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重构与适应
李 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生态是指非遗文化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系统，而文化生态环境则是指主体进行文化的创作与传播等各项活动所需依存的环境和条件。国内外针对文化生态应用到非遗保护的研究工作多集中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或使用生态学的概念及理论研究非遗保护，研究不同非遗文化生态环境的内容较少。刘锡诚在《传承与传承人论》一文中认为，非遗是一种变化的文化，其形态以及内涵像水一样，不会停留在一个点上，而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发生“嬗变”。孙传明和刘梦杰在《生态位理论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文中，通过生态位理论视角，分析在我国非遗弱势生态位，并为建立非遗优势生态位提供了科学合理方式。黄永林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论述了文化生态失衡下非遗传承的危机，并通过研究非遗保护不断深化的过程，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给出了合理的建议。本文通过研究重要的非遗生态影响因子，解析处于不同文化生态区位非遗文化的特性，探究重构与适应文化生态环境的路径，为非遗保护的工作具体实践提供借鉴。
追溯标准化概念的起源，原始的自然人为了适应生存、传达信息和交流感情的需要，就逐步创造了原始的语言、文字、工具和住所，譬如：西安半坡遗址中陶钵口上刻划的信息符号，元谋、蓝田和北京出土的趋于样式统一的石制工具，在方圆高矮等方面有统一规制要求的远古建筑洞穴和房屋。这些都体现了远古时代在生活实践中已有标准化意识的萌芽产生。
一、非遗生态影响因子
文化生态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概念，是指文化在创作及发展过程中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发生互动的系统，而在这个系统中，与文化产生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就是非遗生态的影响因子。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文化生态影响因子可以分为内生态影响因子与外生态影响因子，其中内生态是从非遗文化主体角度出发，其影响因子包括非遗受众与非遗传承人；外生态是除非遗文化生态系统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其他社会系统，其影响因子包括政策因子与技术因子。
（一）传承人因子
刘锡诚认为，“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有一些非遗，像是戏曲以及民间故事，在历史上只有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才能使其表现形式得以不间断地延续，文化才能不断流、不消亡，在历史淘汰的过程中逐渐稳固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或文化模式。非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非遗资源丰富地区的青壮年向着大城市迁徙，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区域内青壮年的缺失，在客观上造成了非遗传承人缺失的局面。另外，由于非遗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限，为了谋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很多传承人转而寻求可以产生更多经济价值的职业。
1.急性期：通常发生在初次感染HIV后2～4周。部分感染者出现HIV病毒血症和免疫系统急性损伤所产生的临床表现。大多数患者临床症状轻微，持续1～3周后缓解。临床表现以发热最为常见，可伴有咽痛、盗汗、恶心、呕吐、腹泻、皮疹、关节疼痛、淋巴结肿大及神经系统症状。
面对传承人缺失的难题，政府带头建立了非遗传承人的名录制度，针对具体项目完善非遗主体队伍建设；针对一些无法产生充足经济收益的非遗项目，对非遗传承人给予了资金支持。传承人作为非遗文化的主体，自然是受到了重视，然而在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一些传承人过于追求商业化，导致非遗文化价值发生异变。如何处理好传承人在非遗本真性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红线，是非遗传承主体培养的重点。
（二）文化受众因子
贺学君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中论述道：“对于民众来说，非物质文化活动不是游离身外的他者，不需要外力的组织和注入，而是融于肌理不可须臾分离的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古时交通等条件的限制，除了少部分被当权者赋予正式地位的非遗文化实现了跨地域的传播，价值观得到广泛的认可，大部分的非遗依旧被局限在一定的区域之中，也正因如此，这些非遗才能更好地保留住特定地域内的乡土文化特色。
首先，某些非遗缺少传承人是由于经济因素。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在诞生之际有着一定的市场属性，能够为从事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些手工艺逐渐被市场淘汰，无法带来稳定的收益维持生活，因此年轻人并不愿意主动传承非遗。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必须要通过资金的扶持来保证非遗传承人的经济收益，只有通过主动扶持才能消除非遗传承中经济的空缺。此外，在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方式上，也要进行相应的探索，通过与高校联合，吸引潜在的传承人。例如，发展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是近4年来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大力推行的研培制度，自2015年至今，全国参与高校共计举办研培班590余期，培训学员2.5万人次，加上各地组织开展的延伸培训，共计覆盖传承人群7.1万人次。通过非遗保护与现代教育的跨领域融合，按“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培养原则，使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产品设计、制作能力、市场意识逐渐增强，一批优秀学员成为各地非遗保护传承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不断涌现“培训一人，带动一片”的现象，探索出一条“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三）政策因子
