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第三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史上论文,激进论文,第三届论文,保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0)06-0181-06
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作为两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精彩的思想演绎，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入梳理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内涵及思想谱系，考察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运动中的思想演绎及历史价值，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对于认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中的出现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联合洛阳师范学院于2010年8月16-18日在河南洛阳举办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东京大学(日本)、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与类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发端与评价，中国近代史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近代思想家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发端与评价
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首先需要厘清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内涵和历史演变。与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就必须对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进行类别区分，他认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全面改革甚至革命，后者主张维持现状或少许改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方面，前者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后者主张认同、维护传统。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认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对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不同选择的理论思考的结晶，它们既可以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般的社会心理，但都有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辨为视角厘清了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的、激进的“主义”之间的异同，他认为激进主义以激进为主张，思想的内涵是彻底颠覆既有文明秩序，保守主义以保守为主张，思想的内涵是保守既有的文明秩序，它们都包含着技术、制度、文明精神的共鸣，而制度层面又包含政治、经济、文教等不同面相，而保守的、激进的主义中的“保守”“激进”更多的是描述社会运动的方式和态度。概念因相近而区分，只有在不断的区分辨别中其内涵才会愈加明晰，其实无论是郑大华坚持区分文化上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还是何卓恩提出的辨别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的、激进的“主义”，具体的辨析分类都可以讨论，但他们认识到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并且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概念的深入梳理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产生于何时，与会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郑大华指出中国近代史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何晓明认为作为社会思潮的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而激进主义的发生晚于保守主义30、40年。何晓明的观点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他之所以认为中国近代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言论为主要史料依据，他认为这种言论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全部理论宗旨的核心和要害；而郑大华认为冯这种主张虽然是后来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至深的思维模式的最初表述，但结合历史语境，这在当时不仅不具有文化保守的性质，相反还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想。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对何晓明“激进主义的发生晚于保守主义30、40年”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比中见”、“相对出”的两种相互依存的社会思潮。他还指出无论中西，对保守主义学理分析研究层出不穷，而激进主义的学理分析研究相对匮乏，有鉴于此，作者梳理了从晚清维新派到五四革命派在“激进”上的思想传承，也分析了异域传媒所营造的激进氛围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推动，第一次为我们呈现出中国化激进主义生成演进的思想谱系。
作为“比中见”、“相对出”的两种社会思潮，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远非自明的，有着异常复杂的关系。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则以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为例探讨了激进与保守的和同。虽然作者撰文的立意在指出激进与保守的研究范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但他所讨论的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在激进与保守的对立中也有着共通的东西，无疑是在挖掘激进与保守的复杂关系。柴文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通过对胡适、梁漱溟两人思想的分析，探讨了胡适“激进中的保守”和梁漱溟“保守中的激进”，从而为我们呈现了激进与保守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激进与保守的相互交织而否定激进与保守的界限，而要从一种思想主张的主流出发，明确激进与保守的界限。郑大华指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着相对独立的、各有特色的价值系统、政治立场与文化观念，但由于激进与保守都存在于同一历史时代中，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也就有交叉交集、相近相似、相辅相成的一面。俞祖华(鲁东大学)认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不是两极对立的主张、价值体系，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调适转换，而且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包括渐进论、调和论、折中论等等。