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我国企业战略内核的进阶——核心竞争能力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阶论文,内核论文,竞争能力论文,视角论文,企业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经济是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组织行为、结构和效率体现出来的，因此，我国加入WTO实际上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如何应对WTO带来的经营环境的变化是我国企业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由此出发，试图通过在中国加入WTO这样的制度变迁背景下，应用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思想，分析、讨论、提炼我国企业发展战略内核的进化模式，以期勾勒出我国企业基于资源和能力的企业发展战略轮廓。
一、问题的提出
WTO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各种影响，从根本上说，是通过企业的组织效率来反映的。企业战略作为一种引导企业发展的方向，本质上是企业与变化的环境之间的对话。环境不同，企业战略的内涵不同。企业的市场收益取决于对这种变化的经营环境的判断，从而，企业的战略显示出必然的价值生成作用。
表1 加入WTO后（我国）企业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将采取的行动（％）
总体地区规模
所有制
东部中部西部
大型和 中小型
国有国有
非国有
特大型
控股
加快人才引进46.747.647.244.248.945.947.745.147.5
增强技术创新41.239.844.840.445.240.337.940.942.2
加强对国际市场 39.740.939 37.732.741.739.438 40.9
进行管理创新38.936.940.841.342 38.145 43.734.2
培育名牌产品36.335.537 37.134.236.932.334.238.7
提高国际化经24.327.419.921.530.222.722.223.325.7
加强信息化 22.220.824.223.221.922.327.322.120.7
进行多角化 19.719.719.520.518.420.222.821.617.8
降低企业产品14.714.214.315.212 15.110.714.715.5
其它 0.8 0.8 0.8 0.8 1.1 0.7 0.9 1.1 0.6
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企业经营者对宏观形势与热点问题的判断——2001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管理世界。2002年第1期，第103页
WTO对我国企业的根本影响，主要是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往单纯的中国企业，已经在无形中成为广义的国际企业。但事实上，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历史并不长，原因固然和已有的经济发展客观事实有关，但经过20多年的宏观经济改革，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可能更多地需要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加以认识。不仅如此，我国企业还将继续面对生产要素从资本品和物质劳动密集型向信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的现实，[1]这种新经济的内在特征，使得企业的战略内涵发生着可感知的变化。表1显示了我国企业对WTO的一般应对态度，人才培育、技术创新、国际市场、管理创新以及名牌度，占据应对措施的前五位。
因此，如何从中国加入WTO引致的国际化企业的角度，进一步开展企业竞争，是我国企业不得不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主要包括企业战略与WTO为背景的环境关系如何变化？其中，我国企业如何在中国持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背景中，提高企业的活力，是这类问题的中心。
二、研究路径
本文从WTO对我国企业产生的变化影响出发，结合在未加入WTO和已有的多年经济改革背景，从战略角度，讨论我国企业如何通过提升战略内核的形式，寻求提高企业战略决策质量的有效路径，缓解包括因加入WTO在内的市场化过程诱发的竞争压力，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本文的讨论基础，始于在我国开展的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改革的中心目标或宗旨，本质上是想通过制度变迁的方式，提升企业的活力。[1]（注：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李维安教授领导的“企业活力研究”课题组专门研究企业活力问题，系统地提出了企业成长的“做大”、“做强”、“做活”6M阶段，富有启发性。）为了说明企业的活力这一实际上比较抽象的名词，本文应用企业战略理论中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Core Competencies，CCs）思想，[2]对我国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有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和延续的因素进行归纳和提升，以便描述宏观经济改革的动力推动企业形成和提高活力的机制。
企业战略内核，表示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生成和延续的行为模式。应用核心竞争能力的层次性竞争优势思想，战略内核的进阶表示实现竞争优势基础上的企业竞争力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层次性的企业战略内核递进地体现。即是说，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或者“搞活”企业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企业战略进阶的过程。
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是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理论。[3，4]作为企业战略资源学派的核心内容，[5-7]对企业的解释超越了单纯的产业组织观点，[8]以及诸如SWOT这样的企业因素分析。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学说与其说是一种专门说明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测度工具，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弹性张力的说明企业活力形成的思想工具。[9]
因此，通过解析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结果，得到企业的战略内核不仅可能，而且也是合理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来自于对企业实践的分析，具有较大的应用推广性。它不同于一般企业竞争优势思想之处，在于通过将企业的竞争力归纳为有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的整合，得到使得企业竞争优势得以持续的能力条件。从而，将企业的竞争力研究。从产业组织角度的企业竞争优势生成，递进到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问题，即可持续性竞争优势（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SCAs）的问题。这样，关于企业的活力，就可在思想上转变为研究SCAs的问题。CCs的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关于企业竞争力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都是企业应用战略选择权的结果。战略选择权是企业发挥（Leveraging）和建构（Building）竞争能力的产物。[10]
