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浅俗”之否定到多元之阐释——清前中期白居易诗接受的阶段性变化及其要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因论文,阶段性论文,白居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明人主要以格调、正变评说唐诗不同，从清初开始，随着对前后七子、公安、竟陵诸派的反思和批判，随着以王士祯为代表的神韵派的崛起，一些评家开始以典雅、神韵为审美标准，对包括白居易诗在内的唐诗予以新的诠评，从而形成了一股与明人既相承接又有区别的接受思潮。在这种接受思潮的导引下，向被视为浅俗的白诗自然受到了较多的指责和否定。这种情形，直到乾隆年间由清高宗敕编、御选的四十七卷《御选唐宋诗醇》出，才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扭转；而分别以袁枚、赵翼和翁方纲为代表的性灵派、肌理派的相继活跃，则使得白诗之多元化评说和肯定性评价得以深化和延续。
一、清初对典雅、神韵的追求与对浅俗的否定
典雅，谓文词有典据而雅训，与之相近的词语如高雅、清雅、渊雅、醇雅等，均指向清醇高贵一途；神韵，谓风格含蓄而有韵味，与之相近的词语如气韵、风神、风味、情韵等，均含有自然浑成、意在言外的意味。而无论是典雅，还是神韵，都与浅俗鄙俚不搭边，并视之为大敌，必欲铲除之而后快。如此看来，元、白诗派被人一再指责的鄙俚浅俗、言尽意尽等创作弊端，便很难逃过力倡典雅、神韵之清初评家的口诛笔伐了。
首先是由明入清的钱谦益（1582—1664），以其对有明一代诗学弊端的洞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和流弊痛加指斥，即使对对他不无肯定的公安派也不放过，谓其“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① 就钱氏之学诗经历言，尽管对白诗不无染指，但面对雅与俗的矛盾，他还是明确诎俗而崇雅的。同时稍后的朱彝尊（1629—1709）也严厉抨击袁宗道说：“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苏各有神采，颇乃颓波自放，舍其高洁，专尚鄙俚。钟、谭从而再变，枵音鴂舌，风雅荡然，泗鼎将沉，魑魅齐见。言作俑者，孰谓非伯修也邪？”② 表面看来，这里批评的是公安诸人“专尚鄙俚”的流弊，但深入来看，这种“鄙俚”就发源而言却与元、白一派相关；进一步说，“鄙俚公行”的结果造成了“雅故灭裂”、“风雅荡然”，而要重建“风雅”，就必须涤除“鄙俚”之“颓波”。大概正是基于此一美学追求，朱彝尊崇唐诎宋，去俗崇雅，认为唐诗“正者极于杜，奇者极于韩”，宋人之作“非能轶出唐人之上”；至其“鄙俚以为文，诙笑嬉
以为尚”，则无异于“杂以屠沽阛阓之声，熏以糟浆之气，游者将掩耳蒙袂疾走焉”。③
与钱、朱二人在身世、地位及思想上均有不同，作为明朝遗民的王夫之（1619—1692）在诗学上更提倡兴观群怨的作用和情景的融合。但就雅俗二宗论，则力推司空图所谓“规以象外，得之圜中”的境界，强调诗歌创作“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④ 而对那些“里耳喧传，非俗不赏”的作者、作品嗤之以鼻。在诗学观上，王氏崇盛唐而鄙薄晚唐和宋诗，对白居易诗亦深致不满：
太白乐府歌行，则倾囊而出耳。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
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皆艳极而有所止。……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禂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⑤
大概正是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导致王氏在其《唐诗评选》所收150余家540多首作品中，只选了3首白诗、1首元诗，较之王建的12首、张籍的6首，还远有不如。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论者围绕白诗从不同角度展开批评。如宋徵璧（1617？—？）认为：“元、白体至卑，乃《琵琶行》、《连昌宫词》、《长恨歌》未尝不可读。但子由所云：‘元、白纪事，尺寸不遗’，所以拙耳。”⑥ 毛先舒（1620—1688）明言：“予谓诗不贵险，却自须深，元、白鄙俚，讵足为训？”⑦ 贺裳（约1681年前后在世）对元、白诗总的看法是：“元白诗不能高”。虽然白有“清绮之才”，但“其病有二：一在务多，一在强学少陵，率而下笔”，从而导致“骨弱体卑，语直意浅”。⑧ 综观这些评说，大多着意于雅俗之辨，而对白诗之浅俗卑弱深致不满。如果从诗歌批评史的角度看，实际上都是对中晚唐以来以浅俗论白诗，特别是宋人苏轼提出的“元轻白俗”论的继承和发展，所不同者，只是清初评家因特重雅道，对白氏的批评更为集中而已。
对白诗浅俗之批评更严厉的，是清初“执吟坛牛耳者几五十年”⑨ 的王士祯（1634—1711）。王氏承接晚唐司空图“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南宋严羽“兴趣”、“妙悟”，“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诗学主张，论诗重神韵。而他所谓之“神韵”，重在清、远二端。清，盖谓诗情、诗境之清雅脱俗；远，则谓诗韵、诗味之含蓄无尽。能达此一境界，始可言神韵，而凡与此不符者，则视其暌隔之程度，给予强弱不同的排斥和否定。四库馆臣概括指出：“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并分析原因谓：“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馀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⑩ 由此而言，王士祯标榜神韵的动因似在于救明诗摹拟及清初学宋诗之弊，而其过度推崇神韵的结果，则是矫枉过正，只尊王、孟、韦、柳等风格冲淡清远一派诗人，而李、杜、韩、白等一大批诗人均因不合标准而被其选本淘汰出局。
