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鹏[1]2001年在《闽江福州段水体病毒的检测》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植物病毒中的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和动物病毒中的肠道病毒(Enterovirus)和轮状病毒(Rotavirus)作为检测对象,对闽江福州段进行了水体病毒的检测。 利用化学凝聚法浓缩水样,应用RT-PCR(reverse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技术和传统生物学方法,从浓缩水样中以及因接种浓缩水样而发病的普通烟(K326)的叶片中扩增出与预期大小接近的TMV的目的片段;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摩擦接种、电镜观察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assay,ELISA)检测的结果,最终确定在水体中存在具有侵染性的TMV。 同时也对水体中动物病毒的检测作了初步探索。应用RT-PCR技术,分别使用肠道病毒和轮状病毒的引物,从浓缩水样中扩增出与预期大小接近的目的片段,目前尚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对结果加以验证。 在研究过程中,还对水样的浓缩方法、从植物或者水样中提取核酸的方法以及PCR反应的条件优化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本研究填补了闽江水体病毒检测的空白,为进一步完善水体病毒检测方法、拓宽检测范围奠定了基础。
郑耀通[2]2002年在《闽江流域福州区段水体环境病毒污染、存活规律与灭活处理》文中研究指明针对目前国际上在复合污染水体环境中病毒生态学领域,特别是植物病毒在水体中的生态行为与环境效应缺乏系统、深入或者还没有开展研究的状况,本论文进行了以弄清复合污染水体环境中病毒特别是植物病毒的生存规律与去除、灭活机理为主要研究目的,并对当前水体环境病毒学研究领域急需了解的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些新的结果与见解,主要包括: 1、闽江流域福州过境段病毒污染状况与危险程度预测 1.1.建立了简便、快速、低成本、适用范围广、回收率高的水体病毒浓缩方法 开发了在水样中预先加入钠化高岭土吸附病毒以提高其沉降性能,并优化了用聚合氯化铝絮凝剂絮凝沉降高岭土钠的水体病毒浓缩方法。该方法对人为污染的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virus 1,PV_1)、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caic virus,TMV)、大肠杆菌噬菌体(Phage of Ecoli,E.cp)在不同水质条件下者隋大于85%的回收率,说明该浓缩方法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和应用前景。另外还探索了用金属氢氧化钙和氢氧化铝沉积修饰后的玻璃绒柱用于在水体环境自然pH条件下,低浓度病毒水样连续浓缩的可能性。结果显示,这种方法可用于河水病毒污染状况监测的现场连续浓缩以及诸如自来水等较清洁水体中病毒的浓缩。 1.2.闽不 域福州过境段病毒污染状况调查与卫生微生物学危险程度预测 分别在福州市西区水厂取水口上游文山里点设置对照断面,在解放大桥、江四闸、魁歧点设置3个污染控制断面,在闽江福州过境段下游马尾设置削减断面。自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在上述5个监测点分别各取水样18次,共90个水样,分别监测了水样的动植物病毒污染状况水质理化、生物性污染指标。90个水样中肠道内病毒阳性率71.1%,阳性水样平均病毒浓度5.326pfu/l;植物病毒检出率32.2%,阳性水样平均植物病毒浓度0.3006枯斑/l,其中叁个污染控制断面的肠道内病毒阳性检出率及病毒浓度显着高于对照和削减断面,揭示闽江福州段水环境病毒污染水平同福州市内河生活污水排放有直接的关系,而大腹山引水内河冲污工程的实施显然又加剧了闽江水病毒污染的程度,增加了饮用水的卫生微生物学危险陛。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水样点的病毒浓度与一定的水质理化和生物因子间存在有显着性的线性关系,可用于水体环境病毒污染状况及危害程度的简单预测。电镜观察结果显示浓缩到的动物病毒多属肠道病毒,也有类似于甲肝病毒和轮状病毒或腺病毒等肠道内病毒大小粒体存在,还有一些较特殊的其它大小可疑病毒粒体。 2、病毒在不同水质特性水环境中的生存时间差异性 探讨了肠道病毒PV_1、植物病毒TMV及脆弱拟杆菌噬菌体B.fp在不同水体(闽江水、自来水、超纯水、生活污水及膜过滤生活污水),不同温度(低温、室温及中温)等静态条件下的灭活规律。