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学话语”的反思与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学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2)03-0005-09
话语霸权(discursive hegemony)分析问题成为中国“后学”的热门话题，中国学者出 于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深层思考，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意见。中国的后现代文化 研究在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只能切实地摒除游戏态度和炒作意 识，真正面对问题并不懈地进行思想审理，才有可能从后现代性的“解构方略”中走出 来，进入一种“价值建构”的新话语层面。在我看来，考察了后现代主义客观研究者和 推进者的看法后，不妨听一听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的声音。在这些不乏尖锐激烈的批评 中，中国后学问题得以进一步显豁，并使得学术问题同更广泛的当代问题联系起来。
一、后主义问题与启蒙话语的错位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理论主要是在话语领域掀起边缘性的喧哗与骚动，而后殖民 主义则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和行动化领域，直接参与文化身份、阶级意识的重新书写。可 以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与解构主义思潮，尤其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紧密相 关，正是解构主义构成了其理论支柱，而二者则在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发展了这种思想 。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其对整个世界的文化思想模 式进行了改写，构成了学术界明显的知识增长和学术推进。
1.中国后现代的思想错位与保守倾向
徐友渔以其对后现代的批评精神显示出自己的思想倾向，发表过多篇对后学以及相关 问题的批评文章，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思想的错位。在《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 挑战》中，徐友渔明确指出：“在今日之中国，要拥抱后现代主义，恐怕是一种急性病 。这种急性病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在中国知识界流行过。……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动 荡和政治冲击，使得学术规范尚未在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很好地确立，有些人又急不可 耐地要反规范、反方法，提倡‘怎么都行’了。”[1](P144)徐友渔进一步分析后现代 主义的反整体主义倾向和对多元主义的张扬，并对这种片面的思维走向，及其以偏概全 、以奇为新的本质加以揭露，认为中国后现代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和排斥性，所起的主 要作用越来越偏向于排斥现代性话语。“我想用‘错位’这个概念来说明我的观点：后 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平面移植到中国后的保守性的错位，以及中华 民族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后现代的先锋性、超前性之间的错位。”[2](P12)徐友渔坚持说 ，有的“后学家”的“理由在我看来极为随心所欲、不负责任。他(按：张颐武)举出的 理由有两条，一是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二是中国成了跨国资本投入 的焦点和国际贸易的新中心。全球化进程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进程，它并没有在八九十 年代之交发生突变。至于中国在90年代成了跨国资本投入的焦点和国际贸易中心，这完 全没有经济数据的支持。这一类话，与其说是严谨的分析，不如说是文人的信口开河。 ”[2](P4)尽管论者的论说比较尖锐，但无疑可以看到他对现代性的坚决维护，和对中 国后现代主义者对当代问题过分乐观所隐藏的深层问题的质疑。
其二，指认后现代对启蒙精神的否定是一种话语误读。在《“后主义”与启蒙》中， 徐友渔针对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应辨清以下问题：五四的启蒙是否是在传播西 方殖民话语?80年代的启蒙是否是无条件臣属于西方话语的结果?启蒙在中国受挫的原因 何在?我们应该坚持启蒙还是应该拒斥启蒙?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的某些‘后学’家往 往指责坚持启蒙传统和现代化导向的人是反传统的激进派，对西方话语顶礼膜拜。但以 上分析表明，他们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传统缺乏基本认识。他们的兴趣 、训练和写作内容及风格充分证明，他们并不丰富的话语全来自西方，而且仅局限于西 方的某种‘后主义’，我认为，将西方话语在中国做横向移植的，不是启蒙派知识分子 ，而是这些‘后学’家自己。在80年代末，文化热骤然降温，启蒙话语大受狙击。一些 ‘后学’家对此兴高采烈，以为用‘后主义’话语取代启蒙话语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张 颐武宣称，‘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其原因就国际方面说是全球化，就国 内方面说是市场化。我认为，这种立场和分析是短视和肤浅的，它出于对事实的回避和 曲解。”[3](P9)论者这种只认事实，坚持启蒙思想和全球化思路的立论，并非是过时 的现代性思想，尽管批评意见相当率直，但因其直面当代中国问题，所以是值得认真倾 听的。