王士祯虽然不选李、杜、韩、白诸人诗，但在评论时，对此数人还是区别对待的。由于杜甫诗名太高，王氏不敢“显攻之”，故“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11) 而对于向被视为浅俗诗风代表的白居易，他就用不着客气了。先是于诗中嘲笑白诗曰：“广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难披。诗名流播鸡林远，独愧文章替左司。”(12) 并一再以白、韦二人作比，认为：“乐天襟韵旷达，故不减韦公；而诗格相去，何啻万里！”(13) 而在其诸种诗话中，更从鉴别能力、诗之品格及其对后学影响诸方面，予以直截了当的批评和指斥：
乐天作《刘白倡和集解》，独举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为神妙，且云此等语，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之。殊不可晓。宜元白于盛唐诸家兴象超诣之妙，全未梦见。(14)
唐人章八元《题慈恩寺塔》诗云：“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鄙俚极矣。乃元白激赞之不容口，且曰：“不意严维出此弟子。”论诗至此，亦一劫也。(15)
既然元、白不能鉴别诗之好坏，则其审美眼光之低劣不言可知；既然其于盛唐兴象超诣之妙全未梦见，则其诗作之浅俗鄙俚亦在情理之中：
元白二集，瑕瑜错陈，持择须慎，初学人尤不可观之。
李长吉诗云：“骨重神寒天庙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诗品。司空表圣《与王驾评诗》云：“王右丞韦苏州，趣味澄敻，如清沇之贯逵；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贵。(16)
以“骨重神寒”为标准，认为元、白诗少此四字而“其品不贵”，并告诫“初学人尤不可观之”。言外之意是说，读元、白诗若持择不慎，便会堕入旁道，坏人心术。为了证实这一点，王士祯还举例说明：“桐城方涂山少有才华，后学白乐天，遂流为俚鄙浅俗，如所谓打油、钉铰者。”“少有才华”，本可前途无量的，却因学了白乐天，而流入俚鄙浅俗一途，委实可惜。由此益见初学者决不可读白诗，而选诗者亦不宜选白诗。用王氏的话说就是：“乐天诗可选者少，不可选者多，存其可者亦难。”(17)
王士祯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指斥元、白之诗，关键一点即在于元、白的“鄙俚浅俗”与王氏所提倡的典雅、神韵格格不入，而且有碍于“骨重神寒”、“兴象超诣”之品格和境界的达成。因而，他不惜采取极端的态度，必欲荡涤之而后快。不过，王氏对白诗的态度也具有两面性，对个别写得好的白诗，他也曾有过褒奖，而到了晚年，其诗学态度又有转变，逐渐由极端趋于平和，由门户森严转向相对宽容。如其去世前三年亦即康熙戊子岁（1708）编定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即收入白居易诗22首、元稹诗13首，并在《序》中声言：“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伦，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至于其《池北偶谈》之“池北”二字、《居易录》之“居易”二字，均与白居易有关，前者“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池北偶谈·序》），后者取顾况谓乐天“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语“以名其书”（《居易录·序》）。由此可知，在诗学理念和生活情趣上，晚年王士祯与白居易已具有渐趋接近的倾向。
二、清前期评家对白诗接受方向的扭转
与王士祯等人一味尊雅正、倡神韵相比，其同时期和稍后的部分诗评家虽未放弃雅正立场，但对神韵之过于虚无缥缈的倾向也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对元、白诗派的所谓“浅俗”也给出了别样的解释，从而在价值评判上建立了新的标准。
首先应注意的是年岁略长于王士祯的叶燮（1627—1703）。在《百家唐诗序》中，叶燮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将中唐定位为“古今百代之中”，对韩、柳、元、白诸人诗之格调声情的变化予以深刻的揭示，从而凸显了中唐诗在自唐至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其论诗代表作《原诗》中，他力崇杜甫、韩愈、苏轼诸家，然对元、白诸人诗亦有深入的评说：
诗文集务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传之作，正不在多。苏、李数篇，自可千古。后人渐以多为贵。元、白《长庆集》实始滥觞，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
白居易诗，传为老妪可晓，余谓此言亦未尽然。今观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苏轼谓其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之易厌。夫白之易厌，更甚于李（按：指李白），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如《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此风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属对精紧，使事严切，章法变化中，条理井然，读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后不多者；人每易视白，则失之矣。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拟。二人同时得盛名，必有其实，俱未可轻议也。(18)