结果显示,TMV和B.fp均比PV_1在不同水体环境及不同的温度下具有更 阵士晕桂论土 十 上 沥 至 长的存活时间和辙氏的灭活速率,预示着B.fP是一个更为合适的病毒污染指示物,而TMV 在水体环境中的长时间存活及因K晰具有的励E离传播性能则可gg#在着对农业生产的巨 大危险性。 3、复合污染水体环境中TMV的灭活规律及其对粘土矿物质的吸附机制 3.1.研究了在一个复合污染的水体环境中,影响高岭土吸附TMV的因素。结果 显示,吸附剂高岭土的浓度、水体中有机物质的存在与含量、金属阳离子的种类 与浓度、环境介质的酸碱度等因素均影响高岭土吸附病毒的效率。 3.2.TMV的灭活规律显示,影响病毒对悬浮物吸附的因素均影响病毒的存活,同 时,由可溶性盐成形的电导率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具有对病毒存活不同的影响机 理。淡水环境中存在有微生物起源的病毒灭活活性物质,其中光合性生物(尤其 是光合细菌)可能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4、消毒剂对动植物病毒及其指示生物的灭活和饱水金属氢氧化物修饰砂柱对病 毒的去除与灭活 4.1.不同微生物对自游氯消毒的抗性显示,大肠杆菌作为病毒污染指示物及水体 环境病原微生物危险性评估的指标己失去真正的意义,而B.fP则是一个更为合理 与科学的水体病毒污染与去除的指示物。低浓度的重金属离子同自游氯协同消毒 作用可提高消毒效果并减少自游氯的用量,这可避免因自游氯产生的衍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4.2.传统饮用水处理工艺中的砂过滤,去除病原微生物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天然 砂经用金属氢氧化物沉积修饰后可大大提高灭活病原微生物的效率,天然石英砂 和修饰砂两者具有明显不同的表面结构和吸附病原微生物的能力和机制,金属氢 氧化物修饰后的砂可为传统的净水工艺提供高效的病毒灭活过滤介质与途径。 5、典型废水二级生物处理过程对植物病毒的去除与灭活 研究了在典型的废水二级生物处理过程中的人工强化处理工艺一传统活性污 泥处理法和天然污水
郑耀通, 林奇英, 谢联辉[3]2004年在《闽江流域福州过境段水体病毒污染调查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自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监测了闽江福州段病毒污染与水质状况。肠道病毒阳性率71 1%,平均病毒浓度5 33pfu L,植物病毒检出率32 2%,阳性率水样平均浓度0 3006枯斑 升,其中叁个污染控制断面肠道内病毒阳性检出率及病毒浓度显着高于对照和消减断面,揭示闽江福州段水环境病毒污染水平同福州市内河生活污水排放有直接关系,而引水内河冲污工程的实施显然又加剧了闽江水病毒污染的程度,增加了饮用水的卫生微生物学危险性。而水体环境中的植物病毒对农业生产存在着潜在的威胁。
李文最, 陈高水, 郑艳影, 邱凤金, 林侃[4]2018年在《闽江流域福州段水体中抗生素残留污染调查》文中认为目的调查闽江流域福州段水域水体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和β-内酰胺类抗生素残留水平和分布特征。方法用大体积水专用柱固相萃取净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法测定水中抗生素的含量。结果在闽江流域福州段水体中,检出了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3类13种抗生素,其最高浓度是磺胺类(磺胺氯哒嗪)为60. 9 ng/L,喹诺酮类(恩诺沙星)为15. 1 ng/L,大环内酯类(红霉素)为40. 5 ng/L。平均浓度最高的分别是磺胺甲恶唑31. 6 ng/L,恩诺沙星3. 12 ng/L和红霉素14. 1 ng/L。结论闽江流域福州段水体已受到抗生素的污染。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应加强对水体的定期监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以减少水体抗生素残留污染。
林华影[5]2015年在《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生活饮用水是指供人生活的饮水和用水,由集中式供水单位直接供给居民,包括直接饮用水和日常生活用水。