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变法条陈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法条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5-0065-11
作为戊戌维新领导者，康有为的变法条陈，集中体现了他改革思想之精华，是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史不可或缺的史料。然而，晚近以来所刊布的《戊戌奏稿》、《康有为政论集》、《康有为全集》等书刊，对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之记载殊不完备，既未能准确地反映康氏之当时的思想风貌，也不能全面反映康氏之变法活动。有感于此，笔者依据康有为所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所提供的线索，以及其他变法当事人的叙述，并参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光绪朝录副奏折档》、《硃批奏折档》以及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档案记载，对康氏之变法条陈，多方搜罗，鉴别考证，对康氏甲午战争后至戊戌变法之前的条陈略予述考，以期引深对康有为变法思想及活动的探讨。
一、乙未年康有为之变法条陈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当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京师之后，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康有为不计成败利钝，引国事为己任，发愤上书言事，于是用一昼夜草拟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此事又称《上清帝第二书》，他代表了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掀起了知识分子干预国家政治的新时代，此次上书虽然颇具影响，但由于守旧派的阻挠，并未能上达清廷。
虽经此挫折，康有为并不服输，一个多月后，康有为的《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折》再次向光绪帝呈递，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书》，光绪帝见此上书之后，格外欣喜，立即命传抄数份，随即又转发全国各地将军督抚进行讨论。此次上书中，康有为响亮地提出了设议郎的建议，略谓：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①
这种要求清廷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展现了维新志士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封建改革迥然不同的风格，在全国上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清廷甲午战后卧薪尝胆，发奋为雄的新格局，康有为名传都下，影响深远。
接着康有为又赴阙呈递了《上清帝第四书》，进一步发挥其改革思想，要求设议院以议政。由于受到朝廷内部守旧势力的反对，第四书并未上达天听。以前史学界讨论康有为甲午战争战后的变法条陈，大体上局限于以上所述《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以及《第四书》。然而，这种见解殊不完备。八十年代，笔者撰文指出，除这三次影响深远的上书外，康有为还有其他上书，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要全面了解康有为当时的思想及变法活动，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其他几次上书。这些重要的变法条陈的数量远远超过康氏以自己名义呈递的上书。这些至今仍未引起学界重视的条陈包括：
其一，乙未六月十一日，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草拟《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折》。此折文字不长，却至关重要，该折云：
三品顶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跪奏为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近日孙毓汶病请开缺，皇上特允所请，莫不仰赞圣明，以为升平可冀。何也？害马未去，则骐骥不前，污秽既除，则良苗自植，理之常也。今日政府之所谓害马与污秽者，孙毓汶外，则为侍郎徐用仪。该侍郎贪庸奸慝，误国行私诸罪状，臣近与给事中洪良品等已联衔据实纠参，毋庸再渎宸听。迩复风闻该侍郎前次请假之由，因擅割云南边地，与电改借款扣数二事，为同官所诘责。乃该侍郎不知引咎，反与口角忿争，几于声彻殿陛，临当召对之际，竟敢托疾拂衣而去，次日始具奏请假。此事外间传闻甚确，宸居密迩，度不能不微达圣聪。迨数日后，经同官合解，又复颜销假。似此逞忿护前，贪恋禄位，昔人所讥老而无耻者，臣于徐用仪见之矣。
该侍郎品望不重于朝端，功绩未登于册府，特以儤直军机，年劳序进，并不知感激天恩，力图报效。当初任枢臣之始，则把持权势，引用私人，及东事既起，惟知附和孙毓汶，迎合李鸿章，以便其献媚洋人之故智，故此次和议之坏，固坏于李鸿章、孙毓汶之狼狈为奸，亦实坏于徐用仪之迎合附和。
现在时事艰难，正赖政府得人，庶可徐图补救。若孙毓汶虽罢，而徐用仪仍居枢要，势必内为孙毓汶之传法沙门，外为李鸿章之暗中线索，寅恭之雅不闻，掣肘之形时见，有妨时局，为患方长，相应请旨，将侍郎徐用仪立予罢斥，以为为臣不忠之大戒。
夫群臣之进退，皇上与枢臣议之；若枢臣之进退，则在宸衷之独断。自来权臣窃柄，去之最难。其巧佞足以动人主之矜怜，其诡谲足以杜同僚之非议，非圣明洞烛其奸，则用舍鲜不为所惑。臣职司拾补，于人政之大，例得再三力争，初非有憾于该侍郎，必欲去之而后快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②
此折弹劾的徐用仪，字筱云，浙江海盐人，长期在总理衙门任职，为后党核心人物孙毓汶之心腹，并被援引进入军机处，甲午战争中对光绪帝作战主张百般阻挠，力主割地赔款，与孙毓汶在军机处狼狈为奸。在孙氏被光绪帝撵出军机处之后，徐用仪势孤力单，因此王鹏运上书弹劾，很快被光绪帝罢免。这样一份关键奏折却出自康有为之手。康氏年谱称：
