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波兰转轨绩效的动态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俄罗斯论文,绩效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与波兰是两个颇具典型意义的转轨国家，二者先后以“休克疗法”启动转轨，却形成了不同的转轨绩效（注：对于转轨绩效，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详可参见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著《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章的有关论述。本文采用该书给定的转轨绩效定义。）变动曲线。那么，这种动态差异形成的原因何在？其背后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这是本文将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 俄罗斯与波兰转轨绩效的动态描述
转轨绩效是指经济转轨的结果及其成效，即转轨进程启动以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实现程度和新制度结构组合的行为能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变动轨迹引起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变动和社会发展的轨迹。以此为标准选取不同的时点分别加以衡量，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时期内一国转轨绩效变动的曲线。
俄罗斯转轨绩效的变动，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从1992年转轨启动到1993年年底俄罗斯新宪法通过可以视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它的社会生产全面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人民生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其市场机制尚未形成，价格虽已放开，但产权改革刚刚起步，宏观失控，法律法规很不健全，整个新制度的组合行为能力极低。从1993年年底到1999年年底普京上台执政可以视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俄罗斯总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仍然乏善可陈，除1997年有0.9%的微弱增长以外，其余各年份俄罗斯的GDP均表现为负增长。但是，通过从切尔诺梅尔金到普里马科夫等历届政府的调整，其价格市场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基本实现，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进行得速度较快，法制框架大体形成，社会保障系统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总体上其市场建设的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脱节，许多专家指出，俄罗斯建立的是“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从1999年年底到目前为止可以视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改观，国内生产总值连年上升，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其通货膨胀率下降，投资有所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另一方面，其制度建设成果初显：产权明晰，市场竞争主体基本形成，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且执法效率改善。纵观三个阶段，俄罗斯转轨绩效变动的特点是：存在着明显的从劣到优的轨迹，劣性下滑期较长，下滑的幅度较大。但相对而言，反弹的力量也较大，进入优化期后，转轨绩效提高，带动经济以渐快的速度发展。俄罗斯整个转轨绩效的变动正在从过去的"L"型曲线逐步向目前的"U"型曲线演变。
波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其转轨绩效变动呈现明显的"J"型曲线的特点。它表明，在转轨的初期，波兰的绩效也较差，但这一时期很短，其转轨绩效很快便进入了稳定提升期。从经济总量来看，尽管随着转轨启动波兰经济同样出现了危机和下滑，但两年后的1991年就开始转为正增长，且增速逐年加快。1992～1995年波兰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上一年增长2.6%、3.8%、5.1%和7.0%。到1996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产出量即恢复到1989年开始转轨时的水平。尽管波兰近年经济形势不佳，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但其2001年的经济总水平仍然超过1989年剧变前的7%，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欧元大关，达到2027亿欧元，已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78.2%（俄GDP为2590亿欧元，两者仅相差563亿欧元）（注：引自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DATABASE,2001年9月26日。）。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的数字，2002年波兰GDP的增长速度为1.3%，高于2001年1.1%的水平。从通货膨胀率来看，波兰在1989年和1990年被恶性通货膨胀困扰两年之后，由于采取了坚决的紧缩措施，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2002年的通货膨胀率仅为1.9%左右。当然，转轨以来波兰贫困人口的规模也在扩大，基尼系数亦有所上升，但在这里情况却比较快地有了好转，而其市场建设也较为迅速地取得了进展。波兰巨前价格自由化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较快，市场主体基本上实现了多元化；建立了二级银行体制，实行了分税制；政府职能的转换基本完成；形成了适应市场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立法工作亦成绩斐然。与俄罗斯相比，波兰的市场制度被公认为更加“标准”。据《华盛顿邮报》2001年11月13日报道，波兰被HERITAGE基金和《华尔街日报》列为2001年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一经济自由度排名中，2001年波兰在1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71个国家和地区被列入经济自由行列）中排名第45位，比2000年的第54位上升了9位。
俄罗斯和波兰的这两条迥然不同的转轨绩效变动曲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两国转轨绩效的动态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 转轨绩效的一般分析
