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革命”论与古典雅典政制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政制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革命叙述
在过去20年西方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解读中，“革命”之说甚嚣尘上。1993年，美国古代史家约西亚·欧伯尔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公元前508/7年的雅典革命》。在这篇试图重新解读公元前508/7年①克里斯梯尼改革的论文中，他批评传统的解释过于重视克里斯梯尼的作用，斥之为“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的论调，提出雅典民主政治实则发源于一场人民革命，它可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导致雅典民主政体建立的真正主角不是贵族家庭出身的民主派改革家克里斯梯尼，而是人民(demos)。欧伯尔写道：
尽管克里斯梯尼的确是雅典革命事件中的一个重要演员，但是关键的角色是由人民扮演的。因此，民主政治不是一个发善心的精英集团给予被动人民的恩赐，而是人民自己进行集体决定、行动和自我界定的产物。
他进一步阐述说，“这革命的时刻、古风阶段雅典政治史之终结、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时刻，是一场没有领导的暴力革命”。②为了解释何以会在如此早的阶段就爆发人民革命，他提出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梭伦改革的影响和雅典僭主的亲民行为。在公元前6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业已获得自觉。③
欧伯尔的论题引起了古代史家们的激烈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却不在于雅典是否爆发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而在于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关键时刻何在。④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罗伯特·华莱士认为，梭伦改革才是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以类似于欧伯尔的语气写道：
在一场绝非希腊独有的民众革命运动中，面临来自于普通民众强大的政治压力，梭伦本人建立了雅典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乃因他和民众的许多见解一致。这场革命赋予了普通雅典人他们所要求的，即一个他们能够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权。⑤
而拉夫劳伯则认为，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改革，民主制才完全建立起来。⑥当然，对于谁是雅典民主制的建立者，古典作家即已存在不同意见。希罗多德明确说道：“克里斯梯尼为雅典人建立了部落和民主政治”。⑦但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梭伦才是雅典民主制的缔造者。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在概括雅典的政治变革时，把梭伦立法看成是雅典民主制的开端，而认为克里斯梯尼改革确立的政体仅仅比梭伦立法更为民主。⑧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是梭伦建立起了民主制。⑨同样，把雅典民主政治的诞生看成是革命行动的结果或至少以革命的概念表述它，并非新的发明；对于何时才是革命之关键时刻的争论，也是由来已久。⑩第一个使用“革命”一词来书写雅典历史并“重新发现”克里斯梯尼的历史学家正是19世纪伟大的古希腊史家、英国人乔治·格罗特。他在1846—1856年出版的十二卷巨著《希腊史》中，把讨论克里斯梯尼的一章命名为“雅典的克里斯梯尼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他先是敏锐地指出，“希罗多德轻描淡写地记载这场令人难忘的革命的方式，易于使我们忽视其真正的重要性”。而后在评价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时，他说：
这就是雅典的第一个民主政体，它产生于对希庇阿斯及其家族统治的反对以及克里斯梯尼和无权大众的难忘合作——无论合作是自发的还是强制的……它确实是一场引人瞩目的革命，它所诉诸的思想以及它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明显变化同样铭刻在了公民心中。(11)
在1927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中，英国历史学家沃克尔又把埃菲阿尔特斯变成了雅典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认为他的改革“一直被雅典人看成是其政制史上的转折点”。(12)他的说法不仅为后来的查尔斯·海格内特所接受(后者将其《雅典政制史》的一章命名为“公元前462年的革命”)，(13)而且还为当代英国古代史家约翰·戴维斯以及彼得·罗兹等所接受。(14)
对这一由来已久的争论和意见分歧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如何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诚然，学者们之所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原因在于有关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政治史的史料记载极其零散，存在许多空缺。而在有所记载的事件上，又往往语焉不详，对克里斯梯尼改革和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的记载即是如此。(15)更有些事件，又因后来的政治需要或是政治观念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内涵，梭伦改革即为典型例子。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恢复之后，部分保守势力打出回归“祖宗之制”的旗号，意在对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政治施加某种限制，而将他们的诸多主张归于梭伦的首创。(16)
