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业投资效率与结构变动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效率论文,方向论文,结构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480X（2002）12－0028－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获得了产出比重的明显增长。为什么工业投资的比重大幅度减少而产出比重仍然上升？为什么第三产业的投资增幅巨大而产出比重却不断下降？理论上应该给予进一步的解释。刘伟早期的研究曾经证明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制造业，工业制造业的结构性扩张（在GDP中的比重）无论对于GDP的增长还是科技进步，或对资本效率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新近关于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却“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第三产业拉动的”（刘伟、李绍荣，2002）。而事实上第三产业的增长始终低于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也没有多少变化，其拉动力究竟来自何方？也颇为令人费解。
一、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偏差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一般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表现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动多少让一些学者们感到失望。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产业结构的变动中，第一产业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快速上升，第三产业基本上是原地踏步。1991－2001的10年间，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提高了9 个百分点（从42.1％提高到51.1％），而第三产业同期仅仅提高了0.2 个百分点（从33.4％提高到33.6％，见表1）。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阶段，其产业结构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的比重要达到甚至超过第二产业，有的国家第三产业比重甚至超过50％而遥遥领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人均GDP1000 美元的阶段（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可能更高），但是，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仍然占据51％以上。正因为如此，也就导致了经济学家们对我国产业结构“偏差”问题的忧虑。（注：郭克莎（1999）指出：“由于90年代以来的结构变动态势不合理，目前的结构偏差问题仍然相当突出”。）
表1 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和增长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表1的数据告诉我们，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始终比第三产业高， 这就导致了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第一产业下降的比例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的上升，即从1990年的27.1∶41.6∶31.3转变为2001年的15.2∶51.1∶33.6。这种产业结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水平的产业结构相比，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具体说就是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然而现实的产业结构是以往投资结构的结果。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实际状况应该是投资结构变化的函数，或者说只能由投资结构构成产业结构的解释变量，而不是相反。那么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高是投资比重过高造成的吗？实际的情况则是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投资愈少的产业，其产出对经济的贡献愈大。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资结构中，变化最大的是第二产业投资比例的急剧下滑和第三产业投资比例的上升。我国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由1990年的57.37％下降到2001 年的27.82％，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同期的第三产业投资则从1990 年的39.72％上升到2001年的69.88％，上升了30.16个百分点（见表2）。如今第二产业的投资仅仅相当于第三产业投资的不足40％。
表2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报》（相关年份）计算得出；1999年以后依据《中国统计摘要》数据计算。
1998年以来，国家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约6000多亿元，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 2001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9876亿元，比1998年增长约30％，再创历史的新高。 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中，2001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4567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含水利业）完成投资818亿元，比上年下降1.7％，第三产业完成投资9273.9亿元，增长13.8％，工业基本建设完成投资只有4283.3亿元，仅仅增长了0.4％。而被称为“投资结构继续改善”的1999年， 第二产业的投资甚至首次出现了负增长（－0.9％）。不仅如此，为避免工业领域中低水平重复建设所导致的恶性竞争，近年来国家还花大力气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1999年以来，政府强行关闭了3万多处小煤窑， 压缩了乡镇煤炭产量2.5亿吨，纺织行业累计压缩900多万棉纺锭，冶金、建材、有色、石化等行业也关闭了一大批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高能耗的小企业。政府的这些“负投资”措施，算是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工业粗放性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一次强制性清算。清算的积极结果是市场供大于求的一般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的增长有所减缓。负投资自然可以减少对国有大企业竞争的压力，使之逐步实现扭亏为盈，但从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果看，并没有真正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改进。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合理的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结构，都是由具体的市场环境决定的”（江小涓，1999）。因此，工业结构的调整，无论是企业规模、技术水平，还是产业组织结构，都需要尊重市场的选择。投资比重的转换并未带来产出比重的相应变化。 2001 年与1991年相比，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37.3％上升到44.3％，上升了7个百分点，呈强劲上升势头。相对于工业投资增长率的衰减，第三产业投资则是大幅度上升。仅就国有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言，1990年的投资额为1192亿元，2000年上升到11380亿元，名义增长率10年达到9.6倍。但是，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并无明显变化，在GDP的构成中，第三产业的比重1991年为33.4％，2001年为33.6％。
如果单从投资的角度看，由于工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大幅下降，工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应该是递减的；第三产业由于投资增幅在逐步加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应该是在递增的。但是，从实际的产出看，真正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大的是工业而不是第三产业。工业投资份额的下降不仅没有影响其产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提高了其贡献的份额。也就是说，工业运用了较少部分的投资实现了较大部分的产出增长。而第三产业的投资虽然大量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增长。投资和产出在结构上的偏差，不能不是中国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的质量看，投资需求拉动必须能够形成新的社会生产能力和市场供给能力，否则，虽然暂时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则是不利的。在中国目前这样的投入产出格局中，如果以牺牲产业效率为代价，去追求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那么这种追求本身是否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的历史阶段，在一个8亿多农民的人口大国中，在第三产业体制严重存在X低效率的情况下，我国应当有自身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标准。