其三，强调“批判”一词的本真含义。徐友渔认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判 ’都具有褒扬的含义，后学引为自傲的，是它对当代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它谴责的是 无批判地接受，称之为投降。问题在于‘批判’的正面意义，来自于批判者对自身所处 传统的批判。也就是说，批判应该是自我批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 的特征之一就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中国弃旧图新、实现现代化的前提 条件。”[4]在论者看来，后现代主义推进者只批西方现代性，却对中国当下问题和语 境缺乏反思批判，这种视角的偏颇有可能使中国现代思想的反省走上一条保守主义的道 路。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对现实权力的认同和对中心重建的热衷，已经背离真正的批判— 自我批判精神、使得文化批判仅仅成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而对中国现实性问题的回 避和对后现代自身的批判的阙如，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思想史问题，这个问题 成为后现代精神非彻底性的一个严重症候。无疑，徐友渔观点的尖锐性说明了其隐含的 问题的急迫性。
2.后现代主义——用时髦的游戏代替严谨的学术
西方后现代哲学集中了现代西方哲学内部各种自我怀疑否定的因素，对自身所处的文 化境遇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因而成为现代性终结的标志。赵敦华认为，后现代主义标志 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但却未能超越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现实而成为全新的哲学形态。 后现代哲学往往否定自己的精神谱系，它在超越现代的过程中标新立异、以新为上。“ 后现代哲学对其它派别思潮的激烈批判和排斥并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倒不如说 ，它的批判展示了现代西方哲学各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它往往用一派观点反对另一 派，又用第三派观点批判其中一方或双方。所谓后现代性不过仍然是现代各派观点的重 新组合。”[3](pp65-66)这样，后现代实际上并非一种全新的思想，而是各种现代哲学 流派的杂糅。不仅如此，后现代的怀疑精神已然消解了现代性价值信念，而“囿于主观 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完全摒弃了科学精神和方法，用时髦的游戏代 替严谨的学术。他们以为游戏规则可以无限地翻新，文本解释可以无穷繁衍，实际上既 毁坏了哲学，又阻碍了知识的增长。它一方面加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激化了其内 部业已存在的矛盾和悖论，……迎合标新立异的时尚，为了吸引众多的业余爱好者而不 顾专业研究者的批评，致使刻意创新流为矫揉造作，一味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已显 露出单调、重复、贫乏的窘相。可以预见，后现代主义和其它一些曾经流行的社会思潮 一样，都是昙花一现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失误在于没有预见到：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将不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时代，而是世界文化的时代。”[3](P72)赵 敦华的这段话十分重要，强调了后现代主义三个方面的失误，一是丧失了科学的严谨精 神而沉浸于游戏策略，未能形成真正的知识增长；二是从思维论和价值论上激化了西方 哲学的内在矛盾，使得解构性的否定怀疑日益成为一种表演；三是指出后现代缺乏未来 眼光，必将在“世界文化时代”中成为一种短期效应现象。赵敦华从事宗教问题研究， 这使其在价值归属问题上十分执着，因而他对后现代问题的检讨也就相当严格。这种严 谨的学术态度较之于那种用后现代主义来消解现代性而使宗教回归的做法，无疑要有意 义得多。
3.后现代“社论式知识旨趣”