这里，叶氏一方面指出了元、白诗贪多务得、读之易厌的弊端，另一方面则对白诗令老妪可晓的说法提出质疑。他不是为白诗的浅俗辩白，而是客观地指出白诗还有“寄托深远”、“言浅而深，意微而显”、“属对精紧，使事严切”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一言以蔽之，便是“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俗中有雅，雅俗相包，这乃是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尽管白诗有很多作品达不到此境，但并不能因为其有达不到者而忽视其达到者，更不能用达不到者代替整个白诗。
如果说，叶燮对白诗的评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学理的持平态度，那么，稍后的田雯（1635—1704）之评白诗，则更多地出于个人的偏爱。他认为：老杜、摩诘、嘉州、青莲、襄阳“五家而外，乐天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到语，皆他人所未发”。(19) 将白诗与盛唐的杜甫、王维、岑参、李白、孟浩然诗相提并论，一改前人所谓“俗浅”而为“清浅”，且谓其“极清浅可爱”、“发他人所未发”，可见田氏对白诗认同度之高。与田雯相比，赵执信（1662—1744）对白诗的肯定与其说出自个人喜好，不如说主要缘于他对王士祯及其神韵说的不满。执信本为士祯甥婿，初甚相得，后因事龃龉，遂致一生交恶，并在创作和理论上与王氏的“神韵说”相抗衡、相诘难。在《谈龙录》中，赵执信指出：“阮翁……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余谓昭谏无论已，乐天《秦中吟》、《新乐府》而可薄，是绝《小雅》也。”又谓：“句法须求健举，七言古诗尤亟。然歌行杂言中，优柔舒缓之调，读之可歌可泣，感人弥深，如白氏及张王乐府具在也。”(20) 将白氏讽谕诗与《小雅》相提并论，并谓白诗与张王乐府“可歌可泣，感人弥深”，见出推许之高；而王士祯“薄乐天”行径之可笑可议，便在不言之中了。
查慎行（1650—1727）是此期另一位不满“神韵说”的著名诗人。其诗兼学唐、宋，而受苏轼、陆游影响最深，于唐则颇赏白诗，曾被誉为“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21) 在其《敬业堂诗集》中，即有多首效白之作，如《对雨戏效白乐天体四首》、《拟乐天一字至七字体以题为韵分得帘字》、《庚寅元日试笔戏效乐天体》等，并自述心迹曰：“敢拟微之并乐天，才名官职两殊悬。”(22) 其《白香山诗评》更对白诗一一评说，如谓：“口头语，道得出”、“曲折如愿”、“却是未经人道”、“透快，醒人心目”、“白描高手，只是善达性情”、“妙想妙论”、“信手拈来，如灯取影”、“属对至此，可谓浑脱浏灕”、“节节变，声声换，无意不透，无笔不灵”、“结句不测，妙有馀味”、“结语作达，分外风流”、“磊落夷犹，老境独得”。(23) 细读这些评语，可以见出查氏对白诗的心折之迹，也可见出其借推许白诗以矫正时弊的用意。
此一时期对白诗之传播有更大推进作用者，是汪立名编纂的《白香山诗集》。该集共四十卷，其特点是将白诗从白集中单独辑出，重加编排，并附白氏年谱。这是白居易全部诗歌较早的一部专集，于清康熙四十一至四十二年（1702—1703）刊刻行世，在当时颇具影响。汪氏在序中这样说道：
昔人谓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韩之《南山》、白之讽谕，其最著矣。就二公论之，大抵韩得杜之变，白得杜之正，盖各得其一体，而造乎其极者。故夫贯穿声韵，操纵格律，肆厥排比，终不失尺寸；少陵而下，亦莫如二公。自后山妄斥昌黎，已非通论；至香山诗，辞旨虽主于畅达，要自刻意陶浣而出之，使人不复能寻其斤新之迹，当时尤多好之者。……乃世多谬指浅率不经意语为白体，甚者且拾东坡诔友之辞，至以轻俗同讥，抑又过矣。(24)
先将韩愈、白居易作为承接杜甫的最佳人选，分别拈出；继谓韩得杜之变，白得杜之正，总谓之“造乎其极者”。而就白诗言，其特点：一是辞旨畅达；二是有锤炼之功；三是无斧凿痕迹。至于世人将白体视为浅率或轻俗，则未免太过。这里，汪氏不仅给予白诗一个很高的评价，而且对他在杜甫以后的诗史地位作出了明确的推许。这一评价和推许，对稍后《御选唐宋诗醇》、《瓯北诗话》等书之高度评白的倾向，具有直接的开启意义。
三、《御选唐宋诗醇》对白诗的价值评判及其影响
大概正是基于前述诗人、评家对白诗的肯定，以及对神韵派空疏玄远流弊的克服，乾隆十五年（1750）由清高宗敇编的大型选本《御选唐宋诗醇》给予白居易诗以特别的礼遇，并由此开辟了白诗接受史上的新天地。
该书共选唐、宋六家诗，其中唐四家，即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两家，即苏轼、陆游。《唐宋诗醇·凡例》解释原因说：“兹独取六家者，谓惟此足称大家也。大家与名家，犹大将与名将，其体段正自不同。李杜一时瑜亮，固千古希有；若唐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继苏者有黄，在当日亦几角立争雄。而百世论定，则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其视白、苏较逊。退之虽以文为诗，要其志在直追李杜，实能拔奇于李杜之外；务观包含宏大，亦犹唐有乐天。然则骚坛之大将旗鼓，舍此何适矣。”(25) 稍后，四库馆臣又为该书作《提要》，对选白、韩诗的原因作补充说明：李杜以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26) 细绎这两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将白居易与李、杜、韩相并列，谓之为高过名家的大家，足见评价之高；其二，将年龄本小于韩愈的白居易置于韩之前，又见其对白的重视；其三，选录白诗，看重的是其“平易而最近乎情”的特点，而“平易”在此前论家那里往往是被视作“浅俗”予以批评的；其四，比较元、白优劣，明确指出“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元不如白；其五，认为此选“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其意在为后世提供诗家典型和诗作范本。
