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基于纳什协商理论的解释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为什么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纳什谈判理论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国家论文,份额论文,收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格局，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Brown和Hart(1952)以及Kuznets(1952)分别报告了英国(1870-1950年)和美国(1870-1929年)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分别稳定在40%和60%的现象。这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随时间变化的现象被Kaldor(1961)列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六大“特征事实”之一，并成为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但是本文和其他文献(如Samuel和Gilles，2003；Harrison，2005；Gollin，2002；Guscina，2006；Jayadev，2007；Rodriguez和Jayadev，2010；Azmat等，2012；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发现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使用37个①发达国家1960-2012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这些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在1960-1975年期间持续上涨了6个百分点，然后在1977-2006年期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另外我们发现，即使在各产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也并非一成不变。如图2所示，在1960-2012年期间除了农业部门劳动份额持续上涨外，建筑业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份额在1975年之前持续上升，1977年之后连续下降。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3)使用59个国家1975-2012年的公司层面数据也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从1975年的64%下降到了2012年的59%。

      学界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理论可以分为4类：

      (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资本密集化：Samuel和Gilles(2003)使用1972-1993年12个国家1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发现，劳动收入份额随资本产出比例提高、资本增强和技术进步而下降；Guscina(2006)使用18个OECD工业国家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也发现资本增强、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Acemoglu和Guerrieri(2008)使用两部门理论模型发现资本的深化会使经济向资本份额更大的产业部门扩张；Tytell和Jaumotte(2008)利用1982-2002年18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和通信部门的技术进步)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对技术水平较低的部门影响更为显著；Choi和Rios-Rull(2009)利用纳什谈判模型发现劳动收入份额随技术进步而下降；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使用59个国家1975-2012年的产业和公司层面微观数据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信息技术进步和投资品价格下降带来的。

      (2)工会和劳动保护政策：Kalleberg等(1984)利用1946-1978年美国印刷行业数据发现，工人谈判地位的提高(工会覆盖面和罢工频率)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而资本谈判地位的提高(资本规模的扩大或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Rose(1987)和Peoples(1998)利用运输、交通等行业数据发现解除管制会降低工人分享企业利润的比例；Samuel和Gilles(2003)发现劳动收入份额随工会谈判地位的增强而提高；Blanchard和Giavazzi(2003)的理论模型发现，当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工资由劳资双方谈判确定时，如果政府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会增加劳动者失业的概率并降低工资水平，“租金”更多地流向资本，劳动收入份额会下降；Bassanini和Duval(2006)、Annett(2007)和Guscina(2006)等认为工会组织和劳动保护政策的弱化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图1 劳动收入份额

      注：图1数据来自AMECO数据库②，是1960-2012年37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

      

      图2 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

      注：图2中数据来自AMECO数据库。AMECO数据库提供了图1中除瑞士外其他36个国家1960-2011年的各个产业劳动者报酬和行业增加值的原始数据。我们将两者进行简单相除得到各个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后再取36个国家的平均值得到图中数据。

      (3)全球化：Harrison(2005)采用纳什谈判模型发现，如果劳动力的调整成本高于资本的调整成本，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资本流动控制的增强会提高资本的调整成本，使劳动收入份额提高；Lee和Jayadev(2005)发现国际间资本流动控制的减弱以及资本账户的开放会给劳动收入份额带来显著的负影响；Guscina(2006)认为经济开放(包括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Jayadev(2007)使用1972-1996年100多个国家面板数据发现资本流动程度的提高会增强资本的谈判地位，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Decreuse和Maarek(2008)发现发展中国家的FDI存量占GDP比重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这是因为FDI的流入有两个相反的作用：FDI促使该国技术进步并增强资本的市场力量，但也加剧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Tytell和Jaumotte(2008)使用1982-2002年18个发达国家数据发现劳动力的全球化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4)私有化：Shleifer和Vishny(1994)以及Bertrand等(2003)认为，私有化后带来的竞争压力使经营者将经营目标更多地放在最大化股东利益而非劳动者保护或者提供奢侈性的工作环境上；Azmat等(2012)使用1980-2000年28个OECD国家的行业层面数据(网络、通信、交通、供水、供气等行业)实证检验了政府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他们发现私有化导致大约1/5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在法国和英国甚至达到1/2。

      第一类理论多采用CES生产函数或者经济结构转变模型(经济的资本密集化)，两者都会得出劳动份额随着人均资本增强和技术上升而下降的结论，但都没有考虑政府管制政策、经济开放程度的影响，也不能解释1960-1975年劳动份额上升的原因。后3类文献大多采用纳什谈判模型来解释全球化、私有化、政府管制的解除和劳动者保护力度的减弱会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但没有考虑资本密集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由于发达国家各产业的市场结构已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阶段，企业和工会通过谈判确定工资已是普遍现象，因而很多学者包括本文都使用纳什谈判模型来研究劳动者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相比前述文献，我们的模型综合考虑了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化和劳动力谈判地位变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另外，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工人的最低保留工资。在现实经济中，发达国家很早就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工会与企业管理层在进行工资谈判时的保留工资，因而影响双方的谈判地位。我们的模型结论是，劳动收入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成反比，而与工人最低保留工资和工会谈判能力成正比。我们将最低工资水平作为工会同企业谈判工资时的最低保留工资，这是前述文献都未曾采用的，也是本文的重要创新之处。