“中间地带”说的提出无疑是宝贵的，它撇开了以往激进与保守非此即彼的思维偏至，对我们开放地评价定位历史人物、事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激进与保守的论争中，一个重点的命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大革命渊源关系的理解。自从林毓生的论著引介大陆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两次文化革命之间在思想、理论、逻辑、方法上有这明显的继承关系。马克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发起初衷和批孔本质的分析，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建构科学、民主、自由的新文化而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利用强大政治资源而推动旨在实现个人成王成圣的乌托邦运动；新文化运动批孔批的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孔子及其学说，批的是中国专制统治的护符，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是行政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大批判，远离学术探讨，具有鲜明的命令与强制性特征。由此作者认为两次文化革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内容根本不同、目标迥然不一的文化运动。作者的“五四”“文革”“迥异论”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分析上的，有力地驳斥了等人林毓生的“继承说”，为我们澄清了历史的的真实，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驳斥极端的“继承说”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客观地分析两次文化革命，其实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承认二者之间内容、目的、运作方式“迥异”的基础上必须洞悉它们在运动逻辑、思维上的某种继承性。
勿庸置疑，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命题。如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研究一般褒扬革命与激进，贬斥改良与保守，而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放弃了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一种政治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通过考察严复、胡适对自然公理论的批判，指出激进主义是种唯理论的社会政治观，具有以完美主义的方式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性质，该文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主义崇拜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当下中国社会改革路径的审择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通过分析现代中国文化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再到“综合改造”演进的内在逻辑，认为9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潮具有增强民族文化主体性，营造全面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社会氛围的意义，体现了集中全人类多民族智慧资源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时代要求。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分析了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的思想演进，认为要客观评价激进主义的历史价值，不能因为激进主义的事物而遮蔽了它的功绩。这样的提醒在当下一味贬斥革命与激进的保守主义氛围中显然是必要的。林建华(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指出激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利弊并存，利大弊小；但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它危害极大，乃至贻害无穷。张宝明认为无论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只要在野，无论其态度如何激烈或固执，都不会伤及无辜，我们最终防范的是在朝的无论是以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终端”。其实，无论林建华将激进主义作社会思想与国家意志的区分还是张宝明关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在朝、在野的论析，都在于防止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过于强势乃至独霸，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发生发展提供多元化的生存空间。这既是对激进与保守在20世纪中国思想演绎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现代性演进路径选择的展望。历史是复杂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带有时空的烙印，都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我们不能一味地站在历史背后指责激进与保守的正误是非，应该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呈现历史复杂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大华提出了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要坚持的三个方法或原则：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二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二、激进与保守视角下的社会思潮研究
激进与保守，是对近百年来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勾勒，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都是相对于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而发生变化着的，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向性发生的变化，两者的内容并随之有所变化。其实小到人物事件，大到社会思潮，都有激进与保守的问题。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都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社会思潮也涵盖、弥漫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卓恩区分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保守的、激进的“主义”。所谓保守的、激进的“主义”，其实是将其他社会思潮纳入到激进与保守的视角下进行考量研究。这次与会的部分学者的论文便是从激进与保守的视角探讨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