对中国文化界中的后现代喧哗，哲学界的反应相对比较冷淡或冷静，更多的是思考其 对当代中国真正有推进意义的话题，而对无意义的学术泡沫则深加批评，其中不乏措辞 尖锐者。吴伯凡认为：近40年来，在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中发生了一场“思式”和“语 式”革命——以社论语态颠覆了纯粹学术式的言路和思路。但是“中国学界近年来热衷 于后现代论，既反映了中国学界社论式知识旨趣(后现代论给我们提供的主要‘好处’ 恐怕只是口号化的学术和学术化的口号，投合了我们的辩护意向或抨击意向——此即‘ 社论’的生命之所系)，又反映了中国学界在语言、文献和知识视野上的局限。最重要 的是，后现代论本身就是对于现代性问题看似参与的搁置。”[6]论者的这种看法，不 仅同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自己是理论先锋的看法大相径庭，而且已经将其认定为一种 应该抛弃的社论式知识旨趣，即在思路和言述方式上都是印象式的——随自发语以为真 论，而不是知识学地审理价值问题的知识类型，并对中国当代的真正问题加以遮蔽。当 然，其将讨论后现代问题统统弄成“口号化的学术和学术化的口号”，也是同事实不相 符的，则又显示出学人所不应有的言述随意性。
4.后现代主义的有限性
如果说，上述后现代哲学的批评者对后现代进行了颇为激烈的批判的话，那么，张国 清的《中心与边缘》则对后现代进行了更为冷静的总体批判。在本书中，他通过对后现 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思潮来源、理论构成、产生经过、演变轨迹、发展维度、基本 特征的全面探讨，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倾向性，并对其在当代西方学术中的地 位及其在将来的发展趋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论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向 末路，现代性的变革未必会依照后现代主义者的愿望而进行。“因为作为一个极端个性 化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形成不了一股强有力的(具有权威性的、集权化 的)社会变革力量。而且后现代主义未必优越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以其目前的状况来 看，不可能成为现代性的替代者。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当代西方社会在精神上正在发 生一场重大的或许是灾难性的变故或衰退。因此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不是人类追求 的一个目标，更不是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应效仿的一个 榜样。”[7](P6)
在后现代基本特征问题上，论者强调：“后现代主义者抛弃了长期以来一直得到认可 的传统的学术规范和运作程序，他们故意地偏离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探索的方法，好 作惊人之举地把所有的人类实践都当作是平等的文字类型或文化形式来看待。他们把现 代科学成就仅仅看作是某些修辞学的胜利。语言决定一切。语言囊括一切。而语言、包 括所有的思想体系都仅仅是文字化的隐喻而已。后现代主义者擅长于杜撰新术语和抛弃 旧术语。他们非常重视术语和语言的应用。”[7](P57)后现代主义对哲学意义的消解， 将使哲学面临真正的危机。哲学精神随着形而上学的坍塌，将使哲学处于无主题化、非 专业化、非职业化、平凡化或非神圣化的地位，仅仅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润滑剂、纽带 、中介、点缀、伪装，而继续生存或繁衍于诸学科的边缘或缝隙之间。这种状况带来的 问题需要时间的说明。
在中国人文精神“失落”问题上，论者认为：“它表现为一部分精英人物(或潜在的精 英人物)中止或放弃其所从事的学理上的建树和创获活动。他们要么模糊了自己同一般 知识分子的界限，要么模糊了自己同一般民众的界限，他们使自己的学理建树活动以后 者的趣味为标准，创造了大量伪人文精神的东西，使自己的创作活动与西方的后现代主 义思潮挂起了钩来，因而起不到真正的引导和垂范作用。这样人文精神之理论建设队伍 的流失将直接导致人文精神力量的衰落。”[7](pp255-256)论者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使 他不能认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和后现代游戏化，尽管他已经深切地感到在这个科技化日 益严重的社会生存域中，专家型知识分子将成为时代的中心，而普遍型知识分子将不再 成为现代化进程前沿的指导者，在后乌托邦时代，普遍型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工作的自 欺性——这个转向确实是具有毁灭性的。当然，论者也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对精神价值的 否弃：“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人文精神的否定，对于现代性的拒斥，恰恰表明后现代 主义思潮在总体上是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进程背道而驰的。现代化不需要后现代主义。后 现代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7](P261)尽管张国清的《中心与 边缘》更多的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清理，但是也在字里行间透出论者对中国后现代问 题的审理和价值关怀，因而使得本书在不长的篇幅中，显示出较为厚重的思想内涵。
以上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哲学界对文学界的后现代浪潮的反感性批评——对中国后 现代的负面效应强调得较多，对其正面意义估计则有不足。这些看法尽管未成定论，但 是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推进者的基本特征和形象的勾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否定性倾向 ，这使得文化界的后现代批判对象——“现代性问题”成为后现代自身的存在依据。这 一自我批判的锋芒所向，使批判者成为批判对象，怀疑者成为被怀疑对象，此种后现代 状况使得中国后现代哲学问题有可能具有更深一层的拓展。