非遗文化的创造主体和传承主体都是人，因此只有通过人，非遗才能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呈现文化内涵。而现在，大多数的非遗都处在采邑区以及宗族区之间，在保护发展与濒临消逝之间徘徊。特别是一些仅传承于少数年级较大的人手中的传统手工艺，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潜力而面临着传承人空缺的局面，一旦这些传承人老去，那么这一非遗极有可能会自此逝去。因此，如何吸引非遗的传承人实现传承人的培养是一个难题。
2.加大传承人扶持力度，探索适合的传承人培养方式
非遗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所限制。比如变脸，在封建社会，这项手艺传男不传女，就算在现代社会也是受到严格的管控，不能随便将其中的核心技艺传授他人。1987年，国家甚至将川剧变脸艺术列为国家二级机密，如果发生严重的泄露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因而政策与传统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某些非遗文化的传播，不过也借此保护了非遗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因稀缺性而存在，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模仿则会消失。
（四）技术因子
技术是文化的先驱，技术的发展促进文化的变革，因而技术的发展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不言而喻。麻国庆在《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中表示，众多非遗的产生与生产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乡土文化一部分的非遗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延续着乡土生活的历史感。工业文明的背景下，飞速发展的技术带来了文化的大规模的复制，使得非遗所处的环境日新月异，其挟带的文化内涵，也逐渐消逝在技术的合理性之中。
工业文明带来文化的机械化生产，结束了文化精英的垄断权；信息技术带来文化传播的大浪潮，使文化的商品化跨越了地域限制；非遗文化的保护以及传承使其超越地域与群体，升华成共享性的人类文化遗产与公共文化资源。非遗数字化是当前乃至未来非遗保护的必然选择，不过这种外在性技术力量的介入，使得非遗文化渐渐屈从于技术的表现形式，也为融入民间日常生活设置了障碍。光怪陆离的影像技术的出现，如电影、电视等，导致传统表演无法将自身融入这些技术之中。具体技术的变革使得非遗面临两种截然不同局面：转变形式适应技术的变革，或者排除在新技术之外而泯灭。
信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的文化空间，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将非遗的表现形式用文字、图像以及音频记录在数字化储存设备中，可以轻松实现非遗的大规模保存；3D建模、动作捕捉、虚拟现实等技术使非遗文化能得到全方位的保护，完整再现非遗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新媒体的发展让非遗转化为信息，实现大规模便利的传播。技术依然改变了最适宜非遗生存的环境，在现行的技术因子的影响下，信息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将使非遗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五）文化影响因子耐受性
耐受性法则是著名美国生态学家谢尔福德在1913年提出的，他认为所有生物处在生态系统中，受到不同生态因子（温度、空气、湿度等直接或间接影响生物生长发育的环境要素）的共同影响，不同环境生态因子都有一个生态上的适应范围大小，称之为生态幅。非遗作为我国文化生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千年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中，不断与周围因子互动发生联系，这些影响因子包括了非遗文化内生态影响因子与非遗文化外生态影响因子。在这些因子的共同作用下，非遗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化出不同的形态，以实现对于动荡环境的适应。然而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并非每一类非遗都可以通过考验而得以保存，总会出现一些由于无法适应周围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导致非遗消失的情况。为了防止现存珍贵的非遗因环境的巨变而消失，必须格外关注非遗与外界环境变化过程中的互动效应，通过定位不同文化区位的非遗对于不同影响因子的耐受度，来确定其文化环境发展的路径：是由外力介入实现原生态环境的重构，还是通过技术等手段的应用，使非遗对于这些变化的影响因子更加具备耐受性，更加准确地实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二、非遗文化生态区位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拥有着一定区域内群体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在历史传承发展过程中受到其内部以及外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境况，需要不同的外力介入实现其保护与传承。借助于信息空间理论中典型区域的划分，可以将非遗文化分为四种不同的文化生态区位，针对不同文化生态区位中非遗的特性进行分析。