CCs体现了企业战略创造企业经济活动价值的能力，而各种能力相应反映出企业战略的内核。所以，通过将这样的能力结构投射到中国开展2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中，我们就有可能将如何“搞活”我国企业的问题，转变为分析和了解我国企业如何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进而逐渐提升企业战略内核的轨迹。
我国企业，在不加说明的情况下，本文主要指我国的国有企业，包括直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但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实际上还有其它所有制的企业同样发生着战略内核进阶的变化。例如，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一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主体。所以，本文的我国企业是一个范围宽泛、边界模糊的集合名词。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指在我国的除外资企业之外的所有企业。这样选择的依据，主要是想将企业面临变化的经营环境体现出来，没有过多强调不同所有制下的企业类型。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对战略内核及其进阶进行了核心竞争能力角度的基本界定；第三部分揭示我国企业的新制度环境与竞争力问题；第四部分分析归纳我国企业战略内核的基本结构；第五部分揭示我国企业战略进阶的示意图；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描述了创新作为我国企业战略进阶的动力作用。
三、中国“入世”：我国企业的新制度环境与竞争力问题
从1978年起，我国企业就开始了寻求成为市场主体的历程。但是，这种历程不是简单的由需求拉动的结果，而是制度变迁的产物。
1978年以前，我国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几乎可以说风平浪静的。企业的性质完全就是社会化的结果。“大而全”、“小而全”是对我国企业内容和制度环境的概括。
所谓“大而全”，是指企业的规模大，主要以人数论，而不是以实际资产的数目论。企业的成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计划部门指令下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而且，最主要的是，企业的功能肩负着社会的功能，因此，企业就是社会；相应地，社会是由企业反映的。这样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实际上成为一个城市的代名词。如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就是这样的计划指令的产物。该厂使一个偏僻的山村发展成为一个汽车城。几乎全市的市民都是该厂的工人。同样，“小而全”是指企业的规模并不影响企业的社会性质，即或是规模很小的企业，也要承担起类似社会的责任。社会化程度和企业发展的这种高度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引发出企业因为变化的环境而产生的成本危机。
所以，1978年以前的我国企业，实际上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只是社会的缩影。企业的性质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自然，企业的战略就不可能是市场导向的，而是计划导向的。在政府行政制度主导的这种计划中，企业的战略是通过宏观经济的战略框架体现的。企业的战略等于说不存在。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的确也是通过解析企业的性质而从1978年之后全面铺开的。
1978年之后，上述的制度环境受到了来自消费者和政府两方面的冲击，从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这个历程，实际上就是我国企业经营环境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其中心思想是，不仅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要发生改变，而且企业要逐步通过市场制度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手段，切实具备国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的经济主体。“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笼统观念开始逐渐集中在如何分离企业的各种职能上来，企业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说明，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实现，是通过制度安排的变迁来实现的。制度安排本质上就是确保经济活动价值实现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基础不是静态存在而是动态发展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因此，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尽管已有相当的经济改革广度和深度，但比起WTO的情况来说，无疑于改变企业的制度环境。
对比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不难得知，截止到2001年12月11日，实际上我国企业的制度环境相对没有变化。这种制度环境就是在中国的区域内，企业总是不自觉地体现出地域和制度界定的封闭特性；在企业层次，企业的经济行为总是交织着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功效总是处于不完全激活状态。[11]
中国进入WTO，本质上是对企业的挑战。虽然在有关研究中，比较多观点认为是政府的“入世”，而不是企业的入世。但实际上，加入WTO，意味着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力度将更大，而且制度背景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说，中国企业将从根本上脱离本土企业和所有权这样的制度环境束缚，成为广义的国际化企业的一员。因此，中国入世，最终是要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制度环境的改变，需要相应的新的制度安排。在这里，有利于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国际准则成为中国企业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起点。因此，中国“入世”对中国企业具有异常重要的影响，而不是通常所看到的关于政府的“入世”问题。
因此，面对中国“入世”，伴随的制度环境的必然改变，我国企业发展的问题症结，本质上是企业竞争力的问题。[12]为此，我国企业有必要寻找一种解释持续发展的战略理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作为一种理念，在管理学领域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广，具有说明价值的基础。
四、基于“资源”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思想
市场中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似乎是一个永恒的研究问题。经济学的解释从完美的逻辑演绎框架出发，试图通过一致性的供求关系，从企业的市场层面找到切口。但事实表明，在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组织，其内部组织行为是给定的。因此，有关企业的市场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以企业作为“黑箱”的面貌出现的。[13]
