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研究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民族地区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4－0017－008
我国“十五”计划中明确指出城市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把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分区域看，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①。这表明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②，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成为我们探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题重要的社会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政治稳定提供了基础。”③ 然而，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保证了该地区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城市化必然会对民族地区现行的政治体系、利益分配、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结构产生剧烈地冲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不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可能会危及民族国家的振兴。”④
（一）城市化加速了民族政治体系的非适应性
民族政治体系包括民族政治制度、民族政治组织、民族政治关系、民族政治文化等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政治形态。但时，城市化快速推进将会对现行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及其运行过程的有序产生挑战，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政治因素。在民族地区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族政治体系构成要素的调整与完善，明显滞后于社会前进的步伐，城市化更是加速了现行民族政治体系自身，以及其对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非适应性。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完善所产生的非适应性问题。城市化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该地区的发展，这点从优惠政策给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功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二）城市化加重了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多数经验研究把政治不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因为政治不稳定减少了资金和劳动力的供给⑤。因此，从长远角度看，城市化可能会缓解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就目前来说，民族地区城市人口数量少、工业化程度不高、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生产要素短缺、生存环境恶化等现实条件的客观存在，短期内城市化反而会加重国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将会对现行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产生破坏，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经济因素。民族地区城市化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率，而且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城市化率。城市化率不高无疑会制约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将会造成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不断拉大。
（三）城市化加剧了社会文化内部的冲突性
城市化进程中由工业化向经济现代化的转变，必然导致民族地区文化生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将会对现行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产生冲击，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文化因素。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把文化冲突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变量，并认为文化冲突为该研究注入了新的矢量⑥。伴随着城市化，文化冲突同样也会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变量，给该地区政治稳定带来威胁。民族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群体的，在民族冲突中，产生暴力的行动来自于文化歧视⑦。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文化内部冲突，会造成民族成员在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嬗变，导致传统文化中主流价值失范和社会思想控制弱化，也会导致民族地区某些社会成员价值信仰缺失，精神家园丧失，内心世界矛盾与冲突加剧，等等。
（四）城市化加强了民族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从积极意义上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了民族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新组合，有利于民族社会结构实现转型和社会分工细化，有利于教育、卫生、科技、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的逐步解决。从消极意义上看，城市化对民族社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既不是直线推进的过程，也不是顺理成章的过程，而是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民族矛盾产生的过程。腐败、犯罪、流动人口、失业和收入不均等，对社会秩序都带来了不稳定的作用⑧。因此，城市化对民族社会的影响无论是正功能还是负功能，都加强了民族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认为，民族地区伴随着城市化而产生的就业、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宗教信仰等社会问题，将会对现行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产生干扰，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社会因素。
二、基本概念界定
我们坚持概念即方法的原则，通过对基本概念的界定，能促使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进行有效的衡量，能保证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建设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一）城市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初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早期学者刘易斯1954年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为以后许多学者研究城市化，特别是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即人口城市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城市化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而出现的产物⑨。党的十六大再次提出，我国城市化应该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由于城市化自身所表现出各种特征，具有共时性与共存性，以及中国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因此，从多角度界定城市化是科学的。我们将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聚集的过程；是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是农村社会逐步实现城镇化的过程；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达到城市发展水平的过程。
（二）政治稳定
通过对学术界关于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概念的分析，并在结合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需要的基础上，我们对其界定为：政治稳定是指通过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⑩ 的相互作用，来保证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政治过程有序性的一种动态过程。
这种界定表达了政治稳定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出了政治稳定的标志问题。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是政治生活处于稳定状态的标志，这既是政治稳定本身的应有之义，也是为实现政治稳定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明确了政治稳定的实现机制问题。根据政治系统理论，既考虑到政治体系对经济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的输出作用，又考虑到经济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反馈作用。三是强调了政治稳定的存在状态问题。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并不是说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不能进行调整完善，而是在不断改革和创新基础上实现的连续，当然，这种改革不能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组织等根本性要素的转变。政治过程主要是指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即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政治过程，或者说是一种互动的过程，该过程的有序性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反映，也是保持政治体系连续性的关键所在。