一般观点认为，自由主义是温和的，但这并不能遮蔽其中的激进与保守的倾向。张世保(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通过对百年中国自由主义的考察，指出拉斯基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哈耶克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由于拉斯基的思想性格偏于激进，哈耶克思想性格偏于保守，这也就决定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中有着激进与保守的两种进路。回眸百年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激进、保守的两种进路是确实存在的，但并非可以通过区分20世纪上半叶激进、下半叶保守就可以泾渭分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有的便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倾向。齐辉(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指出以“独立评论派”学人群体在抗战前有着强调精英主义、维护国民党政治权威、贬斥革命激进主义的思想，该群体的保守主义倾向乃是针对“五四”后自由主义激进化倾向而发的，它有利于抑制自由主义过渡的改革热情及民主化进程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是用以解决民族危机的合理手段。卫春回(华东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指出中国自由主义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张东荪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萧公权的“自由社会主义”、施复亮的“新资本主义”、刘大中的“双重民主”等多种自由主义学说，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普遍致力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融合。林建华指出40年代出现这些新自由主义学说都增加了激进化倾向，倡扬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一定程度上赞成和支持革命。其实无论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取向还是其激进化的转型都是在近代中国的适应性变异，重要的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历史主义态度理解其思想生成，评价其思想意义。
谈到自由，不能不提在思想内涵上与自由联系紧密的民主、共和、立宪。学界关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很少人关注研究预备立宪过程中反对立宪的思潮。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撰文专门探讨1906-1911年间清朝部分官员反对立宪的思潮，作者认为反对立宪的观点较多的站在传统立场，重于阐述立宪的利害关系，而轻于立宪理论的剖析，是保守主义在新形式下的一种表现。应该说立宪是追求民主的一种形式，但需要指出的是晚清以降的民主观念处于不断阐释演化过程中。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温和的英国式民主与激进的法国式民主颉颃对抗，五四时期人们对民主的诠释理解逐渐倾向于激进的法国模式，进而在十月革命后选择了以马克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民主，最终完成了民主观念激进化的演变。为何民主观念会不断激进化，这缘于时人对代议制民主弊端的警惕和对大众直接民主形式的向往。邹小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撰文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着民主的实施方式掀起的改造代议制的思潮。作者指出，改造代议制思潮要求经济社会权利的平等，要求多数国民有参与权的大众直接民主，在改造路径上，革命论成为思潮的主流，唯革命论渐次成型。该文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和理论分析，将中国近代民主观念激进化研究推向了深入。闫润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通过比较梁启超、孙中山的“强力政府论”思想来剖析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的复杂面相，她认为梁、孙提出“强力政府论”虽然都是从对现实的观察出发的，但关注重点却有着明显不同：梁启超赋予强力政府的合法依据主要是国民的开化程度，他担心将民权交予缺乏法纪意识的国民会导致天下大乱、民权落空，而孙中山的“强力政府论”主要从如何有效地避免西方实行民权政治以来出现的弊端着手阐发的，他关注的是立法对行政的过分牵制以及人民与政府的对抗关系。李志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指出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取得全国政权而自身却面临严重的腐化危机，此时陈公博和《革命评论》作者群为中心的党内激进左派为恢复国民党一大改组精神，从阶级成分、组织和训练、人才选拔机制等几方面崇信阐释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念，他们援引唯物论和阶级论探讨党的群众基础问题，重视党内民主，试图通过民主化和青年化来解决国民党的腐化问题。该文对国民党“左派”党治立论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在建立“党治”国家过程中的所面临的结构性处境。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指出1936-1937年的新启蒙运动是2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场运动继承了五四启蒙运动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同时又以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口号纠正五四启蒙运动的偏差，形成了科学的、民主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方向，但在这个路向宣传中，淡化了启蒙所必需的个性主义，在民族化、大众化的的宣传中蕴含着反启蒙的倾向。与以上学者从主流政治观点探讨民主的激进保守不同，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徐复观为中心考察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儒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所做出的思考，挖掘儒学对中国现代政治演进的意义资源，进而对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近百年变化的总体走向与基本脉络给予了深入的梳理阐发，为我们深入认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理路作出了探索。
