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贫困”与“工具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陷阱论文,思想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人口学是一门具有独特魅力的社会科学。它的魅力在于对人类生命活动的观察，在于对个体生命行为模式及其变化原因的探索，在于对人口变量之间数理结构的解析，在于对人口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及变化规律的揭示，同时也在于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些特点决定了思想性(理论)与工具性(分析技术)对于人口研究的重要意义。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人口研究的工具性更为突出，它具有一套专门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即人口统计学(或称“狭义人口学”)。人口学的理论、方法是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尤其是每当社会、经济、技术和人口经历重大变革时，都带来了人口研究的大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国家的人口形态和人口动态都呈现出新的特点，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人口行为趋于多元化、异质化和个性化，人口现象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人口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分析方法都遇到了这些新变化、新特点的挑战。换言之，人口学发展和人口问题研究又到了一个呼唤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时代，这与17-18世纪人口学初创阶段和20世纪50-70年代人口研究大发展时期面临的情形非常相似。事实上，人口研究的新热潮已经开始，人口老龄化、超低生育率、婚姻与家庭的变革、人口健康、国际移民等正成为这一轮研究热潮的核心议题。① 人口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虽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人口问题，50年代也曾出现过短暂的“研究”热，但只是昙花一现。人口研究的重新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迫切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需求是此次人口研究复兴的契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时至今日，中国的人口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经济和社会尚未进入发达阶段，但人口变化趋势正与发达国家趋同。换言之，处于后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新常态已经确立，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代。②在此背景下，人口学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人口研究的关键性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人口研究?笔者在此从思想和工具及其相互关系角度，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思想与工具 本文所谈的思想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中独立的、深入的、探索性的、具有逻辑性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可以是理论、假说或者观点；工具是指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如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流行使用的计量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等。思想与工具相辅相成：思想是工具使用的前提和指引，工具是思想发展的手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思想的功能是除魅、解惑、达明，即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揭示规律；工具的功能是去伪、辩证、存真，即确认事实，求证因果，验证理论。 思想和工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都不可或缺，但思想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没有思想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如同一片荒漠，毫无价值可言，只能给人留下迷茫。思想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逻辑，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解释范式。思想也是人类特有的、最为宝贵的能力：思想是一种洞察力，思想是一种理解力，思想是一种解释力，思想是一种预见力。它们是支撑人类思想殿堂的四大支柱。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思想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先验的理论和假说，另一类是后验的理论。这两类思想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上许多伟大思想家的理论都是先验的，这些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而且还在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认识逻辑，创建新的思维模式，提出新的分析范式。 工具的价值在于它是沟通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世界，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科学地解释世界。工具是认知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是验证思想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思想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当代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或者社会行为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我们直观看到的现象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呈现的因果关系也可能是虚假的。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科学的分析工具排除假象和无关因素的干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真实关系。工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四个具体功能：一是量化功能，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分解为可测量的“元”或者表征为“变量”，使能对其进行量化处理；二是解析功能，在因素量化的基础上分析和揭示各因素之间的数理关系；三是预测功能，根据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相应的条件假设，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变化趋势(包括方向、速率、程度等)进行预测；四是实验功能，即通过测量和观察模拟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分析人们的行为模式，进而验证相关的理论，如实验经济学、实验社会学等；五是数据和变量处理功能，如最大限度地运用可得数据，接续缺失的数据链条，介入工具变量等等。