在以往研究转轨的文献中，大多将俄罗斯的问题归咎于转轨模式的错误，但通过将俄罗斯与波兰的转轨绩效加以比较，我们却觉得这一结论过于简单，有必要将问题的研究再深化一步。为此，我们首先对转轨绩效做如下分析。
从转轨绩效的定义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状况与制度变迁进展度是衡量转轨绩效的主要指标，而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变迁进展度，因为转轨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制度变迁的结果，尽管它也同样反作用于制度变迁，甚至约束着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那么，决定制度变迁进展度或新制度建设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在转轨的特性中寻求答案。
“转轨”一词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是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开始的，其本质内容是指“20世纪末期人类社会中一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运动。这样的经济转轨是由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的、有目的、受控制的经济及其制度的变迁过程”（注：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也就是说，转轨是一种制度变迁运动，但不完全等同于制度变迁，它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性。首先，它是指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更替，是包括宪法秩序、制度安排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在内的全面性制度变革。一般而言，由于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环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所以被看作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注：“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是两个来源于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前者指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后者类似于“基础性制度安排”，是决定制度安排的种种因素的总称。宪法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并且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决定制度安排的不仅仅是宪法制度，还有规范性行为准则。它们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是一个植根于文化传统的制度类型。不同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条件，具体制度所处的文化氛围甚至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等，都可能在其中得到反映，并对制度安排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在转轨过程中，制度环境是变动的，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快速的。其变动的方式与所处的状态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制度安排，因而在转轨这种特殊的制度变迁中，它是一个内生变量，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内生变量。其次，转轨是人类自觉选择的、目标明确的行动。尽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但社会是可以认识的。转轨从一开始，就是在追求效率的原则下，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其发展进程受客观环境与人类理性的双重制约，转轨道路是主观选择与客观矫正多次矛盾运动后的轨迹。第三，转轨的主体是原计划经济国家，这意味着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禁止生产资料私有制并限制市场的利用、公有制与中央计划的优先性导致的制度不灵活，缺乏市场制度导致的市场取向的人的技能与组织的匮乏以及对于重工业的偏爱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等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注：Peter Murell and Yijiang Wang,When Privatization Should Be Delayel:the Efffects of Communist legacies on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7(1993).）。这表明，转轨是制度轨道的改变，它必然是剧烈的、长期的。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我们认为，转轨的整体性与剧烈性决定，这种制度变迁的进展不仅表现在制度安排的变化上，还体现为制度环境的建设，受制于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耦合程度，即新的制度结构的组合行为能力。而转轨的自觉性提示我们，转轨是一个制度建构与制度演进统一的过程，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变迁的方式既取决于客观发展规律，也深受改革者主观政策选择的影响。
因此，在转轨绩效的动态变化背后，实际上有三个主要变量，即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它们自身的演进规律与不同的改革措施相结合，决定了各个时期三者的单独状态特别是彼此的关系，进而决定着转轨绩效。
三 俄罗斯与波兰转轨绩效的比较分析
