出法共,加入法国统一社会党,并曾是该党的领导成员,他的影响很大的代表作《新工人阶级》(1963)就是在这期间出版的。
以马勒为主要代表的“新工人阶级”论,是一股受“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理论,尤其是关于这个社会的技术—管理人员的阶级属性的理论。
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对“新左派”的思想发生影响的众多思潮之一就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萨特认为,匮乏与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是历史运动的核心。匮乏,首先是生活资料的匮乏是阶级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匮乏,人与人之间相互威胁,不能共存,在建立在匮乏基础上的社会中,即使是同一个阶级也不会是一个目标一致的集团。
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正是受这股思潮的影响而出现的。这一理论认为,由于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他们的素质与愿望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再是建立在物质匮乏基础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新的变化,即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不一样的“新工人阶级”。
马勒在《新工人阶级》一书中认为,要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同质体,那就是形而上学,甚至是“斯大林的主观主义的残余”。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就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性质。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受过高度训练的工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先锋队,除此以外,“新工人阶级”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工程师、科研单位的组织者等。这样,马勒就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列入了“新工人阶级”的范围之中。
马勒在强调“新工人阶级”的特征时指出:“新工人阶级处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复杂机制的核心,它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快地认识这个制度的固有矛盾。正因为新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已经多半得到满足,这就使他们提出不能在消费领域中得到解决的其它问题。有关控制企业问题的每一局部要求,都对工业的等级制本质提出了质问。”马勒的这一观点与过去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处于变革当代社会的核心地位。他通过考察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管理人员阶层在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新的先锋队作用。他的这种观点不是从剥削、掠夺关系上来分析这一阶层,而是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的专门阶层必然在社会中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
马勒接着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工人阶级的本质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便为他的“新工人阶级”论提供论据。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是自己的主人,工人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要求重新占有生产手段,而要求重新占有生产手段这个同质的目标把工人们联合了起来,因此,在这个时期无政府工团主义盛行。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工人沦为机器的奴隶,福特和泰勒倡导的生产线创造了一无所有的“纯粹的工人阶级”,工人和家庭感觉到自己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为了消除剥削,他们寄希望于政治和选举斗争。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就是在现在的发达工业社会,生产越来越多地引进自动化,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限越来越难于分清,资本家不得不训练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去开动复杂的技术机器。这一新的特征意味着,工人不再是机器的奴隶,而是受过高度训练的工人,机器对他们来说不再是神秘的东西,他们可以驾驶它;而且还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工人,即在科研和发展单位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两部分人物构成了马勒所说的“新工人阶级”。马勒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认识到自己在生产和企业中的地位,要求根本改变社会,要求广泛参加对生产的管理,建立工人自治;正是这条工人自治的道路,才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改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结构的唯一的根本手段,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性。
“新工人阶级”论的出现,符合“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正好满足了这股思潮对其阶级基础的需要。
三、对“新中间阶级”论的评价
应该承认,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确实出现和形成了一个以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新的阶层,或称之为新中间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员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在生产过程中有一定的支配、管理权,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执行“总体资本”的职能,即代表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总体工人”的职能。他们不同于传统小资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而是处于生产过程之中。
鉴于这种特定的地位与处境,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技术—专业管理人员构成一个“新中间阶级”,他们的这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无道理,因为它毕竟从总体上反映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结构的某些现实,为人们深入研究这一主题提供了某些可以参考、借鉴的视角与资料。
但作为一种阶级结构理论,“新中间阶级”论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必然会模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似乎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结构之中又有一个新中间阶级,从而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把工人阶级作了狭义的解释,仅限制在生产性劳动和非技术性劳动中,使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减少,地位与作用大大降低,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再一方面,这种理论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过分强调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的地位与作用,而忽视了传统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
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应该把技术—专业管理人员阶层也划入工人阶级范围,而且看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这种对工人阶级所作的广义的解释,即不仅把从事生产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而且把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不仅把体力雇佣劳动者、而且把脑力雇佣劳动者,都划入工人阶级范围,把工人阶级看作全社会劳动者的绝大部分,这种解释和这样划分则更为合理与科学,更为符合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工人阶级状况的实际,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因为无论哪个领域的雇佣劳动者都创造价值,都受剥削,都执行“总体工人”的职能,都承担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
当然在作广义解释或划分时,也不要忽视在把工人阶级扩大到占全社会劳动者的绝大部分时,其内部由于行业、收入、文化程度的差异,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生产关系不同而产生的利益不一致,势必形成各种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阶层就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意识。一些西方学者、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在理论上的缺陷是把一些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说成是不同的阶级,其突出表现是把技术—专业管理阶层说成是“新中间阶级”,这样或容易分化工人阶级队伍,或降低了传统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回避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现在具有多层次这一新现象,同时根据这一新现象,制定出有利于各阶层的工人阶级团结、并能发挥各自特殊作用的策略与战略,共同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和最终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化。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中间阶级”论的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来说,由于它们分别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股思潮的影响,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缺陷。
“新小资产阶级”论由于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经济决定论”,因此主张在划分阶级时把经济、政治、思想因素等同看待,用“多元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这是指导思想上的一个明显错误,降低了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
“新工人阶级”论由于受“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左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思想,这种理论由于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失望,主张进行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社会变革和“革命”,技术—专业管理人员与青年学生是他们幻想中的革命先锋。事实证明,没有传统工人阶级的参加,“新工人阶级”是不能充当变革的主力的。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中间阶级”论,即反映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变化着的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积极探讨,也反映了他们理论的局限性。这都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关系与阶级结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素材与信息,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80年巴黎版第100页。
②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年巴黎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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