然而学者们的分歧并非能够全然归咎于史料的缺憾。罗宾·奥什邦在对这一争论进行细致的梳理之后得出结论说，争论的产生更多的是和现代民主政治相关，而非和古代政治的真实情况相关，不同学者的不同政治立场左右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将某一特定时刻确定为民主政治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的现代学术理路，和古代作家的这类说法一样带有政治色彩，但却基本不关乎古代政治。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如格罗特这样心系于议会改革的学者，会把这一时刻确定在改革议事会的时候……也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保守学者会强调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的时刻，以此把他们所称的“激进民主”和他们乐于生活在其中的政体区隔开来……华莱士重拾梭伦的政治改革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很难不把这理解成是一个相信政体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个保守的北美习惯——的人的看法，也很难不把欧伯尔强调“意识形态”重于“制度”的观点……理解为对美国尽管拥有民主政体，但却盛行不民主和反民主行为的不满。(17)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英国，学者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像梭伦、克里斯梯尼和埃菲阿尔特斯这样的改革家扮演了主导角色；而在以革命立国、具有强烈平民色彩的美国，学者们则倾向于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决定性推动因素。除欧伯尔以外，另一位美国的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者华莱士同样相信，“梭伦建立的民主政体既反映了普通民众自信的要求——他们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也是这种自信要求的产物”。(18)在所有这些革命的解释背后，似乎还隐约显现出一个深层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近代西方一系列伟大的民主革命，尤其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而且很难不让人怀疑，在晚近的雅典革命论背后，尤其是在欧伯尔的观点背后，起一定推动作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化革命。因为就在此后，西方的古典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举行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义的学术活动，热烈庆祝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并将其开端追溯到公元前508/7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19)并非纯属巧合的是，欧伯尔的论文正是这一时期纪念性学术活动的一部分。
然而，古代雅典的历史情形可能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和当代世界中的某些政治变革，通过一场人民大革命决定性地建立起一套政治制度的模式也许并不适用于古代雅典。事实上，即便美国的民主政治亦非一场单一的革命一蹴而就，而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塑造，这不仅包括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也许还包括南北战争。(20)虽然在一系列引起重大后果的事件中，某一事件的确可以被确定为一个关键时刻，但历史并非总是如此。过于强调一个事件的关键作用，赋予它崇高的地位，往往是历史的简单化解释，甚或是歪曲。对此奥什邦一针见血地指出：
争论梭伦、克里斯梯尼和埃菲阿尔特斯三人中谁应该被看作民主革命者，而贬低另两人仅仅是“改革家”，似乎是愚蠢的。但是用于解决这一争端的论述对历史学家们技艺的考验达到了极限，以至于他们提出的观点，连他们自己也无法予以证明。即便是最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对特定史料和特定标准的偏重，已预定了他们的答案。(21)
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梭伦改革、克里斯梯尼改革和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相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事件，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不同环节，在此基础上再试图阐明，为什么从梭伦到伯里克利纵贯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换言之，促使雅典民主政治产生、发展并始终维持这样一套革命性政治体系的真正动力何在?
二、革命抑或阶级斗争
在其“革命”论断中，欧伯尔强调了人民在争取民主化斗争中的作用。他相信在克里斯梯尼改革前后，人民业已“作为一个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利和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22)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人民是否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政治自觉实际上是值得讨论的。(23)希罗多德在记述僭主政治垮台之后雅典的政治斗争形势时说，权力争夺主要在两个贵族克里斯梯尼和伊萨哥拉斯之间展开，但“克里斯梯尼落了下风，乃站到了人民一边”。(24)希腊语中的“人民”一词具有多重含义，既可指整个公民群体，也可表示公民群体中的下层阶级，即相对于精英阶级的普通民众。但无论是在希罗多德的语境中还是在欧伯尔的文本中，“人民”所指的都是社会的下层阶级。希罗多德的记述明确告诉我们，人民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斗争的一方。这也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并不是随着僭主政治的垮台而自动建立起来的，尽管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也尽管奥什邦批评现代研究者没有重视希罗多德的这一说法。(25)实际上，民主政治是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距克里斯梯尼改革近一个世纪之前，梭伦的改革同样发源于贫穷的下层阶级与富有贵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点上，相关的史料记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梭伦改革之前，“在高贵者和大众之间发生了长时间的斗争，因为雅典人的政体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寡头制的，而且穷人自己连同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都为富人所奴役”。(26)普鲁塔克也说：“彼时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分化如此之剧，以至于城邦陷入了革命的边缘，以至于结束混乱维持稳定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建立僭主制。”(27)梭伦本人的诗歌也证实在普通民众和权贵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与斗争：
