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导学在中国：学科归属和发展要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略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领导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孕育和兴起只有十几年时间。在一门学科的初创阶段，学术界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的基础性工作是通过对各种元问题的研究，在如何推进该学科走上发展快车道这个问题上形成基本的共识。本文将在梳理公共领导学产生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论析公共领导学与领导科学、公共管理学的关系，提出公共领导学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要略。 一、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产生历程 学科发展史表明，新学科通常生成于社会需求与科学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发展的交会点上。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对研究公共组织中的领导活动提出了越来越急切的需求，公共领导学的社会需求性是不言而喻的。从科学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发展的角度来看，公共领导学在21世纪初的孕育有两个重要的学术基础。 一是领导科学在中国的蓬勃崛起。1981年，中国期刊首次出现以“领导科学”作为篇名主题词的论文，标志着领导科学在中国破土而出。1981年至2002年，中国学术期刊以“领导”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多达36727篇。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版的以“领导”作为书名主题词的著作为2407部，其中以“领导科学”或“领导学”以及领导科学分支学科(如领导心理学、领导伦理学等)作为书名主题词的著作为465部。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拓展，领导科学研究者在21世纪初顺理成章地将研究的目光投进公共组织领域。 二是公共管理学被引进中国并获得快速发展。1986年，中国期刊首次出现以“公共管理”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时隔两年出现第二篇文献。至1990年代中期，勃兴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学已经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不仅学术期刊中以“公共管理”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数量迅速增加，而且在1999年出现了2篇以“公共管理学”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2002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以“公共管理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著作。公共管理研究的逐步深入，不可能不涉及公共管理与公共领导的关系问题，因此，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领导研究也必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2003年是公共领导学在中国萌生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振华的《公共领导学》一书，书中虽然没有对“公共领导”概念做出明确界定，但是其贡献在于让学术界第一次接触“公共领导学”这样一个名称。同年，在中国学术期刊中出现2篇以“公共领导”作为篇名主题词的论文。应国良的《与时俱进：公共领域的领导发展从行政领导到公共领导》一文，通过公共领导与行政领导的比较为公共领导概念做出界定，强调公共领导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领导不是指公共领域的某一个、某一种领导，比如政党领导、政府领导等，而是指公共组织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协同一致领导，是一个综合性、总体性的概念。王乐夫的《论公共领导——兼议公共领导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一文，通过公共领导与公共管理的比较，对公共领导概念做出界定，认为公共领导特指具有公共性的领导，是指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体现公共精神而进行的高层次的管理活动。 我们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公共领导”“公共组织领导”“公共部门领导”等作为检索词，共检索到2003-2013年发表的文献158篇。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可以看到起伏中的增长趋势。另外，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可以分别检索到2篇、13篇同“公共领导”相关的学位论文，完成时间为2008年至2013年。以上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既有关于公共领导元问题的研究(公共领导的内涵和特征等)，又有关于公共领导体制变革、公共领导创新、公共领导者素养、公共领导影响力、公共领导服务能力、公共领导突发事件管理或危机管理、公共领导伦理、公共领导心理素养、公共领导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探讨。 2009年，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常健的《公共领导学》，2010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续琨主编的《公共领导学教程》。这两部教材，前者侧重于从公共领导过程、工作环节的视角来铺展课程体系，后者侧重于从公共领导问题的视角来构筑课程体系，都可以视为对公共领导学学科理论体系架构的有益探索。 近10年来的公共领导研究，为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这门学科各种元问题的研究，也很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常东旭、王续琨于2011年发表的《公共领导学初创期元问题探析》，作为中国期刊中以“公共领导学”作为篇名主题词的第一篇文章，讨论了公共领导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基本主题、分化格局。此文是公共领导学元问题研究的一个开端，其中所探讨的问题远不是这门学科元问题的全部。今后，公共领导学还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各种元问题的研究。 