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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繁荣昌盛，蓬勃发展，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可是，当代杂文发展却几经兴衰起落，在艰难摸索中跋涉前进。
一
建国初期，各种文体充满生机，新作叠出，唯独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却处于一种停滞与徘徊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最早敏锐地感觉到杂文沉寂状况的是上海的杂文家黄裳，他在1950年4月4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最重要而有效的武器。这样，在文艺工作者当中，自然会记起他们过去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来。”然而，解放以后却是“杂文的沉默”，因此，他主张“复兴杂文”〔1〕。
但是，黄裳真诚的呼吁并没有带来杂文的复兴。相反地，许多人视写杂文为畏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据当时主持《人民日报》副刊工作的林淡秋认为：“究其原因，据我看来，大概跟一些不正确、不全面的想法、说法有关。杂文非文学正宗，进不了高尚的文学楼台的说法，早经鲁迅先生等一再批判过了，但至今仍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影响。而更有影响的说法是：杂文多‘刺’，只适用于对敌斗争，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的批评。这种说法透露了两个问题：一是抹杀了杂文的多样性，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有‘刺’的短评；二是笼统地否定了讽刺在新社会的积极作用，把讽刺同自我批评对立起来，不把恰当的讽刺也看作一种有力的批评。就在这样那样的影响之下，报刊编辑部仿佛觉得没有积极提倡杂文的必要，即使喜欢写杂文的作者自然也提不起写杂文的劲儿了。”〔2〕
因此，建国初期聂绀弩和夏衍的杂文创作，在寂寞的杂坛上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他们所写杂文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讴歌与挥斥”，除旧布新，激浊扬清。他们歌颂新社会、新时代、新气象，为新生事物摇旗呐喊。同时针对社会谣言盛行，人们思想混乱的现象，以杂文为武器，批驳国内外敌人对新中国的诬蔑。
聂绀弩是现代著名的杂文作家，夏衍誉之为“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胡乔木也认为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1948年3月，聂绀弩由党组织安排赴港工作，1950 年就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1951年3月返回大陆任职。 建国前后三年他在香港撰写了大量杂文，名重一时，被称为当时香港最红的作家。这些杂文收在《天亮了》、《二鸦杂文》、《血书》、《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等集子里。当时《文汇报》总编辑刘火子为《寸磔纸老虎》作序时指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的脉搏是和这伟大的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的。一幅由许多新闻构成的波澜壮阔的画图呈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感情融汇在它里面，他为它的光明面而喜悦，而兴奋，而鼓舞！同时也在它的黑暗角落看到了小鬼们作最后挣扎的凶蛮、疯狂而又可怜的形相，表示了他的鄙视、轻视和蔑视！”聂绀弩的杂文正是在这种爱与恨的交织下写出来的。
一方面，聂绀弩热情讴歌新中国的诞生，欢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论“中国之大患”》一文，形象而又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大患并不是什么“贫、愚、弱、乱”，而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救治贫愚弱乱，不是从直接救治那些现象开始，而是必须连根拔去那些现象的根基，即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者文章最后深情地喊出：“新中国是我们的！”《关于伍修权将军》则从新中国派出的代表伍修权将军在联合国大会上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指着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它的罪行”，看出了世事的变化，看到了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针对钱穆、傅斯年、张国兴之流对新中国的种种诽谤，聂绀弩在《论钱穆的“借箸一筹”》、《傅斯年与阶级斗争》、《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由一篇“社论”引起的》等一系列杂文中，予以尖刻犀利、痛快淋漓的驳斥与反击，他的这些杂文嬉笑怒骂，纵横捭阖，横扫千军。当时与聂绀弩同在香港的画家黄永玉事后回忆：“那时候的香港有如‘蒙特卡罗’和‘卡萨布兰卡’那种地方，既是销金窟，又是政治的赌场。解放后从大陆逃到香港过日子的，都不是碌碌之辈，不安分的就还要发表反共文章。绀弩那时候的文艺生活可谓之浓稠之至，砍了这个又捅那个，真正是‘挥斥方遒’的境界。文章之宏伟，辞锋之犀利，大义凛然，所向披靡，我是亲闻那时的反动派偃兵息鼓、鸦雀无声的盛景的。”〔3〕
夏衍与聂绀弩在40年代曾是“野草”杂文流派的战友，解放初期他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在繁忙紧张工作之余，夏衍应著名报人赵超构之约，并经陈毅同意，于1949年8月至1950年9月，在《新民报·晚刊》上开辟了“灯下闲话”杂文专栏，以各种笔名发表了100余篇杂文。 夏衍说，“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4〕