      我们使用22个发达国家③1960-2012年非平衡面板数据验证了我们的模型结论：劳动收入份额随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而下降，随着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工会覆盖面的扩大而上升。最后，在加入了经济开放程度的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

      二、理论模型

      我们考虑一个时间跨度只有一期的静态模型。假设在经济体中有1单位的同质居民和1个企业。每个居民的禀赋包括1单位劳动力和E单位的资本禀赋。居民通过消费产品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是u(c)，u′(c)＞0，u"(c)＜0，其中c是消费。居民的收入来源于工资和资本收入(wL+rK)，其中w是工资水平，L是就业总量，r是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K是居民投入资本市场的资本数量。因为居民资本除了通过资本市场借贷获取利息之外不可用于消费，所以居民会将所有资本放入资本市场。所有居民组成一个工会，与企业通过纳什谈判形式确定工资水平和雇佣总量。

      企业分别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雇佣劳动和资本从事生产活动，它的生产技术是Cobb-Douglas形式生产函数：

      

      其中，A是全要素生产率(TFP)，K是资本投入，L是劳动力投入，0＜α＜1。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和居民都无力量决定市场利率。当企业从资本市场上以利率r获取资本K后，与工会通过纳什谈判方法确定雇佣总量L和工资水平w。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记为

，因而工会在谈判时的最低保留工资为w。企业在谈判中要求的最低资本回报与资本市场上的利率水平相同④。假设工会的谈判能力是θ，企业的谈判能力是(1-θ)，即劳动者拿走总剩余的θ，企业拿走总剩余的(1-θ)。

      企业的问题是通过雇佣资本然后与工会通过纳什谈判形式确定工人工资和就业总量并最大化其利润水平：

      

      当资本的需求量K等于资本的供给量E时，经济达到平衡。因为资本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利率是由资本的边际产出决定的。所以根据(2)式，我们可得资本市场的利率为

。根据(3)式分别对工资和就业求导，可得互补松弛条件如下：

      

      

      如果

。即当资本存量较高时，没有工人失业，工人工资大于法定最低工资但小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此时工人的工资分为两部分：最低工资

和分享租金所得

。可以看出工资是技术、资本存量和最低工资的增函数。因此当增加最低工资又不导致失业，或者谈判能力提高(θ变大)时，工人工资会增加。此时的劳动收入份额是：

      

      总结两种情况下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资本存量、最低工资和谈判能力的关系如下：

      

      根据(7)式可以看出，劳动收入份额是资本存量E和全要素生产率A的减函数，是法定最低工资

和工会谈判能力θ的增函数。因为我们假设劳动力数量为单位1，所以这里的资本存量也是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存量。

      这背后的经济学含义很简单。因为谈判各方获得的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保留收入(企业的保留收入是资本投入乘以保留资本回报，员工的保留收入是最低工资)和剩余分成(即总产出减去谈判双方的保留收入)。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当全要素生产率或资本存量提高时，社会总产出增加，但是劳动者的保留收入不变。因此，虽然劳动者通过分享企业剩余获得收入增加，但是由于保留收入不变，工人的总收入占总产出的比例仍会下降。而当最低工资上升(假设没有导致失业的发生)并且工人谈判能力增强时，总产出是不变的，但工人的收入会增加，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会提高。因此，最低工资和谈判能力只是影响了收入分配，而不会影响总产出。其背后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可以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增强工人谈判能力，或者在不造成失业的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三、数据和实证结果

      根据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结论(7)式，可以得到我们的面板回归模型为：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欧盟网站的AMECO数据库和OECD网站的数据库，其中劳动收入份额、全要素生产率、人均资本存量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等变量数据来自AMECO数据库，工会覆盖面、法定最低工资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以下是各个变量的具体说明：

      (1)劳动收入份额。AMECO数据库提供的劳动收入份额是以要素成本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平均每个雇员薪酬与按要素成本计算的人均雇员GDP之比。

      (2)全要素生产率(TFP)。TFP数据是将2005年标准化为100计算得到的指数数据，在回归时使用它的对数值。根据模型结论，我们预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负。

      (3)人均资本存量。人均资本存量是按照2005年各自国家货币价格计算的平均每个雇员所使用的资本，单位是1000元本国货币。我们在回归时使用它的对数值，预期回归系数为负。

      (4)实际最低工资。OECD数据库提供了两种实际法定最低小时工资数据：以汇率计算和以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的实际美元工资。首先使用以2011年为基年计算的CPI指数进行平减，然后根据汇率或者购买力平价方法换算得到，单位是美元。分别用这两种数据作为实际最低工资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可以检验我们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我们使用它们的对数值进行回归，预期回归系数都为正数。注意，如图4所述，OECD最低工资包括23个国家的数据。

