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文学与战后文学思想的驱动和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战后论文,反法西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人类发展史上一场最为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故，这次战争不仅残酷而严重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哲学、文化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而且对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理性精神、人性理想和生存命运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激烈的震荡和冲击，促使人们从另一个层次和角度对此进行新的检测和反思，其深度和广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在这场亘古未有的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的半个世纪里，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一直是战后文学的热门话题，并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战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已成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直接代表着它的基本成就。文学历来就是人类精神的传导，是人类心灵的先声，文学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尺度代表着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反法西斯文学和战后文学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本文将以此为内容进行考察和分析，期望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
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不可缺少中国一样。反法西斯文学虽然是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的，但反法西斯文学及其文学思想的产生并非以战争为分界线，早在法西斯主义滋生并蔓延的同时，反法西斯文学就产生了。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精神，它的渊源和后果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的时空限制。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土壤里，直接地说，它就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的主题里。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以半封建、半殖民地为其历史特质的，这一性质不仅决定了它的社会历史行程和社会结构形式，也决定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动与发展。受此影响，现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以启蒙为目标——反对封建文化、反对旧的道德观念而追求民主文化，追求个性解放，启蒙以民主和个性自由为主旨；另一方面它又以救亡为目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这种双重的任务，其实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同步同构的，现代中国的现实历史是它发展的土壤。本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基本上就以这两方面为其主要内容，“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①
日本法西斯在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不仅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启蒙与救亡是同步同构、互相促励的，但在此之后，救亡则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正因为这样，反法西斯文学在中国是以救亡为渊源和主题展开的。从启蒙到救亡的转变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在“五·四”前后启蒙与救亡是同步的，而且以启蒙为主导，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现代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危亡局势的形成和剧烈的现实斗争，使救亡的主题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随着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和侮辱，这个主施律总是那样刺激人心，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索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②
中国的反法西斯文学基本上可以分为救亡文学、抗战文学和战后文学三个阶段。
救亡文学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文学导报》发表的左联《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组织的文化书》为标志；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九号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结束，前后共六个年头。“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刊登的沈起予和周裕文的以反对日本侵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蓬莱夜话》和《奸细》为救亡文学的先声，此后关于反对侵略、呼吁抗日的小说、诗歌、剧本、杂文、评论等各式各样的作品；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集、剧本单行本不断出版；许多学校团体积极赶排戏剧节目向市民公演，宣传反日救亡，其中大都由作家提供剧本。救亡文学在短短五六年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潮流，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成长起一批优秀的作家，为后来灿烂辉煌的“抗战文学”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在创作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代表了救亡文学的基本成就。救亡文学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控诉和对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爱国精神的激扬，这是它的中心主题；其次反映了对不抵抗政策和消极抗日情绪的谴责；再次救亡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崇高使命感。