二、产业投资效率比较
中国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效率。按照新古典理论，在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效率等于产出的边际增量与资本的边际增量之比。我们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投资的产出效率。表3是根据我国90 年代以来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与产出的实际增长情况，按可比价格计算出来的增长率，以及由产出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的比值计算出来的资本边际效率。
表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与第三产业资本边际效率比较
资料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报》（各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摘要》（2002）进行计算整理。
在表3中，我们分别计算列出了20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就工业而言，除了90年代初期（1990－1992），绝大多数年份的资本边际效率都是大于1的。特别是1997年以后， 工业品市场的过剩状况已经十分明显，工业的投资增长率是历史最低的，但是工业产出增长率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度下降。由此表现出来的资本边际效率则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工业资本边际效率12年的平均值达到了2.73。当然，工业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新增投资的增长，其中工业技术进步、竞争效率和体制效率都能构成工业增长的解释变量。但是，惟其如此，才使得工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工业的资本边际效率表明，从1993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起飞”阶段。
相比之下，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12年中有10个年头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其中增长率在30％以上的有5年， 而产出增长率却由12.41％一路滑落到7.4％。产出增长率的递减说明投入到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很差，大量第三产业的新增投资并没有换来实际产出的有效增长。12年来，由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进行比较而表现出来的第三产业资本边际效率只有0.44。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工业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 会带来工业产出增长2.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 只能带来产出增长0.44个百分点。资本边际效率相差如此悬殊，在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还继续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难道是理性的吗？
进一步对投资增长与产出增长的实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与产出增长的两个回归方程：
工业产出增长与投资增长关系的回归方程为：Y＝7.69＋0.5136X （1）
第三产业产出增长与投资增长关系的回归方程为：Y＝2.49＋0.2573X （2）
在（1）和（2）两个直线方程中，截距分别为7.69和2.49，斜率分别为0.5136和0.2573，这就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平台。两个方程的截距都是正数，这就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因素分析奠定了一个基础。假定一年中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都是零增长，工业仍然可以有7.69个百分点的增长率，第三产业也可以获得2.49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样一个增长的基础应当看做是产业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形成的内涵的增长。比较方程（1）和方程（2）的截距可以看出，工业是第三产业的3倍以上， 说明工业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要比第三产业雄厚得多。比较直线方程（1）和方程（2）的斜率，我们可以看出，两条直线的斜率相差1倍。其中第三产业投资增长的系数只有0.2573； 而工业投资增长的系数达到0.5136。有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所形成的产出增长差异，究竟哪个领域投资的效率更高，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业增长，无论是资本边际效率分析，还是投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回归分析，事实都表明，工业的投资效果要比第三产业的投资效果明显得多，也理想得多。二者之间效果的差异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技术水平问题、体制问题、竞争机制问题等等实际的解释变量。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实证判断，我们的结论是：目前我国工业投资的效率基本上是第三产业投资效率的2倍，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竞争提升投资效率
工业投资与第三产业投资的效率差异是极其明显的。形成这种投资效率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来自市场的竞争构成了工业投资高效率的解释变量，进一步说，工业投资效率是引入市场竞争和摒弃体制约束的效率，同时，技术进步对于投资效率的提高也构成内生变量。
产业竞争的效率来自开放引资的直接效果。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工业始终是主要领域。外商投资企业中， 制造业是占比例最大的行业。制造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个数的70.8％，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53％；工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数的比例为72.05％，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比例也达到59.54％。外商投资企业带来了工业领域的竞争活力。正是工业领域外资项目的投资催动了工业投资的效率之争。相比之下，在第三产业中，只有房地产业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其投资额占全部外商投资的20％左右。真正有竞争力度的电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过去并没有完全开放。第三产业的大部分领域，特别是高级服务领域缺乏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结果是投资的低效率反映为产业的低效率。
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他们把先进的技术通过投资移植到中国来，这促进和带动了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国内企业要同外资企业竞争，也必须不断学习和研究开发新技术。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应该是我国工业技术进步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而第三产业却没有能够获得这样的技术进步。从实际情况看，体现在工业投资中的技术进步要远远大于第三产业中的技术进步，从而使这两种产业的投资获得了迥然不同的资本效果。这可以用90年代我国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差别来加以说明。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的增长由资本、劳动和综合要素生产率（TFP）三部分的增长率构成。即G＝A＋αK＋βL（3）
式中G为经济增长率；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 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此处α取0.4，β取0.6（注：此处引用郭克莎博士的研究成果（郭克莎，1993）。）；α＋β＝1）；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将（3）式整理后可得：A＝G－（αK＋βL） （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2.67％； 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9.86％，劳动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68％，分别乘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二者之和（αK＋βL）为4.95％。由式（4 ）可得：A＝7.72％。
