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与21世纪国际新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世界论文,国际新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时代，作为介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第三世界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第三世界一度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最早倡导者。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第三世界不再是美苏之间的平衡力量和缓冲器，其本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组合，西方甚至出现了第三世界“消亡”论，并久盛不衰，形成“一犬吠日，众犬吠声”之势。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公然宣称第三世界“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1]。美国《新闻周刊》1990年7月30日载文称因冷战已成为历史，“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就变成毫无意义了”。英国《卫报》则于1991年5月9日发表梅尔文·韦斯特莱克的文章，公开宣称第三世界已经“灭亡”。[2]美国学者马丁·刘易斯更于1999年11 月以《第三世界存在吗？》的醒目标题，在美国《现代史》杂志撰文，提出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第二世界已不复存在，因而第三世界也不复存在。他主张按贫富划分世界，把第三世界改称为“世界的贫穷地区”，同时把第一世界改称为“世界的富裕地区”。[3 ]在政策实践中，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被西方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而打入“另册”，被强行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
上述论点固然反映了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固有政治偏见甚至敌意，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整体政治力量，在冷战后及新世纪将面临极其复杂、严峻的生存、发展环境。如果考虑到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新因素，情况更是如此。本文拟以分析全球化加速推进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选择模式为切入点，就第三世界与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系略述一管之见，聊为对西方有关第三世界“消亡”论的回应。
一、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两种不同抉择模式
一般认为，从冷战结束到90年代中，是以雅尔塔体制为基本框架的国际旧秩序瓦解时期。从90年代中到21世纪的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则是世界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过渡时期。[4]即是说，未来10年，将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并替代旧秩序的关键时期，围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斗争将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过程、模式和发展方向，使之有利于实现自己的国际利益，将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激烈交锋。斗争结局将直接影响各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
理论上，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体现的是两种对立的秩序观。第一种模式主要反映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和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在过渡时期，美国将以各种手段，积极、主动地推行美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一系列主张和政策，谋求建立一种按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包括政治上按“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等西方理念和价值观改造联合国、实现美国和西方对联合国的主导和控制，并扩大“八国集团”的政治职能，使之部分替代联合国安理会的功能，保证美国和西方干预世界政治事务的“合法性”；经济上充分利用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广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改造、扩大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使其进一步扩张为能在经济上统制世界的所谓“世界经济安理会”，并加强对其控制能力，保证美国和西方干预世界经济事务的“合法性”；安全上加强、扩大北约、美日同盟及其它一些军事安全组织，使美国和西方具有决定和战、干预世界安全事务的“合法性”及确保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威慑能力。总之，美国是要统合西方，控制世界，确立美国的单极统治。用白宫《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话说，就是要“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推动海外的民主事业”，实现美国对全世界的“领导”。
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第二种模式与第一种模式相对立，主要反映非西方国家，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意志和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要求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独立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冲突等传统国际法准则，消除各种国际法规的“领土外效力”，包括主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单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制裁等，加强和扩大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功能，既要保护人权，又要保护主权，更要保护发展权，反对美国和西方恃强凌弱，打着“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的旗号，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和控制世界；经济上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现有的国际贸易、金融体制，真正建立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金融体制，消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对等和不平衡，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使发展中国家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全球化进程，能与发达国家分享全球化的各种利益，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安全上要求解散各种冷战军事同盟，停止军备竞赛，实行核裁军，努力消除战争、动荡根源，发展国际信任措施，确保国际稳定，为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此外，第二种秩序观还主张保持世界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总之，第二种模式主张实现公平、公正和国际正义。
虽然在理论上，未来10年，两种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两种不同模式将相互竞争，但在政治实践中，竞争却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这种竞争的不对称性植根于历史与现状所产生的政治基础及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
