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的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极大冲击，也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具有紧迫性、必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所谓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在一定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关乎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而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理念、路径、内部动力、外部环境等方法、手段的组合或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动力、外部环境调整的系统转变。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以及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应该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必须作出的一个策略选项，而且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涉及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
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目标及理念的转变，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使然。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开宗明义：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追逐价值最大化，而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现了很大的“变容”，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阐释渐渐淡出政治经济学理论视野。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一个地区乃至国家追逐GDP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使然，是天经地义的。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没错，但是，如果全社会把GDP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则是荒谬的。姑且不去讨论到底用什么指标评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更合理，GDP指标本身不过是一种价值核算方式而已，它回答不了国内生产总值从哪里来、怎么来的、怎样分配或干什么用之类的国民福祉问题。如果GDP来源于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动力的廉价挥霍，GDP的相当部分被外国资本占有，本国劳动者和投资者获取的份额有限，而GDP的实物载体或者是为发达国家消费者生产廉价的贴牌商品，或者质量低劣的国内消费品，这样的GDP不要也罢。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照这样的目的组织、安排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必须戒除GDP崇拜，破除GDP幻觉，确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就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就要藏富于民，进而从根本上启动内需，实现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
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知的回归。
二、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难以满足这一需要的矛盾，但这一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回应。
关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经典的表述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一表述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对私人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国民对私人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国民对公共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都属于国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对两类产品的需求强度会有所差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国民对私人产品的需求旺盛；而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对私人产品的需求降低，转而追求私人产品的质量，但对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有旺盛的需求。这已经被主要先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国民的衣食住行特别是服装和食物的需要已经得到空前的满足。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完全可以运用经济学概念把主要矛盾的表述细化。在国民的衣食住行特别是服装、食物的需要没有得到空前满足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私人产品的供给和私人产品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较长时期大抵如此。私人产品在使用和消费上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一个人获得了某种物品的使用权利，就排斥他人获得使用权利；如果他人也要使用或消费这样一个产品，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这类产品就属于私人产品。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刚从计划经济的时代中走出来，人们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在非常贫穷的状况下，人民的衣食基本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住和行基本上是非常低的水平，而这类产品基本上可以划入私人产品范畴。所以，所谓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集中体现为私人产品的供给需求矛盾，也就是说人们对衣、食、住、行等私人产品有旺盛的需求，但落后的社会生产却难以满足。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持续经济增长，私人产品供给不能满足国民需求的矛盾已经从根本上缓解，并且不再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但是，一个新的矛盾凸显出来，就是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公共产品是在使用或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一项公共产品，某些群体的使用或消费不妨碍其他群体的加入，也不会导致供给成本的增加，典型的如：军队、警察、公园、绿地，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服务于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等等。改革开放30年以后，如果仔细观察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就会发现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而导致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仍然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框架下来解释，但主要不是私人产品供给难以满足私人产品需求造成的结果，而主要是现阶段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不适应社会对公共产品的旺盛需求使然，特别是作为公共产品重要组成部分的、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的缺失造成的结果。
所以，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仍然十分重要，因为私人物品的供求矛盾从根本上缓解而非根本解决，事实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但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发展开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经济发展又不能继续采取传统的粗放的、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发展方式，因为我们既不需要、也再承受不起这样的发展方式，而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当然，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使国民享有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机制、体制、制度及政策创新来支持与保障。而这恰恰是党和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核心部分。同时，政府应该特别大力推进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回应国民福祉诉求。这些都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破除“市场迷信”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用来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各种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要是无止境的，所以资源应该合理配置。稀缺的资源用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都决定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魔力，政府应该“闪开”。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是所谓帕累托最优，需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才能实现。然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企业规模小、产品同质，幻想在既定的价格下可以生产任意的产量，又导致供求矛盾尖锐，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周期性爆发，其结果是造成对资源包括生态环境资源的巨大破坏。所以，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经济学假定前提或出发点，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事实上被偷换了，“稀缺”被换成了“丰裕”。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资源优化配置是以资源无限供给甚至是挥霍使用为条件的。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矛盾，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面临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的经济学根源。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下的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做过很多的修补，使之渐渐脱离严格的假设而趋于现实，也逐步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对市场自发力量的信仰始终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这种“市场迷信”表现在很多领域，以至于旨在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缺陷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问题上，也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所谓“排污权交易”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是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信奉市场到了盲从的地步就是可笑的。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缺陷的校正，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超越。转变发展方式也要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只能用市场这种“异己”的力量来实现，则几近荒谬。
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在国际上积极参加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协调，承诺加快节能减排步伐；在国内则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以工业、交通、建筑为重点，大力推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等等。
这些努力，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无缘，是对“市场迷信”的坚定超越，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上的理性、决心和行动能力，将极大改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样式，为国民营造更美好的家园，并从根本上改变、提升国家形象。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市场“自组织”力量与政府“被组织”的有机结合