科斯对企业的内部组织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基于非常简单而且普遍的经济组织现象。既然在经济学的框架中市场制度无所不能，为什么企业之外和企业内部还有其它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交易场所，或者说，为什么企业不能万能地利用市场？[14]“交易成本”概念的出现，说明市场制度的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从而，企业的内部组织就成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形式。这样，企业“黑箱”开始在交易成本的思想框架中被解析。继Coase之后，Penrose和Richardson对企业内部组织展开了进一步剖析的工作。前者几乎完全从企业内部的结构要素出发，探讨企业为什么发展——企业成长的原因，一个后来被证明极具思想价值的观点，是她对“资源”的陈述。和经济学将企业定义为一种生产函数不同，Penrose将企业定义为“资源的束合体”。因此，企业成长就是整合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提炼某些“独特的能力”的过程。后者则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互补性出发，证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除Coase勾勒的层级治理制度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以协调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企业能力，并将企业能力定义为企业拥有的经验、技能和知识，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流程和契约条件下企业内部员工的技能的加合。[15]
将企业能力完全整合为企业价值创造动力的，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思想。这一思想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企业战略学者Prahalad和Hamel对日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深层次研究结果。[2]20世纪70至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全面赶超欧美企业，其中原因引起管理学者的广泛兴趣。上述两位作者从美日企业GTE和NEC的个案剖析出发，试图寻找日本企业超越美国和欧洲跨国企业的原因。他们的研究显示，其实日本企业在整个70和80年代，并不是说拥有比欧美企业更大的资金或者更高的管理者素质，而是在于日本企业针对组织目标，特别是长期目标，具有善于整合企业可控的内外资源的能力。这种目的性整合资源的能力，他们称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是由企业战略选择所决定的、创造企业经济活动价值的核心因素。这种企业能力的“核心”，专指这类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属性。并非所有企业能力都是核心竞争能力，只有满足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这几个条件的企业能力，方能称为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竞争能力。
通过企业无形资源的整合，企业的竞争优势称为以核心竞争能力为基础的企业竞争力（Competitiveness）。理解核心竞争能力为基础的企业竞争力思想，前提是深入透视管理学意义上的“资源”。在企业管理学意义上，资源的形态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生产函数的要素投入品。在普通的经济学意义上，资源仅仅是作为无摩擦流动的生产要素。但是在企业战略范畴中的资源，却是既包括固定的有形资源，还包括其它所有为实现企业组织目标而运用的企业内部组织无形资源，如作业流程、员工的技能、知识、经验，以及商标、专利技术和销售渠道等无形资源。因此，管理学意义上的“资源”逐渐倾向于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生产要素，本身并不是无摩擦流动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资源”的差别，导致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基础不同。在无摩擦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所呈现的要素报酬率递减，而在有摩擦的企业战略管理中，资源所呈现的要素报酬，既可能表现为雷同于有形资源的要素报酬递减，但更可能呈现出基于知识和信息的要素报酬递增倾向。[1]
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着重于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和持续，从无形资源的角度提出了应用企业资源的问题。相比于对企业的有形资源的利用，企业的无形资源的价值，更倾向于在战略管理和制度安排上体现出来，因为无形资源具有更加不完备流动的特征，[16]从而市场价值具有更大的弹性。当无形资源的市场不完备时，这类资源蕴涵的租金流更大，从而战略的运用和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更加突出。因而，有关企业能力的培育问题，属于制度方面的研究范畴。
根据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不难看出，市场中的企业竞争制胜行为，不仅涉及微观的企业资源配置，而且也牵涉到宏观上企业为适应变化的经营环境而进行的相关的变革措施。
所以，在互联网现象逐渐将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既放大又缩小的同时，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观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解决企业的竞争制胜问题。在互联网背景中，企业的相互关联度变得前所未有的稠密，资产的互补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企业的边界并不完全由企业的市场规模体现，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能力体现。为此，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思想（Co-opetition）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凸现出来。在全球芯片市场、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市场，这样的“竞合”格局比较明显。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卡特尔，而是松散的、基于契约甚至声誉的互利“双赢”行为。例如，美日汽车厂商之间的战略联盟，以及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的虚拟组织形式；在航空领域，则更加醒目地表现为基于企业间关系的企业网络化组织，像“星空联盟”这样的航空联盟组织。
事实上，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恰恰是考虑广义的企业战略而不仅仅是经营层次战略的结果。在培育和应用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方面，日本企业的合作或联盟战略被认为是值得欧美同行学习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式。从一般的经营层次的“通用性竞争战略”到公司层次（Corporate Level）的企业战略，核心竞争能力思想反映出企业战略的进阶。即是说，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或者“搞活”企业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企业战略进阶的过程。