建国初期，上海的社会秩序尚未稳定，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猖獗。夏衍在《刮目相看》一文中，以确凿的事实历数上海在解放四个月以后的重大成就，回击了敌人的诬蔑：“三个月前，我们听见过‘不出三个月内，上海经济总崩溃’的谣言，如今这一谣言和‘蒋介石回上海过中秋’谣言的下场一样，昔日要看人民政府笑话的，今日被当作笑话来说，六月债，还得快。”在《给远行者》中，某些工商业者经不住当时困难的考验而去国的消息使作者为之惘然、沉思，然而，他对这些人还是满怀期待：“明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恐怕就是铩羽知还的日子了。会回来的，当他遭受更大的失意与落拓时，就是彻底觉悟的时候。”而在《新生的力量》、《老板，你错了》、《最大的光荣》等杂文中，作者从电厂工人丢着家里的火灾不救，先来救厂，失业工人自带干粮义务劳动，工会组织纠察队冒着风雨寒宵巡逻护厂，一个司机的建议替公交公司在一条路线上增加了每天320万元的收入等事例， 说明上海的工人阶级百炼成钢，已经成了钢铁的巨人，他们镇定、刚强、热烈、勤恳地保护着上海这个人民城市的生产事业。这些从正面推崇新人新风的杂文，鼓舞着百废待兴的人们克服困难去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前景。正当夏衍凌云健笔意纵横之时，却有人讲怪话了，“有的说我贪稿费，有的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上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5〕于是，作者就主动收摊了。
建国初期的杂坛上还出现过一些类乎杂文的“思想杂谈”和“苏式小品文”。思想杂谈大多从正面立论，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与道德品质的教育。影响最大的当属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以“马铁丁”的笔名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开辟的“思想杂谈”专栏，他们的文章较多地涉及理想、信念、青春、幸福诸方面，因而特别在年轻读者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了他们认识是非、改造世界观的良师益友。但是，这类文章多属应时之作，即兴之作，加上形式比较简单，“杂文味”不足，难免时过境迁。“苏式小品文”是《人民日报》学习苏联《真理报》的经验而引进的新品种，实际上是讽刺性故事小品，与我国传统的小品文名同实异。从1954年6月8日《权威思想》开始，到1956年6月3日《失火之夜》止，《人民日报》两年中一共刊发了27篇“苏式小品文”。影响较大的有韩川的《部务会议》，批评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林里的《何副厅长养病记》，揭露官僚主义者滥用特权、挥霍人民钱财。这种小品文由于局限于“真人真事”的批评，因而不够灵活，再加上“尽管采取了文艺的表现方法，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则必须由所涉及的有关单位党委核实后才能发表。作为文学形式，这种‘小品文’的路子太狭窄，不利于被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所掌握，报刊也不会大量刊登，只能偶一为之，……到了1956年，‘小品文’就被大量兴起的中国小品文（杂文）取而代之了。”〔6〕
二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在国际方面，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 月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这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一步独立思考的条件，同时也推动了当时正在萌发的以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思想解放运动。
1956年4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就是著名的指导和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月13日， 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阐述了“双百”方针。这为当时杂文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黄裳所呼吁的杂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才真正“复兴”起来。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1956 年7月1日全面改版，由原来基本上照搬苏联《真理报》模式的4个版扩大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报纸传统的8个版，其中第八版是文艺副刊。 当时领导《人民日报》改版工作的胡乔木特别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在版面上一般情况下都要放在头条位置，还强调提出杂文要批评抨击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歪风邪气。因此，改版第一天副刊稿约的第一条就是：“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7〕。应该说，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在大胆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对全国报刊起了带头示范的作用，打破了建国以来报刊忽视杂文的偏向，推动了当代杂文创作的第一次全面繁荣兴旺。