二、公共领导学的学科归属关系 学科之间的差异和联系，说到底取决于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公共领导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组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统一体，即公共领导活动；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统一体，即领导活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组织管理者与管理客体的矛盾统一体，即公共管理活动。探讨公共领导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主要涉及它与领导科学、公共管理学的关系。 (一)公共领导学与领导科学的关系 辨析公共领导学与领导科学的关系，在此可以转换为辨析公共领导活动与领导活动的关系。领导活动是指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为实现本组织的既定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从而提供服务的行为过程。公共领导活动是指公共组织的领导者为实现本组织的既定目标，运用法定的公共权力对某个社会区域的所有成员进行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从而提供服务的行为过程。在中国，广义的公共组织是除企业之外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统称，包括国家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政党党务机关、人民政治协商机构)和公共事业组织。公共事业组织又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非政府组织，同第三部门的所指范围基本一致。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于1994年首创第三部门概念，用于指称非政府、非市场的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由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构成，具有不同于政府控制、市场营利组织的社会自组织机制的治理结构。中国的第三部门可以大体归并为社会团体、非营利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类型。 领导科学所研究的领导活动是各种类型社会组织的领导活动，而公共领导学所研究的公共领导活动只是在公共组织这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中发生的领导活动。显而易见，领导活动与公共领导活动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领导科学与公共领导学也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反过来说，公共领导学是领导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领导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领导科学在中国有30多年的演进发展历史，已经形成包含一系列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学科系组，其中有一门先行边缘分支学科——行政领导学与公共领导学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行政领导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各级政府的领导活动；而公共领导学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执政党党务机关、人民政治协商机构和公共事业组织的领导活动。行政领导活动的外延明显小于公共领导活动的外延。换言之，行政领导活动是公共领导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公共领导活动的全部。由此不难判断，公共领导学与行政领导学同样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行政领导学是公共领导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在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目前可以检索到18部以“行政领导学”作为题名关键词的著作，其中第一部出版于1985年，即王健刚的《行政领导学》。从学科演进的角度来看，行政领导学已经有了近30年的研究积累，理应成为公共领导学初创的“非零”起点，发展公共领导学必须充分地借鉴和利用行政领导学已有的研究成果。 (二)公共领导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关系 辨析公共领导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关系，在此可以转换为辨析公共领导活动与公共管理活动的关系。公共管理活动是公共组织的管理者为实现本组织的既定目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财、物、信息进行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的行为过程。如果直接使用管理活动作为定义中的类属概念并侧重于反映公共组织的特征，我们同样可以做出另一种叙述方式的简明定义：公共管理活动是指公共组织的管理者为解决公共问题、掌控公共资源、维护公共利益而实施的管理活动。公共领导与公共管理两个概念的纠葛，来源于领导与管理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来源于管理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 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由上到下区分为领导层(决策层)、狭义管理层(执行层)、操作层三个基本层次。在公共组织中，公共领导层由拥有决策权的领导者组成，其使命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确定本组织的发展方向、目标，对涉及本组织整体的所有重大事项做出决策；狭义公共管理层则由各个业务管理岗位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组成，其任务是利用适宜的管理技术、手段执行公共领导决策，实施政策、策略和各项管理措施。公共领导活动是公共领导层所从事的活动，狭义公共管理活动是狭义公共管理层所从事的活动。研究公共领导活动的学科是公共领导学，研究狭义公共管理活动的学科是狭义公共管理学，两者是一种并列关系。 在学术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管理概念通常被广义化，管理概念的外延远远大于领导概念的外延。通常所说的公共管理活动包含着公共领导活动。公共领导活动是这种广义公共管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公共组织的领导者来完成的高层次公共管理活动；公共领导活动和狭义公共管理活动，共同构成这种广义公共管理活动。研究广义公共管理活动的学科是广义公共管理学，即一般意义的公共管理学。就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而言，可以认为公共管理学包含了公共领导学，公共领导学是公共管理学局部内容的细化和深化，或者说，公共领导学是研究高层公共管理者——公共领导者各种相关问题的一般意义公共管理学的分支学科。 