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与20世纪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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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面对21世纪的未来学极为关注的文学命题，又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从文艺复兴时已出现了文学的环球主义意识，学术眼光不再囿于一个国度一个地域，开始了对世界文学圈子的逡巡。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对于一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我更欣赏海恩利希·哈特和朱利斯·哈特1878年在他们主办的《德文月刊》上的申明：“尽管我们的刊物主要讨论德国文学，但我们不会忘记，每一种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枝。”我们既反对欧洲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又不同意东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本文在回眸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时，不打算是媒介学式地研究文学影响的具体途径，如翻译、评论介绍、人员交流等，也不是渊源学式地，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情节等的来源；更不是文类学或文学史式地，研究外国的文体、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是如何在我国流传的。阐述我们当代文学与他国文学关系，不是比较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简单地说，本文希望探求的是，我们当代文学进程中主要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发展与昌盛方面，与世界文学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它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寻？
中国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影响走过一个“之”字形的道路。汉唐盛世曾主动输入印度佛教文化及其别国的文学，丰富了祖国的文学文化宝库。但随着封建帝国的衰败、没落，而长期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近代也不是主动门户开放的，而是被列强的枪炮轰开了大门。“洋务运动”的破产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视线由注重上层和皇帝的政治变革，转向下层与改革国民之灵魂，注意吸取世界的进步思想文化，尤其将文学作为变革精神的先锋。历史一再证明，现代与当代进程出现的文学思潮、流派以至提出的文学主张和口号，往往与外来影响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且不提世界进步思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也不说陈独秀接受欧洲尤其俄苏思想影响而倡导“文学革命”，即使在此之前，梁启超举起“小说界革命”的旗号也不能说是没有外来的影响。早在1898年他就说过：“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①a]因此他得出结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读一读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你就会理解梁启超是怎样借鉴外国又是怎样实践他的小说革命的宣言的。那么，小说革命、文学革命旗号下的创作又是怎样呢？小说一千多年历史不同于传统的诗与散文，既没有像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那样的群体，又无桐城派、竟陵派、公安派那样地域性的流派现象。但到了“五四”时期在世界进步文学思潮冲击下，中国小说终于结束了“名不列于四部，言不齿于缙绅”的卑贱命运和无流派的历史。面对潮水般输入的从西方文艺复兴到近现代、从欧美到俄日的时空纵横的文学影响，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等带有流派特色的文学社团也就纷然崛起了。其中“为人生”派，接受俄罗斯、东欧北欧诸国关注社会问题的文学精神，创造社则主要受英法德等西欧浪漫主义以及唯美感伤的情致影响。还要列举更多的例证吗，不用了，历史已经示明，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的文学进程，绝对不能轻忽了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引进及其影响。真如茅盾所言：“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新文艺，根芽完全来自异域的。”如果疏离了这一视野，单一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现象，必将陷入孤立、狭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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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的起点，人们习惯于说是开国礼炮揭开了它的第一页。但它的开端实际要早，即1949年7月2日开幕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正是这个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两路大军在北京会师，为迎接“中国人民新的纪元”而召开的首届全国文代会，“有了文艺界的广泛的团结，又有了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方向”[①b]。这“一个新的光辉的阶段”，它既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文学历史的终结，又是中国当代文学又光辉又坎坷的历史道路的发端。
当代中国文学尤其十七年究竟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论著通常认为来自苏联或者说是俄苏文学，对于世界特别是西方文学文化则采取封闭方针。从当时政治历史背景说，因为“一边倒”的国策，使苏联文学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然而，如果因此而得出封闭别国的结论，也是不大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在翻阅新中国对外文化、文学交流纪事以及十七年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报刊和重要理论著作时，发现它所涉及的国别与作家名单范围颇广，仅仅西方近现代作家就30多位，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歌德、海涅、拜伦、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茨威格、阿尔贝蒂，等等，倘若加上俄罗斯的、苏联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亚非拉诸国的作家，其名单是那么长长的，世界知名作家几乎应有尽有。可见，十七年的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说它是封闭的，排斥或拒绝世界文学，显然是不公正的。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方针，促使中国与世界文学交流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及其作品，尽管当时的介绍、评论和研究文章有的不算客观、全面和公允，但确实将他们作为名家名作介绍给中国读者了。
值得思索的一个现象是，对我们当代文学影响重大的为什么不是西方而是俄苏文学呢？那些世界级的名家名作，其中不少曾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在当代文学进程中他们的声音为什么变得轻淡了？政治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一切归结于此，又显得简单。事实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不妨从接受美学原理探讨一下它的原因。德国学者H·R·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提出的接受美学，既有缺陷又有价值。他谈的虽然是文学作品与读者个体接受的关系，但它将读者由被动接受提升为主动接受的地位，提出的读者期待心理视野与作品的“视野相融合”原则，对于探讨外来文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影响，同样是有启示的。也就是说，对别国文学的接受，不是纯粹被动的而往往是需要性的接受；对外来文学的解读与阐释，与需要性有着密切关系。譬如说挪威的易卜生，《新青年》早在1918年便出版过“易卜生专号”，新文学运动中的“为人生”派及其他一些写实主义作家，将他的创作与“社会问题文学”自动联系起来。鲁迅说他的小说不过是“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都写“问题小说”。正如茅盾所言：“文学中讨论到社会上种种问题，实是易卜生开始”[②b]。当时文坛上的“易卜生主义”，真是大为风行。应该说，十七年文坛对易卜生并无排斥的意思，而且做过认真介绍。可是，当时自感生活于灿烂阳光下的作家，并不像“五四”时期那样热衷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文学”。易卜生自身文学价值并没有改变，但他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影响却发生了一长一消的变化。