当然，《御选唐宋诗醇》选录白居易，也不无对王士祯倡导神韵、诠评失当的反拨和针砭。在历数了王氏诸选本不录白诗，甚至不录李、杜诗的情形后，四库馆臣指出：王士祯所标榜的“神韵”，只是“诗之一体”，若以此绳例万有，便已入偏颇；更何况就此“一体”言，也不合“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其结果只能是“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27) 明乎此，就可以了解《御选唐宋诗醇》之编纂，实在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并且是为其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服务的。而这样一种目的，恰恰在客观上玉成了白居易。《御选唐宋诗醇》收白诗八卷，总览其诗后评语，诸如：“古体多以铺叙畅达见长，短篇间以含蓄蕴藉生姿”，“拓开一层，寄慨益深”，“结局斗绝，有一落千丈之势”，“铺陈详赡，词旨庄雅，琅琅可诵”，“意浅情深”，“句句细贴，一层深一层”，“似此风调，虽起王昌龄、李白辈为之，何以复加”，等等，大多为赞誉甚至过誉之词。而在该书卷十九之白诗总评中，编者首先概述白诗数量之多、传播之远、诗名之盛，接着就白氏人品展开议论，谓其正直刚毅，明于进退，故诗歌内容和风格表现为“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具体来说便是：
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而杜牧讥其纤艳淫媟，非庄人雅士所为。夫居易之庄雅孰与牧，牧诗乃纤艳淫媟之尤者，而反唇以訾居易乎？
既指出白诗与六义、杜诗之关联，揭示其“温厚和平”之意与“流丽安详”之貌，又对杜牧等人非毁白诗的说法予以有力辩驳。尽管编者并不否认白诗有“体之重复、词之浅易者”，但就总体而言，这只能是白璧微瑕。历代耳食者多集矢于白诗之浅易、冗漫，而忽视了其真正价值，这样一种蚍蜉撼大树的行为，“何损于香山居士欤？！”(28)
这是编者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乾隆皇帝的观点。因为是编之成书，前有乾隆之序，书中又夹有大量“御批”，而据纪昀等所作《提要》所谓“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云云，可知乾隆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躬亲其事”了。既然如此，这部选本的功用便远非一般选本所可比拟，它实质上是以帝王意志和国家行为对唐、宋诗学作出的价值评判，是对纷纭众说予以整齐划一的规范性论定。尽管书中的观点我们不尽赞同，但它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视的。
较早接受这种影响的，首推生活于康、乾时期官高位重的著名诗选家和诗评家沈德潜（1673—1769）。沈氏本为叶燮门生，但持论与乃师有异，尊唐诎宋，重格调，主温柔敦厚，是其主要特点。对于王士祯的神韵说，他也屡致不满，认为其《唐贤三昧集》取径过狭，“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29) 所有这些，固然与沈氏之性情学养有关，但其中也未尝没有《御选唐宋诗醇》影响的元素。
对于元、白诸人诗，他的认识则有一个由不满而至肯定的发展过程。《唐诗别裁集》初次刊刻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中未录元、白、张、王诗，说明这些诗作不符合作者所申明的“去郑存雅”、“微而婉、和而庄”的选诗标准。到了雍正辛亥（1731），沈氏撰《说诗晬语》，曾将白诗与刘禹锡诗作比，认为“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又评白、张、王诸人诗谓：“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喻》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惟张文昌、王仲初乐府，专以口齿利便胜人，雅非贵品。”(30) 可见他对白诗的评价已有转变，至于张、王乐府，仍在贬斥之列。而到了乾隆癸未（1763）之岁，他最后修订重刻《唐诗别裁集》，则不仅增补了白氏讽谕之作和张、王乐府，谓其“有补世道人心”、“委折深婉，曲道人情”(31)，而且对白诗情有独钟，一再奖赞：
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集中可采者多，兹取其大有关系者。（卷三《白居易小传》）
诗称元白体，其实元不逮白。白修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语纤，又流于涩。东坡品为元轻白俗，非定论也。（卷八《元稹小传》）
两段评说分别对白诗予以较高的肯定：前者将白氏其人其诗与杜甫相提并论，而“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一语，直接袭自《御选唐宋诗醇》评白语而略有变化；后者则径将元、白作比，肯定白诗“皆雅音”，而元诗“意拙语纤，又流于涩”，由此见出苏轼所评“元轻白俗”之“白俗”为不确。
进一步看，沈德潜在关注白氏讽谕诗的同时，还将元、白长篇《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尽数选入。相比之下，沈氏对元诗颇有不满，“已置而仍存之”(32)；而对白诗，则不吝称誉之词。如评《长恨歌》：“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悠扬旑旎，情至文生，本王、杨、卢、骆而又加变化者矣。”(33) 评《琵琶行》：“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34) 如果将之与《御选唐宋诗醇》卷二十二评此二诗所谓“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等话语相比照，则其间的相似性是不难发现的。从时间上看，这时距该集初刻已46年，而距《御选唐宋诗醇》之编成也已13年了。寻绎沈氏对白居易诸人诗弃取态度的变化，固然有“采录未竟”、“体格有遗”而欲全备的意图，但与最高统治者诗学主张之影响似乎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此一时期，还有一些评家受时风影响，对白诗发表评论。如黄子云（1691—1754）颇赏白氏《琵琶行》，谓其“婉折周详，有意到笔随之妙，篇中句亦警拔”(35)；李重华（1736前后在世）则推重白诗五言排律，谓其窥破少陵之秘，“将险韵参错前后，略无痕迹，遂得绰有馀裕。故百韵叙事，当以香山为法”(36)；乔亿（1730前后在世）对白氏之心性情怀不无欣赏，谓其“中怀坦荡，见之于诗，亦洞彻表里，曲尽事情，俾读者欣然如对乐易友也”(37)；薛雪（1681—1770）更从整体上评说元、白之作：“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38) 虽然这些评家也对白诗之“冗涣”、“流滑”、“轻薄”予以针砭，但从总的方面看，已与清初评家对白诗重在否定的态度判然有别了。