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然恭邸、高阳以常熟有毓庆之独对，颇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孙毓汶、李鸿章后，渐不和矣。常熟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时孙毓汶虽去，而徐用仪犹在政府，事事阻挠，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迭经言官奏劾，徐犹恋栈。六月九日草折，觅戴少怀庶子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与王幼霞御史鹏运言之，王新入台敢言，十四日上焉。③
王鹏运弹章内容，与《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相同，故王折为康有为代草应无疑义。惟康年谱关于此折递上时间误为六月十四日，应为六月十一日。再有，关于王折递上后，枢臣对徐用仪的态度，亦与康所述稍稍有异。
康有为当时是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来京师时间并不久长，但是，他居然敢直接介入朝廷上层不同派系的斗争，为帝党魁首军机大臣翁同龢出谋划策，并敢于草拟举奏，弹劾其政敌，说明了康有为高度的政治敏感，以及非常活跃的参政意识。
康有为的草拟此折的背后，同甲午战争期间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格局紧密相关。康氏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反对议和、迁都再战的口号，而以孙毓汶、徐用仪为代表的投降派，则唯恐和局被搅，千方百计促成马关条约的签署。孙、徐的主和行为，引起主战派的极度不满。康有为同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在这方面是心心相通的
康氏言之凿凿，此折是其代为王鹏运草拟，自然应属于他的作品。递折人王鹏运，字幼霞，亦作佑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广西临桂人，祖籍浙江④。晚清文坛上最著名的词人之一。王氏自同治九年中举之后，应进士不第。历官内阁中书、侍读学士、江西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等，沉浮郎曹十余载。很有趣的是王鹏运曾因为面貌有缺陷，无端被人弹劾。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十六年七月十四户户科给事中殷李尧上书称：
王鹏运狎邪已久，嗜好素深，到阁资仅十年，因劳绩得补侍读，天恩高厚，不思振作，办公狎游，习以为常。入直必代烟具。瘾过，则看本浮躁，任意挑剔；瘾来，则精神疲软，看本草率。曾在东华门外黄酒馆中，与部书关说。……该侍读面目既有缺陷，声名又属平常，以直房为烟寮，以私心办公事。
同年七月十九日，内阁呈递《遵查侍读王鹏运参款折》为王氏辩解称谓：“所参实无其事……事涉暧昧，如果实有其事，在该员家中何不可为，反於稠人广众之区，易至受人指责？人虽至愚断不至此。又称该侍读面目缺陷，声名平常一节，查各署用人，均以属员之贤否，差使之勤惰为断，不能因面有缺陷，遽置闲地。”此折递上后于光绪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⑤。
又，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称：光绪间士夫渐喜治词曲，而咸推鹏运为大家，并称赞其“丙申丁酉间数上书陈新政，言皆透彻”⑥。沃丘仲子不晓得王氏倾向新政，主要受到康有为之影响。王氏乃乙未京师强学会成员之一，与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交往密切，自甲午战争后多次代康有为呈递条陈。
据翁同龢日记所述，可窥见康氏代草之条陈递上清廷后，在清廷上层引起的波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入时事已下，留王鹏运封奏未下。先召臣至养心殿，谕今日有弹章，数语即出。入至小屋，则传谕徐某不必上……见起时宣示：此奏则专劾徐用仪，比附孙某(按：指孙毓汶)与李相表里，兼及借款忿争事，谓同僚和解颜再出，无耻之甚云云。邸(按：指恭亲王奕)及李相力争，谓此人实无劣迹。余亦为申辩。而上怒未回，令其姑迟数日不入直，静候十五日请懿旨也。唯唯而退。”
六月十六日，翁氏又记曰：“恭闻恩命，臣与李鸿藻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即碰头谢讫。前此固尝一辞再辞，语已罄竭，无可说也……命徐用仪退出军机处并总理衙门。”
由此可见，王鹏运此折递上后，在清廷内部引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光绪帝痛恨徐用仪主和误国，事事阻挠，故极欲将徐撵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而恭亲王与李鸿藻却极力挽留，称其“并无劣迹”。翁同龢虽为申辩，却是门面语，不关痛痒。光绪帝接到王鹏运封章，先与翁同龢商议，由此即可看出光绪帝对翁氏之宠信，远出其他枢臣之上。最后，此事交给慈禧裁决。由于徐用仪与孙毓汶狼狈为奸，极力主张割地求和，为舆论所不容，故慈禧不得不同意光绪帝罢黜徐用仪的主张。
其二，乙未六月十九日康有为曾经代御史王鹏运草拟了《爱育堂绅士潘赞清声名恶劣请收回成命片》。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称：“是时，粤抚马丕瑶受刚毅意，保奏市侩潘赞清为三品卿，得旨赏给之。草折交王幼霞附片上之，刚毅曾受其重金，力为保护，不能去也。”⑦
清档中藏有此片。原文称：
再臣近阅邸钞：广东抚臣马丕瑶，奏保爱育堂首事道员职衔潘赞清，请加三品卿衔，奉旨允准。粤东人士闻之，莫不骇怪，啧有烦言。
伏查爱育堂设立之始，积资创办，共数十家。潘赞清入堂最后，复借善堂为名，交结官府，营私谋利，无所不为，以致同人皆避其锋，不敢复入，外论哗然。且该绅屡次被人控告，南海县皆有案可稽。其尤著者，曾占一米行之地，结讼数年始解。又有强掠民女为妾之事，秽声流闻，遍于道路。以贪鄙无行之人，而予以至贵难得之赏。其何以大服人心？倘谓善举宜酬，查粤东善堂不一处，何以只保爱育堂？即爱育堂亦众善积资，何以只保潘赞清？近日粤东巨儒如陈澧者，奏请奖励，不过赏给五品卿衔。今以一市侩而加至三品，何以劝士？且卿贰何官，乃以市侩得之，名器之谓何？
