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文学、美学思想及其理论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瞿秋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14-(2007)02-0037-04
瞿秋白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文艺理论家。瞿秋白的文学、美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瞿秋白的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是他关于文学性质的看法。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对此有一段集中的论述，他说：“文学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总结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1] 这里，瞿秋白清楚地阐明了他关于文学性质的一个基本观点：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是由生产力状态和阶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后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生活，所以文学艺术一定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和目的性也就是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瞿秋白曾多次论述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文学的阶级性。首先，文学同政治的关系：二者是互为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政治影响文学。社会问题的发展变化，政治形势的转折或政治思潮的出现，也导致文学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产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种政治变化的文艺作品，形成相应的文学内容和思想倾向。瞿秋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斗争，新文化中的新文艺，就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催化下出现的。另一方面，文学反过来也影响政治。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毫不掩饰文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它要认识现实，并为着改造现实，公开的号召斗争、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阶级文艺。瞿秋白还把文学上的“旁观主义”、“为艺术的艺术”一律视为虚伪的“非政治主义”。其次，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实际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阶级性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的政治性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而文学的阶级性又总是体现为文学的思想内容具有政治思想上的倾向性。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质就是文学反映并影响阶级斗争的关系。因此，瞿秋白在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时，又十分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阶级的“留声机”。在和胡秋原论辩的名文《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他鲜明指出，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各个阶级都在利用文学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都有倾向性，文学在客观上总会表现出有利于某个阶级而不利于某个阶级。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瞿秋白在当时提出艺术的工具性，凸显文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强调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得力武器，强调文学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当时30年代建立革命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在强调文学的工具性、宣传性的同时，对文学的特性如文学的形象性、文学典型、艺术感染力等等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文艺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艺术作品是越能够感动人越好。
倡导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是瞿秋白关于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是瞿秋白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卓越贡献。瞿秋白认识到，要想使文学很好地发挥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就必须实现文学方向的一次转变，即由绅商文学转变为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学。在《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文中，瞿秋白连用三个“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指出：文艺应当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他号召革命的作家应当深入大众、宣传大众、武装大众，研究和了解大众。当时有的人对文艺大众化提出疑义，主张不能够把艺术降低去凑合大众的程度，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瞿秋白对此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抨击和批驳，认为这种观点与普洛的革命大众文艺是格格不入。大众文艺一定是民众的，要创造大众文艺，就要求作家向群众学习，创造群众的言语，站到群众的高度上去，一方面要描写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贫民及兵士的斗争生活，如游击战争、土地革命等；另一方面也要描写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总之，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显然，在这里瞿秋白已触及到毛泽东10年后论述的文学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从1931—1932年，在“左联”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先后撰写了《大众文艺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大众文艺的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其中，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他以列宁的文艺“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为指导思想，从“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而写”、“怎么样去写”、“要干些什么”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瞿秋白看来，语言问题即“用什么话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先决问题。瞿秋白认为，所谓大众化文学，就不能用文言文也不能用白话文写，而要用“现代的中国普通话”即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在必要的时候还要用方言来写；他希望作家尊重大众的欣赏习惯，利用和改革民间文学旧体裁而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如故事小说，歌曲小调，唱本说书以及戏剧等。瞿秋白还身体力行，深入群众生活，亲身体验和了解民间文艺，并进行了这方面的创作尝试，他采用群众的方言口语，创作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具有民间文艺风格的诗词小调和故事，如：《东洋人出兵》、《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上海打仗景致》等等。在苏区工作期间，瞿秋白还带领工农剧社巡回演出，实施大众文艺方针，组织和指导文艺工作者搜集民间文学材料进行集体创作，为大众文艺的开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
