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平衡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09-0009-05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的110周年，人们缅怀他——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按照韦伯的理论，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卡里斯玛(Christmas)式的人物，具有超自然、超人的人格魅力，他一生的重大决策对共和国的发展影响深远，包括他的平衡发展战略，一般学人在论及毛泽东的平衡发展战略时，或是不全面，或是从当代人的价值观出发，诸多责难。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点工作，以此纪念这位世纪伟人。
一、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1.工农业并举战略的形成
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按苏联模式组织国家建设，苏联模式的“重重轻轻”的特点也集中地体现在“一五”计划之中。“一五”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重工业的占36.2%，用于轻工业的占6.4%，用于农业的占7.1%[1]。据薄一波的回忆，在编制计划之初，有的同志在比较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之后，曾提出过不同的设想，认为应该施仁政，多搞些轻工业，而毛泽东有感于我国当时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现状，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53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还专门谈了“施仁政”的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大仁政和小仁政之别，“小仁政”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而“大仁政”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施仁政应该兼顾两者，但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1](P290-292)。随着经济的发展，积累的问题和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出口的需要逐步暴露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不相适应的情况，加上苏共二十大“揭开了盖子”，毛泽东便明确提出了要走出一条“以苏为鉴戒”的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样，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平衡战略。
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2]。而且“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2](P25)，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也是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是发展重工业的基础，大仁政离不开小仁政。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农业问题时，从六个方面说明农业对工业的意义，进而得出结论，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一个月之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和农业并举的战略思想。至此，在尚未形成第三产业理念前提下，毛泽东的特殊产业平衡战略就基本形成了。
这一平衡战略能在以后的实践中基本坚持下去也是因为有血的教训。众所周知，1958年“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吹响之后，片面追求钢产量、农业和轻工业为大炼钢铁让路，实际上是与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战略背道而驰的。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很快就在1959年浮现出来，随后是三年困难时期。悲剧对人的触动是最深刻的，毛泽东总结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3]，还指出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建立在三种平衡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而三个平衡中，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最为重要；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上，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3](P117-130)。
从建国初期到“大跃进”后，由照搬苏联模式，更多地看到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对立关系，到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两者的统一关系，并最终形成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思想，毛泽东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与农业并举的产业平衡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了。
2.工农业并举战略的意义
在今天来看，毛泽东的特殊产业平衡战略，在理论上体现了一种首创精神，在实践上也产生了社会效应。从理论上看，他从中国国情出发，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毛泽东批评斯大林误解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3](P121)。毛泽东的工业和农业并举的战略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既从工业与农业的矛盾中看到了两者的统一，强调两者的平衡、协调关系，又突出了重点，分清了主次。他说，“平衡是对不平衡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3](P121)，所谓平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3](P123)。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平衡发展战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经济的发展如果以摧毁传统农业为代价的话，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必会酿成灾难性后果，工业发展也是无法持续的；而在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年代，突出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是求生存谋发展的首选方案。
毛泽东所强调的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在当时世界潮流中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如何使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摆脱贫弱，走上现代化道路，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求索的问题，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最初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视农业经济为被动的和辅助性的部门，所提供的忽视农业、片面发展工业的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中碰了壁，这些国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可见，与他们相比，毛泽东的工农业并举的思想是睿智的、具有前瞻性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从实践上看，毛泽东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农业并举的战略收到了很大的社会效益。我们并不否认，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缓慢的，在毛泽东时期，农业投资只占国家总投资额的12%，用于发展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仅占国家总投资额的5%，农业产量年均递增2.3%[4]。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平衡战略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迅速使我国成为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并使广大农村人民从根本上分享到整体的社会福利。毛泽东时期，表面上看，人民群众包括农民的物质收入没有多少提高，但如果将各种隐性收入，譬如所享受到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计算在内的话，得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不同的。在毛泽东时期，我国人口（其中75%在农村）总量增加了将近一倍（从5.4167亿骤升到9.7092亿；中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为24.4‰），人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从35岁增加到65岁）[4](P488-489)，试想，没有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能有这样的民生结果吗？