夫朝廷赏一人，以劝善也，若以为怪，何赏之为？且臣闻爱育堂初立之时，即声明不邀誉、不乞恩。今潘赞清乃觍颜受之，是何心哉？相应请旨收回成命，抑或饬下礼部，如何议给该善堂旌奖之处。伏候圣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登录，此片系御史王鹏运《保送御史宜杜取巧折》的附件，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递上，乃康有为所拟。原件存光绪二十一年军机处录副奏折，吏治类。又见于张正吾等编《王鹏运研究资料》。该书抄录文字有差错，所拟题目《请慎行旌奖广东善堂事片》亦不甚确，应以《随手登记档》所载为准。
关于广东爱育堂之来历，据广州市志大事记记载，同治十年，钟觐平、陈次壬、潘谦钧等倡建爱育堂于城西十七甫(现十八甫路46—52号)，以白银三万八千余两买潘仕成故宅为堂址，是为广东第一间善堂也。其成员多由当地绅商组成，潘赞清即其成员之一。
查军机处档案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日，光绪皇帝硃批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马丕瑶联衔奏折《裁革陋规以肃政体》等折片十余件。最后一件乃马丕瑶单衔奏片《善绅潘赞清请奖由》⑧。保潘赞清，谭钟麟并不列衔，可能正如康有为所言“马丕瑶受刚毅意”。因有刚毅作奥援，故此片递上后，当日军机大臣即奉旨，潘赞清“著赏加三品衔”，于是，康有为于数日后便草折劾之。
王鹏运此片所述内容，与康有为年谱记载若合符节，可知其必为康氏所草无疑。不过，根据军机档记载，王氏折片递上后，经过两天始行发下，其中《保送御史宜杜取巧折》交吏部领去，《广东爱育堂绅士潘赞清声名恶劣请收回成命片》则被“留中”，盖亦由于“刚毅受其重金，力为保护”之缘故耳。
康有为与潘赞清本人结怨缘由，其《自编年谱》未见述及。不过，康氏在追述其弟子陈礼吉与同人局关系时曾谓：“又乡有被杀者，疑案也，礼以某富人行贿，疑其杀，持之甚坚，以是为众怨所丛，诸功未竟。张(嵩芬)缘怨托言官劾我，又贿托潘衍桐与南海县令杨廷槐追缴局戳。”此处所谓翰林院学士潘衍桐，盖与潘赞清有关系者也。
其三，乙未十二月初三日康有为曾代御史王鹏运草拟了《疆臣笃老昏瞀措置乖方请饬查办以安海疆折》。该折之原文称：
三品顶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臣王鹏运跪奏，为疆臣笃老昏瞀、措置乖方，请饬查办以安海疆，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风闻两广总督谭钟麟，自履任以来，措置诸多未协。查广东地滨大海，为南洋重镇，夙称难治，近复盗风日炽，匪党潜滋，若以老迈昏庸之员，滥膺疆寄，设有疏虞，关系非浅，谨就臣见闻所及，为皇上缕晰陈之。
洋务为当今之急，广东旧设有水师学堂及枪炮厂，经营十余年，颇有成功，乃该督于到任后，锐意裁撤，虽经当事力争，始得暂留，而每年发款不及一万两，遂令枪弹所出无几。武备废弛，必酿外侮内讧之祸。今年九月，土匪谋攻省城，聚集多人，军械炸药，无所不备。经香港洋员电知，该督置之不理，逮营员请兵截缉，该督尚斥其勿为洋人所愚。至十一日，匪党千余，搭港轮抵省举事。洋员再行急电，该督始仓皇布置，致令大股及头目等尽行逃逸，仅获余匪四十三人，正法三人，余俱释放，该头目等至今未获，亦遂作为罢论。事关谋逆，全省几震，乃知而不备，备而不严，且如此巨案，并不奏闻，昏谬可想。
又革绅刘学询，为广东巨蠹，曾经该省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复被纠参，经该督查办奏革。后刘学询以重金关说，求免根究。该督遂一味偏袒，扬言该革绅忠实可靠，粤人浮动，忌其多财，凭空诬蔑。必令呈内联名各绅，全行到案，与刘学询对质，若有一人不到，即属情虚，予为开复该革绅地步。是非颠倒，暗无天日，莫此为甚。
署顺德协副将梁洪盛，为该督同乡，今年三月，令其招湘勇三千名。梁洪盛徇庇营勇，酿成事端。在省城大东门外校场，伤毙良民二十余人。该督知而不究。广东安勇最为出力，北江一带，拿办盗案，全恃此军。该督徇庇乡人，大裁安勇，改募湘军，以致捕务废弛，盗风益肆。该督到任不及一年，业已谬妄多端，视平日如出两人，推原其故，实以该督年老昏瞀，午后即不能接见僚属，办事亦属糊涂。外间传言，以为其文书案件，皆由子侄、幕友经理，该督并不能周知。如八月间该督阍人强骗民女为妾，以致该父母哄至督署大堂，合署哗然，而该督并无觉察，亦昏瞀之明验也。
粤地如此其紧要，该督如此其昏瞀，若久于其位，贻误必不可胜言，设一旦酿成巨案，不惟非该督之福，亦恐非朝廷与地方之福。
臣职司纠劾，既有所闻，何敢安于缄默，可否请旨立予罢斥，抑或饬下邻省督抚确切查明之处，伏候圣裁。臣为绥靖海疆起见，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⑨。
此折系御史王鹏运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之重要条陈，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递上清廷，尽管康有为已离京南下，但很可能仍由康氏代拟。
谭钟麟，字文卿，湘省茶陵人。咸丰六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翰林擢御史，外放浙江知府，累官至甘肃藩司。时左宗棠督陕，颇称其才，屡向慈禧密荐，遂得膺疆寄，历督陕甘、闽浙。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清廷下令，调谭氏督川，尚未赴任，又于次年三月二十日颁谕移督两广。故其于谢恩折中称：“甫蒙简调四川，复荷宠移两广。”由此即可窥见清廷对谭氏之信任。谭钟麟自福建到广东甫逾半载，即遭言官王鹏运弹劾，此事与康有为有很大关系。《康年谱》对其中曲折记述甚详：
《康年谱》称：其弟子陈礼吉对乡事进行的改革很不顺利。由于其禁赌持正过烈，又“乡有被杀者，疑案也，礼吉以某富人行赂，疑其杀，持之甚坚，以是为众怨所丛，诸功未竟。张缘怨托言官劾我，又贿托潘衍桐与南海县令杨廷槐追缴局戳。吾时被劾(按：指甲午七月初四日给事中余联沅递《广东南海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书请饬查禁片》一事)，为桂林之游，礼吉已被肺病，乙未正月遂吐血死，礼吉盖殉节同人局者也”⑩。
陈礼吉之局事失败，对康有为刺激至深。他时耿耿于怀，反复言之。谓“自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一月，攻张事起，谤言腾沸。吾几死于是，而礼吉实殉难，与为中国变法，吾与卓如几死于是……局一极小之事，即成功何足劳我，费我心血，老我岁月，伤我礼吉哉？梁卓如盖频谏之。既以大小无殊，但推测隐之心，以行吾仁，不计祸患，不计大小，不计成败也。当缘随遇，起而行之。治同人局与中国，真未有以异哉！自礼吉之死，吾恨之深。乙未草折令御史王佑遐劾之，有其通贼书为据，卒贿谭钟麟洗涤”(11)。