抗战文学是中国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③在这种形势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抗战文学的新阶段。文协的宗旨是：“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④文协明确提出在为民族解放而喋血战斗的时代，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最主要的任务，惟有“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中去，到难民收容所中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才能“写出真正的大众作品”；惟有将这样的作品“输送到前线和后方的各地各方面的大众中去”，才能“使每个人都沐浴于文艺的光芒，加强抗敌的情绪。”⑤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感召下，许多文艺工作者组织演出队、抗宣队、战地工作团、战地访问团，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大量小型而通俗的作品，鼓舞群众和士兵的抗日情绪，并把作家分布到各地，将文艺从大城市带到前线和后方，推动了抗敌文艺的全面发展。抗战文学以《保卫芦沟桥》、《屈原》、《华威先生》、《荷花淀》等为代表，标志着它的基本成就。抗战文学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极大地推进了民众的抗日行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时，由于客观现实要求文学与斗争形势相适应，使作家失去从容不迫构思长篇巨制的心境，由于战争环境出版印刷极其困难，由于作家经受战火洗炼意识到人民大众对文学的急切要求，由于演出和朗诵等文艺活动的需要，所以文学作品大都以大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出现，这是抗战文学的显著特点。
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大批作家从战争状态中得到了解放，有了安定和平的创作条件，因此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这是战后反法西斯文学繁荣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以及审美标准，战后文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其代表作有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峰、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李英儒的《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德英的《苦菜花》，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以及《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等。战后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批作品都是在作家亲自经历和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完成的，作品都饱含着作家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反思认识，所以许多作品在语言叙事、整体结构、情感张力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一时期反法西斯文学的又一个特点就是现实距离较近，作家都是站在近距离的层面和角度对战争的激烈、敌人的凶残和反战英雄的事迹给予正面描写，对战争本身和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深层问题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咀嚼和反思，作家还难以从直接的战争情绪氛围中解脱出来进行人性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挖掘和探究。
进入八十年代，历史距离给作家们提供了从容思考的时空，文化思想的纵深和拓展给作家们提供了诸多的观照坐标，因此，出现了象《晚钟》、《台儿庄大战》和《生命通道》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除了对战争进行正面描述外，还对战争的异化力量，对战斗双方的人性问题等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探索，使反法西斯文学的审美力度和文化震撼力有了新的突破。
二
法西斯文化在欧洲由来已久，法西斯战争只是法西斯文化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表现。希特勒上台后，对德国现有文化中有碍于其法西斯统治的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大扫荡，有2000多位科学家、教授和500多位作家，或被解职或被关进集中营。到30年代末期，“纳粹德国已经没有文艺了”。⑥但是德国的反法西斯文学正是在德国法西斯文学蔓延与独霸的过程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希特勒上台后，有200余位作家逃离德国，直接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行列中。他们先赴西班牙，帮助西班牙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后来或在苏联或美国或在别的欧美国家定居，继续从事反法西斯活动，其创作成果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有享誉世界的托马斯·曼、享利希·曼、凯塞、布莱希特和贝歇尔等人。
被法西斯党徒吹捧为“文化巨匠”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迫使文化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一些法西斯知识分子也追随其间，发表《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部分未来主义文学家也声称服从墨索里尼的指示，使法西斯主义泛滥一时。但是在层层黑浪的意大利，进步的反法西斯文学家和文学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反抗，大战前后涌现了一批反法西斯文化的斗士与文艺家，以著名的哲学家克罗齐和法学家爱因奥迪等文化名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早在法西斯主义与文化结盟时就发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在世界文化现代史上第一次发出了“法西斯主义与文化水火不容”的怒吼，提出了捍卫文化的自由主义原则。大战爆发后，留在国内的文学家如维多里尼、莫拉维亚、普拉托里尼等人，不畏强暴，坚持写作，抒写意大利民众与作家本人的反法西斯心声。流亡到国外的作家如西龙尼等人更是勤于笔耕，创作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
法国是欧洲最先对法西斯有所反应的国家，这一方面由于希特勒近在毗邻，另一方面由于法兰西民族在思想上固有的敏锐性。与政治领域不同，文学界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态度上不存在分野与对立，反对法西斯主义是各种经历、各种倾向、各种观点的作家共同一致的态度。早在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候，罗曼·罗兰和巴比塞就在1926年合作组织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1935年6月“全世界作家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马尔罗和共产党作家阿拉贡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并担任要职。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纷纷以不同的形式投入了保卫祖国、反抗法西斯的神圣事业。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并很快推进到国土的纵深地带。卫国战争全面开始后，苏联倾全部国力开始反击，大批流亡作家来到苏联，与苏联文艺界团结战斗在一起，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本营。
纵观欧洲反法西斯文学，大致可以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