易卜生是西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变迁的一个例证。那么在东方、特别是被崇奉的俄苏文学名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地位是不是稳固而不变呢？就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吧，新文学运动中的《小说月报》在其“俄国文学专号”介绍“俄国文学四大家”时，陀氏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并列。20年代开始译介他的作品渐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两种版本，三种版本的有《罪与罚》、《穷人》、《地下室手记》，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竟然有四种版本。郁达夫受陀氏影响之大无须多谈，茅盾除了对他发表评论，连小说《虹》与《蚀》亦可窥见陀氏的印痕。当代文学评介陀氏并不冷淡，1956年纪念世界十大文化名人，陀氏大名列居其中，《人民日报》5月17日还隆重发表了戈宝权的《伟大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由于当时的作家对陀氏小说艺术，一时间还不大理解，或多少存在着隔膜，在十七年文学中陀氏几乎谈不到发生多大影响，根本无法与现代文学历史相比拟。颇有意思的是，当80年代中国文坛兴起现代主义文学热的时候，陀氏重新被推了出来，而且推出的是那样的热烈。西方人士早有预感地说，在托尔斯泰的大山背后，陀氏将崛起。[③b]50年代中国文学界没有谁预言过，但陀氏在80年代的中国“复活”了。陀氏小说那种非理性，变态心理，对人性、人格分裂的探掘和多声部的现代叙述方式等，中国读者和作家在50、60年代不能理解，但经历十年浩劫而到了80、90年代吸收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同时，被重新认识的陀氏小说也就受到了热情的接纳，甚至连巴赫金评论陀氏的复调小说理论著作也博得了赞赏。
当然不止是易卜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方与西方作家还有一些类似的命运。所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对外来影响接受什么，拒绝什么，由热变冷，由冷而热，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政治制约是主要的，但不能将一切现象全都归咎于极左政治。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时代情绪，需要选择与欣赏趣味，诸种因素无不影响亲和什么与疏离什么。正是这种多层次的因素，影响着俄苏与西方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变迁。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下结论，无助于认识外国文学在中国发生了哪些影响，也无法理解当代文学为什么会这样而没有选择另一种运行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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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别国撷取一个或几个作家作品；一是对别国和民族的文学接受，带有总体性的特点，其着眼点不仅仅是吸取某一具体作家作品或具体艺术技巧，而是注重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共同性特征。前者如我们对法国的巴尔扎克、印度的泰戈尔等，而对俄苏文学，则属于后一种类型。我们作家究竟愿意选择俄苏哪一位作家或哪一部作品，那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关注俄苏文学的总体性始于现代文学，到了当代文学它就更加突出了。如俄罗斯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和托尔斯泰，风格各自有别，然而中国文学家不仅仅从托翁《艺术论》提出的原则，而且从他们整体吸收了“为人生”的文学观。不仅仅从这些大作家还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大批评家那里，加之一起地接受了现实主义、创造典型、正视现实、暴露黑暗的“为人生”的文学精神。
至于说我们接受俄苏文学为什么不是个别或部分的，而是总体性的，这显然与民族历史背景的共同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其实在那炮声之前之后也送来了俄苏文学。当时正处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寻找进步思想文化养料的中国人，面对与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俄苏文学，自然引起共鸣与热烈回响，因而从总体上接受俄苏文学，那是顺理成章的。无论是对于正在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中国人民的鼓舞作用，还是对中国文学的“榜样”力量，无不发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关系，依然承续了现代文学历史那种总体性的特征，而且由于国家政权力量的支持，使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如同潮水一样的涌入中国。不但给作家们提供了创作方法、文学思维及叙事方式，而且影响了共和国一代人所形成的关心集体、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
新中国的十七年文学所接受的苏联文学总体性影响，在我看来不仅仅在创作方面而是多层次的，如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文学的指导思想，文学的思潮，文学的创作方法、技法及艺术形式等。应该说，现代文学接受俄苏文学也有不足和缺陷，但主导是积极的。进入当代文学历程尤其十七年阶段，接受俄苏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多层次的影响，却呈现积极与消极的瑕瑜互见的形态，尤其极左思想控制文学界的时候，那些消极面也就变本加厉了。
先谈苏联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指导思想的影响。本文原想不涉及这一非文学的问题，可是苏联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指导思想，与我们十七年文学的命运又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回避它，当代文学许多历史现象就会变得莫名其妙或模糊不清了。新中国文学发端前后，苏联文学界正在发生重大的事件，这就是194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两个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一部电影（《灿烂的生活》）及其剧场上演节目，连续作了三个决议；1948年2月又作了关于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以及执掌苏联文学领导权的联共（布）中央负责人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一连串的决议文件和报告，不但及时译介到中国来了，而且还被当作文学的指导性文件，以至1951年末文艺界整风还将它们列为必读和基本学习文件。这些决议文件和报告对待文艺问题，采取的不是自由讨论而是由上而下作出政治性的决定，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于文学问题的领导方式。不过在中国，往往采取领导者个人或“讲话”，或“批示”，或发“社论”及“编者按语”等方式，传递了自上而下的对文学问题作出的重大决议或决定。
苏联文学的指导思想理论，特别强调文学服务政治或从属于政治，而且将文学服务的这一政治含义无限延伸，将文学问题当作阶级斗争和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把政治扩大为政策，以及将文学为政治服务与为政策服务等同起来。在两个杂志的“决议”之前，早于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说：“正如一般阶级斗争在我国没有停止一样，阶级斗争在文学战线上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又说：“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同时要在思想战线许多新的区域中也占有适当的阵地。”[①c]这份“决议”所表述的观点，包括它的词语和表述方式，中国读者会有一种仿佛见过面的感觉，对它太熟悉了。日丹诺夫关于两杂志的“报告”，其实是将文学问题导引为政治问题、阶级斗争与争夺领导权斗争问题的具体化。[②c]苏联文学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与文学为政治服务并引向了为政策服务的指导思想理论，对我们当代文学影响之广、负面效应之大，至今没有得到深入的清理。例如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有的报告尽管对文学与政治、政策关系力求作出理论化的阐释，但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①d]这种强调文学为政治为政策服务的思想，它是来自哪里的影响已经无须注明了。