信息空间理论是一个有着三个维度的立体空间模型，是Max.H.Boisotz在研究知识资产时所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被之后的文化学家作为一个研究的平台。如图1所示，信息空间理论中存在着采邑区、宗族区、官僚区以及市场区四个不同的经典区域，将其应用到非遗保护之中，可以将非遗文化分类到四个文化生态区位，这四个文化生态区位分别是非遗采邑区、非遗宗族区、非遗官僚区、非遗市场区。
（一）非遗采邑区
图1 信息空间理论模型
采邑区是在信息空间理论之中较为接近于原点的模型，其代表的是存在着最原生态的信息的区域，也就是信息的产生与发源地，其文化接近于产生的原始形态，保留信息的原真性最高。在过去，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民众活动的单一化、交往范围的限定化，决定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与自然性。在这区域的非遗文化，是非遗保护工作中最紧急的文化类型，多数是只有少数高龄手工艺人所掌握的手工艺术，一旦传承人过世，那么这些非遗文化就会面临着消逝的危险。因而这一区域中的非遗文化十分容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生态因子就是传承人情况，其他文化生态因子造成的影响比较有限。因为这一区域非遗文化所能产生的传播效应较小，主要依靠传承人之间的亲身传授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对于这一区域内存在的文化，要着重注意传承人的培养状况。
（二）非遗宗族区
宗族区在信息空间理论模型右下角的区域，这一区域中的非遗文化在扩散轴的中高维度，可以实现文化在一定区域或者小范围的人群中的扩散传播，可以有效提升非遗文化的生命力。在这一限定性的范围内，非遗文化有着可以被共享的文化环境，群体内成员也存在着对于非遗的认同感，自发地承担了非遗文化传播以及保护的责任。采邑区内所诞生的非遗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随着信息传播的过程，逐渐增加受众，加之非遗随着环境变化，而慢慢迁移到了宗族区，拥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与保护的环境。就目前来分析，大部分非遗还是处在采邑区以及宗族区之间，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保护方式的精进，成果也日益显著。但是处在这一区域的非遗文化在传播与发展方面却面临着众多难题，如果无法维持住受众的数量，那么已经处在宗族区的非遗文化极有可能会退回到采邑区，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局面。
当内压继续增大至某一值时，管子在正断层作用下的变形形式将发生变化。图6为当断层位移为2.062 m时管子承受8 MPa和12 MPa内压的变形情况。从图6可以看出，在内压8 MPa时，管子变形主要是拉伸变形，内压为12 MPa时，管子变形除拉伸变形外，还有弯曲变形。
（三）非遗官僚区
1.相关政策制定落实，实现文化原生态的重构与维持
以石英为主的矿床主要有热液石英脉型矿床、伟晶花岗岩型矿床、沉积硅质砂岩型矿床以及变质沉积石英岩矿床，这类矿床经开采选别后所产生的尾矿中SiO2的含量一般为60%～90%。常见如金矿和铁矿。石英脉型金矿是我国主要的金矿工业类型，其数量和储量分别占金矿床总数量和金总储量的50%以上[5]。我国最大的高硅鞍山型铁矿，其尾矿中SiO2含量可达83%，如本钢、鞍钢、首钢、太钢和唐钢等公司下属选矿厂排出的尾矿；据资料显示，鞍钢矿山公司尾矿库尾矿中的SiO2含量在80%左右[6-8]。
（四）非遗市场区
市场区是信息传播极为自由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的文化不仅是自身具备了极佳的传播特性，并且拥有众多的文化受众，因而也更加具有活力。在这一区域的非遗文化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变化中演化出不同的文化形式，并且借助于新奇的技术实现自身文化更大范围的传播。非遗文化达到这一文化生态区位也就实现了一个循环，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新的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在初次诞生时期可能会处在采邑区，在逐渐的发展中慢慢回归到市场区，然后新的文化形式出现再回到采邑区，循环往复不断发展。因而在这一区域中，非遗文化的适应性最强，对于各种文化生态因子的耐受性范围也最为广泛，并且伴随生态因子变化而演化出的新的文化形式，是非遗实现传播发展的目标区域。
三、非遗生态环境发展路径
通过对非遗四个文化区位进行分析，研究保护与发展非遗的介入方式，本文认为不同文化区域内非遗文化环境的发展路径有两种：一种是重塑最适宜非遗生存的原生态文化环境，即在非遗原生地打造文化生态园区，通过人为限制及改造重现非遗生存的最佳环境，实现文化与环境的和谐共存，进而完成非遗的原生态保护；另一种是借用信息数字化技术，转变非遗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具有环境的适应性，或者是通过技术，构建一个虚拟的文化环境，并使用新媒体等平台实现非遗的数字化传播，实现非遗适应性发展。
从互联网数据可以看出，如表1所示，关于景区内游玩的内容几乎没有，但是这正是游客们需要的信息。一般情况，多数游客出行前都会进行旅游攻略，查看各种应用来了解景点情况，但是，现在市场上攻略类型的APP都停留在到景点为止的情况，缺少“如何在景区内深度游玩”这样的功能。这一点从百度搜索的结构中可见一般：百度搜索“某某景区怎么玩”，会出现几千万个回答，复杂难选，使得人们不知该如何查找。
（一）非遗原生环境的重构
需要进行原生态重构的非遗文化通常处于非遗采邑区，少数在非遗宗族区与非遗采邑区之间。黄永林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提到，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其所依存的文化环境，因而要实现对于非遗的保护，不仅要保护非遗的文化形式，还要注意对于文化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因为非遗是产生并存在于一定空间的文化，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与这个地区的地理气候、人文历史和生活习俗有着紧密的关系，脱离了这些环境来谈非遗的保护显得不切实际。目前常见的对于非遗保护的方式，包括实地的调研、文字记录，以及图像和音频的录制。通过这些方式将非遗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整理保存，在客观的方面实现了非遗的保护。