二、后现代主义文艺精神维度的反思
1.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
在后现代氛围中坚持人文精神，往往被后现代主义推进者看成是一种现代性对抗。其 实，这种时间线性观的误区在于，仅仅用线性发展的时间作为考察价值的尺度，丧失了 更为深刻的质的规定性和价值归属，必然导致视野狭窄，不具有更高理论形态上的合理 性。对这种“标新立后”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张扬人文精神并审理后现代主义，使 得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相当注重对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清理与问题追问，并取得了 重要收获。
在盛宁看来，当代文坛对西方后现代的介绍和评述大多忽略东西方文化传统和意识形 态的差异，而是在话语平移中将西方文化传统硬性嵌入中国话语系统。“在很短的一个 时期内，国外(主要是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界所有时兴的观点，几乎都被引上中国文坛一 一亮相，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刚刚把‘现代化’确定为奋斗目标的 国人来说，这个术语实在是有点费解，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人们还不太明了 这个术语的外延和内涵的时候，已经有那么一些学者，言之凿凿地咬定中国也产生了‘ 后现代主义’。”[8](P5)论者对这种话语横向平移的新风潮持一种批评态度，因为这 种追风既可能使西方和中国价值形态的问题相混淆，也可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断于后 现代话语错位之中。论者强调，应该极其慎重地对待“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一 理论命题。“因为它从根本上牵涉到了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西方考察社会的理论框架现成 地搬来，作为我们看待问题的认识框架，进而牵涉到了我们究竟要不要有自己的问题意 识，即我们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要提出自己的实际问题等一系列的重大 理论原则。……像现在这样把人家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一二三四地一归纳， 与我们自己的现当代文学作一番对照，然后轻易地得出结论说，‘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 主义’，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标签的做法会产生种种的副作用，至少会使我国文坛上那 些致力于创新的文学实验给人以东施效颦的感觉。”[8](pp8-10)论者提出的中国问题 意识是否建立在西方理论框架上，中国文化建设应该注重实践性话语还是炒热门问题等 话题，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西方思想界是在遭遇人文困惑时以一种批判态度将后现代 主义作为“问题”提出来的，那么中国后现代讨论更应该有一种人文关怀存在其间。这 种带着问题意识进行研究而不是人为地贴标签的做法，才能够真正弄清楚，在后现代讨 论中包含着若干既可独立、又与它有着密切联系乃至有些重合的子话题，从而减少“后 学”引进的副作用，使问题的炒作成为不可能的。
在面对“全球化”问题时，盛宁将讨论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在他看来，“全球化意指 一批金融精英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世界，造成商品和服务业价格指数的升扬，使财 富再度由本来就贫困的非西方国家流向本来就已经十分富裕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 的跨国秩序。”[8](P182)论者对新殖民状态抱持的内在忧思，可谓溢于言表。就后现 代与后殖民之间的区别而言，盛宁认为：“后现代主义强调所谓宏大叙述的消亡，再也 不谈有关人的解放、对于人的思想启蒙等重大问题，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却正好相反，它 从来都强调宏大叙述存在的必要性。”[8](pp182-183)但是问题在于，后殖民强调宏伟 叙事并不是说明它同后现代相对立，而是它不可能在实践领域中具有后现代在思想领域 中所具有的那种绝对自由性，而只能强调新的二元对立——东西方文化对立、第一世界 与第三世界对立、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等。这种二元对立的前提当然是一种逻各斯中心话 语，于是消解的问题在实践领域又重新返回，这使得“后殖民主义”的研究隐含了一个 问题：“即‘后殖民’的文论家和批评家还有没有属于他本真的、未受新殖民主义污染 的自我和话语体系?如果回答是否定或几乎否定的，那么，‘后殖民’文论家应采取什 么对策?”[9](P189)这些问题是不容逃离和回避的。