正是根据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这样的思想价值，本文认为，应用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可以有效地折射出在20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我国企业如何不断地通过企业战略内核的进阶，去适应不断变化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行动过程；并在“入世”的新的制度经营背景下，大致勾勒出我国企业面向WTO的发展方向。
五、我国企业的战略内核：基于经济改革的企业竞争力目标
我国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改革宗旨都没有发生变化，即“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等提高企业活力这样的措施，一直贯穿于经济改革的主线。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就是提升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力。[17]
如何从企业战略进阶的角度，认识这种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过程，大致说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伴随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国企业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权力主导（1978—1991年），这个阶段中，企业只要获得经营权力，搞好生产，就很容易成长起来；市场主导（1992—1997年），经营权力只是必要条件，企业成长须面向市场，依靠有效的营销战略；能力主导（1997年—现在），中国经济总体上从“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企业的成长作用开始显现出来。[18]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试图将我国企业的战略通过企业成长进行折射，即我国企业的战略内核是权力、市场和能力的集合。不过，由于集合元素的内涵过于宽泛，我国企业的战略内核实际上难以体现出来。
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过程，本质上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即微观的企业绩效应该是制度层次上制度变迁的结果。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改革的初衷。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深入，特别是当经济环境陆续发生的重大变化时，如北京申奥成功和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宏观的良好政策优势并不能有效地体现在微观的企业经营中，以致于在国有企业的范畴，出现这种企业在宏观和微观上绩效截然不同的悖论现象。[19]从而，通过这样的悖论去认识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要素，不太现实。
有鉴于此，应用某种可以体现有序战略内核的思想体系是必要的。如前分析所知，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是将传统的企业市场绩效（竞争优势）的产业组织视角，推广到多维度的资源视角的结果，因此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企业竞争优势长期驻留市场的经营实践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来源于企业竞争优势形成路径的特有机制，或者又称“路径依赖”或“因果模糊”。[16]不管名称怎样，重要的是，企业竞争优势作为表征企业市场绩效的一种属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经济学意义上逻辑框架的分析产物。
下面，本文首先在简要描述中国经济改革主要历程的基础上，将我国企业在这种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内核或发展动力，投射到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所反映的思想框架中，并对这样的投射进行小结，归纳出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的战略进阶示意图。
1.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历程
比较恰当描述我国改革进程的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它准确地反映出中国的改革的特点，是渐进式转轨。中国经济改革以前（1978年以前），国有企业的特征被抽象为单纯听命于上级的生产单位，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为谁生产这样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统筹的计划制度解决的。因此，经济改革的起点，就是首先将企业塑造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在既定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框架中，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就经过了一个从“集权”到“放权”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主要分为六个阶段：起步、利改税、“两权”分离、市场化、制度创新以及战略性改组。[20，21]
起步阶段：1978年10月—1984年。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放权让利”改革，并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改革的边际效率显著。
利改税阶段：1984年—1986年底。是对上述起步阶段的成就的逻辑延伸和深化。利改税又进一步分为一步利改税和二步利改税。前者是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改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进行改革，在此基础上理顺国家和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增强企业活力。
“两权”分离阶段：1987年左右—1990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从简单的放权让利、利改税来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转向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分离。措施是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一些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但主要是承包制。1987年底，大约8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到1989年，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承包制。