生活饮用水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饮用水水质受到很多学者及多个部门的高度关注,对生活饮用水的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旨在研究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的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拟通过分析了解:2008年至2014年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枯水期的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2008年至2014年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丰水期的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枯水期和丰水期的水质状况比较;福州地区不同地域生活饮用水的水质状况比较;2008年至2014年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状况的变化趋势。方法:1、搜集、整理福州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8—2014年间共计7年的全部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资料,获取各集中式供水单位的出厂水,末梢水,二次供水等在7年间36项指标的检测数据。2、将相关数据录入Excel表,按照生活饮用水的国家标准进行检测项目结果判定,以一项检测指标不合格即认定检测水样不合格为判定标准,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各年度的生活饮用水的水质状况进行描述并分析影响因素。3、比较枯水期与丰水期间、不同年度间、不同地域间的生活饮用水水质状况差异,并分析生活饮用水主要卫生学问题的影响因素,指出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探讨改进的措施。结果:1、2008年至2014年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枯水期的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枯水期主要的不合格指标及合格率分别是:游离性余氯(77.0%)、耐热大肠菌群(80.5%)、总大肠菌群(82.4%)、浑浊度(87.1%)、菌落总数(87.3%)、铁(91.4%)、总硬度(91.9%)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枯水期7年间总体合格率为69.3%,其中集中式供水出厂水7年间的总体合格率为81.7%,管网末梢水7年间的总体合格率为71.8%,二次供水7年间的平均合格率为68.2%。2、2008年至2014年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丰水期的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丰水期主要的不合格指标及合格率分别是:游离性余氯(74.8%)、耐热大肠菌群(77.8%)、总大肠菌群(79.8%)、浑浊度(83.4%)、菌落总数(84.9%)、铁(89.5%)、总硬度(90.0%)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丰水期7年间总体合格率为67.2%,其中集中式供水出厂水7年间的总体合格率为75.4%,管网末梢水7年间的总体合格率为68.3%,二次供水7年间的平均合格率为65.7%。3、2008—2014年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枯水期和丰水期的水质比较出厂水在枯水期的合格率(81.7%)明显高于在丰水期的合格率(75.4%)(χ2=4.11,P<0.05)。管网末梢水在枯水期的合格率(71.8%)明显高于在丰水期的合格率(68.3%)(χ2=3.94,P<0.05)。二次供水在枯水期的合格率(68.2%)明显高于在丰水期的合格率(65.7%)(χ2=3.87,P<0.05)。各类生活饮用水总体水质在枯水期的合格率(69.3%)明显高于在丰水期的合格率(67.2%)(Χ2=4.61,P<0.05)。4、福州地区不同地域生活饮用水的水质状况比较。平原地区生活饮用水的合格率(83.0%)明显高于山区生活饮用水的合格率(80.1%)(χ2=12.06,P<0.01)。内陆地区生活饮用水的合格率(83.5%)明显高于沿海地区生活饮用水的合格率(81.0%)(χ2=9.92,P<0.01)。经济发达地区生活饮用水的合格率(82.6%)明显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生活饮用水的合格率(77.2%)(χ2=41.37,P<0.05)。5、2008—2014年度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变化趋势。