我给予人民足够的好处，
既不夺取他们的荣誉亦不给予更多。
对于那些拥有权力而且因其财富受到羡慕的人，
我宣布他们不会受到不得体的对待。
我站立着，用巨大的盾牌抵挡着双方，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地获胜。(28)
然而，连梭伦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在梭伦改革之后，冲突与斗争依然十分激烈。(29)庇西斯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无疑是这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下层阶级与贵族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62/1年，民主派领袖埃菲阿尔特斯在伯里克利支持下采取措施，剥夺了贵族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将权力移交给公民大会，(30)旋即他被刺身亡，这说明有时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之下，斗争也从未停止。上层阶级在客蒙和美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的领导下反对人民的利益，导致他们先后遭到“陶片放逐法”放逐，伯里克利在其中的作用自不待言。(31)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双方的对立愈益尖锐。公元前411年，贵族寡头派利用大量下层公民随舰队出海作战的机会，采取暗杀和恐怖威胁的手段，策动公民大会废除了民主政体，而将政权移交给一个400人的寡头政体。(32)然而下层公民占据多数的舰队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开会宣布支持民主政体。(33)四个月之后，寡头政体被推翻，民主政治得以恢复。(34)公元前404年，斗争再次爆发。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率军占领雅典，宣告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吕山德扶持起一个30人的寡头政体，后世称之为“三十僭主”的统治。寡头政体残忍地屠杀了约1500名民主派人士，民主派则组织武装抵抗，经过流血内战之后，才在公元前403年重建了民主政治。(35)
在意识形态领域，下层阶级与富有贵族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样尖锐。一篇写于公元前420年代的雅典、名为《雅典政制》的政治宣传册子是最好的例证。这篇短篇政论传统上归于色诺芬名下，但其作者已不可考。因其明显的政治倾向，学者们冠之以“老寡头”的称号。在这位雅典政治生活的见证者、很可能还是亲身参与者看来，民主政体之下的雅典政治完全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斗争与对立。在他的笔下，富有贵族被称为“有价值者”、“富人”、“高贵者”，而下层公民则被称为“卑贱者”、“穷人”、“大众”和“劣等人”。在册子的开头，他旗帜鲜明地写道：
对于雅典的政体，我不赞成他们选择这种政体，因为通过这一选择，他们倾向于卑劣之人的利益，而非可敬之人的利益。(36)
因此在作者看来，政体是和特定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体维护的是普通公民或下层民众的利益，而不是上层阶级的利益，而他本人显然是后者的代言人。紧接着他进一步说明了雅典的民主政体是如何维护下层阶级利益的：
一些人会说，他们不应允许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或是担任议事会成员，而应该把这些权力局限在最有能力和最好的人中。但在这点上，通过甚至允许毫无价值之人发言，他们最清楚目的何在。因为如果可敬之人发言或担任议事会成员，这会对他们那类人有益，但对民众则无益。但现在是，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站起来发言，如果他是毫无价值之人，他会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他那类人有益的。然后会有人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民众有益的呢?”雅典人知道，尽管他无知且缺乏道德心，但他的好心比起可敬之人的坏心更有益，无论后者是多么的有技巧和明智。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建设理想的城邦，但却是维护民主政体的最好方式。因为民众不想在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中当奴隶，而想要自由和当家做主。他们并不太担心目无法纪，因为你所说的目无法纪事实上正是民众力量和自由的基础。但如果你要看到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你首先就会看到有能力之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然后可敬之人会惩罚暴民，自己安排城邦事物，不让那些疯子担任议事会成员和参加公民大会并发言。无论那是多么美好，民众都会陷入被奴役的境地。(37)
这段话充满了上层阶级对民众的偏见乃至蔑视，把他们称之为“暴民”、“疯子”等，但它却向我们揭示了政体和阶级以及阶级利益的密切关联。雅典的民主政体使得下层公民掌握了政权，继而维护了其利益。而在上层阶级的代表看来，民主政体是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反过来，如果下层民众丧失了政权，上层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体，则必然会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奴役下层民众。因此，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核心是两个对立阶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里作者并没有使用阶级一词，除了诸如“可敬之人”、“毫无价值之人”、“民众”等一些模糊的词语以外，也没有明确界定两个阶级的范围，但他所进行的却是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也许我们现在无法在他所说的两个阶级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但他本人以及当时的雅典人肯定十分清楚，政治意义上的“可敬之人”和“毫无价值之人”具体指哪两类公民群体，因此现代人眼中的模糊性在雅典人那里并不存在。