有关民族主义的激进与保守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问题。一般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保守的，是落后知识分子的产物和一种倒退的力量，体现了后进社会在面对西方先进社会和理性时的一种回应。民族主义显得保守，因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既有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观念，又有传统华夷分属的观念。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为中心，梳理从“华夷”话语到“中西”话语的演变，进而探讨从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转变的艰难复杂的历史过程。饶有趣味的是，民族主义在思想内涵上倾向于保守主义，在行为方式上却又有激进化的取向，李来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1902年的成武入学事件、1905年的“取缔规则”事件为中心探析了20世纪初留日学生学潮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倾向，指出这种激进民族主义倾向张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但也明显带有盲目、偏激无的放矢的的色彩。许小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探讨了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主体的南高学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作者通过对南高学派20世纪20-60年代“孔子观”的梳理分析，认为该学派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与北大新文化的激进主义颉颃对抗，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有一个由分到合的微妙关系。郭红娟(洛阳师范学院)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指出该运动不守旧、不盲从，熔冶中西文化职场，创造新文化的建设路径选择彰显了自主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思路。暨爱民(吉首大学)通过对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等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考察，指出新儒家认为中华民族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民族文化的畅通，但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并非顽固的本质主义，而是对历史与传统保持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有选择地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进而挽救民族危机。黄秀蓉(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梳理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女性身份变换，作者认为中国女性身份的变换，不但直接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且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中国的社会性别机制。从思想渊源上说，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近亲，甚至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变种。禹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通过对大江会的个案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史上富有保守色彩的国家主义思想。尹红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则以王造时的国家观念为例探讨民族危机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问题。一般说来，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有着深层的理论隔阂，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非完全相悖，毕竟自由主义政策的具体实施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因此王造时的国家主义观念有其理论合理性，该文让我们认识到了思想不只是为了追求逻辑的一致性和内容的完整性，思想的存在更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激进与保守在中国近代教育变革领域也有充分的演绎。我们知道，随着新式教育的建立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加速，而传统教育体系遭到严重的冲击。但杨齐福(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通过史料梳理指出传统私塾仍然是广大农村教育的主要形式，作者认为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滞后与布局的不合理决定了私塾教育在农村的不可替代性，传统私塾在近代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传统私塾在“保守”教育中的宝贵价值。与农村的私塾教育方式不同，在城市里不但有现代大学教育，而且出现了很多教育类的学会、学社。李少兵(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围绕“北京平民大学新佛化青年团”、武汉的“佛化新青年会”等学社掀起的佛化新青年思潮展开考察，探讨佛门的保守与激进，指出“佛化新青年”思潮在保守佛教某些信仰理念的底线下对西学吸纳、阐释与批评，旨在改造旧佛教、创造新佛学，拯救时弊，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世界，佛化新青年对新文化进行思索和论述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入世达变的行为，它促使佛教关心世事，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促进了民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何树远(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围绕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政治学潮中的角色转变展开考察，指出中华教育社1920年代分别参与的清华学校、东南大学以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三次学潮，在大众舆论中的角色发生了从最初的激进形象到后来的保守反动形象的改变，自五四以来教育界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局面也走向衰微。
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个案研究
与宏观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理论研究相较，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个案考察显得有些微观琐碎。但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思想家的个案里面通常各种复杂的思想、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对思想家个案研究更能以小见大，达到某种分析的深度。由此也需要我们认真关注与会学者提交的思想家个案研究。