建国伊始，对《武训传》展开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紧接着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武训传》远远不止是一部影片的问题，它波及以至震动了整个文艺界和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沿续了《武训传》批判之风，各地不少报刊也先后提出篇目展开“倾向化”的批判。耐人寻味的是，批判正在紧张进行的195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别德内依是苏联诗人，列宁曾对高尔基说过，他的诗有巨大鼓动意义。我查阅到斯大林给别德内依的两封信，一封是1924年写的，劝他“到巴库玩玩”，态度热情。另一封即是《人民日报》载出的，写于1930年12月12日。如果按1951年中国发表时间来计算，这封写于20年前的信突然拿出来发表，其意何在呢？发表此信时编者加了一个按语：“这封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性的问题，即文艺作品如何表现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党的作家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信文有这样一段话，“而你呢，不去了解革命历史中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除了披载了给别德内依的信，北京几家重要报刊还先后发表了苏联文艺界正在进行的批判乌克兰一位诗人和一个歌剧的《真理报》“专论”及其它文章。当你读罢给别德内依的信和这些批判文章，如果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的批判文章，你将不难发现，包括思维方式与理论话语在内，它们之间多方面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应该说，有着“五四”新文学运动革命传统的当代中国作家，他们是张开双臂迎接共和国诞生的，满腔热诚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曲折的十七年期间创作了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电影、戏剧等各种样式的多样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赢得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那么众多的热情读者，文学与人民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我们当代文学也跟人民一起走过坎坷多灾的道路，它是由社会总体形势决定的。但作为文学，又有着其它领域所没有的遭遇。新中国初年，由《武训传》批判开头，接着的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及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如果加之对作品的大大小小的批判，这种不间断的批判运动使文学很难得到休养生息、再创佳品的机会。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作家作品完美无瑕、不可批评，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完全摒弃了依靠讨论与争鸣来分辨是非的文学规律，将文学与政治问题相混淆，纳入阶级斗争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自上而下地发动了狂风暴雨式的政治批判运动。当我们回思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教训时，不能不看到包括指导思想与领导方式在内的苏联模式，给我们当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沉重而又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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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潮影响方面说，发生于50到60年代的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对50年代中期的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明显的。1984年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代表激动地欢呼“文学春天”的到来。其实从历史说，中国当代文学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曾有一个春天，虽然那是一个短暂的早春天气。当时，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热烈反响。文艺界人士在座谈会发言和发表文章中，把双百方针比如“春风”，深有“如霑化雨，如坐春风”之感。对于当时出现“春色满园”的这一生机盎然的景观，有些论著提到了苏联文学的影响，指出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特写，直接影响了我国特写这一独特艺术样式的出现；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影响王蒙创作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确，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这只是说明个别的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探求的是，揭露矛盾、干预生活的这一类作品，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在苏联，又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在中国与苏联这样两个大国竟然出现了如此相近或相似的文学现象，这究竟是为什么？一国接受另一国文学思潮性的影响，在文学背后总是有一个深刻的国内背景。当时，中国与苏联各有各的情况，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促使两国文坛发生了既不相同又有某种相联相似的现象。
从苏联背景谈，从1953年到6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生活发生了斯大林逝世、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变化，使苏联文学界产生了一种思潮。这思潮的先声是爱伦堡一部叫《解冻》的中篇小说于1954年的发表，西方的苏联学或斯拉夫学学者将苏联这一时期称之为“解冻”文学思潮时期。苏联文学评论界和文学史虽然对小说《解冻》褒贬不一，也不大谈论这一提法，但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是肯定的，认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年[①e]，还有的文章认为这十年里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转变”，是“创作的春天”[②e]。
这一文学思潮在理论上最先打响的是批判“无冲突论”。二战胜利后的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文学界流行一种理论，文学家只写“好的”和“更好的”之间的冲突，除此别无其它社会冲突。《真理报》1952年4月7日发表了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指出“无冲突论”“必然导致对现实作出反现实主义的、歪曲的和片面的描写”。“无冲突论”不仅仅表现戏剧方面（如《曙光照耀着的莫斯科》等），在小说创作上也存在同样问题，如在中国流行过的《光明普照大地》、《幸福生活》等，就是“无冲突论”的代表性作品。在创作上被誉为反对“无冲突论”的“第一只春燕”，就是上面提到的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作者曾将其改名为《包尔卓夫和马登诺夫》），又发表了它的续篇《在前方》等。而且，不久又发展为“奥维奇金派”，有一批作家用各种艺术方式揭露社会矛盾和冲突。随后，苏联文学界重申了“写真实”的创作原则，以至提出文学要写“真正的真实”、“全面的真实”、“痛苦的真实”、“残酷的真实”、“英勇的真实”等。反对“无冲突论”与重申“写真实”的同时，文学恢复了批判功能，批判了文学中的“公式化”、“图解生活”与“粉饰现实”的问题，“干预生活”的口号也随之而出了。在这一思潮中的苏联文学，不但艺术主张与创作实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在文学理论领域如创作方法、文学典型化、抒情诗的主人公与“自我表现”、写理想的英雄人物与“表现人的多面性”等问题，也纷然提出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向来奉为圭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了挑战，在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对于1934年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西蒙诺夫一方面肯定了“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一方面他反对定义的另一部分，即“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一定义将思想教育的任务与文学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对立起来，用思想原则使作家“竭力‘改善’现实”，因而使“声名狼藉的‘无冲突论’才在我们这里广泛流行起来”[③e]。这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章程，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去掉了这一句话的同时，前一句的“历史地和具体地”两个副词也删掉了。