他的事业不断扩展，大部分时间，他在北京、南京、西宁、鄂尔多斯。但每年都会拿出一段时间外出进修。他还记得她的眼睛是怎样黯淡下去，似乎这些年他进修、参加音乐会，都与这黯淡下去的目光有关。
然而这些保护方式，仅仅保存了文化的表现形式，却忽略了人的主观感受。非遗在一定环境中也被视作一种文化符号，通过人这一媒介实现表现形式与外在环境的互动，传递一种信念以及感情，成为一种土生土长的“乡村记忆”。“乡村记忆”是文化主体动态实践的过程，是乡村历史发展对村民记忆的映射，展现村民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对生计资源与地方情感传递的差异性，只有对依附于特定的物质与非物质形式的资源进行记录和保存，才能实现横向交流及纵向的代际传播。通过重构非遗所依存的生活环境，能够实现文化中所包含的人为感情以及历史记忆的传递，实现非遗的原生态的保护。
非遗文化环境的重构主要针对的是处于采邑区的非遗文化，包括与市场联系较弱、少数传承人坚守的传承文化，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漆器髹饰技艺。古时，漆器是民众生活、祭祀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器物，而在现代社会，漆器的作用被其他工业产物代替，并且漆器髹饰技艺复杂，学艺时间长，劳动条件艰苦，愿意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不多。在此情况下，徽州漆器髹饰技艺后继乏人现象严重，亟待保护。少数民族相关的民俗、节庆，例如塔吉克族的引水节以及播种节，由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实现生产的需要而诞生，后来随着人口迁徙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一具有十分重要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少数民族节庆面临被遗忘的危险。
针对文化环境的重构，现行主要的保护方式包括了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文化生态园区的建设和民俗保护区的建设等。截至2018年，我国已建立了17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等。通过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对一定区域内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相关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进行保护，从而实现对于文化遗产的修复保存，使这些文化成为一种活文化并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相处。
通过对相关资料与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信息技术的信息性、技术性更为明显。其中，信息性指的是信息技术重点在于信息二字，信息所具有的性能与想要表达的效果通常是借助信息技术来实现，其发展的标准为能够整体提升信息处理的最终效率，从而完成提升教育教学业绩的标准；技术性指的是信息技术运用到的设施比其他技术相对先进，性能相对成熟，经验相对丰富，操作与运用相对便捷，效率也更加高效。另外，信息技术同样包含其他技术所拥有的特性，分别是连续性、普遍性、相对性、共享性、动态性等。
处于官僚区的非遗文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被人为施加了强制性的限制。官僚区中的非遗文化有着较高的传播特性，但是由于涉及一些特定的机密信息，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人手中而无法实现自由传播。例如川剧中的变脸，就被列入了国家机密，不能随便泄密传播。非遗中一些传统药品的制作，也受到传承人严密的保护，在制药过程中要支开旁人，手把手进行教学，以免核心技艺以及原料泄露。在这一区域的非遗文化虽然有着较好的传播特性，并且有着不小的受众规模，但由于人为主观性的把控，因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极强，对生态因子都有着较强的耐受性，其保护与传承的情况较好。
如果不喜欢吃鸡蛋，黄婉秋说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法，那就是把鸡蛋换成猪瘦肉。把100克猪瘦肉用盐、酱油、鸡精、料酒拌好，做成饼状，放进一个盘子，再把阿胶、川芎、当归、党参、黄芪分别放在肉饼的上面和下面，用中火蒸15分钟左右。蒸好之后，吃肉饼，同样可以起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中医认为，女性的气血是否充盈，运行是否畅通，是养颜的关键。而在黄婉秋的养颜方当中，有三味药是补血的，那就是当归、川芎和阿胶；有两味药是益气的，就是黄芪和党参。长期服用这些药，自然气血充盈，而且气血运行非常畅通，所以她的气色也就自然会与众不同了。
处在采邑区以及宗族区的非遗文化，拥有着极强的地域文化特色，与其生存发展所接触到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密切关联，十分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导致传承危机。其中采邑区文化的保护最为紧急，而宗族区的文化也可能因为不适应环境的变化而退回到采邑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发挥领导作用，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实现在现代社会中非遗原生态环境的重构。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在这一规划的带领下，总共建设了17个相关的文化生态保护实现区。