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杂文编辑蓝翎统计，从1956年7 月1 日起到1957年6月6日止，《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出303期，发表杂文500篇左右，作者200余人。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 许多著名作家和学者都参加了杂文创作，影响较大的有郭沫若（龙子）的《发辫的争论》、茅盾（玄珠）的《谈独立思考》、叶圣陶（秉丞）的《“老爷”说的准没错》、巴金（余一）的《“独立思考”》、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谢觉哉的《“部长”与“抄写”》、夏衍的《“废名论”存疑》、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曾彦修的《九斤老太论》、费孝通的《为西湖鸣不平》、舒芜的《请照〈女四书〉的镜子》、萧乾的《“上”人回家》、李锐的《大鱼网主义》。“这充分证明‘双百’方针的感召力，也证明了杂文作家有潜在的激情和创作才能。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关心人民的疾苦，爱憎分明，奋笔疾书，心无余悸，更无预悸，一片真情，天地可表，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下的创作心态。”〔8〕
徐懋庸是这一阶段杂文创作的重要人物。他和唐弢曾并称为“左联”时期杂文新秀中的“双璧”，在30年代杂文界名盛一时，以至林语堂误以为“徐懋庸”是鲁迅的又一笔名。这时已搁笔多年不写杂文的徐懋庸，重操旧业，从1956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想到〈活捉〉》开始，到1957年8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写了100多篇杂文。徐懋庸深有感触地说：“二十年前后，两次的开始，都是偶然的，两次都一发而不可收。但正所谓偶然之中有必然，这里就有必然性。这必然性在于：一、社会是需要杂文这东西的；二、我是只能写写杂文的。因此，我发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对于我的杂文尚能适合社会的某种需要一节，我感到酸辛的快乐；但对于我自己只能写写杂文这一节，又感到快乐的酸辛！”〔9〕这种既快乐又酸辛的“复杂的心情”， 道出了当时许多杂文家的共同心声。
徐懋庸50年代的杂文，继承了30年代的战斗精神，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他在文章中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不民主的作风和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真正起到了解放思想的战斗作用。在《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两个领导者》里，作者用生动的语言，通俗的事例，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有我就是真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官僚主义者，有“装腔作势、冷酷刻薄”的官僚主义者，有心肠很好却不会办事的“诚诚恳恳”的官僚主义者。《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两篇杂文，针对一些人对民主所持的片面、狭隘的理解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批判。他指出，对于当权者来说，要主动给人民以社会主义民主，而不要怕人民要民主，有民主；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来说，则不要怕当权者不民主，要敢于同官僚主义者的不民主作风作斗争。“这两篇东西，经过十年浩劫，今天重新读它，顿觉意义倍增。如果50年代的历史逆流，只是一个小小的漩涡，一个短暂的插曲，它阻挡不了杂文家的批评，那有多好啊！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起，就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杂文家知无不言，畅所欲言，那么，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可以断言，就决不会惨遭十年浩劫；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定然已经进行得相当可观；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定然比现在快得多，我国人民的生活，无疑地会比今天更好得多。”〔10〕
当时另一个比较活跃的杂文家是巴人，他是抗战时期上海“孤岛”“鲁迅风”杂文流派的主将，被人喻为“活鲁迅”。建国后他对杂文在新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勇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更显出战士的光辉。杂文的存废，不在于杂文的体裁、风格与笔调，如果，这世上不缺乏战士，则总会随兴所至，拿起这杂文的武器来。……但处新时代与新社会，以头脑与手足而发挥着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者，何止百鲁迅，千鲁迅，我看杂文是不会自行消亡，更无法加以绝灭的。”〔11〕因此，巴人正是以一个“坚强的战士”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杂文界里。他从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良好愿望出发，对我们制度中不够完善的地方，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管理不善、作风简单粗暴等，提出了直率的批评。