是康有为为王鹏运草折事已明言矣，惟《康年谱》记述此事有未清晰处。即弹劾对象是张蒿芬，还是谭钟麟？由清档观之，王鹏运弹劾张蒿芬的折片迄未获见，而张氏按《康年谱》记载，既已获遣还乡，似无须再行纠弹。且康氏曾谓：张蒿芬系其旧好，“以其庇贼恶之”。戊戌年在康有为得势时，“以其少安静，亦复置不问，了此人天业矣”。似可断定，康氏所代拟者，即此请查办谭钟麟折。
抑不特此，王氏此折出自康有为之手还有其他证据。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曾代御史宋伯鲁草折再次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此，《康年谱》记载尤详。现将王鹏运此折与康氏代御史宋伯鲁所草《粤贼蔓延，疆臣昏老悖谬，阻抑新政，乞严惩斥革折》两相对照，即可知出自一人之手。
如王折谓：“风闻两广总督谭钟麟自履任以来，措置诸多未协。查广东地滨大海，为南洋重镇……盗风日炽，匪党潜滋，若以老迈昏庸之员，滥膺疆寄，设有疏虞，关系非浅……该督年老昏瞀，午后即不能接见僚属，办事亦属胡涂。”
宋伯鲁折则称：“广东地处海疆，富庶居天下之半，非有才望重臣，通达中外之故者，不足以御外侮而资控制。谭钟麟年逾七十，两目昏盲，不能辨字……藩臬晋谒，不及数语，举茶即送。”
又如王鹏运折指控谭钟麟赴任伊始，即首先裁减广东水师及枪炮厂；而宋伯鲁折亦谓，“乃该督到任以后，首以裁水师学堂，撤鱼雷学堂为新政，学徒星散，鱼雷锈衄……自去水师，自毁鱼雷，自去轮舟”，坐视长城自坏。两折相较，雷同之处甚多，盖皆由康有为所拟也。
康有为以其门人进行同人局改革而殉难，故对张嵩芬恨之甚深，又迁怒于新赴任的粤督谭钟麟，此后，康、梁等维新派与广东的地方大吏结怨日深，屡有争执。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流传坊间的书札函稿，有许多这方面记述。双方尖锐的矛盾，对康梁的变法活动和广东新法的推行，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称：“盖自癸未至戊戌，同人局事与中国事相终始，其乍成乍败皆相类。”“吾为同人局仅支舆钱数百，而其他心力之瘁，日力之旷，金钱之耗，危殆疑谤之集，仓皇避地，与八月国变未有少异也。”不难看出，此事对康有为之影响是何等深刻，而治戊戌史者每每将其忽略，故于此略缀数语，以明其中原委曲折。
除此之外，康氏所草之折，对广州劣绅刘学询进行弹劾，为日后康、刘结怨，埋下伏笔。刘学询于戊戌政变后，“自备赀斧”，赴日本实行其“联倭杀康”计划，实与此折有很大关系。
康有为自乙未以降，多次对两广总督谭钟麟以及其他广东地方官员进行弹劾，就其实质而言，这是清末改革派同地方守旧势力之间的一场争斗。
谭钟麟历任封疆大吏，思想极端迂腐，愚昧闭塞，阻挠新政，可由其《致雨珊世兄函》(未刊稿)表现得淋漓尽致。
谭氏函曰：
雨珊仁兄世大人阁下：
前奉惠书，备悉种种。《纲鉴》、《大政》两书，蒙校定刷印。上年祖安存朱雨田处五百金，如不敷，即请示及，以便补寄。此版存书局，有印刷者，不取报资，意在多刷，以广流传。究竟照湖南纸价，并刷印装订，每部价需钱若干，请开示。
方今附会西学，此等书原可不用。然二三十年后，西学必灭，则经学、史学，必大昌明，此一定之理也。
圣人之道，如日星炳天，岂浮云所能久掩。且西人不知有学，其所谓字，不过如结绳以纪数目云耳。自华人流入外洋，始教以中国字，附会翻译成文，观其书半通不通，毫无意义。而好事者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众口一词，牢不可破，适足长后生浮薄之习而已，有识者亦不与辩也。
至如制器尚巧，中国人实不如西人之专精，华士无论何事，浅尝涉猎，不求切实。即如八股代圣立言，前辈常以肖口氛三字教人，今亦灭裂杂凑，不复成文矣。
推之立政、理财、用人，事事不求实际，天下之败坏，实由于此，岂八股之误耶？亦岂西学所能挽救耶？言及此辄不胜愤懑，特不敢公言于众，吾辈私议而已。野秋学使南韶试毕，接考广州，已试各郡，尚无浮言也。手此，(即)颂大安。附呈燕窝、湖扇乞收。
弟麟顿首。闰月十八日(12)。
由于谭氏此信提到“野秋学使南韶试毕，接考广州”，故可以断定此信写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其时正值国势危迫，人心惶惶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师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要求变更成法，废除八股。谭氏心急如焚，但由于光绪皇帝倾心新法，故谭氏非常无奈，“不胜愤懑，特不敢公言于众”，于是，只能“私议”而已。信中所涉及的均为湖南长沙晚近之重要人物。
文中的祖安，即指谭延闿(1876-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乃谭钟麟之子，清末科举之佼佼者，后又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朱雨田，即朱昌琳，长沙著名富绅，乐善好施，与端方关系尤为密切。
收信人雨珊，指张祖同，长沙乡绅，系当时正在担任广东学政的张百熙(野秋)之兄长。
祖同、百熙之父名柘泉，与谭钟麟之父，俱为长沙名流，诗酒往还，故钟麟以“世大人”称之。
道不同，不相谋。康有为与谭钟麟在如何对待西学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有如水火，故而彼此争斗不已，自不足怪。
二、丁酉年康有为之变法条陈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之后，康有为航海北上，赶到京师，并且草拟了《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这是康氏于丁酉年以自己名义呈递的唯一一次上书，俗称《上清帝第五书》，这次上书经过许多努力，最后还是被守旧派阻挠，未能呈递。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述：
适胶州案起，德人据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桂读之“恐偏安不可得”，大怒，不肯代递(13)。
但是，黄彰健先生曾为第五书是否递上问题，发表了与我商榷的文章，黄氏称：“论《杰士上书汇录》所载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第七书曾经光绪改易，并论康上光绪第五书确由总署递上。”黄先生此论并不准确。他所依据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抄本，并非清档原件，殊不足凭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有多半内容与第五书雷同，即可说明《上清帝第五书》根本没有呈上清廷。康有为不会把雷同的条陈向朝廷呈递。