“老寡头”使用的这些政治词语并不是他所特有的，而是希腊人普遍使用的，它们同样出现在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38)它们所反映出的阶级对立与斗争也充斥了古典文献。在柏拉图眼中，现实中的城邦实际上不是单一的城邦，而总是至少包含了两个城邦，一个穷人的城邦，一个富人的城邦，两者相互敌对。(39)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希腊政治生活敏锐的观察者，他在《政治学》中写道：“僭主制是一个人的统治，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寡头制是为了富人的利益，民主制是为了穷人的利益。”(40)接着他进一步解释：“对于寡头制和民主制而言，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是偶然的，只是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真正不同在于贫穷和富有。”(41)因此，城邦主要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分，而他们的利益则总是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其中哪一方掌握政权就决定了政体的根本性质。(42)民主制是穷人掌权，寡头制是富人掌权。(43)他进一步评论说，富人会竭力建立寡头政体，而穷人则会建立民主政体。(44)因此，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在民主制中，“平民领袖总是将城邦分成两部分，并向富人发起战争”。(45)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阶级分析，圣·克瓦尔和芬利都已作过更为令人信服的精辟论述，因此无需赘言。(46)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主要在政治理论层面概括希腊城邦政治，和“老寡头”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具体情况的分析完全一致：两者都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冲突看成城邦政治的核心。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但毫无疑问，他的依据仍然来自于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
三、阶级斗争与雅典政治生活的实质
由上可见，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普通公民与富有贵族阶级之间长期不断的阶级冲突与斗争，而非某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当然，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显然，古典作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十分契合，但在西方古代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法仍然通常为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47)不过，当欧伯尔宣称民众“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获得了自觉，人民业已“作为一个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利和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时，他采用的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然而他非但不承认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影响，甚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能揭示雅典社会与政治的实质。在之前出版的一部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大部头著作中，他提出人民在意识形态上主宰了精英阶级，言下之意是说，人民对精英阶级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同时他又否定圣·克瓦尔和芬利采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对民主雅典社会政治生活的分析，认为“无论是芬利还是圣·克瓦尔，都未能完全解释普通公民和精英公民关系在雅典社会和政治生活运作中的重要性”。他还宣称，他本人的分析“颠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下层阶级在物质层面上没有进行公开斗争的情况下，能够成功进行社会组织的重大变革”。(48)欧伯尔的意图主要是为了解释在他看来成其为问题的雅典城邦现实，即政治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亦即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为此他提出，在民主政体下取得政治平等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人民之所以能接受财富的不平等，是因为精英阶级透过诉讼演说和政治演说，与人民以及民主政治达成了调和。一方面，精英阶层通过演说把自己描绘成接受人民民主、甚至和人民打成一片、是人民之一员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极力说明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优越性均有益于城邦和人民，因而是与民主政治相符合的。由此人民在坚持要求政治平等的情况下，接受了精英阶级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象征的方式得以解决。(49)其言下之意是，雅典的社会矛盾不是通过物质利益层面上的斗争而调和的，从而否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雅典社会与政治做出的解释。不过他的表述值得仔细推敲。实际上，他想让读者相信在雅典不存物质层面的阶级斗争，但却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这么表述。因为即使他口头上不承认，实际上他很清楚，如果直接说没有物质层面上的斗争，则明显有悖于史料反映的情况，他的理论也就完全失去了说服力。因而他不得不用“没有进行公开斗争”的软弱辞令自圆其说，而这恰恰是其观点的弱点所在。不难看出，美国一面推行民主、一面确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认可了财产不平等的制度和社会模式，实际上深深影响了欧伯尔对于雅典社会与政治的解读。
