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尽管它存在不少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它留下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智慧为人类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推爱及物”的生态伦理观；“顺天时”的资源利用观。
关键词：生态文化 人与自然和谐 天人合一
生态是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生存的环境，文化是不同人类生存的方式，所以，一旦地球上有了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人类从古到今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的一高级形式体现，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为基本对象，以生态理念为价值导向的文化形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与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文明进步的重要支撑。生态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它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即使人类还处于文明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不同人类种族的生态文化。华夏五千年，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凝缩为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生态智慧和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审视、思考、认识和理解他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习惯方法、定式和特定的倾向，是影响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文化的底层结构。古人很早就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保护思想，意识到了永续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人的行动、人的劳作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先秦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人类道德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它始于爱亲，但并不终于亲，甚至于要超出亲情的范围来“泛爱众”，并最终将爱心推及最广大的万物。“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
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谓“在上者谓之天，在下者谓之地”，“天”指的是自然之天，“天人合一”指的是人和自然是和谐统一的。道家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道就是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运动规律，比如日出日落，春夏秋冬，降雨、降雪等，道法自然，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道在第一，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要尊崇万物，人类活动和自然之间要维持一种平衡。
佛家讲：“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众生平等”，佛家讲究人与世间万物是平等的。在佛教中首恶是杀生，佛性的统一，意味着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从保护生物多样性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
儒道佛的共同特征是把整个宇宙万物看成是由同一根源化生出来的。万物并非同出于一个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像上帝那样的外在本源，而是产生于宇宙生成过程中共同的自然根源，它们具有从共同的本源而获得内在的进化动力和统合一体的力量，具有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就好比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一样。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能够促进人们理解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在生命之网上的复杂关系。万物出于共同本源和自发原因而相互感应和协调，自然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和谐整体。人类作为生命，与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离开天地万物而独立生存。人类不仅与所有非人类生命物种是一体关联的，而且所有生命与其存在的无机环境也是一体关联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动态的网络联系，不同的事物都是这个网络上的纽结，是各种生命之线织成了这个生命之网，人类只是其中的一根线。不仅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就是海洋、河流、土壤、空气这些生命存在的环境，也是组成生命之网的一部分。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以人们直接的生存经验为基础，通过对流变的自然节律和生物共同体的有机秩序的悟性体验，具体真切地把握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深刻地洞悉到了人类只有维持与自然界长期的和谐共生关系，才有可能获得持久健康的生存。这种生态智慧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生存法宝。
二、“推爱及物”的生态伦理观
在中国的生态文化传统中，自然整体的演化不仅被人们看成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创造过程，也是一个生命价值的创造过程。所有生命出自一源，生于同根，人们应该尊重所有生命，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生物的差异性，爱护天地万物，道德地对待所有非人类生命及其生存环境。这种生态道德观不仅是一种对认知理性的把握，同时也需要一种关爱生命的情感体验。
古人把人的道德态度当成人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甚至认为动物也存在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并且可以引发人类的良知。《荀子•礼论》写到“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意思是动物对自己的种群都具有一种天生的情感，当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时，它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心，而当自己的同伴死亡时，它们都会发出撕人心肺的哀鸣。动物尚且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禁止伤害同类和动植物的行为，保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这种以鸟兽昆虫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同情同类的道德心理，给中国古代珍爱动物、保护动物的行为以深远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中写到：“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而况乎丘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懂得维持生态平衡的道理。如果考虑到麒麟、蛟龙和凤凰在古代分别代表兽类、鱼类和爬行类，以及鸟类的话，不难发现孔子其实强调维护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为构成一个美妙的人类生存环境所必不可少。反之，人世间将黯然失色，陷入茫然若失的境地。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祥瑞动物是世道祥和美好的象征。《礼记•中庸》：中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的理念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古老的传统。古人担心的“凤凰不翔”与现代人们害怕“寂静的春天”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有诗写到“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就是对人们保护动物的一种感人至深的呼唤。把人性对同类的怜悯与关怀之情投射到动物身上，强调了在生命世界里人与动物在生命关系和情感关系中的一体感通性。宋代理学家、关学创始人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讲的是我们对他人均应像兄弟一样去对待，对万物也应像对人一样去关爱。对有血气的、有感知能力的动植物的相互同情的体察，并把它与人类的人性关怀联系起来，从而使人类产生一种尊重和保护生物生存的强烈的情感动力，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科学所不能给予的“情理”支持，这是当代人在生态伦理学中非常缺乏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生命的天生的爱与同情，是一种亟待恢复和培育的“情感理性”。人类对生物的爱与关怀，人类的生态良心，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出于情感归属的需要，科学认识所理解的自然是非常不完整的，人类必须从情感上体验自然，领会自然，热爱自然，才能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关爱生命，才能真诚地产生“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生态关怀，才能对养育人类生命的自然界产生报恩情怀，真正建立起守护地球上所有生命之家园的生态伦理学，而不只是止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伦理学的狭隘境界。
三、“顺天时”的资源利用观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地处温带和亚热带，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尤其中华文明发源的中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植物季相的变化非常分明，动物迁徙活动也很明显。
在农业生产发端之前，人类是靠渔猎和采集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的。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也叫包牺）氏实际是一个渔猎部族的首领。《易•系辞下》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事迹的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段话表述的内容包括古人认识自然的方式，古人试图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使人从现象的提示而得到种种意义，来找寻其中的规律，以及对它们的把握，去解决疑难问题。实际上与近代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博物学的研究来寻找“上帝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通过物候观测逐渐发现生物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样一种特性。要有效地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古人很自然地要利用生物的特点来为自己的生存服务。于是“顺天时”的重要观念就产生了。只有顺时而动的生产措施有利于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发挥周围生态系统的产出功能。因此，古人认为只有顺天时，才能和天（自然）协调。而和自然协调好了才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效益。通过“顺天时”来“尽地利”，这是古人适应自然规律，指导自己的生产实践和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举措。《易经•乾•文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孟子•梁惠王上》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古代可没有煤也没有天然气让我们烧火做饭取暖，只有拿着斧头到森林里面去砍柴，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够随时拿着斧头去砍，而是要看时令看季节，在春天万物萌生，小树苗刚刚长出来，或者在开花的时候，绝对不能砍掉，这样的话树木才能用之不尽。捕鱼也是在鼋鼍鱼鳖鳅膳繁殖的时候，不许将鱼网、毒药投入湖泽，以确保动植物能够生生不息。《管子•四时》指出自然万物是：“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也就是说生产生活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季节规律，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才可以五谷丰登，百姓丰足有余。
从这些古训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古代，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确实是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的一项工作，而且非常深入人心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古人强调对资源的利用，要合理地根据“天时”来把握，注重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按照四季来安排“时禁”和“时弛”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手段，以便使生物资源尽可能的再生。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试图通过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来达到一种稳定的生存境界。
农业文明阶段，尽管由于人口增加的巨大生存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导致了局部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但这种长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实践，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态危机的全局性爆发，保障了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延续的生态前提。学习中国农业文明生态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在这种悠久的传统影响下养成一种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和自觉遵守生态法规的素养，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伟大实践传统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这些生态实践的宝贵经验可以作为重要借鉴，提高在决策中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能力，启发和激励在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做出更为实际、更有效率的业绩。
作者简介：易兴翠，中共彭水县委党校讲师
论文作者:易兴翠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2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1/16
标签：生态论文; 万物论文; 人类论文; 生命论文; 自然论文; 古人论文; 文化论文; 《基层建设》2019年第27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