综上所述，公共领导学既是公共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又是领导科学的边缘分支学科，据此可以将其视为介于公共管理学与领导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辨明公共领导学的这种归属关系，意味着它理应将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公共管理学、领导科学作为进一步发展的依托和支撑。 三、公共领导学的发展要略 处于学科化进程初级阶段的公共领导学，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也许还很艰难。为了推进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笔者建议在今后一个时期实施所谓的“三化”要略。 (一)细化研究内容 公共领导活动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丰富的研究内容。公共领导体制、公共领导环境、公共领导职责和公共领导问责制、公共领导方法和公共领导艺术、公共领导决策程序和决策保障条件、公共领导选才用人之道、公共领导风格、公共领导者素养、公共领导—公众关系、公共领导绩效考评、公共领导群体、公共领导伦理、公共领导监督、公共领导能力及其建设、公共领导者培养和选拔途径等问题，都有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其中的有些课题必将不断分化、细化。例如，关于公共领导者素养的研究，既可以按照公共领导者的德行素养、意识素养、知识素养、能力素养的思路进行分析式研究，也可以按照公共领导者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观念素养、人格素养、文化素养、技能素养的思路进行分析式研究，还可以从公共领导者素养的特征、结构、培育和提升途径、测评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 鉴于公共领导活动的主体——公共组织是具有异质性业务职能的复合主体，公共领导学除了将公共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之外，还需要对公共组织进行细分化研究，也就是分门别类地研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检察机关、执政党党务机关、人民政治协商机构、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非营利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活动。因此，公共领导学将在研究对象细分化的过程中呈现学科分化的发展格局。 (二)强化学科意识 强化学科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推进公共领导学研究内容的学科体系化。任何一门学科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之后，都要进行认真梳理，利用已有成果逐步构建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在公共领导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构建起来之前，我们很有必要比照较为成熟的相关学科，例如利用行政领导学研究的某些成果，对公共领导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进行预设性的构筑。眼下，我们的重要任务是参照这个预想中的学科理论体系，积极开展研究，扎扎实实地积累关于公共领导的研究成果。 其次，加强公共领导学学科本身的元研究。虽然公共领导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成型，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公共领导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各种普遍性、特殊性、共同性问题做前瞻性的思考和超前性的探讨。公共领导学元研究应当涉及的问题，大体包括公共领导学的创立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学科结构、分支学科、发展趋势等。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公共领导学的创立和可持续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例如，在公共领导学的学科分化、分支学科创立方面，如果对公共领导伦理研究的未来前景做出预测，能够认定它将是公共领导伦理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生长点，就可以按照学科创生的需要部署必要的研究力量，或者研究者主动调整研究领域、转移研究方向，从而促进这门学科的形成。我们可以预期，关于公共领导的哲学问题、公共领导的社会问题、公共领导心理、公共领导人才、公共领导教育、公共领导决策、公共领导监督、区域公共领导等方面的研究，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陆续演化成为公共领导哲学、公共领导社会学、公共领导心理学、公共领导人才学、公共领导教育学、公共领导决策学、公共领导监督学、区域公共领导学等公共领导学的分支学科。 (三)活化研究思路 公共领导学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或一门新兴学科，其学术队伍、研究人员的合理承载量是极为有限的。所以，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公共领导学的学术队伍必然将以兼职研究人员为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活化兼职研究人员的公共领导学研究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 活化公共领导学的研究思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研究者能够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地随机转移研究视角、研究焦点。对具有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来说，在从事这些相关学科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失时机地“同域—升迁”研究对象或研究课题，即需要将关于一般公共管理或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随机升迁为对同领域领导问题的研究。例如，在研究公共管理者的伦理理想取向、伦理责任选择、伦理规范建构等问题时，研究者可以有意识地将伦理主体的范围迁移到高层公共管理者——公共领导者上来，即探讨公共领导者的伦理理想取向、伦理责任选择、伦理规范建构等，假以时日，坚持不懈，就有可能发现一些别人尚未专门或深入探讨的问题，获得一些富有新意的研究结果。 对具有领导科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来说，在从事普通领导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机动灵活地“同题—缩迁”研究对象或研究课题，即需要将关于一般领导问题的研究随机具体化为对公共领域相同领导问题的研究。例如，在研究领导者职责、领导问责制的建立和实施等问题时，研究者可以在适当时机将研究对象范围缩小到公共领域，即探讨公共组织的领导者职责、公共领导问责制的建立和实施等相关问题，从而使研究所得的结论更具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