无须讳言，我国当代文学第一个早春季节接受了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但这影响与其说是他们的参与，不如说是我们国内特定背景的需要。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为了全国转入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来，发展科学和繁荣文艺，毛泽东陆续提出《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理论界、文化界以及文学界产生一种冲破教条、解放思想的要求。当时并没有提出反对“左”的倾向，但是党中央发动了整风，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在当时，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反对和否定斯大林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国党虽然一方面仍然肯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他的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而且联系国内情况时指出，有些人“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④e]
我们当代文学虽然不像苏联文学界首先从反对“无冲突论”发起冲击，但是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的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一主题的同时，也批判了“无冲突论”。周扬在报告中说，作家应采取“积极参与态度”，明知“无冲突论”有害，可又回避生活矛盾，它是由于“缺乏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勇气”[⑤e]。会议上许多发言提倡，文学创作必须“干预生活”，“我们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干预生活”，要“无限忠于生活的真实”。发言中还谈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必须批判领导方式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⑥e]，等等。随后，在创作上突破了种种清规戒律，陆续涌现了一大批直面人生、勇于揭示社会矛盾和表现爱情及婚姻家庭生活的优秀作品。在理论方面，何直（即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等先后刊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提出了批评，主张社会主义时代的具有广阔道路的现实主义。还有的反对将典型化归为“政治性”的问题，强调在客观真实基础上创造典型的艺术规律。虽然，在当代文学第一个早春季节里涌现的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不是没有弱点和缺陷的，可是现在重新阅读，依然感到它们那种生机勃勃的艺术锋芒和动人的战斗气息。这气息，不是模仿“解冻”文学，而是中国作家针对文坛存在的混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从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发动了建国之后第一次真正而有力的冲击。
当代文学在那段历史时期，对于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影响不是全部接纳的，一方面接受，一方面又有拒绝，而且是严厉地拒绝。正是从接受与拒绝中，说明了两国的区别，并且从中可以发现当时国内需要与不需要什么，文学那段历史拥有与缺少什么。比如说，苏联“解冻”文学作为一种色调复杂、充满矛盾的思潮，它的主潮则是人道主义。苏联一位文学批评家竟然这样说：“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政治和哲学、道德和文艺在这里交织在一起了。”然而需要追询的是，在当时，我们对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不少作品与理论主张，几乎毫无阻力地输入过来了，而对它的人道主义主潮的代表性作品和理论，为什么却缄口噤语呢？如上所述，关于反对“无冲突论”、公式主义、节日文学、图解生活，倡导写真实、干预生活、暴露阴暗面等，苏联这些提法与主张，在中国文学界相当熟悉和流行。关于像西蒙诺夫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某些定义、像《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等，在当时国内一些文章对它们则是大段大段地引用与发挥。另外还译介许多的在苏联当时广为轰动的作品。但与此相反的是，苏联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品和理论文章，不要说没有重点宣传或提倡，即使是译介又有哪些呢？且不说《解冻》的第1、2部，就是被苏联文学界认为是人道主义思潮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也被批判为“和平主义”，连“人道主义”也作为“修正主义”旗帜而严加批判了。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看来，当时对于苏联文学思潮接受什么、拒绝什么，有一条分界线。它取决于政治，当它有利于党在当时提出整个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就可以接受过来，把它纳入这条轨道上来。否则，它就必被拒绝，尤其是如何对待人和人道主义这一极端敏感的话题，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怎能不被严厉拒绝。这是就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的。然而当时的文坛，尤其那些敏感的作家理论家们，不会在划定的框架里止步。世界历史上并没有标准统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人学”的文学，自应关注表现人、人的地位和价值以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当时出现的当时出现的钱谷融《说“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等文章，对于文学表现人、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如何看待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它是当代文学历史上就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次进击。虽然它还不是强大的声音，但它标志着文学中人的意识的萌动与觉醒，与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可惜的是，一些论作对它略而不谈，或者一般性地轻描淡写，这就给文学史家和理论家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它应当作出重新的审视与深入的回答。
即使如此微弱的文学中人性与人道精神的呼吁，在当时政治气候下也不能允许，随之而来的“反右”也就泯灭了它的声音。当然，60年代初有一个“调整期”，周恩来亲自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及文艺问题，创作与理论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气氛，但总的说来从1957年“反右”，1958年的浮夸风与批判“修正主义思想”，1959年反“右倾”，1963年开始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深化”论，运动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越来越左。极左思想与闭关锁国是孪生的，与苏联关系的破裂已谈不上文学的交往，而且与其它国家文学交流也很艰难了。至于说十年“文革”期，按照“四人帮”的理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文学历史一片空白。所以他们视世界文学不是“封”就是“资”，不是“资”就是“修”，完全断送了中华民族与世界文学注重交流并善于交流的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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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极为重要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的光辉里程。声势浩浩的丙辰清明天安门诗歌运动，揭开了它的历史幕布，粉碎“四人帮”结束了荒漠而又荒谬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历史的伟大转折，党确立的思想解放路线带来了文学思想的大解放。