市场化阶段：1991年左右—1993年。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塑造成“四自”的市场经济主体。“四自”是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主要措施是落实《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制度创新阶段：1993年11月—1997年9月。包括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这一阶段是对前15年改革经验的高度总结和理论创新。基本思路是：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及相应体制的配套，以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革成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经济法人实体。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的改革过程中，被浓缩为16字方针“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战略性改组阶段：1997年9月—当前。主要思路是：“抓大放小”，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推进包括社会保险制度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的改革。
从我国企业作为微观层次的市场主体逐步深化的角度，上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进一步还可以看作是两个着力点不同的阶段。前三个阶段构成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阶段，后三个则构成针对企业的公司化（Corporatization）或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阶段，目标是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
2.我国企业的制度变迁
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是从宏观经济以及企业的制度层次上进行的。这种改革方式的效率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成就。[17，22，23]在不完全改变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企业改革走过了一条组织制度变迁的道路。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制度变迁的形式，最初产生于农民对制度需求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政府主导的旨在不改变国有性质前提下，提高产权效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作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的程序与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因而制度变迁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业培育组织能力的催化剂。
总结起来说，我国企业的组织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设施工作，主要体现为转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性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对原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二为一的形式进行分解。重点解析了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的激励问题。这就是改革过程中有名的“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以及“承包制”等制度变迁。其中，尤以“企业承包制”改革为典型，它是中央政府赋予企业剩余索取权为特征的制度变迁。
其次，是对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直接产物，具有优化配置决策权力的功效。[24，25]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方面的改革，是从认识现代企业制度开始的。中央政府将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特有的国情特征相结合，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浓缩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而我国企业在宏观的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以此为标尺，进行相应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其中产权改革成为企业改革中的一个主流。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革目标是增强企业活力，而不是简单地将企业的性质进行市场经济制度的解构。因此，我国企业在产权改革方面的举措是多元化，而不是单一的市场化。例如，国有企业固有的国民经济支柱和相当程度上社会公共品供给者的属性，[26]就不可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朝向完全市场化方向迈进，相反，是着眼于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所体现的制度创新，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27]因此，在某些市场领域，结果就出现企业层级制更加显着的现象，例如企业集团的建设。
国有企业在经济改革推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约束，例如，难以真正明晰企业产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条件下国有资产管理及其运作的定位模糊，但是，制度变迁带给我国企业培育组织能力的土壤，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企业群体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国有家电企业，已经形成明晰的企业竞争能力，进而在国外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比较典型的我国企业的组织能力，表现在对创新的认识和对市场的认识上。无论是彩电业的长虹公司，还是空调业的春兰公司，以及冰箱业的海尔公司，都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中，培育出企业竞争市场的企业竞争能力及其基础上的竞争力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利用经济改革中制度变迁的作用，形成企业竞争能力的意识，却并不十分清晰。更多的目光是放在最终产品市场上。
因此，当国有企业的市场范围在制度背景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时，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事实，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活力不足表现出来，从而，潜在地诱发出新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行为。
3.我国企业的核心产品观念