坚持客观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创作原则和方法，反对浅薄的浪漫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是瞿秋白对待文学艺术的又一基本观点。瞿秋白在翻译和介绍马列经典文论和进行文学批评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非常之看重的，他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观，突出地宣传了现实主义的“反映论”原则，认为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社会的变动影响思想，思想的变动而后影响文学。具体说来，瞿秋白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原则，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倾向性在情节中的自然流露，即强调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革命倾向性原则。瞿秋白认为，客观的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倾向的，纯粹的客观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他说：“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样是有政治立场的，——不管作家是否有意的表现这种立场；因此，如果把‘有倾向的’解释成‘有政治立场’，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不反对这种‘倾向’，而且非常之鼓励文学上的革命倾向。”[2] 因此，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应该是善于表现革命倾向的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即这种革命倾向应当从作品本身里面表现出来。二是现实主义文学非常重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的典型性，即强调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原则。瞿秋白在介绍恩格斯致哈克拉斯的信时，指出：现实主义方法不是“只纪录一些事实”，只描写当时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性格”，巴尔扎克之所以能够暴露资本主义和贵族的真相，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巴尔扎克写出了“典型化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典型”。因此，他要求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作家描写工人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的人物、典型和性格，尤其是集体性的英雄。现实主义文学所要求的“真实性”原则，即文学艺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这种真实不应该停留在表象的真实，而应该是“在事实之外”深入生活的底层，表现典型环境之中的典型性格，揭露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反映生活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动向。总之，文学作品如果缺乏真实性，作品必然会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艺术魅力。但是要达到真实性，除了从生活出发以外，还要有典型的描写与刻划和独特的艺术创意，这样才能再现真实，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瞿秋白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了艺术创造的真实性与艺术表现的典型性的统一问题。
瞿秋白不仅关注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注意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分析了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在他看来，要把握现实斗争的矛盾，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还要求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作家改造世界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掌握“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应该说，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较早地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瞿秋白提出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认为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将具体的艺术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等同起来了，这与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是相矛盾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但瑕不掩瑜，瞿秋白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是正确的，他关于现实主义的思想、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革命倾向性以及艺术表现的典型性思想，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瞿秋白专门论述美学问题的文章并不多，但瞿秋白有关文艺问题的许多观点和见解，其实也是美学的问题、美学的观点。与其倡导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相关联，瞿秋白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和文学批评观，首先，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瞿秋白反对西方唯心主义的美学观，坚持美的客观性，强调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依赖，认为审美离不开审美主体，但审美主体的美感意识、审美活动必须是以审美客体为依据的。其次，在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关系问题上，瞿秋白提出了“艺术再现生活”的美学命题，在《“美”》文中，他明确指出，所谓“‘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抄袭。”[3] 也就是在瞿秋白看来，“艺术再现生活”，并不是说艺术是对生活的复写或简单的模仿，并不是所有的客观生活都能成为艺术的内容和审美对象，只有那些使人产生兴趣的，对人生有意义，显示了人的审美理想的生活，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第三，在关于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用问题上，与前面提到的瞿秋白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政治性相一致，瞿秋白坚持艺术的审美功利性，反对超功利的美学观。瞿秋白的美学观总是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带着他所承担的政治任务的色彩，在审美超功利说很盛行并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不赞成超功利的美学观点，他认为文艺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生活，他反对空谈抽象的真善美理想，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在《俄国的诗》里面，瞿秋白曾分析和评价亚嘉·托尔斯泰、马依夸夫等“纯美”派诗人、文学家及其作品，认为他们的诗或“离着现实生活的瀑流很远”，或“对于人和生活都保持那漠然无动于衷的态度”。[4] (P226—228)到30年代，便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进行美学研究和文艺批评，他曾批评普列汉洛夫的“无所为而为”的美学观点“不能够反映活泼的复杂的社会斗争，并不是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普列汉洛夫是受康德审美观念的影响，视“‘美’的兴味是没有私心的，旁观的，直觉的。”因而其艺术观念也是“完全非功利主义的，脱离实用的目的的。”[5] 瞿秋白的现实主义美学观和文学批评观，在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原则、文学艺术的大众化原则、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以及现实主义的美学观、文学批评观，是瞿秋白文学、美学思想的最主要的内容，这些内容30年代的许多革命文艺理论家可能都论述过，但在论述的充分性和理解的深入性方面，瞿秋白无疑是更引人注目的。当然，瞿秋白关于文学艺术思想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成熟的地方。例如，他过分强调阶级、政治对文艺的作用；他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结为“主观主义唯心论”；他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在理论上的混杂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特殊的阶级斗争环境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瞿秋白毕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做了许多探索准备和奠基性的工作，其思想的恢宏和历史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在20世纪20、30年代，由于瞿秋白等多人的倡导和实践，才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