四、清中期接受白诗的多元态势和持续走高的评价
由于《御选唐宋诗醇》的权威性影响，白居易诗被清中期多数评家所认可；又由于此期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诗派的崛起，白诗更是受到了空前的肯定和重视，对白诗的解读也开始走向多元化的态势。
袁枚（1716—1797）之倡导性灵，固然与晚明公安派之性灵说有渊源关系，但更重要的，则是基于他天姿骏发的才情、对自我个性的强调、通脱放浪的生活情趣，以及对王士祯之胶著神韵、沈德潜之标举格调而压抑真情的反拨。袁氏的这种特点，与白居易等人之闲适随意、心性平和、重情重性颇有相通处，故他对白诗不无好感，其诗风亦近白诗，并每每被人以乐天相称：“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自题》）。(39) 在不少情况下，袁枚还以乐天、白傅自命，如谓：“多蒙裴令意相怜，几度书来唤乐天”（《两湖制府毕秋帆先生六十寿诗》其三），“如何尚有仙龛在，梦里分明唤乐天”（《二月八日记梦》）、“冒雨常迎严武驾，怜才屡和乐天诗”（《彭芝亭大司马八十索诗》）。(40) 袁枚之所以瓣香乐天，根本原因即在于两人心性相近。其《读白太傅集三首有序》谓：“人多称余诗学白傅，自惭平时于公集殊未宣究。今年从岭南归，在香亭处借《长庆集》，舟中读之，始知阳货无心，貌类孔子。然余性不饮，又不佞佛，二事与太傅异矣。姑吟三首，质太傅并质好余诗者。”其一云：“人道侬诗半学公，今看《长庆集》才终。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谁能学华形骸外，颇不相同正是同。”其三云：“朝里最怜朋軰少，集中惟有妓名多。诗如天女衣无缝，心似秋江水不波。争怪瓣香人供奉，元之以后又东坡。”(41) 据此而言，袁氏由最初之无意效白而终竟似白，说明两人心性之天然契合；至于早谋先定，明于进退，天性多情，喜好女乐，诗谢雕琢，心由自主，则是袁、白两人的主要相似点。虽饮酒、佞佛二端袁不类白，但已无碍大局，因为“颇不相同正是同”。
与《御选唐宋诗醇》对唐诗“大家”的看法一致，袁枚明确指出：“唐以李、杜、韩、白为大家。”(42) 并引前人语谓：“白香山诗，无一句不自在，故其为人和平乐易。”(43) 而对友人批评自己效法白居易、杜牧并劝删集内缘情之作的言论，则予以坚决反驳：
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学人也，仆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为规，何其高视仆而卑视古人耶？足下之意，以为我辈成名，必如濂、洛、关、闽而后可耳。然鄙意以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鱼之一目，而鱼不乐者何也？目虽贱而真，珠虽贵而伪故也。……宋儒责白傅杭州诗忆妓者多，忆民者少。然则文王“寤寐求之”至于“展转反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44)
袁枚在此着力强调的是性情之真，而他之所以效法乐天、樊川，也在于两人具有真性情。在他看来，宁可持此真性情被人侧目，也不愿做伪道学而压抑自我。所谓“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45) 不啻其夫子自道。
由欣赏白诗之真，到欣赏白诗之独创性，是一个逻辑的发展过程。所以袁枚对王士祯一再非毁白诗的言论极为不满：
阮亭《池北偶谈》笑元白作诗，未窥盛唐门户。此论甚谬。桑弢父讥之云：“大辨才从觉悟馀，香山居士老文殊。渔洋老眼披金屑，失却光明大宝珠。”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独树一帜者，正为其不袭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头画角若明七子，而后谓之窥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韩、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于少陵亦时有微词，况元白乎？(46)
不袭盛唐窠臼，才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白诗之异于盛唐诗，价值正在于此。王士祯出于个人喜好，不仅诋毁元白，而且排抑李杜，则其论之谬，不辨自明。
此外，袁枚还对白诗之创作过程予以辨析。《随园诗话》卷六谓：“周元公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余读公诗云：‘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然则元公之言信矣。”《续诗品三十二首·灭迹》进一步申说：“白傅改诗，不留一字。今读其诗，平平无异。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谁探。”(47) 从白诗之不断修改，见出其创作态度之认真、其平易诗风之可贵。思苦言甘，词浅意深，这就是白诗的不传之妙。
性灵派另一代表人物赵翼（1727—1814）也喜爱白诗，其《瓯北集》中即有多首用白诗韵、效香山体、赞白公诗之作，如《用白傅虎邱寺路韵题白公祠》、《新正五日得雪效香山体》、《读香山诗》、《戏题白香山集》、《读白香山陆放翁二集戏作》等即是；至于白诗涉及的人事，也屡屡激起他的无端感怀，如《真娘墓》之“也似香山白居士，竟将杯酒滴荒阡”，《泊舟琵琶亭作》之“香山四十六七岁，正是左迁江州日。我今亦以镌秩过，计年亦是四十七。后先相距一千载，浪迹偶然同一律。公之风流在天壤，不但诗传长庆集。笑我区区腐儒陋，敢以鸿泥诩相匹”。(48) 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白氏品性、才华的赏爱和认同。