战前，由于法西斯暴虐在许多国家还不是一种现实，人们还没有具体的感受，因此蓬勃高涨的反法西斯主义进步思潮，还不可能在文学领域里带来大量的硕果。整个三十年代，文学界对法西斯充满了警惕、防范与斗争，许多作家和文化知识分子只是在思想和精神领域展开斗争。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尤瑟纳尔的《一枚传经九人的钱币》和马尔罗的《希望》为代表。这一时期尽管作品的数量不多，但它们却在世界早期反法西斯文学中占有着经典性的地位，这种经典性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在思想上的敏锐性，它们作为反法西斯文学的先行性以及反法西斯内容所具有的完整而细致的形象图景与巨大的艺术形式规模所构成的。它表现了对当时尚未充分暴露的法西斯主义的邪恶的反动本质、狰狞面目以及巨大危害性的深刻认识，无疑，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战时，由于斗争的残酷性和现实环境的限制，文学创作非常困难。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次重要的社会事件，一个巨大的历史题材，要在文学中得到全面、充分的描写，往往是在事件与题材已经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之后，这不仅因为历史的全景与始终到这时才能展示出来，而且因为作家需要时间对历史与事件进行咀嚼，以深化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以提炼自己的经验与印象，这也是一条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战时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很多，其深度和广度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战时的文学以法国作家维尔高的《海的沉默》、萨特的《苍蝇》、德国流亡作家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布莱希特的《西蒙娜之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意大利脉膊》等作品为代表。战时文学主要表现了强烈的精神抵抗性，通过人的无比的韧性与深沉的意志力量来表达对正义、和平和真理的追求。
反法西斯文学的主体部分是在战后得到确立的。一方面客观现实条件的改变使作家有了从容的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对战争的反思和由之而来的大跨度的历史观照与自我感受的提炼。咀嚼也为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和历史内蕴等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反法西斯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战后反法西斯文学的基本成就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表现为“事件小说”。这类小说大都以描写战争的重大场面、事件和英雄人物的业绩，歌颂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它从正面展示了战争与人生、与国家、与民族的冲突，着重表现人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并决定战争的胜利。法国作家阿拉贡的《共产党人》、雷米的《边界线》、《联络网是怎样消失的》、《无畏与恐惧》、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作品代表了它的基本成就。
第二个层面表现为“命运小说”。这类小说都以揭示战争对人的命运的改变、灵魂的扭曲以及人性的煎熬与异化为主题，表现了许多普通人所遭受的心灵磨难，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和精神张力，通过许多渺小人物折射出崇高精神理想，让人们看到了与传统描写迥然不同的英雄主义。渺小折射伟大，平凡显示崇高，这是战后反法西斯文学独具的“文学二重性”。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法国作家梅尔勒的《我的职业与死亡相伴》、皮埃尔·加斯卡尔的《死亡时代》、《妇女们》、达维德·普寒的《集中营天地》、《我们死亡的日子》、雅克·佩雷的《被逮住的下士》代表了它的基本成就。这些小说往往具有强烈的悲剧审美效果，其艺术震撼力是惊人的。
第三个层面表现为对“哲理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挖掘。这类小说不再以表现正面战斗为主体，往往纵深到战争的背后和底层深处，展示战争中人的生存的哲理意境，展示战争中的道德和伦理意义，展示战争中人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选择等问题，并使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促使人们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对战争、对命运、对人性、对人的存在重新进行思考。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热的血》与《选择》、法国作家萨特的《自由之路》、加缪的《鼠疫》、西蒙娜·波伏瓦的《他人的血》等代表了它的基本成就。这些作品往往是作家从前线、从集中营、从斗争中、从屈辱下，带着自己的体验、回忆与思考，又回到自己独立的创作中的结果。战争已经结束，恶梦仍不断缠绕，苦难已成为过去，伤痕却隐隐作痛，因此，这些作品传导了一种深沉的绝望的情绪，表达了战争中人的存在境况，传达了战后人们对战争重新反思的基本认识。这些作品发表后引起了世界性的广泛注意，不仅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对传统的哲学文化思想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萨特和加缪由此而成为存在主义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由此成为五十年代世界文学的主潮。尽管萨特和加缪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作家，但他们对存在问题的探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存在主义思想，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范围，为举世瞩目。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一把沉重的利剑，斩断了人类历史的血脉，对整个人类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迫使人类对自身固有的一切价值观念、科学理性、思想文化、生存方式、社会命运、经济行为、人性结构等诸多问题躬身自省、反思再悟，可以说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涉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触及层次最深的一次残酷的历史变故，它不仅是二十世纪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因此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战后，国际社会对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反思，但随着时间的延伸，许多未曾出现和未曾暴露的问题日益得到严重的显示，其影响直到现在还难以估量甚至会在人类的未来历史进程中继续产生作用。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又一次掀起了全面的纪念和讨论热潮，将对全人类起到一种新的警视作用。
在哲学和科学文化领域，这次战争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科学理性的怀疑。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与日俱增，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很少有人对科学和理性产生怀疑。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对西方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而且也帮助人们在宇宙观上起了决定性的变革，成了以后一切进步的伟大起点。”⑦牛顿所确定的宇宙律则“成了理解无机界的全部过程的钥匙”。⑧人们相信，宇宙万物的秘密似乎就此被人类理性掌握，人类据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进行一切伟大的创造。
