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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素质。
中国要现代化，关键自然是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素质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说它差吧，会有人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充满着智慧，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等等等等。说它高吧，汪洋大海般的文盲半文盲、法盲半法盲、科盲半科盲就足以使人汗颜。我们曾经自豪过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一特点，已被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地不大物不博，更被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人口众多的辉煌之处。它恰恰印证了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说的那句著名的话：“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人类许多不幸的明显的突出的原因，其实，这些制度与自然法则（即人口增殖）所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罪恶原因相比，只是轻微而飘浮的东西”。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才马寅初，在专横无理粗暴强权的批判声中熄灭了自己心灵的呼唤，但他并未屈就于无知。他大声地说：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历史理解马寅初的苦衷。这是一次愚昧向文明的进攻，是低素质向高素质的围剿，它的核心理论是人多好办事。几乎是批判马寅初的口号声还缭绕在人们耳旁时，中国的人口便成倍地增长了起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再也不敢以人口众多而自豪了，不得不采取严厉的节育措施，不得不向那种每个羊的嘴下有把草的观念进行殊死的搏斗。中国已人满为患，40年代末一首歌中所咏“4万万个人8万万只手”，已绝对地成为历史，现在要唱需改为“12万万人24万万只手”，但那是拗口的蹩脚调子。
面对众多的人口，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会咋舌，都会认识到这是中国社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现在和未来的恶劣影响已毋须讨论，除了那些浑浑噩噩、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人们之外，控制人口的紧迫性已达成朝野共识。按照计划生育的原则，生出来的是超计划的要处分要罚款；未出生的是超计划的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有抓计划生育的专门机构和专职领导及专职干部，几乎是每过一个时期要专门开一次有关计划生育的会，提出一系列要求和措施，报纸上发社论，醒目处刷大标语，每临春节之时及时发放避孕药具，甚至把是否完成计划生育的措施当成负责一块地方的领导干部晋升的主要条件之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够格的标准之一。这极应该作为中国的一大特色，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很难有与之匹敌者。人们把这项工作称作天下第一难，可以想见它在运作之时的艰难险阻惊心动魄。然而，即使你费尽了心机和手段，人口照样降生，目前已有12亿8 千万之多。真是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那熙熙攘攘的人流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干什么呢？找活干，找饭吃。目前中国农村现有劳动力4.2亿，每年新增劳动力达920万，年平均增长2.07%；如果按1993年的基数计算，到本世纪末，农村劳动力将达到51081.6万，到2010 年预计达到62696.7万——这还不包括那些漏统计部份：即生活在城市边缘，数量庞大的超生游击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象涌动的春潮，向着开阔的方向奔流。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由80年代初的1.3亿， 增至现在的1.6亿，据预测本世纪末将达到2亿。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体的乡镇企业，近几年来，由于面临资金缺乏、人力成本攀升、企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等因素而呈递减趋势。只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6%左右。城市的就业问题也并不轻松。目前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大约在3000万左右。从1987年的劳动“优化组合”到1991年的“破三铁”，再到1993年的“分流富余人员”，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半途而废。1995年以来的“再就业工程”，虽对解决再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离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只是杯水车薪。不必把富余人员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可怕，因为据说在发达国家此类问题亦不少。但是，富余大军是否能重新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我们的社会有无这一能力，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再次找到工作岗位，这就要求客观上存在着一些新的工作岗位。然而，向新岗位提出就业要求的不仅有要求再次就业的人员，而且有要求初次就业人员。那么，客观上到底有多少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在数量上能否满足3000万富余人员的要求，又满足第一次就业者的需要呢？就城市就业而言，每年提供的新的工作岗位可从每年就业人数得到反证。从1985年到1995年间，平均每年提供的城镇的新就业岗位在700到800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开始下降，1996年下降为705万。与此同时，这10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1.8%至2.9%，但每年的实际失业人数从1985年的238万，增加到1996年的552万。除此之外，1996年的下岗职工总数已达891万。可以肯定， 社会提供不了既让初次就业者有活干，又让下岗的再就业者有活干的岗位，因此，便动员一些就业的人员去占领市场从商。于是，许多名目各异的市场出现了，报纸的版面和电视的镜头有一阵子对准了这些商贩。可以设想，这些人中有赚了钱的，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自然地导致市场的疲软，众多人争吃一口饭，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这一切的产生，固然有各种原因，但人口众多不能不是一个根本原因中的根本。
人口众多，自然谈不上素质教育，当然就无有高素质了。中国人的问题的障碍点在农村，有观念问题有宗法组织的复兴问题有男性在社会地位中的问题等，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中国是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的全是农民意识的积淀，那个人多好办事的理论，当是其中之一。它堂而皇之地占据指导地位后，中国人的生育浪潮便洪水般泛滥起来。大概只有在人口增殖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搞形式主义，作了彻底的务实派，当农村的剩余劳力潮水般地涌入城市后，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村包围城市。北京本地人和外来劳工之比是1000多万比300多万， 深圳更是暂住人口远远多于常住人口。如果说以往这些城市职工由于种种原因，不屑于从事民工所从事的职业，那么当失业成为现实以后，不得不改变这种就业观，这样留给民工的就业空隙就更少了。1995年中国各大城市程度不同地作出了限制外来劳工进入的决定，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被一块闸板限制，再也不可能无序流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工问题就已解决，天文数字般的过剩人口，已成为社会危机的潜伏点，而且不时地在引爆着。