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合格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二次供水的水质合格率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出感官性状、一般化学和消毒剂指标、毒理学指标、微生物指标的合格率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结论:1、福州地区生活饮用主要的不合格指标是:游离性余氯、耐热大肠菌群、总大肠菌群、浑浊度、菌落总数、铁、总硬度。2、各类生活饮用水总体水质在枯水期的合格率明显高于在丰水期的合格率。3、福州地区不同地域生活饮用水的水质状况差异显着,平原地区合格率高于山区,内陆地区合格率高于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合格率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4、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合格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5、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细菌学指标超标的主要原因是一部分集中式供水单位没有进行消毒处理。6、地质结构因素是导致的生活饮用水总硬度超标的主要原因;细菌学指标超标是二次供水、管网末梢水超标的重要因素。管网末梢水和二次供水在贮存输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是细菌学指标超标的主要原因。
郑耀通, 林奇英, 谢联辉[6]2004年在《闽江流域福州区段肠道病毒污染程度的监测与预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解闽江流域福州区段肠道病毒污染状况 ,病毒污染水平与某些水质因子的相关性 ,以期建立用简单的方法对水体病毒污染程度进行预测 ,1998年 11月— 2 0 0 0年 4月 ,监测了闽江下游福州段水体肠道病毒污染与水质状况。结果显示 ,肠道病毒阳性率 71.1% ,平均病毒浓度 5 .3 3 pfu/L,其中 3个污染控制断面肠道病毒阳性检出率及病毒浓度显着高于对照和削减断面。这表明闽江福州段水环境病毒污染水平同福州市内河生活污水排放有直接的关系 ,而内河引水冲污工程的实施显然又加剧了闽江水病毒污染程度 ,增加了饮用水的卫生微生物学危险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水样点的病毒浓度与一定的水质理化和生物因子间有显着性的线性关系 ,可用于水体环境病毒污染状况及危害程度的简单预测
黄文文[7]2009年在《用M-PCR检测闽江流域表面水体中病原性大肠杆菌的毒素基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是人和温血动物肠内普遍存在的细菌,可分为病原性大肠杆菌和非病原性大肠杆菌。本文在文献综述中介绍了大肠杆菌毒素基因检测的研究进展以及多重PCR(Multiplex PCR)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本研究以闽江流域表体水面中分离出的大肠杆菌为材料,经膜过滤法(membrane filtration method)结合mFC—BCIG培养基的方法来分离粪大肠杆菌,并使用乳糖发酵培养基和磷酸盐葡萄糖胨水培养基来对其进行生化检测,最终确定单位体积水样中粪大肠杆菌的数量,然后将粪大肠杆菌菌株制成PCR模板同时甘油保存。研究结果表明:对闽江流域从上游到下游7个断面进行了大肠杆菌的分离、鉴定和12种毒素基因的多重PCR检测。在鉴定的1231株粪大肠杆菌中检出10种毒素基因,其中具有扩散性黏附素(aidA-1)毒素基因的大肠杆菌占总数的12.99%,热不稳定肠毒素(elt)和热稳定肠毒素(astA)数量次之(分别占总数的5.8%和5.4%),还检测出了少数高危菌株的主要致病因子,例如志贺氏毒素(Stx2e)和耐药性因子(sepA)等。分别于不同季节在闽江流域福州过境段的洪山桥和解放大桥断面采取水样,进行大肠杆菌的分离、鉴定。用多重PCR方法对不同季节分离的大肠杆菌毒素基因的时空分布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从分离的2015株粪大肠杆菌中发现840株潜在的致病性大肠杆菌,分别属于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肠聚集性大肠杆菌(EAEC)、肠致病性大肠杆菌(EPEC)和肠产毒性大肠杆菌(ETEC)。检出的10种毒素基因中,以扩散性黏附素基因(aidA-1)、热稳定性肠毒素基因(astA)和耐药性因子(sepA)为最多;细菌总量、大肠杆菌总数和致病性大肠杆菌总数在冬季较低,春季较多,夏秋季节达到全年数量的高峰;潜在的致病性大肠杆菌的毒素基因的种类和数量也是在冬季最少,春夏季上升,秋季最多。