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况钟的笔》和《“上得下不得”》两篇杂文，主要是针对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弊病和作风问题而发的。前一篇借“况钟那枝三落三起的笔”，联系到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工作人员”是怎样用笔的，通过况钟用笔的慎重严肃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鞭挞了我们身边那些无视人民的“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后一篇分析我们的有些干部，只许“步步高升”，不准偶有“下降”，一味贪革命之功，忘记了“与民共甘苦”的优良传统。作者警告说“打倒旧社会的旧制度固然艰苦，但消灭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实在更困难”。巴人的杂文还涉及我们制度上存在着的某些弊端，如《“多”和“拖”》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国家机关有两大特色，一个是“多”：头多，层次多，人手多；另一个是“拖”：今天拖，明天拖，后天还是拖。文中所讽刺的“公文旅行”和“画圈主义”的现象，“多”和“拖”的痼疾，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发人深省的作用。
如果说十年浩劫中出现了对人的意志、权利和情感的粗暴践踏的话，那么，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端倪。巴人很敏锐地抓住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加以剖析和抨击。他在《论人情》、《唯动机论者》、《“敲草榔头”之类》等杂文中，呼唤对人的尊重，包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感情，猛烈抨击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粗暴方法。这一点尤其在《“敲草榔头”之类》一文中得到有力的说明，作者借浙江农村流传的一个傻子用“敲草榔头”打苍蝇，结果却打破了锅子，敲死了祖父的笑话，来讽刺粗暴行为和粗暴作风。巴人在文章结尾尖锐地指出：“粗暴不仅仅出于无知和傻气，粗暴往往是想把自己的过错转嫁给别人的表现。但当他一使用起权力来的时候，也就不把锅子当锅子，不把祖父当祖父——一句话：再也不把人当人了。”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杂文创作高潮，随着反右的“扩大化”，形势急转直下。在那股“龙卷风”从天而降、横扫大地的时候，尽管毛泽东在接见著名杂文家赵超构时说过：“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并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12〕但许多杂文家仍未能幸免于难，杂文成了“不祥之鸟”， 杂文发展不能不走向低潮。 1957年12月，《人民日报》再度改版，杂文版面明显减少了，各地报刊的杂文专栏大多也偃旗息鼓了。
三
60年代初期，我国政治形势又出现转机，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并在政治上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文艺政策开始有了松动，杂文又复苏发展起来。由于不少杂文作家仍处于“摘帽右派”的尴尬地位，他们心有余悸，噤若寒蝉，因此，这次杂文创作队伍主要以党政机关相当高一级的干部为主。当时杂文成就最大的首推邓拓，“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是最有影响的杂文专栏。由邓拓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掀起了建国后杂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时间杂文又成为报纸文艺副刊的“旗帜”，全国许多报刊纷纷重新开设杂文专栏，如《人民日报》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和唐弢五人合作的“长短录”专栏，《重庆日报》张黎群的“巴山夜谈”专栏，《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谭”专栏，《合服日报》的“肥边谈屑”专栏，《西安晚报》的“秦中随笔”专栏，等等。此外，《文汇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吉林日报》等报纸也开始大量刊载杂文。但是，这个时期的杂文与1956年前后锋芒毕露，直接评击时弊，触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杂文有明显的不同，它们主要以古论今，旁敲侧击，在向人们传播知识道理的同时，倡导科学民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以针砭时弊。
邓拓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 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共发表153篇杂文。他还与吴晗、廖沫沙合作，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 在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扎记”杂文专栏，共发表62篇杂文。20年后，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回忆道：“邓拓同志和吴晗同志都是杂文大师，吴晗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过《旧史新谭》，他的杂文大多以历史为题材，在当时被称为‘战斗的历史科学的一支奇兵’。邓拓同志在60年代初以独家写作的《燕山夜话》，受到广泛的读者的欢迎。我也爱写杂文，从30年代初就开始写。因此，我们三个人一同走进了‘三家村’，可说是不期而遇，殊途同归。”〔13〕三家村成员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都是“用笔来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杂文家，他们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当30年代后期我们国家为“左”的狂热和迷误所支配时，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作了真诚善意的批评，写下了不少匡时救弊、扶正祛邪的杂文篇章。