从理论渊源来看，瞿秋白的文学、美学观点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首先，瞿秋白的现实主义文学、美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论，其基调是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创作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描写生活，反对用“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方法去反映生活，要求文艺表现现实，应该是真实性、倾向性、艺术性三者的统一。倾向性、理想性要通过艺术的描写，使之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从而达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现实主义”的定义给与的经典定义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论，还要求细节描写与典型化的统一，概括性与个性化的统一。瞿秋白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先行者，对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较为全面准确地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主要文艺思想论著，在30年代他痛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缺乏，于1932年编撰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其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针对当时文艺界第三种人苏汶所谓的客观主义的现实主义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与政治路线的对立的错误观点，初步概括和阐述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科学论述，论述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其基本精神是要真实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真实性与典型创造性的统一。结合30年代的形势和阶级斗争，瞿秋白认为，客观的现实主义同样是具有政治立场的，正确的政治内容与艺术的现实主义描写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思想路线，那么他的作品艺术感染力也会受到影响，是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相反，还有可能产生消极甚至反动的影响。其次，瞿秋白关于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政治性主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因当时条件有限，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文艺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为政治宣传的手段，但他们对政治之于文学的重大影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是有过多次揭示的，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就曾针对只歌颂各种“小人物”的倾向，提出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无产阶级的美学实践和艺术创作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起着推动作用的作家和作品也始终是予以高度赞扬和称颂的。此外，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系统看法也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关于文学同人民的关系即艺术造就公众、公众反过来也影响艺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要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6] 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艺术的人民方向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瞿秋白那里得到了发展，在以后的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集中阐述。
另一方面，瞿秋白的文学、美学思想又直接受到俄苏文艺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借鉴和学习了俄苏文学美学中的现实主义。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由李大钊、张菘年一道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叫“俄罗斯研究会”，这是由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译介到中国来的并不多，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接触，主要是通过俄文转译过来的。1921年1月，瞿秋白怀着一份救国的热情和对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渴望，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俄考察。在苏俄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两部反映苏俄生活和在莫斯科心灵发展历程的著名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还写了《俄罗斯革命论》，编著了《俄国文学史》。译介俄罗斯文学，成为瞿秋白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业绩。果戈理、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俄国民主主义作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都是瞿秋白心目中的文艺典范，在苏联文学中，瞿秋白对高尔基的文学作品是尤其欣赏、倍加推崇，他还是高尔基作品的最早译介者，瞿秋白关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的提出，是受到了高尔基的重大影响的。30年代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为推动大众文艺运动，培养文艺骨干力量而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就是以“高尔基”的名字来命名的，他明确指出，高尔基的文艺就是大众的文艺，应该成为戏剧学校的方向。瞿秋白称高尔基的论文是俄国历史的反映，“反映着世界的伟大战斗的各方面”，称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瞿秋白的现实主义文学、美学思想，以及他的文学创作，都无不受到高尔基的影响。而瞿秋白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则直接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其美学精神与美学倾向、美学原则与美学方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基本一致的，是对车氏美学的接受和发展，当然，在此基础上也有所突破和超越。
瞿秋白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一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和介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和发挥，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学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探索和贡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拓和奠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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