使用多重PCR(multiplex PCR)的方法对粪大肠杆菌菌株中的毒素基因(virulence gene)进行检测,为闽江河的污染现状和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陈卫锋[8]2011年在《闽江福州段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分布、来源及其生态风险研究》文中认为闽江做为福建省的第一大河流,有着重要的生态地位。本文以闽江福州段的沉积物为研究对象,将地理空间插值法和其它多种方法结合共同应用于闽江福州段沉积物中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的分布、来源辨析和生态风险评价,同时通过粒径分组还分析了PAHs在沉积物的分配行为及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闽江福州段沉积物中PAHs,总量和PAHs单体含量从上游到下游都呈下降趋势。由于受到福州市区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在北港段出现突增的现象。沉积物中有机质(SOM)含量与PAHs含量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表明离污染源较近的区域,SOM含量不是影响沉积物中PAHs含量空间分布最主要的因素,污染源的空间分布及污染物的排放才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沉积物中大部分PAHs单体以及PAHs总量与SOM含量之间呈极显着正相关(P<0.01),表明沉积物中SOM的含量也是影响不同采样点中PAHs含量的一个重要因素。(2)采用特征比值/插值法对闽江福州段沉积物中PAHs的来源进行判别,结果表明石油燃烧来源分布最为广泛,同时草、木和煤的燃烧来源在下游河段也有一定程度的分布。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法的结果表明,闽江福州段沉积物的PAHs来源中,煤燃烧占31.7%,汽油燃烧占25.2%,柴油燃烧占28.7%,石油泄漏源占14.5%。石油燃烧来源的PAHs在闽江福州段不仅覆盖面最广,同时产生的量也最多,是闽江福州段PAHs的主要来源。虽然闽江福州段不同河段间沉积物中PAHs的来源类型及其所占比例都有一定的差异,但都以石油燃烧和煤燃烧产生的PAHs为主。(3)运用多种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对闽江福州段沉积物中PAHs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ERL/ERM(the effects range low/the effects range median)及其商值平均的结果表明,Flu在白沙段及北港段的一些区域超过ERL值,具有一定生态风险,其余PAHs单体和PAHs总量在闽江福州段都无超标;TEL/PEL(the threshold effect level/the probable effect level)及其商值平均的结果表明Nap、Ace、Flu、Phe、Flua和BaA含量在一些区域都超过TEL值,具有可能的生态风险。TEL商值平均值也表明,白沙段和北港段产生生态风险的可能性较大;有机碳归一化法的结果表明闽江福州段的沉积物样品都没有超过TEC,无生态风险。(4)闽江福州段污染物的排放对PAHs在砂粒中的分配起主导作用;有机质含量则影响着PAHs在其它粒径组分中的分配。有机质含量是影响砂粒中PAHs含量空间分布的主要原因,但对于较小的粒径的粗粉粒、细粉粒和粘粒,有机质类型可能是影响PAHs含量空间分布更重要的原因。将不同粒径组分中有机质的分配比与PAHs的分配比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除细粉粒中有机质和PAHs的分配比呈显着性相关关系外,其余叁个粒径组分中的有机质和PAHs的分配比都呈极显着相关关系,说明闽江福州段沉积物中PAHs含量的空间分布以及其在不同粒径组分间的分配主要是受到不同粒径组分含量和有机质含量共同的影响。
王雪雨[9]2017年在《环境水中植物病毒的检测及鉴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水(河流、湖泊、灌溉水、海水、自来水等)中致病性病毒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在环境水中已被证实存在有众多的植物病毒,这些水源的植物病毒有可能进入病害循环,从而导致植物病毒病害的传播和扩散。本研究主要检测环境水中的植物病毒,通过浓缩分离方法,建立环境水中植物病毒检测与鉴定的技术体系,同时测试环境水中植物病毒分离物对寄主植物的侵染性。主要结果如下:1.对山东、河北、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采集的65份水样品浓缩提纯后,利用4对属引物和15对特异性引物进行检测。