受最终产品市场力量的影响，我国企业的核心产品观念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在从封闭向开放系统的转化过程中，市场的巨大作用推动着我国企业在经济改革的洪流中，一般直接迈过这道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这种状况在我国的家电行业，尤其是视频业的生产和市场的培育中比较明显。曾经风靡我国的VCD的升级替代品DVD的情况适于说明企业的这种竞争力状态。[28，29]缺乏技术和产品的我国DVD似乎突然之间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DVD的一个显着的特征是它打破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计算机产品的行业界限，既可面向家庭娱乐消费，也是计算机主流信息产品。近几年来在我国DVD生产企业的不断努力下，价优物美的DVD产品已取得国际市场极大的认可。然而当国产DVD机的出口量日益增大、对日本等国外同类产品造成强有力的威胁时，我国DVD厂商就遇到较高的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产品壁垒，受到国外同类厂商的不断挤压。DVD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的专利保护。现在国外DVD生产厂商在国产DVD机上有六个收费点，收取知识产权费用15—23美元。
1999年以飞利浦为首的国外DVD厂商联盟联合声明：它们拥有DVD核心技术的专利所有权，世界上所有从事生产DVD专利产品的厂商，必须向这个联盟购买专利许可才能从事生产。2000—2002年中国电子音像工业协会与该联盟进行了多达九次的谈判，未有结果；2002年3月7日，国产DVD在欧盟被扣；2002年3月15日，我国100多家DVD生产企业收到该联盟的最后通函；2002年3月31日，我国100多家DVD生产企业面临该联盟诉讼。中国DVD遭遇DVD联盟封杀，凸现出我国DVD缺乏核心技术的“软肋”。
2002年2月28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视听产品分会向我国DVD厂家及经销单位发出紧急通知，告诫春节后出现欧盟成员国海关扣留中国DVD产品的现象。至此，一场关乎DVD核心技术专利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序幕。随着事态复杂程度的不断升级演变，国外这家DVD联盟作为DVD核心技术的掌控者，显露出咄咄逼人之势。接着，该联盟的六大厂商再次发难，下达了对我国DVD厂商进行专利费支付谈判的最后期限的通牒，通牒指出：3月31日之前，中国DVD生产商必须就支付专利使用费与联盟达成协议，否则，联盟将把中国生产商告上法庭。
长期以来，我国的DVD及生产企业只知道一味地复制生产，而忽略了在多媒体视听领域的技术创新，面对此次国外DVD联盟的发难，他们只能被动接受，领略缺乏核心产品带来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痛苦，逐渐认清了“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中”、DVD产业发展之路是高起点、高技术、规范化的事实。
DVD，还有VCD业的发展，都沉浮于经济改革的洪流中，但在核心产品层次，我国企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引进方面，我国企业比较多地采用了合资企业的战略思想，并且明确地将这种战略贯彻为一种搞活国有企业的手段，但是，“在华外资企业公司治理调查”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合资战略正在出现萎缩的现象，面对中国“入世”，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上，明显倾向于把持控制权向独资方向移动。（注：“合资企业”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种行之有效的作为搞活企业的方法。但是，中国“入世”前夕，这样的合资企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近期由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主持进行的一项关于在华外国跨国公司公司治理的大型调查报告中显示，我国企业前些年提倡的合资企业，正在呈现某种“独资化”的萎缩倾向。因此，面对WTO的现实，我国企业的战略选择，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如何应对外资企业投资“独资化”的考验。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容，参见由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公司治理网站”http：//www.cg.org.cn上有关“2001年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的上载论文“李维安.在华三资企业公司治理情况调查报告”。）
因此，要把握企业发展的核心产品，战略内核并不局限于和外资企业合资或者联盟。虽然日本企业在形成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方面的战略内核培育中，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利用战略联盟实现核心产品的领先，但是，中国DVD企业所遭遇的潜在封杀说明，联盟创造企业核心产品的价值，需要企业其它战略内核的相应配合，例如，自主研发能力达到一定的可以称雄行业的层次。
4.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
总的来看，我国企业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简单的生产单位性质的工厂，向市场竞争主体演化的阶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组建企业集团和面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企业（Corporate Firm）。
虽然日本综合商社很有名，但中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却主要来自对韩国企业集团的学习和借鉴。韩国综合国力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突飞猛进，为我国企业所瞩目。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5和1996年，我国企业集团的建设呈现一个高潮。不过，正像此前中国企业改革的动因，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一样，企业集团的建设，同样带有比较显着的政府行为特征。由于特有的宏观调控属性，中央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动态自然难以把握，所以，我国的企业集团在组建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体现“强强联合”的行动初衷，相反，经常出现某种形式的“拉郎配”现象。这种拉郎配的产生，实际上来自宏观上产权制度建设固有的模糊性。当产权关系难以清晰界定时，要求企业完全体现资产合并的市场竞争优势，并不是十分现实的事情。从而毫不奇怪我国企业集团的建设中甚至出现组建不久，即出现松散、甚至解体的征兆，例如“东联集团”就是以合并江苏省内的几大石油企业形成的所谓“集团”，集团组建不久，就开始处于解体状态。
因此，我国企业的集团，很大程度上是从资产，特别是固定资产的规模角度，而不是从企业的成长和能力角度认识的。这种状态的一种显性结果，就是企业集团“有形无神”，即集团的组织结构并不能促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生成或提高。所以，在我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企业的组织形式的效率提高，势必经历政府向市场学习的过程。从而在制度层次，过渡到市场需求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态。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一种普遍的说法就是，最直接受WTO影响的经济主体，恰恰应该是政府。