然而，与这种创作层面的仿效和感性的赏爱相比，赵翼更重视对白诗的系统观照和理性分析。其《瓯北诗话》共选唐、宋、金、明、清十家诗作为重点评论对象，其中唐、宋六家，为李、杜、韩、白、苏、陆，盖与《御选唐宋诗醇》之选诗完全一致。而在评白居易一卷中，从元、白之开宗立派，到白集之编订、传播，从白诗各体之特点，到白氏生活情趣、立身行世之情形，无不详加论说，可谓历代评白诗之集大成者。兹择其较有关系之数条，列次于下：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
香山诗……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之一篇，几于不忍释手。……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然近体中五言排律，或百韵，或数十韵，皆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劲而神完，虽千百言，亦沛然有馀，无一懈笔。
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盖诗境愈老，信笔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虽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备一体也。
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盖元、白觑此一体，为历代所无，可从此出奇。自量才力，又为之而有馀。故一往一来，彼此角胜，遂以之擅场。……观此可以见二公才力之大矣。(49)
总观上引评语，可以见出赵翼对白诗辨析之深、评价之高，而其最值得注意者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认为韩、孟与元、白两派均有开疆拓宇之功，然相比之下，因元、白一派更重性情，故较胜于韩、孟。历代评家以其多眼前景、口头语而訾以轻俗，不知此正是元、白诸人诗“沁人心脾，耐人咀嚼”之所在。其二，白诗古体优于近体，近体中五排较胜，而其古诗、律诗又多创体；至于语言运用，则得心应手，“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已达极高境界。其三，针对历代评家多所批评的次韵一体发表新说，将之视为元、白“推倒一世”、“创前古所未有”的行径，高度评价了元、白二人在诗体发展史上的贡献。当然，赵翼对白氏其人、其诗有赞赏，也有批评，这些批评多集中于其诗之语浅意拙、句法句意雷同、少拣汰之功上。仔细研读这些评论可知，赵翼对白诗的态度是理性的、多元的，他并不因对白诗的赏爱而一意褒美，也不因白诗存在若干缺憾而忽视其主要成就。他是以批评为辅，奖赞为主，而奖赞的方向则在于白诗的创新程度上。如果说，晚明许学夷看重白诗的，主要是其在唐、宋诗史上“变”的作用，那么，赵翼看重白诗的，便主要是其在盛唐之后“创”的作用，而在对此“创”的论述深度和系统程度上，又较许氏远有过之。
袁枚、赵翼之外，此期论诗倡肌理、宗宋诗的翁方纲（1733—1818）也对白诗屡予高评，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善于从诗史的角度着眼，为重要诗人定位。其《七言律诗钞·凡例》将唐以前诗人分为三种类型，即齐、梁至隋的“才人之诗”，初、盛唐的“诗人之诗”，以杜甫为代表的“学人之诗”，而韩愈兼具三者之长；到了宋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人上承杜、韩，发展衍变，始成宋诗面目；由此而言，杜甫、韩愈便成了沟通唐、宋的津梁。与之相类，白居易也是沟通唐、宋的重要诗人，只是与韩诗上承杜诗相比，白诗的源头还要远一些：“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七古乐府，则独辟町畦，其钩心斗角，接荀合缝处，殆于无法不备。”(50) 认为白诗承渊明而启苏、陆，是自晋至宋的一个中转站。正由于如此，所以白诗值得重视。在《石洲诗话》中，翁方纲特别关注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所谓“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的说法，一再申明：“此实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与陶并言，而言其继谢；不以陶与韦并言，而言其似白者，盖陶与白皆萧散闲适之品，谢与柳皆蕴酿神秀之品也。”(51) 这一观点，既承接元遗山而对苏轼以柳、韦继陶的说法予以反驳，将白视为陶之正传；又以“萧散闲适”为白诗定品，进一步确立了由陶而白而苏、陆的发展脉络，从而有力地提高了白诗的地位。
二是从现实出发，针对清初王士祯极力贬抑白诗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唐人诗至白公，自不当尽以阮亭先生所讲第一义绳之。”(52) 并引王士祯评白之“广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难披。诗名流播鸡林远，独愧文章替左司”一诗，发表评论说：“若以韦在白上，则拟不于伦也。白诗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苏州而云尔，岂其关涉诗品耶？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渔洋论诗之例例之，则所谓广大教化主者，直是粗细雅俗之不择，泥沙瓦砾之不拣耳。……未知先生意中所谓‘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53) 其《评陆堂诗》一文更明确地为白诗翻案：“昔王渔洋尝斥白香山为屠沽矣。白公之广大，岂以渔洋此语而减价乎？”(54) 由此出发，翁氏进一步就王士祯批评白居易无眼光、竟推赏徐凝《庐山瀑布》之“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二句的言论，发表评说，为白氏辩诬：“至白公称之，则所见又自不同。盖白公不于骨格间相马，惟以奔腾之势论之耳。阮亭先生所以与白公异论者，其故亦在此。”(55) 以上数例，或讥或讽，或驳或辨，既为白诗张目，更斥渔洋偏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力度。