认为“没有进行公开斗争”事实上意味着至少不得不承认存在不公开的斗争。但是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斗争是否公开，而在于是否存在持续的物质层面上的斗争。“老寡头”所描述的雅典政治生活现实以及亚里士多德基于近距离观察所进行的总结告诉我们，阶级利益实际上是冲突的核心。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吕西阿斯的话同样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他说道，“没有人天生是寡头派或民主派，对个人来说，只要一个政体是有利可图的，他就迫切希望这个政体建立起来”。(50)与希腊所有的城邦一样，在古代雅典，物质利益常常是政治斗争背后的实质问题，正如芬利在论述古希腊罗马城邦政治的一般情形时所说的：“总之，古代作家的看法没错，只要是穷人或多或少直接卷入的政治冲突，幕后都有着对于土地和债务问题的不满；他们所反映出的上层阶级的担忧也没错，激进的要求可能会从幕后走向前台。我认为，在民众对政体改革和选举、对政治冲突的兴趣背后，隐藏着实质性的问题。”(51)圣·克瓦尔则说得更为明白，城邦的政体之争实际上是对国家掌控权的争夺，而这一争夺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民主政治使人民得以保护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剥削。(52)雅典的下层阶级一定也认识到，民主政治不仅保障了他们出席公民大会、担任陪审员、议事会成员和城邦官员的权利，而且保障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他们在参加城邦公共活动时可获得补贴。因此，政治斗争始终直接关乎物质利益。
另一方面，雅典民主政治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还用看似温和、但在精英阶级掌权的社会(包括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几无可能的方式，进行了财富再分配。城邦最主要的财政开支由富有公民无偿承担，普通公民则免于任何赋税。这些开支包括公共节日的活动费用尤其是戏剧演出的费用和维护舰队三层桨战舰的费用，这些费用由城邦通过一个称作“公益捐助”(leitourgia)的制度，每年指定一些最为富有的公民承担。而这一制度正是在民主政治确立后，于公元前5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53)根据戴维斯的权威性研究，在公元前5—前4世纪，承担这些支出的富有雅典公民人数从公元前5世纪的400人达到公元前4世纪的1200人。(54)虽然没有资料表明富有公民公开地集体抵制这一做法，但现存的法庭诉讼演说中记载的“财产交换”(antidosis)案例揭示出，富有公民其实不愿承担城邦的支出。(55)我们知道，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公益捐助”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许多富人无力独自承担维护一艘战舰的费用，城邦不得不指定多名富有公民共同承担。(56)除了“公益捐助”外，雅典城邦并不直接向公民征收固定税收，只在遭遇战争和财政困难时，才征收临时税(称为eisphora)，但仍只向富人征税。对于这种财富的再分配，精英阶级成员十分不满，这在古典文献中屡有表达。“老寡头”就曾夸张地抱怨道：“人民不断要求为他们的歌舞、赛跑以及出海支付金钱，以使他们获得财富，因而使富人变得穷困。”(57)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抨击说，在“平民领袖”的领导之下，雅典“充满了悲哀”，“因为一些人只能向他们自己倾诉和抱怨他们的穷困潦倒，另一些人承担许多的义务，包括公益捐助和与捐助团及财产交换联系在一起的麻烦。这些是如此烦人，以至于有财产的人觉得生活的负担甚至比那些贫穷的人都要沉重。”(58)在《论性格》中，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特奥弗拉斯托斯甚至让他笔下的“寡头性格人物”控诉道：“要到何时我们才不会被公益捐助和战舰捐助弄得倾家荡产?”(59)
雅典这种财政制度的政治含义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但却是我们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富裕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绝不会自愿无偿耗费大量个人钱财承担国家财政支出，而让下层阶级免于税赋。事实通常正好相反，富有的统治阶级通常会利用其有利地位和政治权力攫取财富，而将负担转嫁给下层阶级。共和国后期的罗马是个极好的例子。公元前2世纪后期，鉴于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小农因失去土地而大量破产，统治阶级内部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格拉古兄弟力图改革，将国家公有地分配给农民，以挽救共和国。但此举因波及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受到他们的竭力反对，他们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屠杀了格拉古兄弟及其支持者。(60)如果为了维护其统治，连牺牲少部分自身利益的改革，罗马的贵族阶级都不能接受的话，那么雅典富有公民无偿承担国家财政支出的行为，就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在此，任何道德高尚或者公益心的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下层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政治迫使富有公民贡献自己的财富，用于城邦的公共支出。就是说，通过富裕的精英阶级承担国家开支这种看似温和的方式，民主政治实际上进行了比任何现代政权都更为激进的财富再分配。依此来看，物质层面上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是政体争夺的关键因素。
四、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处于民主政治之下的雅典，始终存在着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民主政治的生存以及普通公民对城邦统治权的掌控，都取决于对反民主势力即上层阶级进行毫不妥协的和持续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并非欧伯尔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是意识形态上的，它不仅是政治斗争，也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说对于城邦政体的争夺之所以成为焦点，恰恰是因为不同政体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欧伯尔不得不承认古典时代的雅典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划分，而且他甚至不得不承认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他却拒绝承认在物质利益层面存在阶级斗争，因此被迫得出结论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各种象征性方式得以调和”。(61)其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不仅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他从根本上把意识形态领域和物质利益领域割裂开来。