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在拨乱反正中发挥了打破坚冰开拓航道的作用，波澜壮阔的文学积极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程。20年的文学流程也有起伏，但打破单一，以其自身的多元多样与色彩斑斓，标明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成就又是怎样取得的呢？条件与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1986年发表的“十年小说启示录”之一的《文学与哲学结盟的时代》中谈到，改革开放，打破封闭，敞开大门，与世界文学重新恢复联系，多边借鉴，全方位“拿来”，这是新时期文学赢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动因。从世界上一个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到本世纪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中国作家用了一二十年短促时间就一一实践与实验过了。这一方面反映了刚从禁锢状态走出来的当代作家们，一旦呼吸到世界文学的新鲜空气，立即爆发出封闭已久的求新创新的渴望；另一方面说明，新时期文学在译介、接受外国文学方面是何等的多样、丰富和迅猛。当代文学历史从来没有过这样，它打破了单一的“一边倒”，面向世界文学潮流，尤其1985年的“文化热”以后，多国的文学作品与理论批评译本纷至沓来；作家访问交流四方八面，现代世界文学与文化网络不但输入了多学科的人类历史文化典籍，而且频频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观念新方法。也正是因为接受外来文学文化影响的丰富而又复杂，多元多样而又迅猛异常，所以具体描述哪一国家哪一民族哪一作家有何影响，那实在是本篇不能实现的任务。我们只能综合考察他们给中国文学带来哪些主要影响，我们接受外来文学有哪些基本特点。为此，在阐述世界文学影响之前，不得不首先梳理一下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脉胳，审视它在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究竟需要与吸纳了哪些东西，它的得与失又是什么。
尼采说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眼睛，司芬克斯也有眼睛……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真理’”。回视新时期文学历史，当然也有多种眼睛与视角，如从文学时间程序看，先有伤痕、反思，而后改革，后来又有寻根、新写实等；如从创作方法说，先是打破“四人帮”的“瞒与骗”的文学，恢复了面向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坛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等，也纷纷登场了。这些变化自然也反映了外来文学的影响，不过，我想从文学审视的对象，即人在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观念的演变，看其选择外国文学的演变史。文学所以称之为“人学”，因为人是它的中心，不论什么题材，农村或城市，特区或边塞，商贸或军旅，它们都要写人。所以如何对待人，如何写人，将他们当做神或妖，还是当做人，这种人的价值观念。在文学中的嬗变，往往最为敏锐地反映了文学思潮的嬗变。从这一特定意义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文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的发现的历史，新时期文学20年，并不像一些论作所说，它是人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一次性发现的历史，我以为，它经历了二次性的人的发现。第一次人的发现是非人获得人的价值的发现，第二次人的发现，就是人自身的局限与多重性的发现。前一次是就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发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呼唤着“把人当做人”；后一次则是人自身的发现，反躬自问，发现善与恶、美与丑、良与劣的人性复杂性与自身的种种弱点。这一次人的发现，其意义不亚于以至超越了前一次。只有看到两次人的发现，既有利于认识新时期文学不同等闲的成就，又有助于深刻理解人的命运悲剧有社会的，又有自身的悲剧，因而文学才能实现自古希腊即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历史使命，承担起揭示病毒以疗救社会又疗救自身的完善自我的责任。
新时期文学第一次人的发现的潮流，涌现了《伤痕》、《神圣的使命》、《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它们将所谓的反革命、叛徒、右派、罪犯这些被颠倒的“非人”，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值得探问的是，在第一次人的发现的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中，文学为什么是一元而没有接受世界早已有之的多元多样，现实主义为什么独揽天下？当时文学刚从文化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还来不及环视世界便匆忙投入拨乱反正。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因在于它面对的“假大空”“瞒与骗”的反现实主义，首要是恢复传统的、正视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唯有它的“写真实”与批判功能，能真正的将颠倒的人和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当然，新时期文学人的第一次发现，并非完全拒斥外国文学，但它那时还不是全方位地接受，如来自苏联文学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有的认为苏联文学影响随着十七年的结束而结束了，其实它的影响仍然“惯性”地运动着。不过它不再是“一边倒”的压力，而是出自人的重新发现的文学需要。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如面对被个人崇拜所轻贱的人，被当做“螺丝钉”和“历史燃料”的人，面对遭受战争巨大创伤的人，文学努力发现人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具有这样特征的文学，如果说50年代中期那些青年作家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特里丰诺夫的《解渴》、阿纳托尼·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当观赏影片《晴朗的天空》所展现的那冰化雪滑、江河奔流的38个连续镜头，《这里黎明静悄悄》的一个又一个普通女兵的命运遭际时，中国作家面对自己祖国的坎坷历史，怎能不痛思联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
与苏联“解冻”文学相比较，新时期文学尽管也揭示灵与肉的伤痕，然而它并非只是暴露黑暗与血泪控诉，而是渗浸反思。反思（Reflexion），由黑格尔老人提出的反思，作为他的哲学基本概念之一的反思，很令人费解。但经过历史与辩证的唯物主义加以改造，反思是“思想”的思想，对“认识”的认识。它作为人类高级的自觉意识活动，一旦进入文学之后，情感中即融化了理性，揭露和批判中融入了历史感。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在人的重新发现阶段中，有些作品存在思想弱点，它在恢复人的地位和尊严的时候，小说人物形象不是生活的主人，仍然保留充当奴隶的心态。他们原本无罪的，但处处流露一种表明心迹表达忠心，是自我辩护，是祈求别人理解。作品在批判个人崇拜与极左路线，但人物形象依然蒙着这种荒谬思想流毒的一层灰尘，文学中还缺少那种冲破牢笼、大智大勇、顶天立地的形象。但总的说来，像《布礼》、《钵花的歧路》、《灵与肉》、《月食》、《李顺大造屋》、《记忆》、《勿忘草》等作品，还是在反思中寻求历史的经验教训，暴露黑暗为了重放光明，批判个人崇拜但坚信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即使像《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等这一类“大墙文学”，与苏联文学《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日瓦戈医生》等批判个人崇拜或被称为“集中营文学”，它们之间思想色调也是不同的。“大墙文学”的批判锋芒是尖锐、彻底的，但作品底蕴是热爱祖国的情怀、是民族的凝聚，在反思中充溢着希望与理想。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从双重角度批判了人的“驯服工具”与文学的“工具”论，挣脱枷锁，获得思想的自由解放，从历史反思中发现与确立了大写的人的地位。