新文化派作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集大成者，是与会学者撰文讨论的热点。高力克(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考察了革命进化论与陈独秀启蒙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陈的反传统主义、文学革命论、反宗教观、唯科学主义、世界主义及社会主义，无不以进步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一以贯之，革命进化论不仅是陈独秀激进主义之“现代/传统两极”逻辑的价值预设，而且为他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李可亭(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系统梳理了钱玄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并指出钱氏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肇源于其民主科学旗帜下的传统原罪心态、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西学包治百病的乌托邦思想。褚金勇(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指出钱玄同在“不容讨论”的激进思想面孔背后还有一副“科学容纳”理性思想面孔，进而通过深入挖掘钱氏两副面孔背后的思想意涵，探讨了激进主义者在激情与理性中追求自由的两难心态。刘贵福(辽宁师范大学)则通过扎实的史料功夫梳理了钱玄同与刘师培的思想学术关系，指出刘师培在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面对钱玄同产生极大影响，但今、古文经学取向，对无政府主义与民主主义关系的认识上的差别导致二人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思想道路。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通过考察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梳理了现代激进“疑古”思潮对传统经学“疑古”思想的传承关系，从中国学术、思想现代转型视野下探讨了疑古思潮对现代史学的方法论意义。孙邦金(温州大学思政部)探讨了乾嘉学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影响，他指出傅斯年虽然对传统学术思想批判异常激烈，但受传统学术思想影响深刻，而且傅有意识地保持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内在连续性，由此也展现了激进与保守在思想个案中复杂交织。
关于严复的思想，学界有“早年激进，晚年保守”、“理论上激进，现实中保守”的不同论断。王云红(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撰文系统探讨了严复的保守主义倾向，指出严复的思想染有英国保守主义的色彩，其保守主义倾向体现在固守传统、自由思想与进化思想互补、认识论上的经验论方面。郭汉民(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针对学界关于严复思想“早年激进，晚年保守”的观点，指出严复的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前后是基本统一的，他以进化论为理学基础，政治上主张缓进维新，力倡“三民”，要想客观的定位严复思想，只有准确把握严复的思想体系，弄清严复思想的内在理路。与严复相较，对梁启超的思想作激进、保守的定性评价更加困难。有鉴于此，川尻文彦(日本国帝冢山大学)没有简单套用激进、保守的理论，而是通过考察梁启超对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理论的“受容”探讨其思想的转变，指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理论影响是梁启超1903年从激进“破坏主义”、接近“革命”转而趋向保守的关键因素。陈忠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探讨了1914-1916年间张东荪的政治思想，指出从“政治对抗力”到“第三者”，从“不党主义”到“贤人政治”，从“法治国”到“内阁制”，从“联邦制”到“地方自治”与“地方分权”，张东荪提出的种种或激进或保守的主张，都是为了团结共和派力量，挽救共和民主。戴季陶也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刘文丽(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指出戴季陶的思想有着从激进政治革命到温和社会改革的演进历程，这一着眼于现实建设的思想演变是部分国民党人革命理念的某种进步，而从前者到后者戴季陶的角色转变成就了其政治保守主义诉求的历史价值。张玉萍(日本东京大学)撰文探讨了戴季陶1913-1916年间的中日提携论，她指出戴季陶主张具有一体性的中日两国要在政治、经济以及海外移民方面相互提携，共同要对抗西方敌人。但戴季陶的中日提携论绝非单纯的对日妥协论，它是在国民党与北洋政府的党争中形成，意在保存党的利益，提高自国实力，谋求国际生存空间。
小野泰教(日本东京大学)通过考察“进步”的郭嵩焘和“保守”的僧格林沁在厘金政策上的较量，来透视厘金政策斗争的复杂历史背景，探析郭嵩焘的“劝谕乡绅”思想的内在理路。刘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撰文指出王闿运崇信“通经淑世”的理念，主张“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将眼光投向中国古代圣人经典，期望能挽救世道人心而不坠，实现“修齐治平”的抱负，王闿运从守旧中寻求通脱，旨在保存在历史发展中已被证明的最好制度，用传统来调和社会所必要的变革，试图努力照管好先辈用智慧创造的遗产和术待人为共同的福祉用经验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的秩序。李新国(新乡医学院)探讨了梁济的保守主义思想，指出梁的保守乃是因为新学过于激进，对传统破坏冲击较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不如采取稳妥的渐变方式，因此他认为文化不可分新旧，而应当分和与不和，在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注重社会风化教育，以德治国，逐渐达到社会的改造。但需要指出的是，传统道德是无法调节民国以后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的，因此梁济的道德救国主张，也无法解决民国初年的复杂问题。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梳理了陈焕章的孔教思想，陈是被康有为光芒遮蔽的近代孔教运动的实际负责人，他对孔教事业之专注在海外传播影响之深远，均超越其师康有为。作者通过对陈孔教活动的分析，指出民初的孔教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并不是在宗教的层面，而是在政治的层面，由于孔教介入了意识形态的霸权之争，由此导致了陈与各种势力的冲突及其悲剧性结局。综观与会学者对王闿运、梁济、陈焕章等保守人物的考察，都撇开了以往非此即彼的评价标准，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其思想进行解析，挖掘了保守人物之所以保守的内在理路，为我们更深层地理解保守主义提供了空间。
四、小结
作为影响两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中国已经走过无数风风雨雨。但在学术研究领域，激进抑或保守没有孰是孰非的结论，也不可能有孰对孰错的判断。如何超越激进与保守，如何在激进与保守的思想谱系中提取对当下的改革开放富有前瞻性的意义资源，才是此次思想史研讨会的题中之意。思想史研究不是努力去评判，而是通过再现历史的刀光剑影、鼓角铮鸣给一段历史，给一个人物带来新的生命，让昨日哑然失声的史料在今日生活光辉的照射下，再度向我们发言，践行“以学术关怀人类，以思想推动社会”的学术宗旨。在这次研讨会上，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堂，文、史、哲多学科专家展开思想交锋，学术民主真正落到了实处。各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畅所欲言，砥砺学术，各种观点的交锋纠正了认识的偏颇，不同的思想的碰撞产生了新的认知和理解，营造了一种自由、宽容、和谐的学术氛围。这也正昭示出此次研讨会达成了思想共识：20世纪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缺乏的不是激进，也不是保守，稀缺的是多元开放的思维模式和宽容精神。其实，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获得了优势，都应给予对方以必要的尊重和谅解，让其有独立的空间。千万不可固执己见，宣称自己的主张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想方设法吃掉另一方。应该看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们理应保持自由与多元之间的平衡，在向对方见解开放的同时，要积极地从哪怕是恶意的批评中汲取有助于自身建设的意见，由此才能更好地探寻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性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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