例如，1966-1970年，农业产量年均递增4.5%，高于“一五”时期的3.5%的水平[1](P1213)。此外，还通过增加大量的教育设施，普及了教育，扫除了大量文盲，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发展问题，从而改变了读书是少数人的特权现象。1949年以前，全国小学在校生仅2400万，初中95.2万，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左右，人口当中80%是文盲；但1949年到1978年以前，我国中小学教育的规模一直在迅速发展，在1977年前后，小学、初中阶段在校生分别达到1.51亿和4995万的最高点，分别是1949年的6.2和52.5倍[5]。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不能简单地从工资收入看老百姓收入水平的高低，换句话说，用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身上实现的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有所回报，也为农民和农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时期，在既无外债又没有内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是惊人的，成绩也是明显的。新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很低（工业体系不全；工业规模小于当时的比利时），而到1976年，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了。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就是11.3%。这比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里所取得的工业增长速度都快。在毛泽东时期，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说明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了。从1952年到1976年，我国的钢产量增长了17.7倍；煤增长了6.8倍；发电量增加了18.2倍；原油由无到有，有了国产原油基地；在这个时期，我国已经能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自行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原子弹和氢弹，并于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4](P483-484)。作为后起国家，莫斯纳认为与别的同类国家比，中国的速度是最快的。如，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十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十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前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十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中国在1952年到1972年，每十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4](P486-487)。
二、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
1.沿海、内地工业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地理特点，西方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首先轰开的是我国东部沿海门户，并以此为据点，投资设厂开商埠，开始了对我国的半殖民地活动，到共和国成立之时，工业布局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毛泽东时期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实施主要体现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
“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即“限额以上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像其中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的布局看，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67个，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上，从1952年到1957年，广大内地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39.3%上升为49.7%[1](P296-299)，这使得广大中、西部工业由无到有、到体系配套，我国工业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五”计划的实施，展开了我国工业布局，同时也限制了沿海工业优势的发挥，有鉴于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2](P25)。根据他的讲话，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是为了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可见，毛泽东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平衡战略。
毛泽东时期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时期是“三线”建设时期。本来，1963年“三五”计划编制之初，国家计委的同志鉴于主要生活资料的年消费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初步设想将“三五”计划拟定为“吃穿用计划”，但由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美国扶持台湾国民党在东南沿海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中印关系紧张局势，客观上存在着战争危险，而1964年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表明，我国经济重心过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能应付敌人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党中央便做出了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建立大后方的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78年，历时之长、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贯彻之坚决，可以说在中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出于备战的目的，在毛泽东的“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指示下，“三线”建设按照“散、山、洞”的方针，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初步建成了一批航空航天核等国防工业以及钢铁、有色金属、能源、交通、机械、电子、汽车、轻纺等工业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上百年形成的工业布局。这样，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实现了东西平衡。
2.沿海、内地工业平衡发展战略实施的利弊
一方面，区域平衡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内地资源的开发，改善了我国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扩大了内需，从而使国民经济有所发展，如，工农业总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1966-1970年，年均递增9.6%，财政收入四年有结余，五年合计结余10.5亿元[1](P1213-1214)；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一流人员、一流工厂，一流设备，提高了西部的综合力量，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提高了民族的整合力，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稳定；客观上也为邓小平推行平衡发展战略和江泽民推动的西部大开发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毛泽东所实施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也有其局限性。过分估计了战争的威胁，向中、西部铺开的摊子太大、太急，使积累率过高，加大了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必然会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散、山、洞”方针犯了办现代工业的大忌，注重了安全却忽视了长远经济效益。
对实施这两个平衡战略的意图，毛泽东经常讲到备战的问题。有学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时代主题把握的失误，对此我有保留意见。其一，无论时代主题发生质变的时间是在60年代还是在70年代，我们都无法否认直到70年代我国都面临着战争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兼有与周边其他地区的紧张态势，对当时中国来说没有可化解冲突的正常外交环境，为了国家安全，平衡发展就成了可供选择的上策之一；其二，毛泽东是从百年外敌入侵、内部分裂的历史中走出来的中国领导人，他对国家安全的高度敏感是有历史情结的。总之，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事件的时候，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毛泽东的平衡发展战略的研究也当如此。
［收稿日期］2003-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