三是重视诗歌创作的筋脉笔法，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评价白诗。尽管翁方纲也意识到元、白诗歌有“太露太直”的弊病，但并不因此而掩蔽白诗的长处。如谓白之七律“无一笔不提，无一笔不变，而皆于平实出之”；白之“《长恨歌》、《霓裳羽衣曲》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韩公之辙也，是乃‘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耳。”(56) 至于元、白诗常用的铺陈、排比手法，亦未可轻加非议，因为：“诗家之难，转不难于妙悟，而实难于‘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即如白之《和梦游春》五言长篇以及《游悟真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经营缔构而为之，初不学开、宝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为之实艰难。”(57) 以上所论，关乎用笔之变化、诗风之特点、诗体之独创性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翁氏一一指陈，高度评价，字里行间充溢着赏爱之情。
以上三个方面，是翁方纲评说白诗的主要出发点，也是他推尊白诗的精粹所在。将之与袁枚、赵翼对白诗的评说相比，其相同处在于都大幅度地转变了清初评家以浅俗论白诗并简单否定的做法，对白诗予以多角度的深入解会，这既展示了白诗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艺术特质，又体现了清中期评家开阔的视野、理性的态度和超越前人的鉴别能力；其异处在于袁枚之于白诗多出以性情的相通和诗风的相近，赵翼之于白诗更多系统的观照和学理的分析，而翁氏之于白诗则多出以诗史的眼光和现实的考量。换言之，对诗史发展的深入体悟，给他观察白居易提供了别样的视角，而对王士祯过抑白诗的反拨、对诗歌创作法度的讲求以及《御选唐宋诗醇》的影响，则奠定了他推赏白诗的基础。
五、简短的结论
清前中期的白诗接受由否定到肯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王士祯为代表的清初评家倡典雅、神韵而斥浅俗，是为白诗接受之低潮期；第二阶段，出于对神韵派的反拨，白诗评价开始走高，而至《御选唐宋诗醇》达至顶点，是为白诗接受之高潮期；第三阶段，在主流诗学思潮的影响下，清中期的白诗阐释日趋多元，白诗的丰富内涵与诗史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强化，是为白诗接受之持续期。
对白诗的接受之所以由低走高，首先缘于众多评家对清初诸人极度贬抑白诗之偏颇的反拨。接受学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将事物推向极端的做法，都会招致后来者的强力反对，而热衷于挑战名家，围绕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辩难，也正是接受史上最常见的现象。从叶燮、查慎行、赵执信、汪立名到沈德潜、袁枚、赵翼、翁方纲，白居易其人其诗一再引起评家的关注，获得高评，即是这种反拨和辩难的具体体现。
白诗由低走高的更重要原因，则在于《御选唐宋诗醇》对白诗地位的钦定及由此形成的主流诗学思潮的影响。前引四库馆臣谓经乾隆帝亲自寓目而选出的唐、宋六家诗，乃“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大致可视作当日诗学批评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言论。而白居易其人、其诗，也随着御选和馆评，攀升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嘉、道年间的政坛大僚、文坛健将梁章钜（1775—1849）有言：“王渔洋力戒人看《长庆集》，此渔洋一家之论，后学且不必理会他。”又说：“唐以李、杜、韩、白为四大家，宋以苏、陆为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其论始定；《四库提要》阐绎之，其义益明。”并引《四库提要》评白诸语，谓为“千古定评”。(58) 由此可窥见清中期白诗接受原因之一斑。
当然，白诗之受到高评，又不仅仅缘于上述两种外部原因，除此之外，它还与白诗自身所具有的可供人不断解读的丰富内涵相关，与接受者的理性态度和日趋提升的鉴别能力相关，同时，也和性灵诗派因与白诗声气相通而导致的赏爱态度相关。似乎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从不同方面将白诗推向其接受史的高潮。虽然在部分评家那里，还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延续着“元轻白俗”类的批评声音，但肯定多过否定，赞扬多于批评，已形成清中期白诗接受史上大的趋势，也由此营造了一道围绕白诗评价而出现的不可忽略的独特景观。
如果将考察的视线向后稍作延伸，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审美思潮的变化，《御选唐宋诗醇》所具有的权威效应已开始减弱，而宋诗派、同光体在晚清的异军突起，也使得人们将关注目标更多地集中在宋诗及与宋诗关联更紧密的杜甫、韩愈身上，白诗不仅遭遇冷落，而且在某些重道德标准甚于艺术标准的诗评家那里，除讽谕诗之外的白诗再次受到严厉的批评。所有这些，大概也是前述接受史上反弹规律的表现吧。
［收稿日期］2010－01－16
注释：
① 钱谦益：《袁稽勋宏道》，《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7页。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65页。