早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就曾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提了出来，强调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向结构优化、规模经济、科技进步、科学管理要效益。经过多年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明显进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区域发展出现新变化，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战略性调整加快进行，国企改革成效显著，研发投入不断扩大，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管理得到加强，宏观调控不断改善。但由于客观存在的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差距大等基本国情和体制限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可谓未雨绸缪、统揽全局、高屋建瓴。但是，毋庸讳言，全社会包括政府部门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切性的认知并不一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步履维艰，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考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刻不容缓。
为什么党和政府提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党的十七大之前称之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横跨三个五年计划（“九五”、“十五”、“十一五”），但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踩着不变的步伐”，而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却使我们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如醍醐灌顶、大梦初醒？这其中值得总结与反思的内容很多：在推进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有效结合利用市场的“自组织”力量与政府的“被组织”力量。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广东省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实行所谓“腾笼换鸟”，但难度很大，阻力很多，政府一度甚至受到指责，面临很大压力。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一大批靠外需运营、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低附加值的加工工业企业纷纷倒闭，以市场强制的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做成了政府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这恰恰证明了基于信息与理性的政府干预政策——“被组织”力量的作用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力量但不迷信市场，主动运用政府的“被组织”力量但遵从市场规律，就显得特别重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两种力量恰如其分的组合，会极大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率和绩效。
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宏观、中观、微观政策的衔接及配合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处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关系、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外生拉动与内生拉动的关系、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关系，等等。而破解如此之多的经济利益关系，又涉及十分复杂的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及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等等。能否处理好这些经济利益关系，关键是要调整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是处理好复杂经济利益关系的支撑力量。从经济结构调整看，则既有属于宏观层面的问题，也有属于中观（即产业）层面的问题，还有的是属于微观层面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协调关系，还是调整结构，特别需要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体制、机制、制度设计及政策安排建立起高度的协调性，能够相互配合、衔接，而不是相互掣肘、抵触。例如，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之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也就是说，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三套车”——消费、投资与出口，消费还只是一匹跛足前行的“病驴”，投资与出口则跑得太快，成了脱缰的野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特别需要宏观、中观和微观政策的有机整合。
从宏观政策上看，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如补贴就业、所得税调整等），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是扩大消费的有效途径；通过调整出口补贴政策，可以改变出口结构（商品种类和地区），规避贸易摩擦；通过提高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抑制投资冲动和资产价格膨胀，等等。但这些都属于治标之策。
在中观层面，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后进国家跟随式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通病，通过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物联网的研发应用，等等。在产业结构政策中应大力推进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有机融合；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加快发展旅游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在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同时，应通过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同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组织合理化。该竞争的产业就鼓励竞争，建立起竞争架构；该适度集中的产业，则在起步阶段就着力规避过度竞争、一哄而起。传统产业也应当大力推进企业的并购重组，逐步建立起产业整合市场、集约增长的能力。应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引导企业开发新产品和节能降耗；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推动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应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引导企业以品牌、标准、服务和效益为重点，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社会责任。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诚信体系建设，努力把我国产品质量提高到新水平。这是改变我国经济长期以来靠模仿、跟进式的传统产业投资拉动的怪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催化、拉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优化，同时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绩效的根本途径。
在微观政策层面，则应当把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发展自主品牌、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产品作为政策着力点。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缺乏核心技术、贴牌生产、拼资源、拼人力的国际资本“打工仔”形象，才能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从源头上减少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的外溢，真正实现民富国强。应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服务网络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和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同时，发展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在税前扣除的政策。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孰轻孰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然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包括总量政策、结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外政策等的组合作用。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不仅仅是宏观调控政策，还应当包括有效的微观监管政策。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微观监管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有效的政府监管是进行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必要手段。
经济调节即政府宏观调控。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要求国民、企业养成遵从法律和秩序的习惯，否则，宏观调控难免出现“面多加水、水多加面”、“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靠行政手段“一刀切”或党纪政纪处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政府宏观调控可以经常使用的办法。而通过日常的、细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手段帮助国民养成遵从法律与秩序的习惯采取的措施，却可以逐渐规范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为宏观调控、经济调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基础性条件。
塑造服务型政府，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是，服务型政府不是取悦于民，更不是搞一些中看不中用的政绩工程，而应该解决一些实质性的民生问题。由于政府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具有强制力、征税权和禁止权，可以有效行使监管权，有效的政府监管本身就是政府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可以设想，如果国民在用药的时候没有安全感，购买食物时没有安全感，由于心存忌惮而在许多可能的消费时望而却步，如果一个矿工在下井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地面，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标榜其为国民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发展路径
利用经济全球化和WTO自由贸易体系，加快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各国的愿景和平等权利。但是，在平等的权利抗衡、博弈的过程中，矛盾、摩擦甚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民族利益不仅没有淹没于全球化潮流之中，反而变得更加敏感、微妙。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频频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针对我国的各种“猫腻”，自由贸易的热望却遭遇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冷遇，等等，都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更是使我们如梦方醒。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的发展路径应该如何选择？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的国际环境中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加快重组和国际产业加快转移，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呈现高技术化、服务化、生态化的特征。一个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在“要素驱动型”而不是“创新驱动型”阶段，资源消耗过大，低劳动力成本投入，科技贡献率低，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服务贸易发展滞后，都表明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还不高。不转变这种发展方式，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提升经济的整体素质，就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无疑，这是非常理性、正确的思考。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大国，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赢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不能简单模仿地域、人口较小规模国家过度“外向”的发展路径，而应同时发挥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优势，同步建立起“内需”主导的经济体系。通过启动消费扩大内需、调整供给适应内需，发掘国内市场的无限潜能，逐步建立起我国经济庞大的自我循环能力，我国经济不仅可以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将能够从容地应对国际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可以从根本上规避出现“美欧伤风，中国感冒”，“美欧感冒，中国吃药”之类的传染病症。建立起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两个良性循环，将给我国经济赢得这边独好的风景。这才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雍容、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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