      (5)工会覆盖面。工会覆盖面是参加工会的工薪人员占所有工薪人员的比例，我们用它来代理工会的谈判力量(θ)。它的大小可以反映工会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力量。工会垄断力量越强，在与资本进行工资谈判时的谈判力量越强。因此我们预期它的回归系数为正。

      (6)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是使用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所得。根据其他文献(Harrison，2005；Guscina，2006)结论，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可能会提高资本的谈判地位，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因而我们也预期它的回归系数为负数。

      表1是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不包括进出口占GDP比重)所做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劳动收入份额中有3个超过0.9的数值，分别是希腊(1960年)、葡萄牙(1975年和1976年)。它们的数量极少，并不影响总体的实证结果。表2是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到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很低，因此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表3报告了实证结果。根据LM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我们应拒绝使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另外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我们应拒绝原假设，即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我们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表3中的(1)和(2)分别是用两种最低工资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3)和(4)是加入控制变量(进出口占GDP比重)之后得到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1)和(2)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我们理论模型预测方向一致，也与Samuel和Gilles(2003)、Guscina(2006)、Tytell和Jaumotte(2008)、Choi和Rios-Rull(2009)以及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都对劳动者报酬占产出的比重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分别用实际汇率和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的实际法定最低小时工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符合我们的理论模型预测，即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抬高了工会在进行工资谈判时的保留工资，从而在客观上增强了工会的谈判力量，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

      工会覆盖面的回归系数也是显著为正，这与Samuel和Gilles(2003)、Bassanini和Duval(2006)以及Annett(2007)和Guscina(2006)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也符合我们的模型预测。这意味着工会覆盖面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工会的谈判地位，从而为会员职工争取到更高水平的工资，提高整体劳动收入份额。

      表3中的(3)和(4)是加入进出口占GDP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人均资本存量、工会覆盖面和法定最低工资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显著改变，这说明我们的回归模型是稳健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数，但是绝对值极小且不显著。这和Guscina(2006)等学者认为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工会覆盖面这个自变量。发达国家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劳动市场的竞争程度，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减少。因而工会覆盖面这一变量可能已经包含了全球化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进出口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

      四、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已经分别用理论模型证明并且实证检验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因此，在第四部分我们将尝试结合现实数据来解释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图3、图4和图5分别是发达国家在1960-2012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人均资本存量指数、实际最低工资工会覆盖面和经济开放程度的趋势图。从图3可以看出，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均呈现稳定持续的上升态势。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6年期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由1979年的74.7增长到2006年的101，平均人均资本存量指数由65.3稳定提高到102.3(2005年为100)。从图4可以看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最低工资和按实际汇率计算的实际最低工资在1975年之前有所上升，但是之后却出现波动下降。另外，工人参加工会的平均比例从1960年的41.8%提高到1979年的49.7%，然后就持续下降，在2006年降到了31%。

      根据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模型结论以及图3、图4和图5的数据，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在1960-1975年期间持续上涨了6个百分点，然后在1977-2006年期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60-1975年的连续上涨是因为工会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和最低工资的连续提高而带来的，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连续下降是因为生产技术的持续进步和资本存量的持续积累以及工会覆盖面萎缩和实际最低工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带来的。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纳什谈判模型探讨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并进而解释了发达国家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我们发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资本的深化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工会组织的市场地位和谈判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分享社会总产出的比例。使用1960-2012年22个OECD发达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显著支持我们的模型结论。我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OECD主要发达国家，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是以下四大因素：生产技术的快速进步、生产过程的资本深化、最低实际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工会覆盖面的缩小。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工会同企业进行工资谈判时面临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长期而显著的下降。

      

      图3 TFP指数和人均资本存量指数

      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数据直接取自AMECO数据库，人均资本存量指数是将AMECO数据库中原始数据指数化得到的，两者都以2005年为基年。图中数据是37个国家的平均值。

      

      图4 实际最低工资

      注：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是23个国家⑤的法定最低小时工资的平均值。

      

      图5 工会覆盖面和经济开放程度

      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数据来源于AMECO数据库，是所有37个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工会覆盖面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是29个国家⑥的平均值。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扭转当前发达国家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政府可以采取两个不降低社会总产出的可行措施⑦：一是在不影响就业的情况下提高实际最低工资水平，这样既不降低社会总产出也能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二是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提高工人的谈判地位和能力。

      ①这37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②AMECO数据库是欧盟官方网站的一个数据库，它提供欧盟国家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生产、消费、贸易、投资、居民收入、人口和就业、产业结构、政府财政、货币政策、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等重要数据。其网址是：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db_indicators/AMECO/zipped_en.htm。

      ③这22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爱沙尼亚、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波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④我们做这个假设是因为如果企业的资本回报小于资本市场的利率，那么企业的利润将为负值，因而企业将无动力参加纳什谈判。

      ⑤这23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爱沙尼亚、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⑥这29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⑦如第二部分的理论模型所述，在最低工资提高同时不造成失业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不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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