股份制企业的改革，是经济改革中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直接行动产物。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企业的发展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配套的资本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8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1年4月）。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的生存都更加依赖于市场，特别是规范的市场行为。
事实证明，我国企业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向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转型过程中，竞争优势仍然体现在政策层面上。特别对于股份制企业来说，公开上市的名额不是由市场确定，而是由资本市场相关的证券管理部门确定的。这样一来，公司制企业的建设，就不时会出现制度寻租下的“圈钱”现象。“圈钱”的直接后果，是引发对公司制企业强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制度需求。2000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上相继出现部分上市公司做假帐、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产、虚假信息披露等，直接侵蚀着资本市场上中小股东的利益。
5.我国企业的市场状态
我国企业的市场状态，线条比较明显。无论在什么行业，企业对市场的意识都明显加强。很大程度上将新兴的市场看着为企业迅速成长的“加速器”，没有过多考虑到企业持续发展因素。
在我国企业的眼中，市场一般指最终产品市场。正因为如此，我国企业对市场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广告和其它积聚效应的组织形式体现的，因此，价格战成为我国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最常见市场现象。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我国家电行业中彩电、彩管业的价格竞争战。在最终产品市场上，价格战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家电企业的主要市场战略形式。2000年，我国的彩电企业“储管降价”与彩管企业“停产压库”[30，31]是对这种价格战的形象说明。
从1998年7月—1999年全年，我国彩管和彩电行业一直处于一场利润冲突大战中。事情起因源于在我国有号称彩电大王的四川长虹从1998年7月开始储备21英寸彩色显像管的经营战略，到1999年4月中旬，彩电市场开始以长虹率先降价引发的全面降价，康佳、TCL、创维、海信和厦华等其它彩电大厂群起“奉陪”，彩电市场价格一路下滑，拉动上游的彩管价格一路下跌。以21英寸为例，从99年4月底到5月中旬三周时间中内，价格从600元狂跌到400多元，下降幅度高达30％。在这新一轮的行业市场清洗中，受震动最大的不是彩电企业，而是在彩管市场上占有绝对市场份额的我国八大彩管厂家。
椐称，为了维护行业利益，面对有些厂家的单位产品利润仅为一分钱的状况，1999年6月28日，我国八大彩管厂家，即陕西咸阳彩虹彩管厂、北京松下彩管厂、上海永新彩管厂、深圳赛格彩管厂、长沙LG、深圳三星、南京华飞和广东福地，在京城签定了集体停产一个月的协议。在八大彩管厂联合工作小组的共同监督下，所有的彩管生产线如期停止了运转。据称做出这样“停产压库”的集体行动，是迫于无奈的举止。以求压库达到彩管市场的供求平衡，守住彩管的价格防线。
彩电企业的“降价”和彩管企业集体“停产压库”形成相反的战略价值取向：前者试图低价实现更多销量，后者则降低供应实现保价。两者各自战略的有效性显然取决于对方的积极响应。但实际上没有出现这样的效果。原因之一在于这两种产业企业的生产流程的相关性，使得它们的战略选择在各自的价值创造机制中有某种依存性。
彩电企业通过电视机整机的销售，创造利润。因此，彩电企业的利润机制是产品市场，尤其是最终产品市场，是厂商—销费者的关系。显然，市场营销的运作带动消费者的购买偏好。不过，在理论上，彩电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彩管企业的。因为彩管在彩电生产中的核心位置，彩色显像管是彩电的核心部件，在彩电的生产成本中，彩管要占50％以上的比重。显然，如果彩管企业的产品质量不高，则影响彩电企业的产品销售。
彩管企业则是通过中间产品市场的产品交易关系，实现利润。从最终产品市场看，这种交易关系——彩管企业—彩电企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供货商之间的关系，而且，很显然，彩管企业受到双重顾客的影响，即彩电企业和彩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的影响。彩管和彩电企业之间的关系属性决定着彩管企业的利润基础。
从这些表现看出，彩管彩电企业利润机制互动带动战略互动，即两者之一采取任何一种经营战略，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另一方的利润空间。
彩电、彩管业如此，洗衣机业、航空业如此，甚至家庭轿车也蠢蠢欲动。这种终端产品市场上价格大战使得我国企业比较看中短期利益，缺乏能力培育的长远眼光，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各个行业，市场淘汰的机率较大。这种状况反过来给国有企业的改革增添了难度，因为改革的初衷如前所示，并不是完全市场化或者私有化，而是通过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证明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市场制度，提高企业在变化的经营环境条件下的持续发展能力。
6.小结
所谓我国企业的战略内核，是指根据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将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历程，分别折射到对应这种企业竞争能力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层次上，以期分析我国企业的战略要素，即在不同的阶段，是什么样的因素在推动着我国企业的发展。
从本文的记录和分析发现，我国企业的发展，事实上经历了从规模（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到制度、组织形式、集团化、再到机制的改革过程。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地打破封闭条件经济系统的过程。走向开放条件的极值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因而，以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创新，几乎一直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引擎。伴随制度的变迁，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如何互动地发展，是我国企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背景中不得不接受的客观事实。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现，我国企业有50％以上的经营者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核心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市场营销能力、经营组织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等三个方面，对于研究开发能力的重视程度略有不足。另外一个结论就是，我国企业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认识的确不是很清晰，似乎只是企业能力的简单集合。也就不难理解，在核心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层次，上述分析发现的我国企业的若干现象，仍然持续存在，如对核心产品重视不够。