在讨论了后学的基本内容以后，盛宁总结说，后学家的后现代主义描述与现实有太远 的距离，“后现代主义理论其实就存在着一个这样的破绽：这一理论只能是一种‘文本 ’层面上的、正说反说均可的‘阐释’，它之所以让人听起来有理，秘密就在它是一种 对已经与客观实际拉开了距离的‘文本’的再阐释，作为立论基础的第一个文本已经与 现实脱节，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立论就不太可能再受到第一手事实的检验。有鉴 于此，我们对所有冠以‘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看来都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后现代主义 话语所表达的是一个‘阐释’，而不是‘事实’；是有条件的‘假设’，而不是可以无 条件接受的‘真理’。”[8](P28)强调后现代并非一个已经证实的真理和事实，而是一 个对现实的阐释甚至是阐释的阐释，不具有解构或建构的神话属性，这无疑为后现代的 当代权力话语划出了边界并设置了限度。这意味着，解构的权力膨胀在多元文化时代同 样成为不可能的。
2.解构主义与后现代文论
在对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方面，王逢振的成绩有他人所不逮之处。他在“知识 分子图书馆丛书”的“总序”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 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 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 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 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 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 应的文化策略。”[9](P5)这里将后现代产生的历史语境，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后现 代艺术的性质转变，全球化思潮的价值断裂，批评理论的政治倾向，文化研究和文本研 究的政治策略，等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不仅显示出论者对当代西方学界的复杂 问题的清晰把握，而且使人能够对当代世界文化思潮和思想格局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合著)中，王逢振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 认为后结构主义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和变化形式，但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即“解构主义” 和“实用主义”。前者认为文本不表示任何意义，后者认为文本可表示任何意义，但因 两者都超越了结构主义，都脱离了确定文本意义的传统做法，所以一起被列入了后结构 主义范畴。“除了解构主义者之外，大批知识分子都介入了解构主义的意义和价值的争 论。从70年代末以后，激烈的争论为整个文学理论领域增加了活力，不仅引起了许多对 抗，而且也产生了大量次生文学。在十多年时间里，解构主义成了美国文坛的中心，其 他与之抗争的学派似乎都相对地处于边缘地位。”[10](P420)王逢振认为，福柯力图找 出人类思想的系统性和规律性，在知识系统、权力形式和自我与自我本身的关系三个方 面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了重大的修正，并对后殖民理论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
在对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中，王逢振指出：赛义德是从话语和权力关系出 发来展开分析的。他认为：“按照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观点，甚至我们中国也有殖 民话语和权力关系的问题。即使现在，一些人的意识深处也没有摆脱殖民话语的影响， 例如汉语‘出租车’一词表意非常确当，但有些人却偏偏喜欢用‘的士’(Taxi)一词。 为什么?无疑认为英文高出汉语，西方文化更先进一些，尽管说话的人并不认为如此。 我们知道，要维护一个国家的持久统一，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统一语言。这也从另 一面表明话语的力量。”[10](pp455-456)论者强调，赛义德注重批评家的作用，意在 反对一元中心论，这是因为一元中心论是与种族中心论(或欧洲文化中心论)同时起作用 的，其基本特征是都将自己的价值标准看作是支配其他文化的特殊权威。因此对这种中 心主义加以消解就成为必然的。后结构主义提出问题并挑明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不贸然 回答问题，“它集中探讨的是文本所说的和想说的二者之间的差异。它使文本进行反对 自身的运作，拒绝使它表示某种确定的意义。它否认文学的‘独立性’，把非文学的话 语当作文学来阅读并解构它们。人们可以对它无法达成结论而愤慨，但它在避免逻各斯 中心主义方面的努力却始终如一。后结构主义者承认，反对确定性的企图注定会失败， 因为只有沉默才能阻止人们对它的怀疑和议论。现实表明，后结构主义要么失败，要么 有新的突破性发展。”[10](P459)在这种无选择的选择中，论者的态度已然呈现出来。
王逢振的研究在对新问题的发现上有自己的学术优势，尤其是能够通过对当代西方问 题的触发而反省当代中国问题，使其理论思维具有坚实的现实地基。他并没有对后学无 批判地加以推进，更没有不顾具体语境和土壤而一味地横向移植西方思潮。[11]这种学 术审理的冷峻态度，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3.后现代文学的意义迷误