三家村作者在杂文中暴露了“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危害，如邓拓的《一个鸡蛋的家当》、《茄子能长成大树吗？》、《从三到万》等文，都是其中的力作。尤其是《一个鸡蛋的家当》，更是一篇借古喻今，通过谈论古代一个财迷不切实际的发财妄想，来批判现实生活中左倾错误的杰作。当时与“浮夸风”一道泛滥成灾的是，社会上假话、大话、空话十分猖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错误口号也流行开来。三家村作者尖锐地抨击了“假、大、空”人物的丑恶嘴脸：有以孔明自许，议论自负，结果却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的“带汁的诸葛亮”（邓拓：《三种诸葛亮》）；有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结果不仅自己被杀，而且使赵军损失四十五万人的赵括和自以为是，不听忠告，结果兵败被杀的马谡（吴晗：《赵括和马谡》），等等。作者陈古讽今，对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的现象加以批判，是要读者因此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
在抨击时弊的同时，三家村作者在杂文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主张按客观规律办事，如邓拓的《堵塞不如开导》、《“放下即实地”》、《主观和虚心》、《智谋是可靠的吗？》，廖沫沙的《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敲门砖”》、《亲闻、亲见、亲知》等等。尤其是《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廖沫沙对《战国策》里的名文《邹忌讽齐王纳谏》作了独到新颖的解释，认为这篇文章是讲有问题就得“实事求是”，作“调查研究”，从共同中找出差异，从特别中找到一般，从杂乱无章的客观现象中寻找它们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三家村杂文可谓皆有为而作，正如一位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1982年在北京访问廖沫沙时指出的：“在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在讲课中说，《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是中国文坛的自由主义者。可是，当我有机会细读了您三十年代到现在的许许多多的作品后，认为我的老师错了。你们不是这个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你们是在用活泼的形式，巧妙的语言，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信仰。你们的思想和你们的国家制度是完全一致的。”〔14〕
三家村杂文出现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有些人意志消沉，精神空虚，无所作为，特别是有的年轻人不够振作，轻易抛掷时光。三家村作者在杂文中鼓励人们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杂文《生命的三分之一》中，就向读者介绍了我国历代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以及劳动人民勤奋好学的动人事迹。吴晗在“三家村札记”专栏的第一篇杂文《古人的业余学习》里，也历举古人像后汉桓荣、儿宽在业余发愤学习的感人事例，勉励读者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发扬祖先的优良传统。廖沫沙的杂文更是侧重于青年人的教育问题，他的《〈师说〉解》享誉一时。1958年，我国高校在教学改革中不适当地批判了一批专家教授，师生关系相当紧张，廖沫沙特地作此文劝解双方，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师生关系：“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谁有学问，就是老师”。这篇杂文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受到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三家村杂文是当代杂文史上的一座高峰，它以其深刻的思想品格、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清新的艺术风格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它的出现，突破了多年来杂文创作的危机，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杂文的发展寻找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们那些“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文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种思想启蒙的战斗作用，它像一团火，在文坛上、思想界，点燃起独立思考、发扬科学精神的火把”。〔15〕
“长短录”是《人民日报》自1962年5月4日至同年12月开设的一个杂文专栏，作者包括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和唐弢，一共发表了37篇杂文。据夏衍回忆说，他从1957年后就不再写杂文，“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邓拓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陈笑雨同志设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旧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沫沙、唐弢、孟超等同志合作。”〔16〕为什么把专栏名字称作“长短录”呢？原来，廖沫沙在这个专栏的第一篇杂文《“长短相较”说》提倡学习五四精神，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于是，《人民日报》文艺编辑部就决定专栏名称为“长短录”，而根本不是“四人帮”所诬蔑的“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