(62)这种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调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说法，实际上和他所阐述的人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拥有主导权的说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正如一位论者所说，欧伯尔的困境在于，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一样，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又因为冷战宣传的遗毒，而感到不得不“保护他们自己，以免受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可以料想到的指控”。(63)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与其孤立地看待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的诸次改革，试图从中寻找一次明确的决定性革命，不如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历史进程，转而寻找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动力。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启发性。雅典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下层阶级的统治，他们通过同在根本上反民主的上层阶级进行不断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斗争，而得以维系其统治权。这种斗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实际上不同层面的斗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的斗争必然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试图将它们分离开来是荒谬的。换言之，雅典民主政治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产物，(64)而是通过一个不断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确立起来的。毕竟，古希腊人并没有发明一个意思为“革命”的词语，但他们会立即明白斗争或者冲突的意义，因为“冲突”(stasis)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词语。这个词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包括政治竞争、斗争乃至内战。正如芬利所敏锐观察到的，“冲突”是希腊城邦政治的核心所在。(65)如果要把雅典民主政治的兴起看成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它是一场不同性质的革命。它首先是一场关于如何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革命，一场将这种全新的思想付诸实践的革命，这场革命持续了至少一个半世纪之久(从公元前6世纪初至前5世纪中期)。简言之，民主政治产生于下层阶级针对上层阶级全方位的长期斗争，也由这种斗争所维系。如果没有这种斗争，民主政治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成功付诸实践，更不可能维系近两个世纪之久。
注释：
①雅典历法中的一年跨越公历前后两年，大约起于公历上年7月初，止于公历下年6月末。如果根据文献记载只能确定事件年份，而不能确定具体季节或者月份，则无法确定属于公历哪一年，因此学术界通常标出前后两年。此处“公元前508/7年”即指公元前508年7月至公元前507年6月这一年。
②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of 508/7 B.C.E.:Violence,Authority, and the Origin of Democracy,”in C.Dougherty and L.Kurke,eds.,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Cult,Performance,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1993,pp.215-232.
③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of 508/7 B.C.E.:Violence, Authority, and the Origin of Democracy.”亦见Josiah Ober,“Revolution Matters:Democracy as Demotic Action (Response to Kurt A.Raaflaub),” 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Dubuque,IA:Kendall/Hunt,1998,pp.67-85; Josiah Ober,“'I Besieged That Man':Democracy's Revolutionary Start,”in K.A.Raaflaub,J.Ober and R.W.Wallace,eds.,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83-104.
④沃尔特·埃德尔(Walter Eder)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认为雅典民主政治产生于贵族阶级的政治竞争，而非革命。参见Walter Eder,“Aristocrats and the Com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p.105-140.但华莱士敏锐地批评道，认为民众缺乏自信、尚未完全摆脱对世袭贵族依赖的观点类似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雅典保守派理想化了的家长制社会观念，他指出，“这种精英主义的家长制模式影响了现代人关于民主制起源的思考，部分是出于两方从中世纪社会政治等级秩序向现代参与制国家转变的熟悉观念，部分则是出于和某些当代社会的明显相似。(据说)在这些社会中受到践踏的民众数百年间都顺从于傲慢而独揽大权的上层阶级，使得民主政治难以发展。”参见R.W.Wallace,“Revolutions and a New Order in Solonian Athens,” in K.A.Raaflaub,J.Ober and R.W.Wallace,eds.,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pp.71-72.
⑤R.W.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11.
⑥K.A.Raaflaub,“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pp.31-66; K.A.Raaflaub,“The Breakthrough of Dēmokratia in Mid-Fifth-Century Athens,”in K.A.Raaflaub,J.Ober and R.W.Wallace,eds.,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pp.105-154.