揭示后现代的迷误是对后现代在中国的话语膨胀的一种学术制约。章国锋在《二十世 纪西方文论研究》中认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文学彻底否定了作品 意义的客观性和先验性。倘若现代派作品只是造成了‘意义的模糊与多元化’，那么， ‘后现代’作品则导致了‘意义的隐匿与丧失’，阅读不再是在文本的暗示下构建某种 意义，而成为无限多意义的‘发明’与‘创造’。”[10](P10)这种造成意义的隐匿与 丧失的后现代作品，使文学的意义不再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读者无边的阐释和 自我生发之中，然而丧失中心意义的阐释无法获得作品的真实意义，只能在意义的碎片 中编织新的虚幻的阐释构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 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确的，而是破碎、混乱、无法认识 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便不像过去那样使用‘表征性’的艺术手段，而只能采用 ‘无客体关联的、非表征的、单纯能指’的形式和话语。……后现代小说已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的反思、解构和颠覆，无论在形式 或语言上都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述方式的解体。”[10](P334)文本完全变成了一种无 客体指向性的滑动的能指，没有明确的意义并消解这种意义，而读者则独立地承担文本 意义的构成。这一转向使传统小说的叙事经纬在后现代小说叙述中处于失效状态，进而 导致小说解读意义的失效。
后现代小说的基本特点与现代小说有了相当的差异，“力图突破小说形式的外部边界 ，模糊它与各种文学体裁的分野，破坏小说的叙述常规。许多作品推翻了‘纯小说’的 概念，大量采用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方法和技巧，如戏剧式结构、新闻报道式文体、政 论式风格和语言等。在一些作品中，虚构故事、哲理、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政论甚至 报刊摘录融合在一起，时间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物不断地变换名字和身份。在‘ 后现代’小说中，这种意义的承诺已被取消。在‘后现代’作家眼里，所谓的意义、价 值、主体等等，统统是人的主观设定。这种意义和价值仅仅产生于人造的语言符号的差 异。”[10](P335)这就是说，在后现代作品中，已经没有真实的人物性格、情节矛盾和 意义阐释，有的只是语言符号在排列组合中所产生的效果。文学写作成为语言游戏或语 言修辞。语言符号日益失去其传达意义的“表征”能力，文学意义消逝在“能指链”中 而成为一场没有谜底的游戏。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学拆除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 ，精英文学在世俗性文学中丧失了合法性，“许多后现代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历史 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对古典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进 行夸张、扭曲、嘲弄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和滑稽可笑，从而达到对传统、对历史和现 实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过去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范式进行批判与否定的目的。”[10](P337) 可以看到，章国锋在自己的学术讨论中对后现代文学加以深度批判，将其内在紧张和矛 盾暴露出来，使其无意义的文学意向在新的阐述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震惊效应。[12]
三、后现代问题与知识分子价值立场
1.在“后现代”之后的思考者
后现代来临，使不少学者在思考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问题的同时，也在思考后现代思 潮消退以后的问题。孙绍振在《“后现代”之后》中，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后现代主义作 为一股消极思潮的基本表征。
其一，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负面性。孙绍振认为，在西方，从无一学者因从事这一新文 化现象的研究而兴高采烈，他们更多的是陷于无可奈何之中。可是在中国，不少后现代 主义学者的反应却正好相反——他们以一个文化弄潮儿的姿态，欢呼后现代主义的到来 。这是非常奇怪的。在论者看来，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福音，而是“ 一头蚕食现代精神价值的怪兽”。运用颠覆否定和语言游戏等方式，对神圣的价值秩序 进行打击，以反命名、反建构为特征的不确定性、非中心化、零散化等后现代瓦解策略 大量增殖，历史意识、深度性、主体性等也遭受到彻底的驱逐。这使得当代问题既敏感 又复杂。孙绍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信仰普遍沦丧之后的产物，是对当下技术主义时代 的冷漠性的一种迎合，从而令我们想起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丰满性的 榨干。显然，后现代主义将终极拆毁之后，不知不觉中将自身的语言游戏当作了终极加 以膜拜。这种以虚无取代实在的文化困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生活不再有终极企盼。……因此，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精神的本质是相对立的。当后现 代主义时代到来之际，凡有责任感的人都会感到恐慌。