俄罗斯的转轨是从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安排、制度环境之间的制约型关系开始的，这造成了其转轨初期绩效的低下性和转轨绩效的长期下滑，而这种关系的形成，则与原苏联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密切相关。在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改革实践中，制度安排的调整始终受制于制度环境的僵化，这形成了一种无效率、超稳定的制度结构，使制度丧失了活力，从而使改革长期无法取得突破，其直接后果就是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正是其社会经济绩效的这种持续走低，生发出人们实施体制转轨的原动力。但是此时苏联的状况已经不能为它化解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矛盾提供一个时间“平台”，使其制度变迁渐进、有序地进行。结果，苏联的制度变迁出现了“突变”。这种“突变”是以制度替代而不是以制度革新为特征的，它要彻底摧毁原有的制度框架，把某一种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作为目标模式，设计出一整套包括主要构成要件的蓝图，然后按图索骥，进行过渡。“突变”尽管打破了原有的、无效率的制度结构均衡，彻底否定了旧的制度环境，但并不能马上生成新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在这种骤然变化中，由于目标模式与旧体制的强烈冲突，由于正式约束的迅速改变与非正式约束的缓慢变迁之间的深刻矛盾，由于制度建构与制度演进之间的不协调，制度环境迅速恶化。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理想化的制度安排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与现实中原有的、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巨大差异引发的矛盾，二是社会骤变形成制度真空，造成政治上的动荡、法律的虚无、道德的沦丧等等，它成为制度结构调整的约束力量。因而，转轨伊始，俄罗斯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无法取得预期的目的，反而成为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根源。
如果说俄罗斯转轨初期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安排、制度环境之间的这种制约型关系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较长时期内转轨绩效的低下是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型关系的持续则与转轨初期俄罗斯改革者认识上的偏差密切相关。1992年1月末～2月初，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年会上，俄罗斯政府代表阿文、丘拜斯、绍欣等人描绘了俄罗斯业已开始的改革美好的前景，完全没有注意到其转轨方案中制度安排取向与俄罗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反差。其他质疑“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被他们归入了反市场派。所以，“问题不仅在于这些处方忽视了俄罗斯特色，还在于它们被说成是惟一可行的、别无选择的方案，一切其他的改革思想被否定，甚至被贴上反改革的标签”（注：〔俄〕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的过渡年代》，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2页。）。
作为计划体制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国，俄罗斯的转轨还受制于一些不同于他国的特定因素：苏联解体带给它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冲击；东欧市场的丧失；庞大的军工综合体的压力；在世界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西方对它的特别谨慎的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援助的有限性。这些无疑进一步恶化了其社会经济状况，限制了制度选择的空间，增加了政策调整的难度。
上述因素决定了俄罗斯转轨绩效长期、大幅度下滑的趋势，要改变这种趋势，必须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安排、制度环境的制约型关系，使之进入良性互动的轨道。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转变制度环境。制度环境自身的特点使这项工作成本较高，且收益不会很快出现，但是，一旦收益开始出现，就会促使转轨效果整体改善，形成转轨绩效持续提高的有力基础。俄罗斯是用整个20世纪90年代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到普京上台时，其制度环境大为好转，奠定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普京利用有利的经济形势提供的契机，进一步推进俄罗斯的制度环境建设，整合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使其经济终于进入主要依靠内在动力持续增长的轨道，2000年成了俄罗斯转轨绩效变动曲线的“拐点”。随着俄罗斯制度结构的不断优化，其经济连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转轨绩效在拐点之后正逐步形成一条上升曲线。
波兰的转轨也是以“突变”的方式开始的，但其绩效变动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曲线。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两国制度环境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客观形成的。首先，从地缘态势来看，作为一个中欧国家，波兰受西欧的影响更大，它早在14世纪中叶即颁布了《凯西米尔法典》，引进了西欧法律的部分条文，实行了400年之久，并在16世纪初开始实行两院议会制，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在这里，民主、自由、市民社会的思想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转轨开始后，波兰很快形成了议会制政体，这一政体“首先能够促成各政治阶层的和解，其次有助于形成强有力的政党，这对民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注：《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体制转轨十年：结果和教训》，ИМЭПИ РАН报告，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3期。）。所以，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力量和影响比俄罗斯的民主派大得多，它的政策虽然也受到反对派的反对，但仍能控制局势，没有出现更大的政治动乱。其次，波兰人对于市场经济并不陌生。波兰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探索比苏联要深入得多。就指导改革的思想而言，波经济学家兰格很早就提出了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倡议，这与苏联长期以来排斥市场的宣传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波兰的计划体制已经出现了某种变形：在波兰，农业领域的私有成分达80%以上；允许零售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私营小型服务业的存在；私有部门的产值已占总产值的14%；政府对价格和物资的控制有一定程度的放松。这说明，波兰经济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经济萌芽和基础性因素。第三，从宗教影响来看，波兰受新教的影响较大，公民具备一定的思变进取意识，因此对历史性转轨中出现的困难和挫折表现出较强的忍耐力，为转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俄罗斯主要信仰东正教，该宗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进行过重大改革，教规严格，教权至上，使教民思想趋于被动保守，造成公民冒险与变革意识长期欠缺，在转轨中则表现为社会各阶层思想混乱，对改革中的挫折难以承受，增添了改革的社会压力。