③ 朱彝尊：《王学士西征草序》，《曝书亭集》卷三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⑤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21页。
⑥ 宋徵璧：《抱真堂诗话》，《清诗话续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⑦ 毛先舒：《诗辩坻》卷三，《清诗话续编》（上），第62页。
⑧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清诗话续编》（上），第357—358页。
⑨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57页。
⑩ 永瑢等：《御选唐宋诗醇》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28页。
(11) 赵执信：《谈龙录》，《清诗话》，第313页。
(12) 王士祯：《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其十一，《带经堂集》卷十四，清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
(13) 王士祯：《寄宋牧仲中丞二首》其二，《带经堂集》卷六十七。
(14)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1页。
(16)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卷一，第55、39页。
(17)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七、卷一，第778、43页。
(18) 叶燮：《原诗》卷四《外篇下》，《清诗话》，第606、604页。
(19) 田雯：《古欢堂杂著》，《清诗话续编》（上），第702页。
(20) 赵执信：《谈龙录》，《清诗话》，第313、315页。
(21) 赵翼：《瓯北诗话》卷十，《清诗话续编》（上），第1300页。
(22) 查慎行：《汤西厓前辈自通政改授翰林掌院学士时奉使岭南未归驰诗寄贺兼述鄙怀八首》其七，《敬业堂诗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查慎行：《查初白诗评十二种》，转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1—274页。
(24) 汪立名：《白香山诗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永瑢等：《御选唐宋诗醇》提要，《四库伞书总目》卷一九○，第1728页。
(27) 永瑢等：《御选唐宋诗醇》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第1728页。
(28) 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卷十六“白诗总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页。
(30) 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第541、538页。
(31) 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唐诗别裁集》，第3页。
(32)(33)(34) 《唐诗别裁集》卷八，第267、262、264页。
(35) 黄子云：《野鸿诗的》，《清诗话》，第865页。
(36)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清诗话》，第926页。
(37) 乔亿：《剑溪说诗又编》，《清诗话续编》（上），第1126页。
(38) 薛雪：《一瓢诗话》，《清诗话》，第690页。
(39) 袁枚：《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六，清乾隆刻增修本。
(40) 袁枚：《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二、二十七。
(41) 袁枚：《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
(42)(46)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0、80页。
(4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第21页。
(44) 袁枚：《答蕺园论诗书》，《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
(45) 袁枚：《遣兴》，《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
(47) 袁枚：《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
(48) 赵翼：《真娘墓》、《泊舟琵琶亭作》，《瓯北集》卷四七、卷二十，清嘉庆十七年湛贻堂刻本。
(49) 赵冀：《瓯北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上），第1173—1175页。
(50)(52)(55)(56)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下），第1391、1391、1392、1391页。
(51)(53)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清诗话续编》（下），第1504、1505页。
(54) 翁方纲：《评陆堂诗》，《复初斋文集》卷十，清李彦章校刻本。
(57)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下），第1373页。
(58) 梁章钜：《退庵随笔》，《清诗话续编》（下），第1976、19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