因此，结合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思想内涵，本文描述性证明了我国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推动企业发展的战略演进，是一个逐渐打破经济系统的封闭条件，走向开放系统的过程，而战略内核则从重视有形资源（追求固定资产规模扩张）到无形资源的管理制度（“放权让利”、“两权分离”、“抓大放小”），到产品市场（重视拉动最终市场需求），再到经营机制（公司化的股份制改造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进阶过程。用图2表示如下：
图1 我国企业战略进阶示意图
从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中对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视一直有增无减。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引入，我国企业在摸索中寻找从简单的重视企业固定投资规模到重视企业经营机制的发展路径。“入世”后，我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变化是否只是朝着笼统的复杂性方向发展？其实并不尽然。虽然“入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企业之间、我国企业和WTO国家成员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格局，本质上还是呈现出某种规律，这就是以信息、通讯以及计算机技术（一般以ICT标记前两者）的发展为基础和动力的网络经济。网络经济的“网络”具有非常鲜明的外部效应。网络经济下的企业战略内核，是强调企业在竞争强度加剧的同时，更加依赖于非竞争形式为动力的企业间关系（Inter-firm Arrangements）的运行。基于企业间关系的这种网络化趋势，对企业的发展而言，更加突出信息和知识为特征的机制，以及如何应用这种机制的思维意识和系统性创新模式。[32]
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企业对变化的环境的应变能力。因此，如何应变成为企业价值创造潜在强大的组织能力（Foss，1999）。为此，本文以为，面对客观的WTO带来的互动效应现实，我国企业的战略内核倾向于基于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能力建设和应用。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中国成功“入世”，对我国企业既提供机遇，又构成挑战。机遇是相对于企业在更加规范的经营环境中的发展态势，挑战是对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言的。企业竞争力不是一种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状态，而是包含多种竞争优势的整合结果，是层次性竞争优势的产物。根据这样的思想，本文尝试将我国企业的发展战略内核，折射到有效反映企业竞争力思想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框架中，对我国企业伴随宏观经济改革的发展过程进行记录和分析，整理得到我国企业的发展战略内核，是一种在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作用下，逐渐对企业资源的培育和应用过程。即我国企业通过介绍、引入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走过了一条从重视简单的规模优势，到重视经营机制的组织能力优势的道路。
面对WTO，我国企业的战略内核进一步倾向于基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观念创新，以迎接WTO这样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网络效应、学习效应和互动效应。
描述的另外一个结论是，在我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一直伴随着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这种制度创新包含现代企业制度内容的建设，以及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以，政府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入世”后企业的发展，可能要更加独立地发挥市场经济主体的功能，因为对中国来说，去年年底的“入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入世。因此，当政府在“入世”背景下势必逐渐退出自己作为制度创新主体提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取而代之的将是产生于市场需求本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因此，创新将一直是中国企业战略的中心内核。创新对我国企业战略内核的这种中心地位，具有相当的外延性。一方面，这种地位揭示出创新不仅面向企业，而且更重要地，是面向政府；另一方面，就是更加突出了企业发展和市场规范的矛盾关系。
从而，在WTO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的战略内核就是着重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用规范和最佳的市场实践的公司治理原则，成为企业战略内核的中心和决策的基点。公司治理的最一般意义，是指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就委托代理关系出现的激励兼容所建立起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关系。[24]因此，制度创新就肯定涉及到公司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层面。最终，企业战略内核补充如何将公司治理和企业竞争力有效结合的新内容。目前这方面，我国上市公司提倡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实质上是关于如何优化公司制企业的决策权力的问题。决策的科学性程度高低，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动力。
我国企业战略内核的进阶说明，我国企业虽然走过了一条摸索的制度变迁道路，但是，企业的市场化意识已经开始进入各级企业经营者的意识。面对WTO，我国企业终究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融入国际经济的惯例中，进一步形成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②我国学者对英文“Competence”和“Capability”理解不一。实际上，和汉语“能力”相近的英语词汇，除“Competence”外，用得比较多的还有“Capability”一词。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在战略管理研究中是有分歧的（Stalk等，1992）。对它们进行对比是非常有趣的，而且结论也很新颖。不过，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议题，暂不陈述，本文将此两种词汇通用。Core Competence的表示在我国尤其是1998和1999年主要学术刊物上主要有“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核心专长”和“核心竞争能力”等，中心是突出这种能力在价值创造中的意会性，而没有太多将其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概念来源进行考察。本文从原始文献的“Competence”出发，采用“核心竞争能力”的表述法，因为理由如下。一是在英文原文中，“Competence”的原义虽有“能力”之义，但更深层次的意思是“生存的必须手段”（Adequate Means for Subsistence，韦氏词典The 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一版）。因此，本文在应用这一思想时，采纳“核心竞争能力”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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