新时期文学第二次人的发现即人的局限的发现期，曾出现一个译介与吸纳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热潮。当时，新时期文学已经进入了这样的阶段，即从人与社会关系发现人的价值之后，转向人对自身的审视，发现人自身也不是单一的，人性包括多层次的丰富内容。于是，有关审视人的西方文学文化书籍，探索复杂人性心态与自我缺陷的外国作品，也就大量进入中国书市了。文学中人的自审意识是由两个问号引发的。前一个问号出现于反思文学后期，十年浩劫难道仅仅是“四人帮”几个坏人酿造的大祸吗？它与民族历史传统有何联系？文学终于从通常所说的政治反思转入文化的反思。《黑骏马》、《北方的河》、《桑树坪纪事》、《爬满青藤的木屋》、《拂晓前的葬礼》、《远村》等这一类的审视国民性的作品引起了反响。它们视线穿越了极左路线的政治边界，从更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所沉淀的农民性、知识分子性以至士农工商多边的民族性中质疑它的局限性。这是文化反思的一个层次。然而新时期文学最为宝贵的品格，是它的反思与寻找的脚步一刻也不停顿。因此另一个问号提出来了，长期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与传统历史文化，固然存在着极左思潮的土壤，但生长于这块土壤并每时每刻吮吸这一传统文化的人们，难道是“完璧无瑕”而毫无责任毫无局限吗？新时期文学当跨入了这一步，人的自我局限的发现便是水到渠成的思路了。《洗礼》、《活动变人形》、《活鬼》等，这一类灵魂拷问与剖析人性、心态复杂性的作品接踵而至，甚至出自不知名的年轻人手笔如《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一朝破土而出便名声大振，充分表明探究自我灵魂的小说是多么引人注目。不消说小说内容，仅其标题也别有一番滋味。当时青年人特别爱说自我选择，可是小说倾泄的意思却告诉人们，我要选择可又别无选择，到底怎能冲出困惑与怪圈呢？人们深深感到，这样的小说绝对不像传统文学孕育的，它很怪，这怪物是从西方文学脱胎而出的。的确，当新时期文学在发现人的局限时，需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文学的输入，又为新时期文学第二次人的发现而推波助澜。
新时期文学先后两次人的发现，并非突兀之举而是与历史一脉相承的。如果将现代与当代作为一个文学整体历史来看，“五四”则是最初的人的发现，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与帝国主义侵略，践踏与蔑视人的价值，鲁迅小说呼出的仁义道德“吃人”与“救救孩子”，那是人的发现的时代呐喊。伴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中国的深入，懂得了人类分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阶级斗争才能推翻专制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富强。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反映了人的另一发现，赞颂了争取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人民大众。但随着庸俗阶级论的扩大与泛滥，扭曲了人性和人的价值，50年代中期的文学，呼唤了那缺乏的人性与人情，但很快被极左思潮扼杀了。新时期文学人的两次发现，当然是现代文学历史的承继，又是50年代中期文学对人的召唤的一个续接。这是文学中人的观念变迁史。如果不了解这个变迁的历史，对于新时期为什么那么热情地接受外国文学，此时彼时它所需要或不需要的价值取向，也就很难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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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接受世界文学与“五四”时期的某些特征是相近或相似的。“五四”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是一个人性、个性和民族大解放的时代，因此它选择世界文学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革命功利目的，看它是否有利变革社会人生，注意引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批判封建社会统治、激励人生、鼓吹个性解放的作品，或者是苏俄、东欧和北欧民族民主解放时期的文学。社会主义新时期与“五四”完全是不同社会性质的历史阶段，然而在打破僵化、主张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恢复被扭曲的人的价值方面，它们又有相似的联系。因此，轰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与新时期文学发动期的外国名家名作，有许多重叠的现象，仿佛故朋再访、客又重新。不过，新时期“拿来”的世界文学不仅仅是突出几个重点国家和民族，而且与现代世界多元多样文学潮流相衔接，因此更带有全方位的特点，以满足从关门闭户中走出来的人们，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变革现状、思考人生的多方面审美的渴求。
这种全方位的“拿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地区国家与作家作品的多元多样的选择。“五四”选取外国文学时突出重点、特别是“以俄为师”之后，俄罗斯与苏联文学译介多了起来，一直到了60年代前后，它几乎是文学接受的中心。新时期是一个大改革大开放的时代，文学以开阔的胸襟面向世界。从亚洲到欧美，现代文学史上不大介绍的大陆非洲与拉丁美洲，也纳入接受的视野。尤其拉丁美洲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墨西哥的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宛如爆炸般地影响我国不少青年作家。这是地域空间的突破。时空历史也不局限于18、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多国的代表作，广为译介。从国家和社会制度方向也突破了界限，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的，文学面向的是全世界。打破了“一边倒”之后仍保留俄苏文学的影响，但就其影响强弱而言，它逐渐被美国及其它文学超越了。
“拿来”外国文学的时空与地域之广，固然标志新时期文学的开放胸怀，然而具体的外国作家作品，影响大小却不是一律的，它与新时期文学人的发现的历史的进程需要，与我们作家个性与接受兴趣是密切相关的。先以人们熟悉的苏联文学为例吧，十七年影响很大的如高尔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在新时期从1976到1990年，他们的影响渐被艾特玛托夫、瓦西里耶夫、雷巴科夫、邦达列夫、舒克申所取代。因为他们（尤其艾特玛托夫）作品在人的发现和人性的描写深度，为中国的同行所看重。又如法国文学，新时期文学与其处于第一次人的发现期，那种对人道、人性与人的尊严热烈呼号的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倍受读者赏识。可是80年代中期当文学进入人的局限的发现阶段，加谬《局外人》、萨特《苍蝇》《恶心》、佩斯《海标》、克劳德·西蒙《弗兰德公路》等，则赢得了关注。再说美国作家作品，由惠特曼《草叶集》、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霍桑《红字》、斯托《汤姆叔叔的小屋》、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转向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等。甚至知名度并不高的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因它们描写了人的彷徨与困窘以及无法挣脱的“圈套”，而在我们青年读者与作家中传读着。这种由显而隐、由隐而显的嬗变，并不是作家作品自身价值的幻变，但这一现象却恰好说明，新时期文学因其两次人的发现与思潮的变化，对外国作家作品的需要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了。
我还想提到对新时期影响相当大的两位外国作家的名字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海外学者李欧梵也曾特别强调他们两位对我们创作的突出影响。他们两位所影响的不是哪一个作家，而是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文学流派。1985年张起文学旗号的“寻根”派及其它一些青年作家，所以注意吸收马尔克斯的创作特点，显然因为中国与哥伦比亚有着某些相似的历史背景，但他于1982年走上世界性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台，怎能使中国作家淡然置之而不怦然心动？他们想，既然地域传统文化营养给马尔克斯铺垫了成功之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选择这条路？马尔克斯的成功取决于文学的三大板块结构，地域文化习俗、历史神话与现实的批判。“寻根”文学为什么轰轰烈烈而来却又匆匆而去？其中原因之一，它注重了地域文化习俗与历史神话的描写，但至关重要的不该忘掉或疏离现实社会的生活。昆德拉的小说让不少人着了迷，他除了一部新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等几部小说连其谈小说艺术的一本书，在中国均有了译本。他不仅仅影响了1987年以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他的“勘探”生存状态的主张，远远超出新写实的圈子。不过只是“原汁原味”的写生存状态，如果忽略了它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二者融合起来，将会影响它的时代巨著的面世。