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一样，“长短录”也是一个情文并茂、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杂文专栏。杂文家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用杂文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夏衍以黄似的笔名为这个专栏撰写了9篇杂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其中有谈草木虫鱼，有谈戏剧语言， 有谈下一代教育问题，有谈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等等。特别精采的一篇是《从点戏说起》，文章借军阀韩复榘的老太爷和《红楼梦》中贾元春各自点戏的故事，针砭了那种在文艺上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干部，提倡人们必须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据《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回忆，“小平同志还表扬了夏衍同志那篇《从点戏说起》， 认为写得不错。 ”〔17〕廖沫沙以文益谦的笔名，发表了7篇杂文， 《“长短相较”说》谈思想方法，《小学生练字》、《还是小学生练字》谈小学习字，《郑板桥的两封家书》谈家庭教育，《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谈思想必须顺应时势变化，《跑龙套为先》谈学艺的循序渐进，《药也会变么？》谈用药的辩证法。这些杂文基本上与他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相似，以传播正面思想为己任，字里行间闪烁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关切的赤子之心。吴晗以章白为笔名写作的《戚继光练兵》、《反对“花法”》等文章，从戚继光练兵特别注意训练士兵的武艺，讲求实用，反对华而不实，联想到一切现实工作中，都应该提倡这种精神。孟超以陈波的笔名写了《张献忠不杀人辨》、《陈老莲学画》、《谈“质”与“文”》、《谈从望远镜中看人》、《读陈亮词旁引》，唐弢以万一羽的笔名创作的《“谢本师”》、《尾骶骨之类》，同“长短录”的其他杂文一样，都“别有风格，文笔清新，内容准确，针砭时弊，表彰先进，实事求是，不尚浮夸，使人读了耳目一新。”〔18〕
遗憾的是，这次杂文创作高潮没有维持多久。1962年底，政治形势又发生变化，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燕山夜话”停笔了，“长短录”不再发稿了，“三家村札记”虽然延续下去，但也是轻描淡写，全国各地报刊的杂文专栏大都夭折了。接下来的十年内乱，在林彪、江青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杂文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万马齐暗的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当代杂文才又迎来它创作的第三次高潮。
注释：
〔1〕黄裳：《杂文复兴》，《文汇报》1950年4月4日。
〔2〕林淡秋：《百花齐放中的散文小品》，《业余漫笔》，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11月版。
〔3〕黄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诗集》，《读书》1983年第5期。
〔4〕夏衍：《迎新忆旧》，《夏衍选集》第4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5〕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
〔6〕蓝翎：《有感于杂文的兴废》，《当代》1979年第3期。
〔7〕袁鹰：《我所接触的胡乔木》，《上海滩》1995年第2期。
〔8〕蓝翎《中国杂文大观》第3卷“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年3月版。
〔9〕徐懋庸：《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人民文学》1957年3月号。
〔10〕任白戈：《徐懋庸杂文集·序》，三联书店1983年2月版。
〔11〕巴人：《〈鲁迅风〉忆旧》，《巴人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
〔12〕林放（赵超构）：《杂文之春》，《文汇报》1981年5月3日。
〔13〕廖沫沙：《吴晗传·序言》，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14〕陈海云、司徒伟智：《廖沫沙的风雨岁月》（六），《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15〕邱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6月版。
〔16〕夏衍：《今日谈·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
〔17〕姜德明：《〈长短录〉余话》， 《王府井小集》， 作家出版社1988年3月版。
〔18〕张友渔：《执着的追求 坦荡的胸怀》，《忆廖沫沙》，海南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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