（三）民族政治体系
民族政治体系是把政治体系纳入到民族社会框架中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概念，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政治体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突破口。民族政治体系可以界定为：它是指在民族社会政治生活中，一定的政治角色为维护一定的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政治关系结构，是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政治单元。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既和汉族生活在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又生活在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正如有学者指出：“各民族人民既生活在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营之下，又同时程度不等地生活在他们本民族的政治生活中。”(11) 因此，从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的关系来看，它不仅包括国家政治体系、地方政治体系，而且也包括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治体系，以及民族村社政治体系。民族政治体系的层级性说明了民族政治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存在于多民族国家大小不同的民族社会范围中。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从政治系统理论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的环节看，就是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政治环境（支持性输入）是什么？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存在哪些干扰因素（要求性输入）？研究如何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转换、输出和反馈）？即民族政治体系如何针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行调整与完善？民族政治体系如何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利益分化不当进行适度整合？民族政治体系如何针对民族地区文化冲突进行正确引导，以及如何实现文化内部的多元共存？民族政治体系如何对民族地区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效调控？为了衡量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题，必须要建构一套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努力实现政治稳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二）研究意义
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12)。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城市化是关系到其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它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现状决定了衡量和实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题，必须在城市化这一社会背景中，考察民族政治体系中国家政治体系、地方政治体系、民族区域自治政治体系以及民族村社政治体系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考察经济领域中区域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工业化程度、产业结构等现实情况；考察文化领域中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主流文化、外来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考察社会领域中民族地区的就业问题、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宗教问题等。为此，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这些考量，以及民族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分析，来尝试建立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从而可以为实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提供指导和帮助。
四、理论依据
戴维·伊斯顿在认为，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13)。环境对政治体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种主要输入上，“这两种主要的输入就是要求和支持。环境中的大量行为正是由它们加以输送、反映、集中并用来对政治生活施加压力的。”(14) 通过输出的概念，“我们就能够探究出政治系统内部行为对其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反馈环有许多环节组成，“当局生产输出，社会成员对于输出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信息获得与当局的沟通，最后，当局作出下一步的可能行为。”因此，新一轮的输出、反应、信息反馈和由当局作出的再反应，是运动着的系列，是永远不断的泉流之构成要素。在这个反馈环中发生的事情，对于系统对付压力的能力具有最深刻的意义(15)。
经过对政治系统理论的梳理，我们概括其主要内涵如下：一是政治系统包括三个必要的成分，它有一些清晰可辨的要素；要素之间有一系列的联系；有自己的边界范围。另外，大多政治系统都有它的子系统。二是政治系统包括四个核心概念。输入，它是指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希望和要求，以及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前者意味着社会系统要求政治系统做出某些决策的政治压力，后者是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决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当这种支持性输入变得脆弱和无力时，同样也会对政治系统产生政治压力。转换，它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在不断地接受社会系统输入的过程中，其构成要素的适应性调整和完善，并根据输入中的要求和支持进行相应的决策。输出，它是指在政治系统内部转换之后形成的各种政治产品，如法律、法规、政策等。反馈，它是指政治系统在经历了由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一种能动反应，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新一轮输入。根据社会系统的反馈信息，能够促使政治系统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三是政治系统理论关注政治系统中各要素的行动，关注政治系统中各要素的互相配合、互相合作，以及关注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政治互动。
五、分析框架
本研究力图从一个较为新颖的分析视角，根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来探讨这一重大课题，其目的就是要在如何衡量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题上，建构一个比较科学的分析框架。我们将从理论框架的四维考量、基本设定、内在逻辑等方面来予以详细阐述。
（一）四维考量
通过对政治稳定问题相关材料的研究，我们认为衡量和实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应建立一种多维考量，即民族政治体系、经济利益、少数民族文化及相关社会问题等。
1.民族政治体系
我们按照上述的概念界定并结合研究需要，从民族政治体系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出发，将此变量进一步细化。
政治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是民族政治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功能主义论的代表Mitrany认为，国家追求政治权力的享有(16)，政治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民族政治体系的政治权力应具体包括中央政权、地方政权，以及民族自治权和民族村社的公共权。民族村社公共权力成为我们衡量民族地区微观层面政治稳定问题的基本变量，这缘于它可能会对国家层面和民族层面的政治体系产生冲击和破坏。
政治角色是指一定的政治组织和个人政治角色，是组织机构和个人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产物。政治组织作为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形成一定政治关系的运行机构，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地方权力机关、民族自治权力机关以及村社层面上的家族、教会及与政治有关的诸多社会团体等。个人政治角色主要包括政府官员、民族领袖、民族政治精英、长老、宗教领袖等。根据我们的分析与判断，选取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和民族政治精英作为政治角色层面的两个主要变量。