其次，新时期文学还对外国的创作方法、风格流派作出了多元多样的接纳。“五四”新文学运动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为主，还吸取了西方积极浪漫主义。当时的创作，几乎看不到多少现代主义或其它文学流派的影响。这固然由于特定的时限，当时国外还没有兴起后现代主义，但已经流行的现代主义，对当时创作又有哪些影响呢？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等试验过现代派写法，但还没有形成“气候”便销踪匿迹，说明当时文学对它还没有特别的需要。新时期文学“拿来”的创作方法或叙述方式都是全方位的，既有上一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又有本世纪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象征主义等。无论它们怎样地新、奇、怪，新时期文学家尤其中青年作家都有气魄地试验一番。有些论者批评，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合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学之情。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有其复杂性，它包括哲学的伦理的文化的多重意识，如果将它原样照搬是不适宜的，即使简单移植过来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被人们讥笑为“伪现代派”的生搬硬套的小说，已经清楚表明了中国读者对它的冷淡。但是事实也告诉我们，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文坛，现代派与后现代派所以输入并站住了脚，不仅因为它的技法如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可资借鉴，而且它在揭示人和人性的多重性方面，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以，80年代中期以后当文学进入人的自我局限的发现期，以文学为重心的西方多边学科的文化热流也就滔滔而来了。
认识你自己，这是早在古希腊文化提出的命题，文艺复兴和近代启蒙运动无不关注人的认识。历史前所未有的一、二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冲击了传统观念而又给人带来许多莫解的困惑。人，究意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越来越成为文学和人文科学追询的一个焦点。不仅仅出现于本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后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依然在探询这一问号。对于现代与后现代的涵义，已经有了多样的歧义纷呈的阐释，但它们联系与区别主要在于对人的认识观念与态度。人有局限，社会有弊端，它们在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但现代主义认为人的悲剧性与社会弊端可以补救，而消解价值意义的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是无救的，无可救赎的。它们那种解构价值与消解意义，东方怎能接受呢。但有些作家如乔依斯、卡夫卡、加谬、福克纳等，他们作品所表现人的生存困惑，自我变形，荒谬感，局外人，生活的怪圈，性本能、潜意识，作为审视的某种角度或孔道，与我们文学对人的认识与发现，又有彼此借鉴的东西，因而它们的输入并产生了影响是毫不足怪的。
另外，新时期文学这种全方位的“拿来”，不仅仅对于世界文学，还表现在对世界上人文社会科学及诸多文化典籍作出多边多元的择取。谈新时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突然又牵涉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其实，我们考察20世纪世界对我们文学有哪些影响，单就文学谈文学是无法释明的。尤其阐述新时期文学多元多样的接受外来影响，万万不可轻忽了世界现代的人文学科。比如弗洛伊德并没有小说与诗作，但他的性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说对我们文学影响之大，究竟有哪些外国作家作品可与他匹敌？又如萨特，究竟是他的小说剧本还是他的《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所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于中国文学界影响更大些？这样例证是举不胜举的。新时期文学对世界文化这种多元多样的选择，是与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研究趋势相一致的。世界现代文化多层面与多视角的研究特征是，涌现出一些新兴的多边学科，如心理学、文化生物学与生态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地理学、文化行为学等。胡塞尔·萨特将丰富的文化理论与哲学结合，建立了文化哲学，斯宾格勃和汤因比等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归因于文化的兴衰，马尔库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建立了新文化理论。还有，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综合互补，社会学吸收与综合了多种文化理论，以改善人与社会关系，出现了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社会学等。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斯，用一系列社会学概念来分析文化制度、文化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动体系，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文化系统。李罗金认为文化是意义、价值、规范及物质媒介的总和，将人类互动的文化因素视为社会学的基本起点。当然，世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是与人类认识自我，摆脱生存及精神困境相融合，调整文化心理结构与完善行为规范、实现自我价值相结合。国外这些人文社会科学及新兴学科理论也是瑕瑜互见的，在国内的评介有的较多较为系统，有的很少，还仅仅是开始。但它们对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过去或未来，无须多说也是明明白白的。文学对人对生活的透视，不再是社会学政治学，而且需要多种多样的伦理学、心理学、行为学、功能学、价值学、人类文化学和哲学。当代文学不只是一双眼睛或第三只眼，而是拥有多得数也数不清的透视镜。因为，21世纪的人和人类将会更加充实和丰富，面临的生存困境也会更加复杂令人更加困惑。作为一个大家，创造一部大作，也就特别需要现代世界的综合文化素质，面对斑斓生活，特别需要多样学科的学问与眼光，这已经被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大家大作所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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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47年了，在这世纪交替的门槛上，我们回首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自然是感慨万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以为，第一要有一个开放与博大的眼光。现代史上杰出学者闻一多，在他的名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谈到世界四个最为古老民族的文化历史时认为，唯有中国文化勇于接受外来影响，所以至今“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又说：“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它揭示的是生命规律，也是文学发展历史的一条规律。事实一再证明，什么时候开放，文学就昌盛繁荣；什么时候关门，文学就萎缩。十七年，尤其“文革”十年与新时期20年相比较，文学的巨大反差，就是铁的例证。
对待外国文学，既不能民族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又不可盲目崇洋全盘西化。接受与开放，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去粗取精唯我所用。外国文学，说到底，它是一种参照系。外国文学也是有好有坏，好与坏都可作为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的撞击，你很难发现自己民族文学之短长。歌德对艾克尔曼说：“妙极了！由于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进行了活跃的交流，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相互纠正错误了。这是世界文学所提供的并将不断提供的裨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没有外来文学正与反的多种多样的参照系，却一味强求文学的发展，不过是纸上谈兵。眼下不是有人常常提起与世界文学接轨吗？甚至认为只有接了轨，才会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其实，接轨并非是一种工艺性行为，不是换成外国的统一型号；接轨则是对外来文学的开放、改造与吐纳。我们需要的开放，不是“一边倒”，不是对哪几个国家哪一类作家及其作品的开放，而是多边多元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仅是一种文艺政策，而且是民族风度与民族精神。对外来文学不是畏首畏尾而是自信。这自信是对外一种宽容与包容的气派，眼观八极，择取多样；自信又是相信我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筛选与扬弃的能力。我们文学的未来道路会更开阔更雄伟，因此对待世界文学必将是更为开放的。