社会科学研究工具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例如，数学为人口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数学模型虽然不能直接解释人类的行为，但是它可以清晰地呈现人类行为的集成形态及其内部结构，可以根据人类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预测人类行为的变化。 社会研究的工具并非只是单纯的技术，而是反映和体现着思想的价值。一方面，工具的发展都是在思想和理论的指引下完成的，工具的发展轨迹始终映射着思想的发展脉络。事实上，许多现代分析工具都是在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开发出来的。以人口学为例，生命表是在对死亡率和生存概率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生育率的分析方法则是在对生育率转变的分析中不断进步的。因此，工具的发展是思想和理论发展需求引致、推动的。另一方面，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方法论基础之上，这些方法论本身就是重要的思想。没有方法论的工具不是一个完整的工具，只知工具而不知其方法论者，就没有真正掌握工具，甚至会导致工具的误用。还需要指出的是，工具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脱离了思想的工具，也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灵魂。 三、中国人口研究中的思想贫困与“工具陷阱” 人口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2010年以来全国每年发表的以人口为主题的文献多达3.5万，其中在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过了1.3万篇。③在中国的人口研究中，不乏具有学术价值和真知灼见的研究，④但鲜见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理论建树。实际上，已有一些人口学家指出过这个问题。⑤导致这种局面，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思想的贫困，二是“工具陷阱”。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节的讨论并非针对某个人或某篇文章，而是就人口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如果能引起同行学者们的讨论、争论甚至批判也是吾之所愿。 (一)思想的贫困 思想的贫困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在工具揭示的事实面前无从解释，或者解释得苍白无力。分析的惯性思维，研究的路径依赖，都不能适应发生着结构性、转折性变化的中国人口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人口研究的思想贫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本土化理论。理论的产生基本上都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人口理论也不例外。人口学之所以诞生于西欧，经典的人口理论之所以产生于欧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欧在世界上率先出现和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变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最早在欧美呈现。中国的人口转变在世界上具有典型意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也具有典型意义，而这正是孕育人口理论的沃土。但是，在中国非常缺乏本土化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理论建树，即使有若干理论，也都具有浓重的政治或政策色彩，或者只停留在经验层面。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的深刻理解，缺乏对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认识，缺乏对个体人口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细致观察。此外，缺乏方法论研究也是人口理论罕有建树的重要原因。方法论创新是思想突破的重要路径，也是思想发展的重要条件。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的方法论，生命表、队列分析方法、生命周期(或生命历程)理论等都是人口学重要的方法论。人口问题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因此，不同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的方法论都可以引入人口研究，或者提供借鉴。但是，这个丰富的思想宝藏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第二，惯性思维。在人口问题研究中缺乏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在快速发展的人口形势和深刻变化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格局面前，仍囿于旧有的思维定势。例如，凡论中国人口国情必举“人口多，底子薄”。尽管过去了30多年，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口号式的论断仍被许多人不假思索地作为研究的前提假设，甚至作为既定结论。但是，绝对的人口数量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中国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变化，单就人口规模而论，只能沦为泛泛空谈。更何况人口规模只是人口形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脱离人口形态其他方面(如人口素质、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等)，孤立地分析人口规模的影响。再如，许多研究中国低生育率的文章都强调生育政策的影响，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早已达到了低生育率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后者才是影响中国目前生育率及其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惯性思维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片面强调中国人口的特殊性。因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形式和阶段不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形态及其变化都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是，无论国家之间存在着多大差异，人口变化的基本形态和主要趋势是基本相同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国的人口变化之间的差异显著缩小，在一些方面甚至趋同。⑥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变化既有特殊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普遍性的一面。