其二，“后现代”之后面临精神救赎问题。在论者看来，后现代主义的负面效应不是 局部的，而是人类性的，不仅仅是西方的，而且当代中国问题更是令人吃惊。孙绍振认 为，只要有生存敏感的人都觉察得到，后现代主义只是文化上的一种逆转现象，一次危 险的放纵，它不是我们的最后归宿。“后现代”之后面临的就是精神的救赎问题，从人 生虚无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重新反省生命的终极价值，并重新与这一终极达成原初的统 一，以重获精神活力。也就是说，必须重新建立一个精神的新深度空间，使人类的灵魂 能栖居其中，彻底告别那个梦魇般的意义匮乏时代。作为一个坚持人文理想价值的有情 怀抱负的知识分子，孙绍振的意见代表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后学的看法，这种看法尽 管在转型时期显得峻急了些，但其精神生活的警示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2.“后意识形态”中的人文知识分子
后现代主义的来临，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性质(文本阐释、理想价值、功能作用、意义归 属)有何分化作用?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一时髦思潮时应具有怎样的心态和价值判断?尤西 林在《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知识分子》中认为，知识分子问题在今天与后现代问题缠绕不 清，值得深加分析。“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是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商品的现代工业社会 相区别的信息或知识社会。90年代以后两大阵营冷战对垒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专 政型意识形态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对抗的历史性转变。这种为丹尼尔·贝尔60年代所 预言的‘意识形态终结’，属于后现代主义基本内涵之一；而‘后意识形态’则是中国 文化界在‘后现代主义’话题下与西方对话的沟通性基础。”[13](P21)论者提出一个 重要的问题，即在后冷战“后意识形态”中，中国与西方对话的沟通具有新的基础，然 而这种基础存在着根本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或‘后意识形态者’在消解僵化 意识形态时，总是同时攻击、嘲弄和否弃人文知识分子。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身上，我 们辨认出来的正是一种阐释、干预人文价值的人文知识分子功能。他们的独特性在于， 他们否认一切独断专制与一切固执偏向的过程中却体现着自身的固执偏向，那就是虚无 主义。虚无主义是将一切存在物虚无化的基点，它不能否弃虚无主义自己。如果虚无主 义发展到了这样一步，即它甚至也否弃了虚无化这一行动意向本身，它也就沉没于原始 的混沌：因为它终究无法将虚无主义者血肉之躯的自身虚无化，但在将全部价值尺度虚 无消解之后，这血肉之躯只剩下自然欲望，于是便蜕化为动物存在。在后现代与后意识 形态时代之所以颓废现象必定与虚无主义伴行，内在逻辑也正在于此。”[13](P22)论 者对后现代主义消解独断论而自身又陷入独断论的问题，对理想主义的消解而自身又陷 入虚无主义的状况做了精到的分析，强调了后意识形态中颓废现象与虚无主义的相互生 发的关系。这种在学理上深层次的剖析，给人以诸多启发。
尤西林意识到，面对后现代消解思潮，二元对立式的对抗可能收效甚微，同时为了自 己的价值守护不陷入在否定独断专制与固执偏向时自身所体现出的固执偏向，人们应辩 证地认同“消解”有限的积极意义：“消解，只有作为建设新价值的生长点，才不致流 于虚无主义而是积极的；守护，只有在不停滞的消解与激活下才不致僵化与专制化。” [13](P22)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消解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人文价值的阐 释不是少数人的专职而应归还于每一个体的自我启蒙。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时代若 欲自我启蒙，那意味着抽身反省一己处境的同时也必须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省查 ，从而走上前辈人文知识分子的道路。自我启蒙因而通向自我放逐：不同于昔日殉道的 英雄壮举的牺牲，而是被社会主流放弃、搁置与遗忘。”[13](P23)应该说，尤西林注 意到在这个大众化的世俗化消费主义时代，启蒙的意义已经失落，而自我启蒙事实上成 为一个感性自我的相对性概念，丧失了普遍性意义。然而他仍然在这个大众消费化时代 坚持知识分子的基本特性，并对后意识形态中的虚无主义和新独断论进行了剖析，从而 为寻找新时代的精神家园划下了思想底线。