⑦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Scriptorum Classl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VI，131.1.“部落”在此指克里斯梯尼创建的十部落。在叙述公元前501年雅典人对贝奥提亚人和卡尔基斯人(Chalcis)的战争取得胜利时，希罗多德评论道：“很显然，不仅仅是从一件事，而是从所有事情都可看出，自由(isegoria)是一件重要的事。当雅典人被僭主统治之时，他们在战争中不比任何邻邦强，但当他们从僭主政治中解放出来后，他们至今都是最好的。这表明，当他们受到压迫时，他们就像为主人劳作一样，变得怯懦，但当他们获得自由后，每个人都迫切渴望为自己建功。”(V，78)这段话表明，希罗多德认为民主制是在僭主制被推翻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和他所说的克里斯梯尼是民主制的建立者相吻合。
⑧亚里士多德概括了雅典城邦经历的诸次政体变革，他认为“第三个政体是在梭伦时期的斗争之后，民主政治从此开始……第五个政体是僭主制被推翻之后的克里斯梯尼政体，它比梭伦的政体更为民主”。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elis Atheniensium Respublica,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0)，41.2.对于《雅典政制》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撰，还是其弟子在他的指导下所撰，学术界存在争议。参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58-63.不过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和其弟子在这点上很可能持相同观点，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elis Politica,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1274a1-3.
⑩对于这一学术理路的详细梳理，参见R.Osborne,“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in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eds.,Rethinking Revolutions through Ancient Gree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28.
(11)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vol.3,London:John Murray,1904,pp.348,380.
(12)E.M.Walker,“The Periclean Democracy,”in J.B.Bury,S.A.Cook and R.E.Adcock,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V:Athens 478-401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7,pp.98-112.
(13)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Chapter VIII,“The Revolution of 462.”
(14)参见J.K.Davies,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London:Fontana Press,1993,Chapter IV; P.J.Rhodes,“The Athenian Revolution,”in D.M.Lewis,J.Boardman,J.K.Davies and M.Ostwal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V:The Fifth Century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62-95.对于雅典革命叙述的详细回溯，见R.Osborne,“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eratic Revolution?”
(15)希罗多德关于克里斯梯尼改革的简短记载(《历史》，5.66，69-73)主要着墨于斯巴达王克勒奥美尼斯(Cleomenes)对雅典的干预，而对改革内容及其过程语焉不详。亚里士多德的记载(《雅典政制》，20-22)更为详细，但却较晚。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的记载仅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记载(《雅典政制》，25)。其他略有提及的文献，参见《政治学》，1274a8-9；普鲁塔克：《客蒙传》(Plutarch's Lives，vol.II，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15.2.
(16)参见M.H.Hansen,“Solonian Democracy in Fourth-Century Athens,”Classica et Mediaevalia, vol.40,1989,pp.71-99.
(17)R.Osborne,“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pp.26-27.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尤其是对克里斯梯尼改革的解读中存在的现实关怀，参见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p.3-5.
(18)R.W.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 p.12.
(19)关于两方政治意识形态对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影响，笔者曾作过较为细致的剖析，见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另可参见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p.1-2.
(20)参见李剑鸣主编：《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此外，笔者随意选取的几部相关著述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从独立战争之初起，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在不断演化和发展。例如，乔治·弗莱彻(George P.Fletcher)认为，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865—1870年间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的第二部宪法。1787年起草的第一部宪法以“自愿结盟、个人自由和共和精英主义”为根本，第二部宪法才确立了人人平等以及人民民主原则，参见George P.Fletcher，Our Secret Constitution:How Lincoln Redefine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0；兰德尔·霍尔库姆(Randall G.Holcombe)则通过对美国政府的考察，提出直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的指导原则才从保护个人权利转变到民主政治，“到1980年，民主政治完全取代了自由，成为美国政府的根本原则”，参见Randall G.Holcombe,From Liberty to Democracy: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250；亚历山大·凯瑟(Alexander Keyssar)则从投票权变化的角度，指出只是到了20世纪，长期局限于说英语的白种男性群体的投票权才扩大到妇女、黑人和其他群体，参见Alexander Keyssar,The Right to Vote: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Basic Books,2000.
(21)R.Osborne,“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p.27.
(22)Josiah Ober,“Revolution Matters:Democracy as Demotic Action (Response to Kurt A.Raaflaub),” p.70.