丁酉年间康有为在京师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以自己的名义呈递的只有《上清帝第五书》一件，而代御史们草拟的奏折却甚多。至少包括以下几件：
其一，丁酉年十一月代御史陈其璋草拟《请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折》，该折称：
为外衅危迫，极宜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而维危局，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闻德人兵据胶州，邀索条款，借端教案，实为瓜分之谋。近闻旅顺、大连湾有归俄保护之说，英遂不得不索舟山以扼长江，日亦不得不久踞威海，以图立足,庙谟未定，而分割已形，此皆甲午东事后，我未能发愤自强所致也。
臣愚以为补牢之计，莫先于详审国势，莫要于固结邦交。明以前大地未通，中国为大一统，环四面者皆小蛮夷。及明末地球忽通，周圆凡八十余万里，中国仅八十分之一。于时葡萄牙、荷兰越七万里掠地南洋，凡永乐时职贡小国数十，尽皆并吞，据台湾，控澳门，其险据矣，而尚幸大海隔绝，莫由驰骋。自利马窦东来，而欧罗巴之政俗，渐有与我争衡之势。至嘉庆十二年而轮船出，道光十二年而铁路成，纵横排荡，靡不如志。自道光二十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八年、十年以来，我迭败衄。近十年来，乃琉球灭，缅甸亡，安南并，朝鲜失。六十年来，亚洲诸国，蚕食殆尽，所能存者，日本、暹罗与我中国耳。
今英日两国密约，俄德法三国联盟，其汲汲为均势之谋者，无非为我疲弱不振，将为分割之地故耳。俄环举北海大漠，与我相连，悉毕尔铁路将成，北方形势，已在囊括之中，实为剥肤之患。即德之踞胶，亦缘是而发。盖俄之势愈盛，愈不利于各国，故各国占地之意，愈急而愈坚。欲求易近之交，以制方张之寇，计非联络英、日不可。
按英之海权，甲于欧洲；日之智力，雄于东方。其能与俄抗者，莫如英日。朝鲜甲午之师，日有悔意；泰西持盈之局，英有全谋，其能与我近者，亦莫如英日。况近闻英有与我联合之说，向北洋陈请。又英国《泰晤士报》云，为中国谋，当保护自主之权。又日本新闻报大偎伯论占据胶州为盗贼之行，有损各国和局。窥其意虽出于忌俄之口，而公道尚有可言，似宜密与订交，以示钳制，近可解德人非常之举，远可消俄人无厌之谋。此国势所关之利害，皎然易见也。
国势既定，请言邦交。臣考泰西通使垂三十年，绝域之选，高于等伦；縻贽之多，逾于常俸；而艰巨之事，屡构衅端，折冲之词，虽无寸效者，何哉？则以我中国守法皆一统之旧，而治皆相反。邦交皆攘夷之余，而交亦不亲。言语不通，情意不恰，宜其彼使之来，以野蛮待我，咆哮于总署，亦复不顾公法，而纵意所为也。诚能以列国并立之治为治法，而去一统之旧例；以春秋交际之情为文法，而去汉唐待匈奴、突厥鄙弃之心。然后弭兵之会，可遣使以通诚；议院之情，可先时而防患。
昔法为德破，议长刚必达游英观政而复振。日为英、美所破，旧臣大久保历游泰西，查政而相亲。情谊既联，则缓急可倚。阅俄国时报，谓暹罗外政狡黠，能离间英法而图存；阅德国应声报，谓高丽倾心俄使，求无不允，欲俄助成自主之国。今俄日肆牢笼，不久即吞并高丽，以二事参观，暹以离间外交而善全，高以倾心俄使而受制，尤可为近事之殷鉴者也。总之，图存纾患，计非阳与之虚文，而阴修其内政，别无万全之策。
臣尤伏愿我皇上讲明圣学，惕厉亲亲，以圣祖仁皇帝之学为学，一艺之末有不遗；以世宗宪皇帝之治为治，一弊之微有必黜，任贤俊去贪私，借廿四行省之物力以佐经纶，聚四兆兆人之心思以供指臂，虽驱驾全球，浑一宙合何难焉。区区胶岛之约，又何足上劳宸廑耶。臣惓惓愚诚，不胜激切悚惶之至(14)。
此折系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康有为代御史陈其璋草拟。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记，在胶州湾事变之后，康氏在京师曾鼓动清廷，联英日以拒俄德。为达到此目的，他在为御史杨深秀草折的同时，又代陈其璋草拟了类似的奏疏。陈其璋此折出自康有为之手，可以从陈折内容得到证实。
首先，陈氏奏折在分析胶州湾危机出现的原因时称：
窃闻德人兵据胶州，邀索条款，借端教案，实为瓜分之谋。近闻旅顺、大连湾有归俄保护之说，英遂不得不索舟山以扼长江，日亦不得不久踞威海，以图立足，庙谟未定，而分割已形。此皆甲午东事后，我未能发愤自强所致也。
而康有为手撰《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则云：
顷强邻胁割胶州、旅大，大局岌岌，瓦解将至。……臣以为中国所以致危急如此者，不在强敌之肆其欺横也，亦不在我之无兵、无炮、无饷、无才，无以拒敌也，而在甲午之后三年以来，高卧晏安，不信分割也，故不肯变法，不肯破除旧例……而至于今日也。
二折均将造成胶州湾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甲午后三年不发愤变法所致。
其次，陈其璋奏折强调，在决策之前应详审国势时谓：
明以前大地未通，中国为大一统，环四面者皆小蛮夷。及明末地球忽通，周圆凡八十余万里，中国皆八十分之一，于是葡萄牙、荷兰越七万里掠地南洋，凡永乐时职贡小国数十，尽皆并吞。踞台湾，控澳门，其险据矣……至嘉庆十二年而轮船出，道光十二年而铁路成，纵横排荡，靡不如志……近十年来，乃琉球灭，缅甸亡，安南并，朝鲜失。六十年来，亚洲诸国，蚕食殆尽，所能存者，日本、暹罗与我中国耳。
而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中亦屡次称：“我中国大朝一统，文教最严，环吾四面者，皆朝鲜、安南之属，可鞭捶而臣妾之。”并称“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船)(铁)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在谈到亚洲情形时，康有为同样认为：“数国中惟日本变法骤强，暹罗亦将兴焉，余皆耗矣。哀哉。”
不难看出，康有为与陈其璋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理解是相一致的，他们俩人都在批评封建统治者的一统自尊思想，而极力主张“以列国并立之治为治法”。非但用语相似，所用资料亦略同，故可以断言，陈其璋的奏折肯定出自康有为之手。