第二，接受外国文学与文化，不能囿于个别的或某一派的文学文化理论观点，应有现代的综合眼光，博采众家，择优汰劣，唯我用之。我曾在文章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在接受世界的特别是西方文学与哲学文化方面，自然存在着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这一点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接受过程的单一性、表面性和片面性。往往接受一些学科理论原初的、比较简单片面的理论，却轻忽它后来的发展变化和比较完善的理论；吸纳它的负面反倒将其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弃之不顾；推崇或膜拜一家之言，却未能广采多家之长，撷取一鳞半爪，对西方诸家缺乏认真比较与深层研究。比如西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对于我们从文化角度透视生存状态和色彩纷呈的社会现象，扩大了文学视角。然而我们有些作品却将文化这一种视角视为文学的顶呱呱的唯一视角，将社会人生及其它多角度抛掷了。现在有些小说不论什么生活情节和现象，一概与文化相联接，这种庸俗文化学与当年皂白不分的什么事都跟阶级斗争社会学拴在一块的庸俗社会学，二者究竟有多少区别？除了庸俗文化学习气，还有文化决定论对创作也有影响。有些作品为什么把人看作物质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消极被动体，漠视人作为改善与完善生存环境的能动创造体，这是在接纳西方文化哲学的同时，没有深加鉴别地吸收了文化归因主义和文化决定论的影响。又如弗洛伊德学说输入之后，有些作品写性与本能欲望时，过重地表现“本我”层次和性的“里比多”，绘制生存状态时只重饮食男女，人物只受性欲与潜意识摆布，而且把这一切美其名曰生命意识的张扬，完全离开了社会契约、伦理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制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功不可没，但它毕竟是初创的科学，存在不完善以至严重的缺陷，连他的朋友、学生与后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都对弗洛伊德学说做过批评、弥补和发展。西方学术界认为，如将弗氏学说作为第一思潮，华生的行为主义作为第二思潮，而马斯洛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则进入第三思潮。马斯洛所以突破弗氏学说框架，使心理科学趋向合理与完善，这跟它选取不同于弗氏的审视对象、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弗氏选择的研究对象多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及行为反常的人，侧重研究他们消极的、病态的和兽性方面，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单一研究以及心理因素的历史考察。马斯洛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健康的、优秀的人，或称为“自我实现的人”。他强调对人的复杂心理现象作整体系统的研究，对人不只是考察历史，尤其着眼于现实和未来。马斯洛心理学也不是尽美尽善的，但他发现人不只是性本能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需要层次越高越脱离低级动物，越具有人性美的特征。弗氏与马斯洛都是心理学家，但他们由于研究的对象与重点不同而引发出各自有别的观点。得出人是受性意识驱使的“残缺”的与能够“自我实现”的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两位外国科学家的研究观点与研究经验，对于我们审视人与人的生存状态的文学家们，是不是有些许借鉴价值呢？当然，我反对只以那些“自我实现”的出类拔萃的英杰作为审美的唯一对象，但也不赞成单以“残缺”的人物作为审视对象。无论你写什么样的人，胸中也要拥有多层次多样性人物和历史时代的参照系。而且，在这里我不是谈如何写人的问题，而是以弗洛伊德—马斯洛的心理学发展脉络为例，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当采撷西方文学与文化哲学的时候，避免单一的、简单化的、片面性的方式，而是要博采众家取优汰劣。
第三，接受外国文学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吸纳与学习，而是超越，如不建立超越意识，洋味怎样浓，终究是人家尾巴而已。现在有的先锋派所以处境尴尬，不是学得不像，洋味已经够足了，但往往成不了大气候，风头了一阵子，便转向历史、通俗或其它了。借鉴外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看其像不像，洋味足不足，而是它与民族文化之间是否天衣无缝地融会。现在每谈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人们常说“拿来主义”，可是忘掉了鲁迅更为强调的，“拿来”之后怎么办？目的是为了“煮自己的肉”。一个作家“拿来”了西方文学意识或技巧形式，如果只尾随其后地学而不是着眼于超越，没有自己对人生与生活的独特发现，他即使“取法乎上”，如无“超”的意识也只能“仅得其中”甚至“其下”了。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连其篇名都是学果戈里的，但鲁迅的小说比他的“忧愤更为深广”，在于它对中国仁义道德的封建礼教发现了“吃人”的本质。所以说，文学史上大家上乘之作，虽然往往吸纳外来的，但它的成就在于超越。
还要看到，我们对外开放进程中，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也带着他们的人之生存价值观步履快捷地走来了。其影响的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存。从负面说，如西方学者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真理、正义、尊严与价值的消失），在这里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还有的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否定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许多生活角落和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这种人生价值与人类生存“无意义感”的症状，西方文学有，在我们文学作品中也不鲜见。不过，我欣赏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的一句话，良心是人的“意义器官”，只有人才有追求“意义的意志”。作为“人学”的文学，倘若丢掉人的价值与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我真要怀疑，文学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今天，处于新旧交叉的转型时代的文学，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不论有多少诱人的主题，但我以为它的中心点依然是人的生存价值的思考。为了认识商品社会中的人的生存价值，西方已经用了几个世纪从现实主义到现代后现代各样艺术方式探索它。多少名作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诞生，但其探索仍无穷期。我们当代文学探求这一命题，起步不算长久，还需要继续“拿来”与借鉴西方及世界文学，但归根到底在于我们文学自身的活力与进击。市场经济对于古老中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人们在巨变颠簸中怎能不感到晕眩？市场经济刺激和激发了人的竞争、向上和进步，但它也是捉弄人的魔方，它使人自我膨胀又会令人颓唐，让人昂奋又使人沮丧。一句话，金钱是人制造的，但它反过来诱惑人又困惑人，在金钱冰水中使人迷惘与失落。从这层意思说，新时期文学又面临着人的失落与重新发现，发现转型期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它不是新时期文学初期从政治层面对“牛鬼蛇神”所作的人的发现，而是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如何建立人之生存定位与价值观。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的文学，不论它怎样光怪陆离，面对21世纪中国与世界文学的格局，只要紧紧把握这一透视隧道，具有47年历史的当代文学必将大展才华，再现辉煌。
注释：
①a《译印政治小说序》，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①b详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②b沈雁冰：《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收入新文化书社1921年初版《中国文学变迁史》。
③b〔法〕安德列·纪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彭镜禧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①c②c详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
①d详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①e《近年来文学的特征》，苏联《文学问题》1964年第7期。
②e《战士和创造者的人道主义》，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4年第12期。
③e西蒙诺夫：《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补充报告》，苏联《文学报》1954年12月18日。
④e《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⑤e详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
⑥e详见《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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