例如，中国的人口变化在一些方面(如低生育率、老龄化，以及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等)正在与发达国家趋同，同时在某些方面又兼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如人口乡城迁移的不完整性、制度安排滞后于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需求、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薄弱，等等)。惯性思维是一种思想惰性，这种惰性往往造成思想的僵化。片面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容易导致两种认知偏差：一是忽视中国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二是狭隘地理解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事实上，中国人口研究正面临着一个尴尬局面：一方面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缺乏本土化的人口理论。这看起来似乎矛盾的现象恰恰是思维惰性和思想僵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矛盾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特殊性停留在表面认识，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二是过分强调中国人口的特殊性，致使我们的研究视野被阻挡。 第三，研究表层化。一些研究仅仅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入的分析。具体有三种表现：一是实证研究中的“半成品”现象，即只有模型结果，没有研究结论，更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模型输出的结果只是研究的一个中间成果，如果没有对结果的深入分析，就难以得到符合逻辑、符合事实的结论，更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中的简单类比现象，例如在生育率、老龄化等人口现象的国际比较研究中，仅看数据表面，不见数据背后隐含的丰富信息，缺乏对比较对象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背景的深入了解。这种表层化的比较研究既难以正确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也容易忽略中国人口问题的普遍性。例如，目前中国和欧洲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几乎相同，同属于很低的生育率。但是，中欧的生育率内部结构和人们的生育行为有很大差异，中国的情况是普婚普育，欧洲则有很大比例的夫妇(或同居伴侣)是“丁克族”，但已育妇女通常生育两个或者更多的孩子，独生子女的比例远远低于中国，⑦而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则大大高于中国。⑧换言之，从特殊性来看，中国缺乏欧洲国家对家庭的政策支持，从普遍性来看，中国生育率结构将来会与欧洲趋同，在这种情形中，中国很可能在低生育率陷阱中陷得更深、更久。三是研究结论失之于武断。有些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或者提出学术观点，但缺乏逻辑严密的论证，并回避与其他研究者的不同实证结果和不同研究结论的比较及原因探讨。这就使得研究结论或观点缺乏说服力。 第四，学术研究的政策化倾向。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有本质的区别，学术研究探求的是事实、规律和真理，政策研究则旨在得到特定条件下的可达目标及可行手段。学术思维和政策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政策研究既不能替代学术研究，更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学术研究不是政策研究的附庸，应该保持独立性。科学的决策倚赖科学的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不应依赖或依附政策研究。但是，在中国的人口研究中有一种政策化倾向，或者是把学术问题与政策问题相混淆，或者是把政策目标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准。例如，把政府的人口控制目标作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提；把政策目标生育率作为判断中国生育率水平高低以及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准。这种倾向使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立场受到影响，研究视野受到约束，学术思想被禁锢，很容易掉进政策路径依赖的思维陷阱。 (二)“工具陷阱” 所谓“工具陷阱”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为了使用工具而使用工具，背离了研究的根本目的，进而导致研究的庸俗化；二是错用、误用分析工具，进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这两种情况在中国的人口研究中都不是个别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模型的滥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凡举文必模型。这一方面是因为计量模型在社会问题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工具性价值，可以把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解析与呈现，可以简化复杂系统关系或复杂问题的研究，有很多问题甚至非用模型分析不能解决；另一方面也有模型滥用的原因。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许多分析模型已经“黑箱化”，只要把变量输入模型就可以直接得到输出结果，因此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一个“黑箱”，而对于模型的方法论、原理、适用条件、局限性等都不需要了解。但是，任何模型的应用都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实际上是模型适用性的约束条件。抛开这些约束条件而随意使用模型，很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我们经常可以在研究文献中看见这样的论断：人口增长率每下降1％，GDP就增长X％，或者人均收入水平每提高1％，生育率就下降X％，等等。其实，这样的结论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如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假设、特定的数据、特定的变量、特定的参数等)，不能无条件地推论，否则就很可能导致模型的错用和输出结果的误解。众所周知，对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都是一种理性思辨，需要解答“是什么”、“如何”、“为什么”等三个基本问题，模型可以帮助研究者解答“是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帮助研究者解答“如何”，但并不能直接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模型的黑箱化使得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把研究工作变成一种纯粹的“实验室研究”，脱离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甚至用简单的技术性操作替代研究思维。用模型替代思想，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陷阱。 第二，数据使用随意化。人口数据对于人口研究至关重要。因此，人口数据收集方法、数据质量的评估、数据的估计与调整等方法都是人口统计学的关键性技术。但是，在我国的人口研究中存在着数据使用随意化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使用数据之前，对数据来源不做了解，对原始数据的质量不做任何评估和有科学依据的调整，而是直接拿来使用；二是对数据使用错位。