(23)例如保罗·卡特里奇指出：“在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看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断言公元前508年存在真正的人民或平民的自我意识，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克里斯梯尼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力，是非常值得怀疑或者说成问题的。”参见 Paul Cartledge,“Origins of Democracy:Contributions to a Debate,”in K.A.Raaflaub,J.Ober and R.W.Wallace,eds.,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p.164.
(24)希罗多德：《历史》，V.66.2.
(25)R.Osborne,“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p.26.
(26)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1-2.
(27)普鲁塔克：《梭伦传》(Plutarch's Lives,vol.I,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13.2.
(2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2.1.
(2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
(30)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5.
(31)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Plutarch's Lives,vol.III,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ad.,1916),14.
(3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is Historiae,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VIII.63-70.
(3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76.
(3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94-98；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9-33.
(35)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tis Opera Omnia,tomus I,Historia Graeca,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II.3-4；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34-38.
(36)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Xenophontis Opera Omnia，tomus V，Atheniensum Respublica,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1.1.
(37)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1.6-9.
(38)参见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 G.E.M.de Ste.Croix,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London:Duckworth,1983,p.73.
(39)柏拉图：《理想国》(Platonis Opera,tomus IV,Respublica,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02),422e-423a.
(4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9b6-9.
(4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9b35-40.
(42)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1b7-13.
(4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0b17-19.
(44)参见G.E.M.de Ste.Croix,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73.
(4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0a3-4.
(46)G.E.M.de Ste.Croix,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p.69-80.芬利的讨论比较分散，参见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pp.2,9～11.
(47)德·圣·克鲁瓦(G.E.M.de Ste.Croix)论述道：“经济阶级是区分希腊社会的基本因素，也界定了其政治划分，这一观念远非仅限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时代错置的离经叛道，而实际上和希腊人自己的观点十分地契合。亚里士多德这位希腊城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伟大专家总是从阶级分析的基础出发，并且认为，人们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首要地是根据其经济地位行事，此乃天经地义。”接着他指出，尽管“亚里士多德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并未逃过人们的注意”，但“近些年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西洋两岸，一些古代世界的阐述者试图忘却亚里士多德的阶级分析——我敢说他们认为其带有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或是假装可以忽略它，尤其是对于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分析而言。”参见G.E.M.de Ste.Croix,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79.
(48)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12-13,339.
(49)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Chapter VII.
(50)Lysias,Defence against a Charge of Subverting the Democracy,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8.
(51)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pp.109-110.
(52)德·圣·克鲁瓦强调说，后一点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参见G.E.M.de Ste.Croix,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pp.284-287.
(53)关于节庆和舰队三层桨舰两类“公益捐助”的研究，分别见P.Wilson,The Athenian Institution of the Khoreg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V.Gabrielsen,Financing the Athenian Fleet:Public Tax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54)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300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xxix.
(55)所谓“财产交换”，是指保障“公益捐助”制度顺利实施的法律程序。如被指定承担“公益捐助”者不愿履行这一义务，他必须指认有其他公民比他更为富有，应代替他履行该义务。此种情况即启动了“财产交换”程序。被指认者要么承认自己更为富有，而接受捐助义务；要么否认自己更为富有，如此则双方交换全部财产，仍由指认者承担捐助义务。参见 V.Gabrielsen,“The Antidosis Procedure in Classical Athens,”Classica et Mediaevalia,vol.38,1987,pp.7-38; M.R.Christ,“Liturgy Avoidance and Antidosis in Classical Athens,”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120,1990,pp.147-169.
(56)Demosthenes 21:Against Midias,154; Demosthenes 47:Against Evergus and Mnesibulus,22.古希腊文版本分别见Demosthenes Orationes,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liotheca Oxonien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03,tomi II,tomus III.
(57)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1.13.
(58)Isocrates,8:On the Peace (Isocrates,vol.II,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29),127-128.
(59)Theophrastus,Characters,26 (Cambridge Classical Texts and Commentaries 4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60)参见David Stockton,The Gracch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61)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Chapter V,p.241.
(62)P.W.Rose,“Divorcing Ideology from Marxism and Marxism from Ideology:Some Problems,” Arethusa,vol.39,2006,pp.101-136.
(63)P.W.Rose,“Divorcing Ideology from Marxism and Marxism from Ideology:Some Problems,”p.131.
(64)参见R.Osborne,“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pp.10-28.
(65)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pp.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