政治关系是指在民族地区政治活动中，政治组织、个人政治角色、民族社会成员围绕着一定的政治权力而形成的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它具体表现为在不同层级政治生活中，制约和规范政治组织、个人政治角色和民族社会成员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与行为标准。它主要包括国家与地方的法律法规、政策、政治制度；民族政策、民族制度、民族工作及村社层级中的社会习俗、社会规范、长老制等。根据我们的分析与判断，选取民族制度；民族政策；民族工作作为政治关系层面的三个主要变量。
2.经济利益
高永久认为，城市化是民族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17)。对民族地区来说，从横向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在短期内也给该地区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经济利益分化过度问题。我们所研究问题的背景是城市化，它对民族地区的最直接影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据此，我们将从民族地区的外部与内部进一步细化该地区存在的经济利益分化这一变量。从民族地区外部看，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发展差距是衡量民族地区经济利益分化过度的外在变量。有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城市化率和城市化水平仍然远远低于东部地区(18)。因此，城市化率、民族地区工业化程度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同样是该地区经济利益分化的衡量变量。
3.少数民族文化
城市化必然会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的习俗和方式，而不是法律结构，决定着他们的政治特征(19)。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的剧烈变化和冲突同样是导致民族地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的冲突可以用以下几点来衡量：一是城市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二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四是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
4.社会问题
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社会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涉及领域也非常广泛。通过相关研究资料的分析，我们选取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借此来分析和研究本文的主题。一是民族地区就业问题。二是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因此，城市化的普及化和城市管理必须小心谨慎(20)。三是民族地区社会保障问题。四是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多数民族冲突根植于宗教纷争(21)。宗教往往是民族问题在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心理上反映，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容易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导火索。
（二）基本设定
我们认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是政治稳定状态的基本标志。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不仅要依赖于民族政治体系面临城市化的挑战进行适应性改革，还要依赖于民族政治体系在调整完善过程中，其与经济、文化、社会体系之间的政治互动，以此来缓解城市化给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做如下四点基本设定：
1.民族政治体系的调整完善，是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
结合我们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民族地区在面临城市化的挑战中，民族制度、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民族政治精英、民族村社政治体系等体系要素，在改革中不断地调整完善是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现行的民族政治体系只有通过适应性调整，才能从总体上缓解当前民族地区城市化给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政治过程有序性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才能真正地维持民族社会的政治稳定。正如有学者指出：“政治改革毕竟是一种前进，尽管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步地前进。因此，政治上的改革这种现象应当被肯定。”(22)
2.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的适度整合，可以促使各民族经济共同发展，能为民族政治过程提供物质支持
由上述分析可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与民族地区内部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现实情况，反映了该地区经济利益分化不当，它形成了政治不稳定的外部因素之一。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这种主体间的不平等会给民族地区政治不稳定带来隐患。政治不稳定伴随着高恐惧的不正常现象——“脑浆流干”，就是更多的技术工人转移到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之中了(23)。当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不均衡时，往往会通过社会动乱传递到政治领域，从而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24)。反过来，正如有学者所言：“经济相对平等可以促进政治稳定。”(25) 因此，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的适度整合，是防止经济利益分化不当的重要手段，能够在我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缓解和消除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的适度整合，可以促使各民族经济共同发展，能为民族政治过程提供物质支持。
3.民族政治体系对文化内部冲突的正确引导，可以促使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能为民族政治过程提供心理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成员精神生活的结晶，对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化能否与城市文化、主流文化、外来文化以及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实现多元统一，能否在自身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融合与和谐共存，将直接地影响少数民族成员对民族政治过程的心理认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两个辩证统一的矛盾方面，“文化冲突与融合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26) 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的文化冲突只有民族政治体系的正确引导下，才能在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实现文化融合，才能在不断地交流与沟通中相互借鉴吸收，才能实现共同繁荣，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少数民族成员在心理上拥有共同的政治态度，从而在实践上认同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为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外部根基。
4.民族政治体系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调控，可以促使各民族社会共同进步，能为民族政治过程提供社会合作
社会问题是民族地区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民族群体中的集中反映，是引发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当前，民族政治体系中的各级政府应通过有效调控手段，来缓解民族地区在就业、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宗教等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促使各民族社会共同进步的需要，也是为民族政治过程获得广泛社会合作的需要。比如有学者就曾指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而言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花大气力来处理的问题(27)；宗教具有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宗教也能成为一种制造分裂的社会力量(28)。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有效运行。如果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民族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解与控制，就有可能会影响民族关系，强化民族意识，激化民族冲突与矛盾，进而影响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
（三）内在逻辑
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应该从少数民族对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城市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方面来进行探讨(29)。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始终认为，必须通过民族政治体系的调整完善来适应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政治互动来维持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以此来把握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题。
