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研究的新时代_汉字的演变过程论文

汉字研究的新时代_汉字的演变过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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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问题的争论从上世纪初开始,一百多年来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20世纪初,汉字是保存还是改革,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激烈争论最尖锐、最前沿的问题。到20世纪中叶,文字改革的呼声在知识界日益高涨,而对文字改革的异议也一直没有停止。建国以来,文字改革运动在基本思想上、组织上、人员上、任务上,都是20世纪初期运动的延续。所不同的是,早期的文字改革运动,是以知识阶层为主的、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而到建国以后,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国家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而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难以充分反映、合理解决。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可以看出,在制定汉字简化方案时,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宇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坚持“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较多的是来自草书楷化。应当说,20世纪50~70年代的汉字研究,更多的是围绕三大政策,从课题上和方法上,文字改革的研究是主流,中国汉字研究传统继承和历史研究的声音相当微弱,科学汉字学的成果相当稀少,实际上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弱小的分支,甚至没有建立系统的汉字学基础理论。

70年代中叶,汉字改革向着拉丁化方向的发展宣告“暂时停止”,我在《再论汉字规范的科学性与社会性》一文中曾经说过:“随着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呼唤,汉字研究的又一个高潮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历史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新审视既往工作的机会,不但允许我们对汉字问题再一次进行全面的反思,而且,在反思之后,还有机会对既往工作的不足加以弥补和完善。这是汉字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忧的是,先辈们将近100年的苦苦思索和奋力拼搏,许多人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没有把汉字问题处理得十分恰当。现在,在一个崭新时代更为复杂的现实面前,要求又这样紧迫,我们能正确把握汉字的现在和未来吗?”的确如此:一方面,汉字进入计算机,标志着汉字现代化进入了最高层次,简化汉字推行到基础教育和扫盲运动,标志着汉字的大众化达到最广泛的程度,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信心;另一方面,在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前,科学的汉字研究成为大众最关切的问题,也成为几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与实践,不论是持有哪种观点的人都深切认识到,汉字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在正确继承传统并为文化精华的传承寻找现代化形式的细致工作中,复古和盲目反传统同样有害。在20~21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在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洪流冲击着转型期中国的新时代,中国必须以自己有特性的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作出贡献,而不是把自己改变成其他的文化,使世界文化变得单调。

要想决定汉字的命运,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简单地论定汉字的优劣、简繁、难易的只言片语,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关系如何?在汉字演变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它的总体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着哪些规律?汉字构形中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结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在深入、科学的汉字理论研究中来解决。一个汉字科学研究补课的时代到来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汉字的研究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念造成的固有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字”与“词”混淆,文字学附属于语言学,失去了自己独立研究的价值。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自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念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在对单个汉字的考据。但是,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这种演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是清楚的,汉字的发展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汉字适应信息时代,进入标准化、国际化的原则和方法。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上实际使用的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应用的角度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的内部。从群体记词的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的文化水平普遍还不是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免除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缓。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为系统变化的过程。在信息时代,汉字标准化是当务之急,只有标准化,才能适应计算机的需要,才能真正进入国际化。但是,在上述多种矛盾存在的情况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允许缓慢地自发进行,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但是,在人为地调整汉字系统的过程中,既不能违背汉字发展的规律,又不能不顾这种人文符号的社会约定性。汉字的标准化既然带有人为的一面,在确定一个标准化方案时,需要严密地观测汉字的历史和现实,需要寻求真实的数据作为依据,更需要历史的借鉴和理论规律的指导。一个标准化方案的制订,不能简单化,要尽量排除主观性,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难以为继,任何非科学因素的介入都是有害的。

不断调整我们的思路和方法,在事实的考察中积累数据,创新理论,用探求真理的严肃态度创建并逐步完善汉字历史科学和理论科学,我们才能真正适应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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