新的科学思想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和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而这种新的世界观在相当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依据。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而现在宇宙成了一架按照力定律运转的巨大机器，人被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了这台机器的观察者。把人与世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是近代科学和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结果，这样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世界，我们的认识和知识靠得住还是靠不住、正确性和有效性何在，这些问题即认识论问题，自然而然就成了近代哲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笛卡尔则以哲学的形式论述了这种认识论，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得到了肯定。“我思故我在”强调和重视的正是那个认识之我，思维之我。近代哲学大师黑格尔则使这种认识理性的神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成了另一个上帝，人完全成了它的奴仆。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一直造福于人类，科学和科学家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占有着崇高的地位，对科学的信仰使人们误以把某一时期的科学思维作为天经地义、永世不移的模式来崇拜，这样理性就登上了人类思维的最高宝座，真理成了神圣的不可动摇的指挥棒。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击碎了科学和理性的神话，它使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如果没有正确运用的话，它会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而法西斯也正是借用了理性的力量来压迫奴役人类的。科学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理性也并没有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战争结束后人们从一个更新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存在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哲学、释义学哲学以及整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滥觞就是对此直接的反应。
另外一方面，这次战争还导致了对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信仰和人性理想等一系列问题的质疑。在近代科学理性的推动下，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人作为自然宇宙这台机器的观察者，他不仅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也是他自身命运的主宰者，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理性而获得，因此理性精神在社会领域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受此影响，人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志也不得不屈从于理性，理性是真理的代名词，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性的境界也在于看他是否获得了理性的功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随着每一次思想文化运河的推动，主体的地位和价值都随着理性意识的高涨得到巩固，所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幸福和欢乐、社会的道德和信仰，都要通过理性来评判，都以理性的完美显现为最终归宿。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切顷刻间化为泡影，传统的普遍信仰被击碎了，固有的社会道德意志被解体了，完整的价值观念被砸毁了，神话不复存在，信仰化为乌有，价值彻底崩溃，因此，在战后，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寻求人生的终极关怀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愿望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倾向。
与此同时，文学和文学思想也产生了强烈的巨变和猛烈的震荡，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以及社会伦理信仰的巨大转折也给文学带来了尖厉的冲击。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时间的延伸，战争对人类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撞击与回响越趋久远，它在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巨大震荡到这时才显露得更加清晰。西方文学至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不论是人本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浪漫主义文学，人道主义一直是它高扬的大旗和运动的灵魂，对理性真理的探寻，对生活本质的表达，对人性理想的追求一直是它的核心，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都已不可相信。因此，形形色色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如浪如潮、纷至沓来，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文学、黑色幽默文学等等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对此进行的新的思考和探索。那种统一的、整体的文学观，那种理想的、完美的文学审美价值，那种永恒的、超越的文学审美意义都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唯有读者的低语与解说，这低语和解说表达了存在的荒诞、思想的困惑、灵魂的痛苦、精神的裂变与扭曲、情感的孤独与寂寞、信仰的倒置与错位，总之一致的文学语言消失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多元的、陌生的、毫不相关的信息语码和文本符号，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人类再一次成了精神世界的流浪汉，追求终极关怀、重建精神是后现代文化和文学面临的共同主题。这是人们所不愿承认的，但也是无法否认的痛苦事实。
纵观反法西斯文学和战后文学思想的脉动，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给人类精神和灵魂上所造成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其创伤甚至是永远无法弥合的，认识到这一切将对人类文化的未来创造起到积极的警视作用。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页。
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3页。
③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
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1938年4月《文艺月刊·战时特刊》。
⑤《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1938年3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
⑥刘盛亚《德国文学近况鸟瞰》，《文艺阵地》第1卷第6期。
⑦⑧《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601页、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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