从总体上看，衡量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必须以民族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这两个方面为着力点，必须在两者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中，在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的政治互动中，深入地探讨该问题内在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民族政治体系是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突破口，它的调整完善是实现民族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有序性的根本原因。同时，民族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政治互动（实质上，这种政治互动也要依赖于民族政治体系中某些构成要素的调整完善）也是缓解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面临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逐步地缓解城市化给民族地区带来的这些问题，才能促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才能真正保证政治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了四维考量和四个基本设定，并在民族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中的经济利益、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社会问题中又选定了若干次级变量，通过研究这些变量自身及其相互之间政治关系，来尝试对该问题做出一种解释上的努力。
具体来说，依据政治系统理论，从社会系统对民族政治体系的输入角度看：城市化快速推进给民族地区带来的经济利益分化过度，文化内部冲突，民族社会问题等，这些不仅是一种要求性输入，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支持性输入，都会给现行的民族政治体系造成压力。从民族政治体系对社会系统的输出角度看：民族政治体系面临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系统的压力，只有通过转换，即通过它的调整完善和它的政治决策，才能在根本上保证民族社会政治生活处于稳定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中，在不断地改革中，能对民族地区经济利益分化、文化冲突、社会问题进行政治作为，即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进行适度整合；民族政治体系对少数民族文化冲突进行正确引导；民族政治体系对民族地区社会问题进行有效调控等，这些都是民族政治体系对社会系统的有效输出，这种输出也促使民族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有序性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民族政治体系输出后的反馈看，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适度整合后的反馈作用，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提供物质支持；民族政治体系对少数民族文化冲突进行正确引导后的反馈作用，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获得普遍的心理认同；民族政治体系对民族地区社会问题有效调控的反馈作用，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获得广泛的社会合作。这些反馈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社会系统对民族政治体系新一轮的输入。正是在这种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链条中，我们建构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有效机制。
注释：
① 新华网：《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http://www.daqi.com/17/article/1646888.html，2007年10月8日。
② 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年提出的城市化发展S型曲线，城市化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只有当城市人口增长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当城市人口增长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第三阶段，城市化成熟阶段，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转引自谢文蕙、邓卫编著：《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③ Richard Baum.Political Stability in Post- Deng China:Problems and Prospects,Asian Survey,Vol.32,No.6 (Jun.,1992),p.492.
④ 参见Max Weber.Political Writings,ed.By P.Lassman and R.Spe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3.
⑤ Jakob de Haan,Clemens L.J.Siermann.Political Instability,Freedom,and Economic Growth:Some Further Evidenc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44,No.2,(Jan.,1996),p.340.
⑥ 参见王缉思著：《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⑦ Tembiah,S.J.Sri Lanka.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p.22 - 49.
⑧ Fern Chen.Order and Stability in Social Transition:Neo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 1989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51.(Sep.,1997),p.596.
⑨ 陈晓红、李城固：《我国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4年第2期。
⑩ 为行文方便，除特殊说明外，下面所提到的社会系统，均指经济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这三个子系统。
(11) 周星著：《民族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12) 高永久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13) ［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14) ［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15) ［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6) Mitrany,David.A Working Peace System,Chicago:Quadrangle,1966,p.30.
(17) 高永久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及社区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8) 高永久认为，城市化既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稳定增长的前提，又是民族地区城市空间扩散与集聚效应作用产生的保证。如果城市化水平民族地区低于东部地区，将会继续拉大二者的发展差距。参见高永久：《城市化与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9) K.C.Anyanwu.The Base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Nigeria,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13,No.1 (Sep.,1982),pp.104-105.
(20) Stephen Andors.Urbanization and Urban Government in China's Development: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26,No.3,(Apr.,1978),p.526.
(21) Yahya Sadowski.Ethnic Conflict,Foreign Policy,No.111,(Summer,1998),pp.13.
(22) 朱光磊著：《政治学概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23) Akin Adebayo.Brain Drain within the ECOWAS Region,Issue:A Journal of Opinion,No.14,1985,pp.37 - 38.
(24) 刘国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25) Richard A.Posner.Equality,Wealth,and Political Stability,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Organization,Vol.13,No.2 (Oct.1997),p.346.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27) 高永久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28) ［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下），刘云德、王戈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29) 高永久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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