再次，陈其璋此奏折还提到了联合英国、日本的问题。认为“俄环举北海大漠，与我相连，悉毕尔(西伯利亚)铁路将成，北方形势，已在囊括之中，实为剥肤之患，即德之踞胶，亦缘是而发。盖俄之势愈盛，愈不利于各国，故各国占地之意，愈急而愈坚。欲求易近之交，以制方张之寇，计非联络英、日不可”。陈其璋提的这一主张，与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的《请联英国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相同。尤其是陈氏条陈提出的“弭兵之会可遣使以通诚”的建议，更是康有为的口吻。丁酉十一月十九日康有为耸动御史高燮曾出面保荐自己，奏片的名称亦为《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
还应该说明的是，康有为代陈其璋草拟的《请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折》并没有向朝廷呈递，此折仅见于陈祖治整理的《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择要汇集》。祖治系陈其璋之子，他在书前介绍其父简历时曾提到：
陈其璋，号云仲，浙江省归安县东林山人，清咸丰选元，同治戊辰朝元。光绪十七年辛卯补授御史，历任陕西道、福建道，京畿道、掌广东道、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历署河南道、山西道、湖广道、福建道监察御史。吏科、户科给事中，历充督理五城街道御史，考试笔帖式，满翻译，汉誊录，满汉荫生，翻译中书，甲午科文武乡试，乙未科翻译会试，丁酉科乡试，戊戌科会试各监试，实录馆校对，会典馆纂修。在御史任时，廉洁自守，敢言直陈，铁面无私，严劾贪污，关怀救国，并力图自强，举行新政，如开矿造路，以及创兴学校，鼓铸银币诸要政，靡不条陈入告，一一见诸实行，其奏疏传诵一时。每遇奏事之折，必亲自楷书留传，自草疏稿两册，由他的儿子陈祖治家藏。
祖治所述乃父情形，据我所掌握的史料判断，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但是，祖治并不知道陈其璋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他父亲的许多疏稿出自康有为之手。正因为如此，祖治整理的这两本疏稿在我考订康氏奏议时帮了不小的忙。
据《康年谱》来判断，《请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折》是康氏代陈其璋草拟的第一件疏稿。可能是由于陈氏当时尚有顾虑，不敢将此疏贸然原封上陈，而是递了一件《德患未弭，众敌交乘，请旨允款备战，以杜继起而绝奸谋折》，陈氏在遗稿中将此折与康氏代拟的那件封奏排列在一起，说明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陈氏的《德患未弭折》不提联合英、日，只提暂允德国提出的六条要求，并酌派聂士成或袁世凯军赴胶驻扎以防事态扩大，各国群起要挟。这样的内容似乎比康氏代拟折更加稳妥些。据陈氏疏稿注明：《德患未弭折》系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他与庞鸿书等九人联衔递上。而据《随手登记档》记载，为十一月三十日递上，且由给事中庞鸿书领衔。
据《上谕档》所载，十一月三十日军机奏片称：“本日给事中庞鸿书等奏，德患未弭，请拨劲旅前赴胶州以杜奸谋折，奉旨存。谨将原折恭呈慈览。谨奏。”盖庞氏所递此折，系由康代陈其璋所拟折演化改窜而成者也。
其二，丁酉十二月初九日康有为曾代御史杨深秀草拟了《请联结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该折称：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杨深秀跪奏，为联结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德人称兵犯顺，占我胶州，悍然挟我以六条难从之事，彼其意中以为无能制其死命者耳。我适当铁舰不备，海军未复之时，不得不向俄国求将伯之助，乃俄虽有兵舰来泊旅顺，竟不闻仗义执言，立斥强横之举。盖倚人本难，集事而专倚一国，则尤未得计也。
夫今日地球大国，北俄而南则英，吾华邻于与两强，势颇似春秋之郑。当日郑人从晋而亦兼从楚，俱非亲交，俱非仇雠，要处两大之中，即无专倚一国之理也。俄与我陆路毗连，诚不可不与深结矣。而英铁舰二百艘，皆大倍他国，海军之强，万国无能与比隆者。今我专倚一俄，反足召英人之怒忌。且非止英而已，日本与俄有宿愤，亦必惧而协英以谋我，我将何以堪之？强敌环来，心胆自堕，一恫喝而势必割地予之，吾地虽大，不将一朝而尽乎？
今若北联俄矣，南更结英，立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祸心，持两端以观变，矧他国而敢生觊觎乎？何以言之，西国兵舰来华，自地中海达红海，必出埃及之苏尔士河。此河总办为英太子，若竟不许其过，则无论何国断难飞渡。且自此河而东，其要埠如亚丁、锡兰、孟加垃、新架坡，固皆英地，即南绕好望角，三宝陇葛喇，亦罔非英土。彼所需煤水食物，船度定限，决难多携。英人若不允其添换，则固不敢涉印度洋咫尺也。故联英一策，所谓不战而折万国之兵也。
且德人之兵，固亦不能太多也。法与彼宿雠，得隙便思报复，料彼不敢扫境尽来。彼船至大者，止载五百人，竭其兵力，调至二十舰，计亦不过万人。而其河路之借，煤米之供，英人若稍靳固之，即万众皆坐困矣。故我果联英，彼又将何以善其后哉？而或疑英人志图占我广东，则又不然。英属地已四十二处，其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皆思叛英自主，若再求广地于华，更虑控制难周矣。故瓜分我地之心，较诸国为缓，特与俄德相形，不肯太让，又以我无专使相求，故不能自来助我也。
比闻英实有愿结中华之意，散见各报。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于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虢亭之败，日图报吴，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为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势也。又近知各国合从，惟美国初无兵来，我且遣觅美国商人，借款购船，兼可借将借兵，但少以铁路矿务作押，必可操券而得。既有强援，气势充盛，彼德人若不急急退兵，又将何以善其后哉？倘不用此策，而割地以畀德，各国谁不思踵其后而瓜分少许？英日即其最先者矣。夫我专倚俄，俄德固有旧盟，必不肯为我而绝德。兼闻德人未来时，其酋躬朝于俄，早已深谋坚约，而我无兵无舰，无以自立，俄岂能为我出死力以保护我哉？是故联俄非失策，专倚俄而不兼结英，则似非上策耳。当此十分危急之秋，谨贡愚人之一得，触冒忌讳，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15)。