3.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处境
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能问题，中外学者都在加以关注并取得了不少共识。余虹 认为，知识分子处身的后现代语境相当特殊，后现代仅仅指述一种无法统一的现实状况 和一套游移不定的话语，并作为一套话语勉为其难地力图在现代话语之外谈论现代问题 和后现代状况。“后现代话语对现代问题的根本质疑和对后现代状况的尝试性叙述，经 由在各学科领域和现实层面的扩张而成为后现代景观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后现 代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现实状况，不如说主要是一种精神意识状况。后现代是一种过渡， 一座桥梁，一种准备，不确定性、反省性、批判性是它的当然特征。”[2](P12)对中国 社会思想而言，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理性的反省批判尤其需要借鉴，这是因为中国式的 理性运作长期处于自然状态而从未真正进入反省批判的自觉阶段。余虹坚持认为：“在 后现代知识状况的极端处境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大约是世界上最糟的。在今 天，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因为知识几乎什么都不是，拥有知识等于拥有虚无，如果你 满腹经纶则注定了贫穷。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从事现实选择的空间有多大呢?尤其是他 究竟有多大可能在现实的原则之外坚持他的自由?最近有位中国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名为 《投降》，是说一位知识分子练一种气功，其架势就是投降。这个中隐喻不说便知。的 确，在不少自命为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那里，投降是一种基本姿势，而且他们有 一大套关于投降的后现代理论。”[2](P45)余虹的论述中显出对知识分子现实处境的一 种悲哀抑或说悲壮的心情。尽管人们可以说余虹的论述具有较为浓厚的主体性，但我想 说的是，他在后现代语境中，坚持知识分子的理想色彩，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现实自 我反省与批判的一个器官，在现实之外对现实加以批判和反省。而且，他对中国现实的 基本价值评价，尤其是现实考察的基本前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而是要在反省中不断 发展前行——超越之维是后现代状况中知识分子的应有位置。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 个民族精神的晴雨表，只有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乔木，社会发展才有可能是健康的。
4.中国后现代的症候阅读
面对后现代性带来的重重问题，叶知秋作为一位坚决的批评者，进行了阿尔都塞“症 候阅读”式的病理学切片分析。他在《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癌细胞精神”》中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就是反中心、反体系、反整体、解结构、分裂分析，破坏 和瓦解一切整体的存在，而恶化阶段的癌细胞不也正是以自己为中心、体系、整体而反 对和破坏人体这种异于它、外在于它的中心、体系、整体、结构的吗!晚期形态的癌症 不正是癌细胞对于人体这种‘整体’通过穿入血管、淋巴管四处浸润、转移而形成继发 性肿瘤、疯狂榨取机体营养、破坏和瓦解机体的内在联系的方式所‘发动的一场战争’ 吗!而且癌细胞不也正是通过疯狂地分裂繁殖的方式对其自身不断地进行着彻底的解构 的吗!”[14]论者以不治之症癌症作为一种话语参照，指认后现代在当今社会的畸型膨 胀是一种社会性时代性癌变，这一譬喻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却表现出其现实急迫性 和问题的综合性。“后现代主义式的自我解构导致的是旧自我的不断分裂和扬弃与对人 体的肆意的瓦解和破坏，二者根本上都以强烈的自我分裂欲望为其共同特征：人这种精 神实体不断分裂为繁琐的感觉体验，而癌细胞不断分裂为更多的癌细胞，一切都是没完 没了的灾难性的重复。”[14]尽管后现代主义推进者会认为这种分析缺乏学理依据，没 有现实性材料支持，因而“不予理睬”。但是我要说，在后现代没有权威中心的时代， 推进者自己当然也不可能是中心权威，对异样的声音和沉默声音的发言，也应该听一听 ，因为不理睬并不等于不存在，何况挡也是挡不住的。
不难看到，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大多具有一种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对后现代的虚无 主义和平面立场抱持怀疑批判态度。有意义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批评的出发点， 也要看到他们对批评立场的自我批判。这种不断审理自我的批判立场，使得他们的批判 并非是要退回到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去，而是要走向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通向新的精神的 生成之路。
收稿日期：200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