其中,山东地区从泰安、济南、烟台、滨州、淄博、威海、聊城、济宁、德州和潍坊10个地区采样,共检测到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CGMMV)、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番茄花叶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ToMV)、黄瓜花叶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CMV)、辣椒轻斑驳病毒(Pepper mild mottle virus,PMMoV)、番茄褪绿病毒(Tomato chlorosis virus,ToCV)和番茄黄化曲叶病毒(Tomato yellow leaf curl virus,TYLCV)7种病毒;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黑龙江省鸡西市检测到CGMMV;河北省廊坊市检测到PMMoV。其中CGMMV的检出率最高,达38.0%。2.在65份水样品中,6份水样品均能同时检测到CGMMV、TMV、ToMV和TYLCV4种病毒;5份水样品均能同时检测到TMV和CGMMV;3份水样品均能同时检测到ToCV和CGMMV。而在山东济南地区检出病毒种类相对比较丰富,共检测到CGMMV、ToCV、TMV、ToMV和TYLCV 5种病毒;其次是山东寿光地区,共检测到CGMMV、TMV、CMV和PMMoV 4种病毒。在检出的植物病毒种类中,RNA病毒居多,DNA病毒只检出TYLCV。3.TMV、ToMV和CGMMV,为烟草花叶病毒属(Tobamovirus)成员,都能通过汁液摩擦传播。通过对水样品进行浓缩提纯,使病毒粒子达到一定浓度和数量后,将含TMV、ToMV和CGMMV的病毒粒子接种在供试寄主上,TMV、ToMV和CGMMV接种植株症状明显,通过RT-PCR检测,结果显示:环境水中TMV、ToMV和CGMMV的分离物对寄主植物具有侵染性。4.将得到的污水检测(TMV-X1-3、ToMV-X1-3、CGMMV-BS-14)分离物进行一致性比对并构建系统发育树分析,结果显示:TMV-X1-3分离物与中国分离物Bei Cang Zhu(KU198186)一致性最高,达99.4%,亲缘关系最近;ToMV-X1-3分离物与中国新疆分离物XJT-1(FN985165)一致性最高,达100%,亲缘关系最近;CGMMV-BS-14分离物与中国台湾分离物BG-SB(FJ654657)一致性最高,达100%,亲缘关系最近。
郑慧琼, 潘文斌[10]2011年在《闽江福州段支流污染负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对闽江福州段进行流域划分,通过污染源数据的调查和分析,在流域层面上进行了污染负荷研究.研究以COD、NH3-N为主要指标,计算各子流域污染负荷,并确定其主要来源和比例关系.结果表明:闽江流域福州段COD入河总量为9 371.75 t,NH3-N入河总量为992.63 t,工业源与城镇生活源是主要污染源.市区内河是污染最严重的子流域,COD、NH3-N的入河量占流域总负荷的34.4%与61.3%.市区内河、闽江干流北港段、磨溪等流域水体受到各种点源污染的影响,而梅溪干流、大樟溪干流等流域水体则主要受到非点源污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闽江福州段水体病毒的检测[D]. 张晓鹏. 福建农林大学. 2001
[2]. 闽江流域福州区段水体环境病毒污染、存活规律与灭活处理[D]. 郑耀通. 福建农林大学. 2002
[3]. 闽江流域福州过境段水体病毒污染调查分析[J]. 郑耀通, 林奇英, 谢联辉. 中国环境监测. 2004
[4]. 闽江流域福州段水体中抗生素残留污染调查[J]. 李文最, 陈高水, 郑艳影, 邱凤金, 林侃. 实用预防医学. 2018
[5]. 福州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林华影. 福建医科大学. 2015
[6]. 闽江流域福州区段肠道病毒污染程度的监测与预测[J]. 郑耀通, 林奇英, 谢联辉.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04
[7]. 用M-PCR检测闽江流域表面水体中病原性大肠杆菌的毒素基因[D]. 黄文文.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8]. 闽江福州段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分布、来源及其生态风险研究[D]. 陈卫锋.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9]. 环境水中植物病毒的检测及鉴定[D]. 王雪雨. 山东农业大学. 2017
[10]. 闽江福州段支流污染负荷研究[J]. 郑慧琼, 潘文斌.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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