首先，从历史条件看，第一种秩序观较第二种秩序观当前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一点，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冷酷而严峻的事实，否则，就会犯所谓“左”的错误。历时500 年的近代国际关系史一再证明，任何一种国际新秩序都渊源于国际旧秩序，都是从旧秩序中脱胎而来，都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化过程，都对旧秩序有一定的继承性。在新、旧两种秩序的转换过程中，旧秩序的影响和惯性作用将“长期而广泛”地存在，新秩序将在不断消除旧秩序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二者冲突将构成世界格局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并直接影响甚至规定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性质、内容和模式。[5]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秩序从旧秩序中继承什么，并不取决于国际正义原则，而是主要取决于主导新秩序的力量根据自己的利益，愿意从旧秩序中继承什么。
以雅尔塔体系为框架的、旧的国际体系迅速解体的基本原因是苏联解体并主动退出冷战，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被认为是冷战的胜利者。为了确保其冷战成果和国际利益，他们正在并将继续充分利用旧体制的惯性力量，力求把他们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各种政治、经济武器甚至其军事机器，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组织以及北约、美日同盟等军事组织，从冷战机制转化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主体，覆盖全世界。他们不但要继承旧体制中有利于他们的各种遗产，还力求摆脱其中对他们有所限制、有所制约的部分，维护、扩大对其有利的部分，使其对第三世界的控制不断扩大、加深并机制化，为维护、扩大他们的各种国际利益及对世界的主导权创造新的条件。新、旧秩序的矛盾因而必然要转化为第三世界国家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矛盾。冷战时期由美国及西方创立、主导的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甚至“八国集团”等，不可避免要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本框架，广大发展中国家即使不喜欢，也无力对其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在这里，国际旧体系的惯性力量成了第一种国际新秩序模式的同盟军。
其次，从现实力量对比看，支持第一种模式的西方实力较之支持第二种模式的第三世界享有“一边倒”优势。在经济领域，1999年，西方七大国GDP之和约20.3万亿美元， 占全球同比的67.75%。贸易额约5.4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一半。OECD29个西方大小国家的GDP 之和约24.8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82.87%，贸易额超过8万亿美元， 占全球同比的3／4。[ 6]而占世界总人口80%以上的约180 个第三世界国家的GDP总和不到全球同比的1／5，贸易量不到全球同比的1／4。
在政治领域，美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及西方国家内部虽然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如美欧农产品之战、美法对两伊政策存在分歧、美日围绕贸易不平衡及日本“景气”对策诸问题争执不休等，但通过“八国集团”等西方政治、经济组织，西方国家内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政治及价值观方面的认同度在提高，弥合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在加强。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在发生分化，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第三世界“灭亡”论的重要背景。
第三世界的内部分化首先表现为两个层面的经济分化。第一层面是各国内部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如拉美发展中国家1987年只有6 名亿万富翁，但六七年后就增至42名， 而拉美贫困人口却从60年代的9000 万增至90年代的1.9亿。[7]第二层面是各国之间发展差距拉大。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较快，如东亚新兴国家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印度、巴西等开始向区域强国或世界大国迈进，而一些发展较慢的第三世界国家正面临“边缘化”的威胁。如1989年，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是42个，1994年却增至48个。[8]
第三世界的经济分化带来了三个政治后果，一是因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发展差距拉大，各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也必然产生差异，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整体政治力量，其内在的政治凝聚力削弱了，在国际事务中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尤其是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后，第三世界国家除印度、越南、古巴等少数国家比较坚决地声援中国与南联盟及谴责美国与北约外，相当一部分国家却噤若寒蝉，甚至公开支持美国与北约对南联盟的干涉战争，这突出说明第三世界确实面临分化的威胁。二是第三世界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与1／5 的穷者， 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的30比1扩大至1997年的74比1。1976年，瑞士比莫桑比克富52倍，到1997年，两国贫富差距扩大至508倍。[9]同时，第三世界对西方的债务不断增多，经济依赖不断加深。1988年，第三世界国家外债总额为13750亿美元，1996年增至210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5.8%。[10]目前，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已高达25000亿美元， 人均欠西方国家420 美元。[11]结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政治依赖有增无减，不得不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附合或屈从西方的意志，如不少非洲穷国、债务国不得不依据外援情况及债权国的意志决定自己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包括违背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国际潮流，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等。三是发展滞后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独立发展信心不足，盲目引进西方民主，对西方民主的“不适应症”引起国家发展进一步滞后以致动荡甚至内战和相互争战，如近年频发不止的非洲冲突就有这一背景在起作用。这进一步削弱了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动荡与战乱地区集中在从巴尔干经里海盆地、中东、中亚、南亚到东南亚的欧亚“政治破碎带”及非洲大湖地区和非洲之角，这一地带也正是主要第三世界国家的麇集之所。