此折系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草拟，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递上。原件藏台北市南港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此折草拟过程记载颇为详尽，其文云：
自(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尽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16)。
可见，此折是在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后，维新派提出的联合英国、日本以对付德国侵略的外交策略。此外，康有为在其年谱中罗列此折梗概，亦与杨深秀之折多相吻合。
《康年谱》说：“日本与我唇齿，俄德得志东方，非彼之利者。昔东事之役，彼以国小变法自强已久，欲奋扬威武，以求自立，既得胜，得辽东而不得，其势不得不恨俄德，其来请联助，乃真情也。”
杨深秀原折则谓：“比闻英实有愿结中华之意，散见各报。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日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于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虢亭之败，日图报吴，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为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势。”
再如，康有为年谱说：“英海军甲地球，又扼苏彝士河之权利，若英不欲战，欧西各国不能飞渡，若联英、日，则东西南三面如环玦，皆可晏然，今地球大势东流，皆以我为土耳其，若我与联，英人必出。”
杨深秀原折则谓：“西国兵舰来华，自地中海达红海，必出埃及之苏尔士河。此河总办为英太子，若竟不许其过，则无论何国，断难飞渡……故联英一策，所谓不战而折万国之兵也。”
又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曾提出：“大借洋款，以举庶政”的方针，其年谱亦屡次言及要筹数万万之款，筑全国铁路，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并主张“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杨深秀此折则云：“又近知各国合从，惟美国初无兵来，我且遣觅美国商人，借款购船，兼可借将借兵，但少以铁路矿务作押，必可操券而得。”以上证据显示，杨折系康有为代拟，应无疑义。
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交片称：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御史杨深秀奏，请联结英国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此交。照录抄折。
其三，丁酉十二月十九日康有为曾代御史王鹏运草拟了《胶州不可借德，宜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折》。
据军机处《早事档》和《随手登记档》登载，御史王鹏运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曾经递上此折，当为康氏代拟。康氏代替王鹏运草拟此折经过，在其《自编年谱》中记载得较为清楚：
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溎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之(17)。
王鹏运在光绪二十一年曾多次代康有为呈递条陈，故丁酉冬康氏入都后，自然会仍托鹏运为之递折。只是王氏此折，目前尚未由档案中检出，尚难作进一步之考订。不过，从《早事档》和《随手登记档》所记载提要云“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我们可以确认，此奏必出康有为之手无疑。
其四，十二月十九日康有为还代御史王鹏运草拟了《结倭联英并缓偿倭款片》。
《随手登记档》有明文记载，此片于丁酉十二月十九日由御史王鹏运递上，系《胶州不可借德，宜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折》之附片，该折系康氏草拟，则此片亦应出自康氏手笔。
非但此也，联英日已于原折中言之矣，而此片主旨则在于缓偿“倭款”。所谓“倭款”，系指甲午战后，清廷根据《马关条约》之规定，偿还日本的战争赔款。《康年谱》对此曾有揭示：
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18)。
康有为此处没有言及代王鹏运草拟是片，可能系记忆有误。王氏此片专门谈论“缓偿倭款”，与《康年谱》所述内容，若合符节，则此片必是康有为同日使矢野文雄交谈之后草拟的奏片。
除以上几件代拟条陈之外，康有为很可能还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前后草拟了《疆臣勒捐沙田，民心怨愤，请饬查禁止》一折(19)。因为康有为对广东的总督、巡抚借口沙田，盘剥百姓，知之甚悉，并且耿耿于怀，在京师屡次托人弹劾。
据御史文悌戊戌五月二十日所递《严参康有为折》中云，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间，拟有折底二件，要文氏代为上奏，“一件欲参广东督抚，一件请厘正文体，更变制科”。“其欲参广东巡抚奏中，特为清查沙田一事而发，奴才拒之尤力。至今其拟来奏底，仍存奴才处。”又据胡思敬之《戊戌履霜录》卷二，亦谓：御史文悌在台臣中颇称强直，始有为曲意勾致之，欲引以为助，令参粤东沙田事，文悌不从。因此，《疆臣勒捐沙田，民心怨愤，请饬查禁止》一折很可能出自康有为之手。
三、简短的结语
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而守旧朝臣浑浑噩噩；庙堂之上，死气沉沉。守旧派把西法视作洪水猛兽，深闭固拒，把传播新法的维新派，视作士林败类，压抑排斥。康有为目睹朝局，心急如焚，他除了带领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鼓吹变法外，还在京师大小臣工之间，尤其是在京师翰林院及台谏官员中，物色倾向西法者，或者组织集会，或者利用各种方式密切往还，引导他们与自己一起投入改革事业。