分析不同的人口问题对数据(如样本量、空间尺度、代表性等)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果不考虑这些要求而随意做数据分析，其结论会毫无价值，例如依据小样本量的出生人口数据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对少量数据样本做过细的分组，不考虑样本数据的代表性而做超限推断，等等。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的数据是人口研究科学性的基石，抽离了这个基石而随意使用数据，人口研究就毫无科学性而言。 第三，把人口预测变为数字游戏。人口预测是人口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工具价值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体现。科学的人口预测对于人口发展趋势及特征的判断，对于人口政策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口预测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工作，是对预测的基础数据进行科学的评估和调整，对预测假设和参数的严谨论证。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口预测往往设计了十几套甚至几十套方案。这种做法实际上反映出研究者并没有真正把握人口变化的动向、特点及影响因素，把人口预测变成了一种数字游戏。 第四，统计判断标准绝对化。包括人口学在内的许多学科都有一些特定的统计判断标准：如经济学中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划分的“钱纳里标准”(1986)，人口学中的生育率更替水平、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标准，等等。这些标准有些是根据多国模型和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有些是依据数据结构逻辑关系的推定(如生育率的更替水平)，还有些是依据大数定律的数据观察(如出生人口性别比)。但是也有一些标准的确定不太严谨，如儿童的年龄上限、老龄社会、超低生育率等，都有不同的统计标准。另一方面，任何统计判断标准都难以统概不断变化着的、差异纷呈的人口现实。因此，人口学的一些统计判断标准并不是绝对的，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不了解这些判定标准的真实含义，只是简单地根据这些标准分析人口问题，那么研究就会停留在表层。例如，有一些研究者在老龄化的比较研究中，只是简单地对比不同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但实际上即使老年人口比重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其年龄结构(如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比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等)仍会有很大的差异。换言之，老年人口比重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刻画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第五，机械地看待人口行为，把人口行为刻板化。这种现象在生育政策研究中尤为突出，例如，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以特定的年龄为界限确定政策实施的对象，而完全忽视了社会公平与公正。个体(和家庭)的人口行为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对象并不是一个个伺单的“单元”，而是有情感、有尊严、有公平权利、有自主意识、有自我偏好的人，从结果看，一个特定的人口行为(如生育)似乎很简单，但从社会行为角度看，人口行为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包括了动机、权衡、决策、实施(包括条件)和结果，并涉及人的尊严、权利、自主意识等。一些研究关注的是行为结果，很少关注行为过程。如果我们的研究忽略了这些过程方面或阶段，就难以真正了解人口行为。 四、后转变时期中国人口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认识问题 进入后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现象变得更加多样，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同时也是中国人口研究发展的重要契机。要实现中国人口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克服思想贫困与工具陷阱两大障碍。在此，笔者仅对应该注意的几个认识问题谈一下看法。 1.对人口变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认识 普遍性是事物变化的基本趋势和规律，特殊性是事物变化具体的形态、机制和途径。事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同时存在着，从事物的特殊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差异，从事物的普遍性中我们可以探索客观规律。特殊性和普遍性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特殊性可以转变为普遍性(当这种特殊性代表了事物发展方向的时候)，普遍性可能会转变为特殊性(当普遍性存在的客观条件改变或消失的时候)。例如，当人口转变最早在法国出现时，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这种变化属于一种特殊性。但是，法国的人口变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现象，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法国的人口变化代表着后来席卷全球的人口转变。思想的价值是揭示这种特殊变化的深层原因，揭示其(潜在的)普遍意义。普遍性决定于事物存在或变化的必要条件，特殊性则决定于事物存在或变化的充分条件。因此，对于人口研究的思想性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研究人口变化的特殊性，而是人口变化的普遍性。 从全球化的视野看，中国人口变化的普遍性的意义已超过了特殊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口变化的特殊性在某些方面恰恰代表了普遍性，如人口转变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的普遍性。毋庸质疑，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中国的实际到底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实际?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究竟在哪里?中国特殊性的基础和原因是什么?中国特殊性是否在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等等，当我们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特殊性时，这一系列问题都应该在研究者的脑子里，或者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应该是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前提。 2.对人口新常态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人口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一直是人口研究的核心议题。20世纪末，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新的人口形态已经确立。