在军事领域，美国与西方国家无论是军队数量、质量、军费开支、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还是军事战略思想，都对第三世界享有绝对优势。单是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就超过第三世界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此外，还必须考虑全球化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上享有优势，能从全球化中获取最大限度的超额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全球化甚至因此而被认为是西方化或西方市场经济的全球化。[12]第三世界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未作好迎接全球化的必要准备，难以做到趋利避害。所谓“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情况。[13]有人进而把全球化看成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用“七化”概括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巨大的消极影响，包括：国际地位弱化、疆域人口扩大化、国家职能退化、综合国力衰化、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意识形态西化等。[14]对全球化适应性的差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第三世界与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差距，加剧二者关系的“不对称性”。[15]
统而论之，受限于历史条件及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对称性制约，两种秩序观在21世纪初的竞争是不对等的，美国与西方主导的第一种秩序观势必要占据主导地位，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能不继续利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这只“旧瓶”，第三世界主张的第二种秩序观不得不暂居于从属地位。
二、第三世界在建设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
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居于主导地位，由美国及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旧瓶”不可避免地成为21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框架，但决不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就可以任人宰割，无所作为，完全屈从西方的优势。相反，第三世界仍然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新秩序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尽管第三世界的整体实力较之美国与西方居于劣势，但也有所长，且呈增势，与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对比差距无疑正在逐步缩小。20世纪国际关系史展示出的一个重要国际政治现象是世界政治、经济力量不断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即第三世界转移。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因第三世界的兴起，新技术及工业化向非西方落后国家扩散，西方大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呈持续下降之势。1913年，美、英、法、德、日、俄等六个西方大国工业生产总值约占世界同比的79%；1963年，同比降至71%；1971年，同比又进一步降至66%。[16]近年亚洲金融危机使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美国经济则“一枝独秀”，大国及西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份额有重新回升之势。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不反映长期趋势。如排除美国超乎寻常的长期增长，则日、德、英、法、意五个传统西方大国1999年GDP之和为10.4 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35%，[17]低于20世纪除二战后最初一段时期外的任何时期。
与西方大国在全球经济中份额下降的总趋势相对应，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则呈稳步上升之势。1992年，非洲、拉美、伊斯兰国家、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经济总值中的份额约为26.9 %， 较1980年增加6.8个百分点，较1970年增加10.3个百分点，较1950 年增加13.4个百分点。[18]
冷战结束以来，虽然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受阻，出现“边缘化”危机，但第三世界中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却有了长足发展，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GDP 总量在世界排名已分别跃升至第七、第八和第十四，为缩小第三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整体，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率通常高于世界平均值两个百分点，高于西方发达国家3个百分点，[19]今后10年， 这一基本趋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
鉴于知识经济在全世界发展与扩散具有必然性，而西方国家经济已进入后现代期，其经济更偏重于质的发展，量的扩张空间有限，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及经济总量的扩张远未完成，在21世纪初以至更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还会持续增大，与西方国家经济量的差距将继续缩小。俄罗斯独立报预测到2015年，世界上12个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中，亚洲将占5个。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但将继续挤占西方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还将在政治上继续削弱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宰能力，使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建设进程中发挥愈益增大的作用。
其次，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美国及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对第三世界的依赖也在加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就像连成一体的“蜘蛛网”，彼此不能分离，在世界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存在依赖关系的同时，世界大国、强国、富国也不能不依赖小国、弱国、穷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后者甚至可以在重大问题上对大国、强国、富国施加重大影响。[20]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提出，第三世界是世界上战争与革命的集中点，拥有极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西方世界不过是第三世界汪洋大海中的富饶小岛。要确保21世纪的和平，美国与西方就不得采取措施，充分发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潜能，满足其政治抱负，并保障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利益。[21]
具体而论，美国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依赖性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都有突出表现。尤其在经济上，第三世界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未得到开发的市场，一些发展中大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美国前商务部长加腾认为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加速发展将改变世界经济面貌，并改写世界政治的规则。