两国制度环境差异的另一方面是主观因素造成的。与俄罗斯相比，波兰更加重视制度环境问题。它在转轨过程中首先保证立法先行，并尽量与欧盟立法标准趋同。而它对转轨战略的调整显然比俄罗斯更为积极和主动。1993年，波兰成功地实行了“波兰战略”，这一战略注重波兰自身的制度环境特点，注意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配合。采取坚决的稳定措施，加强国家的调控作用，改进了政府对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管理。“波兰的新政府做得非常出色，它们把政治上的花言巧语搁置一旁，踏踏实实地设法将‘波兰战略’的改革路线和发展政策继续下去”，改革的进程从“没有疗法的休克”转变为“没有休克的疗法”（注：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因此，尽管波兰在转轨开始也存在着制度安排取向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差异，但差异比俄罗斯小得多，造成的负效应也小得多。同时，波兰还具备三个俄罗斯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国家规模要远远小于俄罗斯和中国。萨克斯和胡(Sachs & Woo,1999)以及罗兰(Roland,2000)提供了小的转轨经济在管理转轨方面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它们比规模大的转轨国家更快地获得制度知识，能够更好地管理迅速的转轨(Sachs & Woo,1999)；二是它拥有波兰侨民的投资；三是它得到了最多的西方援助。后面两个因素加快了其经济恢复的步伐，有助于减轻不良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制度选择的约束力。所以，虽然波兰的转轨也是在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安排、制度环境的相互制约中开始的，但在这里，扭转这种局面显然要比在俄罗斯容易。这保证了它更快地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使其转轨绩效较早地步入上升阶段。而其良好的制度环境，为这一良性关系的保持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支持着波兰转轨绩效的不断提高。
通过对俄罗斯与波兰转轨绩效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在启动转轨时，制度安排取向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制度环境特点，制度环境转变的方式和结果直接影响着转轨的效果。因此，制度环境的转变甚为关键。在转轨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协调问题，这是保证转轨绩效提高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制度环境的稳定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对制度环境的适应也是必要的，但要保持转轨绩效的持续提高，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制度环境的适时、适当改变，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如何创造性地处理转轨过程中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保持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决定着转轨的前途。
四 小结
通过对俄罗斯与波兰转轨绩效的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结论一：在启动转轨时，制度安排取向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制度环境特点。
俄罗斯与波兰的转轨实践表明，制度的变迁和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进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个社会初始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状况对于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转轨中，如何对待本国既有的制度环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做出制度安排时如果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有助于制度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反之，则达不到预期的转轨目的。
结论二：在转轨启动时制度安排的取向要考虑制度环境的特点，但并不是说人们对于制度环境只能消极适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谈不到转轨了。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社会选择改变制度环境，为做出更优的制度安排不断奠定基础，使转轨绩效在制度结构的优化中得到提升。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改善制度环境。俄罗斯与波兰转轨伊始就跌入下滑期的原因正在于，它们对制度环境的改善采取了突变的方式，这增加了信息的盲点，使人们在做出有关未来的决策或预期时容易犯偏离的均衡的错误，使政府于一夜之间失去合法性，导致分工与交换陷入混乱。
结论三：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配合不仅在启动转轨时甚为重要，而且由于二者都是变量，在转轨过程中不断协调它们的关系是保证转轨绩效持续提高的基础。俄罗斯转轨绩效从劣到优的变动过程，恰恰是其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从矛盾走向整合的结果，而波兰的转轨绩效之所以比俄罗斯更快地进入稳定提升期，也主要得益于它更早地注意了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协调。因此，为了保证转轨绩效的持续提高，制度环境的稳定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对制度环境的适应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对于转轨国家而言，正确处理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变迁的速度与深度，对其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使之相互配合是更为关键的，这最终决定着转轨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