以超低生育率、人口即将转入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提高为基本方面的人口变化，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广泛、深刻、深远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都在发生着重大转折，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人口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新格局的性质、特点和影响。例如，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的减少将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人口变化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国的民生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体系能否承受老龄之重?家庭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者们面前的新课题。 3.对人口整体结构与个体人口行为关系的认识 我们所看到的人口形态都是一种整体结构，而这种整体结构是个体人口行为(结果)的集合。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个体人口行为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呈现一种“羊群现象”。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一是文化层面的原因，即“随大流”意识和“攀比文化”；二是制度层面的原因，即制度约束、阻遏或“驱赶”。在这种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中，个体人口行为的差异性相对较小，而个体行为的聚合效应的影响则很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学者更为关注人口行为聚合结果和人口整体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个体人口行为的差异性将会显著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甚至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阶段乃至后现代社会的一些文化特征在中国也有显现，例如权威影响力的弱化、个人主义的兴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文化和制度的包容性增强、社会分层的细化，等等。这些变化都会导致个体人口行为的差异性，以及人口行为结果的多元化和人口行为影响的复杂化。这就需要我们从微观人口学的视角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研究。也只有真正了解了个体人口行为及其社会基础，才能科学认识人口的结构整体。 4.对人口行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关系的认识 人口行为既是自然过程(出生、死亡和位移都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社会过程。从社会过程角度看，人口行为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人口变化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物行为的复合结果。在以往的中国人口研究中，对人口行为的社会性强调有余，而对人口行为的生物性关注不足。这很容易造成对人口行为的片面认识。例如，对于有较高生育意愿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实际上许多人希望多生育几个孩子是源于喜爱孩子的人类本性，与功利性无关。就个体人口行为而言，无论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如何强大，都得以人的生物性为基础，并通过人的生物性体现出来。在后人口转变阶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生物性对人口行为(尤其是生育和死亡)差异性的影响将会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并且会越来越强烈。 5.对解构与结构关系的认识 解构与结构是两个相对应的思维过程，在人口研究中尤其重要。因为人口现象和人口变化是个体人口行为的集合，结构性因素在人口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口数据(死亡率、生育率等)仅仅是一种平均值，这些平均值的内部结构有很大差别。而内部结构是决定或影响人口动态的关键因素。因此，人口学家尤其重视对人口变化的解构，即解析人口现象的内部结构。但这只完成了研究任务的第一步，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工作是再结构，即依据解构出来的因素关系来重组整体性、系统的关系，并推断人口现象的结构性质与变化趋势。 本文所讨论的思想贫困与工具陷阱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评价制度的短视和功利性，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把学术界变成了一个红尘滚滚的名利场，弥漫着浮躁之气。科学与学术研究是科学、严谨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容不得半点儿虚假；科学与学术研究需要一种纯净的心态，容不得半点儿功利；科学与学术研究体现着具有普遍关怀的人文精神，容不得半点儿唯我独尊；科学与学术研究成果是对人类的贡献，其价值与“简历”无半点儿关系。没有天马行空的思想自由和浪漫情怀，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切身体验和细致观察，没有修道院式的清宁和僧侣式的克己，没有抱守如一的执著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因此，与其天天呼唤“大师”出现，不如为科学家和学者营造一片学术净土。 注释： ①参见马力、姜卫平主编：《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人口学分卷》，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年。 ②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③中国知网检索所得。 ④宋健曾做过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见宋健：《30年来中国人口学方法的发展特点》，《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6期。 ⑤参见翟振武等：《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发展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张纯元：《中国人口科学现状、问题、对策之我见》，《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6期；钟逢干：《关于当前我国人口理论研究的思考》，《人口研究》2002年第2期；宋健、巫锡炜：《中国人口问题与人口学发展——21世纪初十年的回眸与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⑥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见http://esa.un.org/unpd/wpp/. ⑦G.Lanzieri,“Towards a 'baby recession' in Europe?,”Eurostat Statistics in Focus,No.13,2013.见http://ec.europa.eu/eurostat/en/web/products-statistics-in-focus/-/KS-SF-13-013. ⑧OECD.Family Database.http://www.oecd.org/social/database.htm; Eurostat,Family Indicators.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ubmitViewTableAction.do.标签：中国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