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TFP的增长率为7.72％。也就是说， 工业12.67％的年均增长率中有7.72 个百分点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所贡献的。这几乎占到了工业增长率的60％。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为8.36％；而资本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2.8％，劳动的年均增长率为4.91％，分别乘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后，二者之和（αK＋βL）达到了12.07％。 代入（4）式中得到：A＝－3.7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所换来的却是很低的经济增长率。由此所表现出来的TFP 增长率居然是一个“负数”，第三产业内部的低效率完全吞噬了技术进步的成果在增长率方面的反映，从而导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按照利本斯坦的X 低效率理论，产量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造成的低效率，使企业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我国第三产业的资源配置明显存在着X低效率的问题。 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所伴生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产业内合意的经济增长，相反，却极大地损害了TFP的增长率，使其表现为一个负值（－3.71％）。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并不是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太小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单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言，应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就投资比重而言，2001年三次产业的投资比例为2.3∶27.8∶69.9。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已经接近70％，应该说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如此之高的投资比重换来的却是极不理想的产出增长。按照一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如果在某个产业内的投资得不到很好的回报，投资增长不能带来产出的增长，我们就不能指望大量的民间投资再涌向毫无效率可言的一般服务业。基础电信等高度垄断的高级服务行业，刚刚开始引入竞争，民营资本还难以直接进入。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第三产业内部明显存在着X低效率的问题。这种X低效率除了资本投入产出的低下，还可以从其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得到证实。与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的1.94提高到2000年的2.26，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则从1.7下降到1.2，下降幅度达30％。同第二产业相比较的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则从1990年的0.87下降到2000年的0.53，下降39％。（注：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数据测算。）
四、以数字化推进工业化进程
既然工业投资是有较高效率的，那么，当前应该是我国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最好时机。我国工业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在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速度在加快；工业可以获得比其他产业更高的投资效率；“世界工厂”或“世界加工中心”在形成，我国工业品的市场空间在扩大；我国工业的劳动力素质在提高，不存在要素供给约束。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我们大约在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实现工业化。
发展经济学家R.钱德勒说过：“发展中国家渴望工业化，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与发展紧密相连无法摆脱的，而且历史地看，工业化是发展的惟一途径（Only Path）”（Rajesh Chandra,1992）。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配第一克拉克定律”所揭示的劳动力转移梯度和顺序也表明，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首先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会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在没有完成工业的现代化，没有实现加工手段的技术升级，没有实现大量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转移的前提下，全社会的劳动力不可能有效地从第一产业中大量释放出来后就直接进入第三产业，同时也不可能形成对于“服务”的大规模需求。因此，我们不可能跳过工业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
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传统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相互交织的历史时期，大量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部门需要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来武装，借以提高我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过程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在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合二为一的今天，数字化工业应当是我国投资方向的首要选择。所谓数字化工业是指我国工业的发展方向要以数字化的电子信息技术来武装工业的各个行业和部门，使我国的工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的装备，达到工业设计、生产和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极大地提高工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数字化工业要求在投资领域的选择方面，首先是装备工业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我国的装备工业不能提供国民经济各部门对于设备的现代化要求，不能以数字化的电子信息技术武装工业各部门，主要的先进设备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我国装备工业的落后已经影响到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装备工业本身需要通过数字化革命，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开发能力，能够对关键领域的重大技术装备掌握主动权。目前，我国尤其应当加大电子信息制造技术的投资力度，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基础元器件方面提高制造水平，保证质量和性能。只有真正提高了装备工业本身的数字化水平，才能为主要工业部门提供从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到各种先进的机电设备和仪器仪表。加快用电子信息技术改造装备工业，加快实现机电一体化，才能带动工业的技术和产业升级。
数字化工业要求对工业投资加强产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控制。我国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小，工业投资的产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也不够理想。这是工业发展投资中常常被人诟病的问题。在全球并购浪潮带来新的产业组织规模大调整的今天，数字化工业对投资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又有了新的要求。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水平，实现产业组织规模的合理化，保证技术水平选择的先进性和市场适应性。
数字化工业要求加强对老工业企业的更新改造投资，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不在数量和规模，而在质量和结构。大批的老工业基地改造需要大量的投资，工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就必须加大电子信息制造技术的投资力度。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我国的新兴产业，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高新技术应该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才真正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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