第三世界还拥有维持世界经济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丰富资源。西方经济已严重依赖来源于第三世界的石油，如美国石油消费的一半、西欧石油消费的60%、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石油消费的90%，皆源于进口，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第三世界产油国。到201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进口石油将占其石油消费量的70%以上，美欧日从第三世界的石油进口量都将持续增大。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曾使西方经济遭受惨重打击。如第三世界产油国出现动荡或战乱，波及油价，美国及西方经济必然要受更严重的打击。
第三，在政治上，第三世界还是制约美国及西方的霸权主张，促使国际新秩序臻于合理的中坚力量。如前所述，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能不继续利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这只“旧瓶”，美国和西方不但要保留有利于其国际国内各种利益的“旧瓶”，还必然要在这只“旧瓶”中注入反映其利益的“旧酒”。要推陈出新，使“旧瓶”装“新酒”，即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能不经历反复斗争，而第三世界正是这场斗争的主力军。
第四，从国际格局看，第三世界还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重要政治基础。进入21世纪，世界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必然要向多极化发展，多极化本身就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但多极化不可能和平实现，更不能一蹴而就，它必然是在与美国的单极企图反复较量中才能实现。挫败美国的单极企图，不仅有赖于欧、日、俄等力量中心与美国各种矛盾关系的发展，也有赖于第三世界与美国单极企图与西方霸权主张的不懈斗争。此外，多极化的基础是国际政治力量的分散化，美国一超强势不断削弱。第三世界加速发展，其本身就是为多极化作贡献。
第五，第三世界是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建立国际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内涵不同以往。从空间看，它已超越国界，成为跨国难题，一国安全已不可能单凭一国自身力量彻底解决，必须求助于国际合作。从内容看，它已超越传统的军事安全或主权安全，发展成综合安全问题，如能源问题、水荒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债务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海洋与太空开发问题等，统统已纳入安全范畴等，已成为世界各国，不论其大小、强弱、贫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得不凭借全球治理谋求综合解决。在此过程中，第三世界的努力不可或缺。离开了第三世界的合作，西方国家将一筹莫展。
三、有关第三世界参与国际新秩序建设的几点思考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占居实力优势和主导地位的不利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要挫败美国与西方支持的第一种国际新秩序模式，争取建立符合自己发展利益要求的、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经过不懈努力。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发展综合实力，使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相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对比呈不断增强之势，这是在斗争中获取有利地位的根本，舍此，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一句空话，第三世界在国际秩序中就只能永远居于从属地位。如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丰富资源和其它优势，扬长避短，实现稳定，坚持发展，确保经济增长率长期高于西方2—3个百分点，则经过一个历史时段，综合实力就能登上一个新台阶，对美国与西方的制约能力就会进一步增大，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进程中必然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要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国际新秩序替代旧秩序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其基本框架承继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旧秩序，一时难尽人意，不能完全体现第三世界的利益诉求，但基于西方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力量优势的现实，第三世界还不具备将之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基本条件和实力基础，更不应因其不能充分体现第三世界的利益诉求而自外于这一框架，否则，就会被排斥于国际体系之外，任由美国和西方宰割。相反，通过积极参与，在重大问题上发出自己应有的呼声，制约美国与西方的霸权主张，积小胜为大胜，就可以达到“旧瓶”装新酒，使国际新秩序较多地反映第三世界的各种诉求，不断趋向于公平、公正、合理。
再次，要参与就要准备斗争，参与的过程也是不断与美国和西方的霸权主张斗争的过程。第三世界与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天然存在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差异、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差异，直接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冲突，规定了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第三世界需要建立促进和平、有利于自己发展、稳定、消灭贫困落后和实现现代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与西方国家则要打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旗号，使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及剥削关系制度化、永久化，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除斗争一途，万难相信西方的“人道主义”说词，万难指望以剥削他人劳动成果为天经地义和“美德”的西方国家发善心。当然，斗争要注意策略。虽然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国家有利益不可调和的一面，但在全球化时代，双方也有某些共同利益要求，即有可调和、协调的一面，在有共性的方面，要谋求与其合作、妥协。此外，西方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如美、日、法在开发援助问题上立场就不一致，日本和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援比重就高于美国。又如日本与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不同，英国是石油出口国，他们对中东产油国的立场也不同。利用这些矛盾与西方斗争，常常能事半而功倍。
最后，为了确保斗争效果，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内部合作，即要努力加强南南合作，联合自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单个政治力量，难与美国及西方国家争锋。但第三世界有100 多个大小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占据世界大部分战略要津，如能实现联合，美国及西方国家就不敢轻视。70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敢撄美国锋芒，促成中国加入联合国，就是联合战略自强的成功范例。用石油武器迫使美国和西方调整中东政策，是第三世界联合自强，运用优势与美国和西方斗争取得成功的又一范例。东盟国家走地区合作之路，成为解决区内问题、实现区域稳定的主导力量，也是第三世界联合自强的成功范例。事实证明，只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断加强合作，团结奋斗，就能加强与美国和西方斗争的信心、地位，就有能力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过程施加重大影响，就能“旧瓶”装新酒，使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多地体现公正、公平原则，更有利于实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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