为挽救民族危机，施展其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在京师用了许多精力草拟变法条陈。这些条陈大体上可区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以康有为自己的名义呈递刊布的；另一种则是以御史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等台谏官员名义呈递的。前一类条陈，从数量上来说，只有四次。即从上清帝第二书到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而代替御史草拟的条陈，至少也有七件之多。因此，在探讨康有为乙未丁酉间变法思想及活动时，无论如何不可以将这些条陈忽略不计。
因为这些代台谏官员草拟的条陈，不但数量很多，而且内容与康氏以自己名义向朝廷呈递上书大不相同。康有为代替他人草拟条陈的内容一般来说，都与人事纠葛、个人恩怨有关。尤其是与广东的总督、巡抚，乃至地方乡绅有密切关系。这些地方高官与乡绅，对康有为在广东的讲学授徒，传授西法，以及鼓吹改制活动，感到格格不入，十分反感，因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康氏百般压抑。譬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谭钟麟专门上书弹劾康有为亲信弟子林赞统称：
再崖州举人林赞统平日劣迹多端，唆纵子弟，纠众哄堂塞署，事后又屡次抗传不到。查林赞统系附生中式，光绪甲午刻本省乡试举人，叠经该府州县具索，饬据藩臬二司核明详情奏革归案审办，等情前来。相应请旨，将举人林赞统斥革，由州拘案究办，除咨部外，臣等谨合同附片具陈。伏祈圣鉴，谨奏。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20)。
林赞统乃康氏弟子，是崖州地方的力主变法的活跃人物，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在京师发动公车上书，并且是其中的骨干分子，故而招致当地守旧势力之嫉恨。于是，谭钟麟居然亲自出面，对这样一个小人物进行纠弹。谭折送到京师后，于“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九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康有为本人对广东，尤其是南海地方官场的顽固守旧、黑暗腐朽，了解得尤为真切透彻，他与地方守旧官僚之间关系很不融洽。康有为不便用自己的名义直接上书，因而改求他人。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曾多次指出，弹劾谭钟麟等人的条陈是其代拟的，而且这些清档中所存条陈的内容，亦同康有为所记若合节符。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本文以上所罗列的七件条陈，出自康氏本人之手，是毫无疑义的。
在清代历史上，为他人捉刀草拟章奏者，并不乏人，但是像康有为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大量地为他人草拟奏疏，却是十分罕见的。代替那些有上书资格的台谏官员、翰林院学士及其他在京中下层官员草拟条陈，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堪称是康有为的一大发明。因此，无论是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还是要探讨康有为在京师的变法活动细节，都不能不将康有为代替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草拟的条陈包括在内。乙未年如此，丁酉年如此，戊戌年更是如此。而且，戊戌年为康有为递折的人员比前人数增多。只有了解康有为代替他人草拟奏折的情形，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完整地厘清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之前，康有为的思想变化及其所从事的重要活动。
注释：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折原藏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变法类等处，现归特藏。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内政职官类。
③⑦⑩(11)(13)(16)(17)(18)《康南海自编年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133，127，128，137，138，137，138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截取记名道府档》(光绪朝)。该档册记载称：“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广西举人，祖籍浙江。”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光绪十六年，内政职官类。
⑥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民国刊本)，中册，第7页。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一年夏季档。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内政职官类。
(12)谭钟麟：《致张雨珊函》，未刊稿。
(14)陈祖治整理：《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择要汇集》(稿本)，第1册。
(1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台北南港近史所藏)光绪二十三年卷。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三年，吏治类。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一年，文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