中国是一个穷国，中国的农村更穷。因为穷，它不可能有超出物质需要以上的精神需求，受不到文化教育的薰陶，得不到知识养分的提升，医疗卫生条件缺乏，社会责任感丧失，只有原始的自然属性在冲动，但自然而然地多生小孩。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那些体现人类关怀弱者的“希望工程”，其救助对象绝大多数都生长在贫穷而多育的农村家庭。“希望工程”的声势很大，工程的希望却令人疑虑。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些穷而又愚的地方和家庭，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儿童的受教育上，因为那毕竟是远水不解近渴。他们考虑不了后代的教育和基本权利，他们计算“生育成本”非常简单：有口饭吃就行。人类一切有关人口和资源的忧虑，以及人口危机的种种讨论，离中国广大的农村很远，离这些贫困地区更远。控制人口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大惊小怪罢了。他们总是十分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还能饿死人！且不说社会主义真的饿死过人，但就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能责怪这些谆朴忠厚的人们，汲取教训的应该是有关部门。假如20年前的好长一个时期，那种荒诞不经不负责任大话连篇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宣传没有的话，或者少一点的话，一个从来就在地头务弄庄稼的人，何来社会主义饿不死人的意识呢！极左路线的专家们洒下的种子，坑害的却是他们口口声声离不了的人民大众，历史的惩罚是何等的无情。
对付过剩人口的所有对策，都不是根本的治本之策，只能说是聊胜于无的补救措施。全面发展农业经济的综合开发及深层次开发，农村乡镇化和工业化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注重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开拓国际劳务输出的渠道，等等。以上这些措施的拓展余地都不大。我国的农业本来就是高度集约化耕作，再作深层次开发，其“深度”很是有限；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消费力的增长；国际劳务输出还有待大大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至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在高潮时还赶不上新增人口的需要，更遑论平缓时期。
饱和状态的人口，产生了过剩劳力，累垮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是那么的缓慢而吃力，因此，就业的机会显得那么的稀有而宝贵。初次就业者，如果仅仅是中专、高中或者大专程度，如果没有强大的背景，只能去劳务市场撞运气。即使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也未必就是那么吃香，萧条的大中企业向你关门，小企业嗷嗷待乳，你徒呼奈何？在中国以人口平均大学生是较少的，然而，就业岗位的短缺，生产力的低下，正好排斥着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近几年来，行政事业单位屡屡招考公务员，仅仅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已不可能适应这种趋势，许多单位和部门招考的基本要求是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甚或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人，那比例往往是几十比一。原因很简单，这些单位吃的是皇粮，旱涝保收。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由于它历史的和现实原因，吃上皇粮是无尚光荣的。它虽然无有发了财的富翁们那种颐指气使，但它的社会地位高于前者，经济生活是被保障的了。至于由广阔天地蜂涌而来的那些农村剩余劳动大军，他们本来无意于高攀城市的任何一个吃皇粮的岗位，只是希冀有一处卖苦力的地方，靠挥洒汗水挣点钱，去实现各自不同的生活之梦。但是，劳动力绝对的供过于求的事实，使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劳动者的地位低下。即便是《劳动法》颁布，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劳动者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劳动法》，当他们的权利和人身受到雇用者的侵犯或威胁时，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许多雇主也不知道还有个《劳动法》，有的虽知其然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屑于遵守《劳动法》，他们和劳动者的素质一样，区别在于他们口袋里有钱，是一个企业主。靠扣劳务费、体罚劳工，有的甚至殴打，在他们眼里无法，在他们心中无德，劳动者和雇主的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状态。由于面广量大，政府有关部门鞭长莫及；又由于就业困难，又只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律和道义向金钱倾斜。那些有力无处使或使了力无有应得报酬的人们，心中积怨日甚。他们无法在城市里找到栖身之地，回家又英雄无用武之地，常常挺而走险，结成一个个以偷盗、抢劫、卖淫、拐卖人口、逼良为娼、贩运毒品为主业的次生社会集团。这些集团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成为威胁城市安全的毒瘤。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和他们的后代，附生在城市边缘，他们和现代文明只有一步之隔，但可能永远也无法跨越这一步而进入现代文明。它们不能为现代文明创造多少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他们的堕落，却还要社会为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真该感谢那些善于制造词藻的文人，他们把无业可就的叫“待业”，把失业的叫“下岗”，把亏损叫“否增长”，把市场萧条叫“疲软”，把错误叫“失误”，等等等等。这是否是文过饰非尚不敢说，但听过之后并未得到什么轻松的反应，当弄明白它的实质后，倒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可以在修辞上进行各种探讨，但修辞毕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关于如何解决就业难的问题，笔者提不出任何一点办法，也不愿意人云亦云或发挥自己的想象罗列一二三四。按一种最基本的想法，经济不发展，什么样的办法都是闲的。中国当前的主要方向，第一是发展经济，第二还就是发展经济。和其它任何危机相比，人口危机是最致命的危机，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深刻的内生危机。即令我们没有通货膨胀、腐败、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所有使人头痛的问题，仅仅就解决天文数字般的人口生存，社会也得殚思竭虑，穷于应付。中国人虽多，但却不能因此就贱视人的生命，还必使他们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在人口和环境这个题目中，我们更不能期望单靠技术上的解决方法使我们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还必须依赖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这个教育是大教育，是以人的道德教育为主的文明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可操作入手，从人人都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良知作起，要有耐心、有韧劲，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的魅力。且忌搞形式，造声势，提漂亮口号，发时髦论调、凑数字、完任务、一阵风；不要以会议代替扎扎实实的工作，要以身教代替言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需要下功夫，而绝不能急功近利的。社会总是埋怨：为什么见义勇为者少，为什么见利忘义者多？为什么不想一想处于社会下层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精神状况方面与社会有无差距？假如他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即工作），作体面人的自尊会有的。鸡鸣狗盗之徒会有，那毕竟是极个别的。在那时，胆敢有人为非作歹，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