2019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办法》，以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为目标，并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管理给出指导意见：要求突出强调非遗资源的作用，推动非遗文化进学校，通过相关活动的举办扩大影响力；注重传承人的培养以及教育；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等。这既实现了非遗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促进这一区域内文化生态因子的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非遗文化整合，有利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但是，费安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中认为，《非遗法》没有强制力的执行性，因而要实现非遗保护工作的严肃性，可以针对已经发生的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人，在立法中设计出责任追究制。目前，非遗保护所面临的非遗评定评判标准不明晰、传承人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需重视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实施，将使非遗保护工作更加系统正规。因此，政策法规是非遗保护传承中一种积极的生态因子，相关保护政策系统越完善，非遗传承工作越有成效。
政策法律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最为积极的影响因子，为当代非遗的保护提供了坚定的保障。我国自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不断加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给予非遗保护，如2005年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2007年建立了非遗传承人制度。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非遗保护的政策法规从国家层面完善了非遗保护的体系架构，为非遗的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方针。
面对现代社会背景的急剧变化，非遗文化要恢复以往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重新回归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文化由人创造、为人服务、由人传承，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非遗文化也可以视作信息。如果信息创造出来而没有人接受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就是毫无价值的。在非遗保护的实际工作过程中，采用多种技术对非遗进行保存已经不是难题，如何在保存的基础上使非遗重新焕发生机则是今后工作的重点。通俗来讲，就是如何培养以及保留非遗文化的新时代的受众，实现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非遗现代环境的适应
非遗除了是一种优秀的历史文化之外，还是具有一定适应性的时代文化。由于时代环境总在改变，并且这些环境的变化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是进步的，并且趋势是无法更改的，非遗传承所面临的环境也时常发生着改变，因而在这些变化的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非遗不免发生一些改变，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非遗实现对于现代环境的适应，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对于信息数字化技术的适应。技术是非遗适应现代环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媒介，采用数字化技术对非遗文化进行重新编码，保存并且在线传播，是非遗保护的一个主要的趋势。
1.加深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增强现代环境非遗生命力
技术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中应用的效果，主要从应用的广度与深度进行分析。技术应用的广度，是指将数字化保护应用到所有不同类型的非遗文化，根据不同文化形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技术保护方式。如民间文学或者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进行数字化保护的过程中，多采用文字、音频、影像等对文化内容进行全面的记录保存；又如传统的民间舞蹈，则多采用影像音频、动作捕捉以及3D数字建模等方式，对伴奏、表演者动作神态等进行重现。例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针对于土家族的撒叶儿嗬舞蹈进行了数字化的设计保护，通过计算机图形和3D建模技术，还原撒叶儿嗬的展示环境，并在内容上进行创意创新，将数据资源集中在专门的制作平台中，研发撒叶儿嗬的数字展示系统，在各个平台上发布，实现撒叶儿嗬在信息环境中的传播（见图2）。
严书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狭义的是指包括三大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1］
图2 撒叶儿嗬数字化过程图
技术应用的深度，是针对于技术应用到非遗保护的各个阶段而言的。现阶段非遗保护工作通常以信息收据的收集为起始，通过以往资料文献的查询和工作人员的实地调研，获得尽可能全面且丰富的数据资料，对所搜集到的文字、图片、影像等进行整理保存。而数字技术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相关技术工具的网上检索，可以收集以往文献资料，实现信息的便捷保存；使用3D建模、动作捕捉、VR和AR等，可以更好地再现非遗文化的原貌，建立相关的资料共享平台，实现非遗整合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非遗的传播力，通过技术的横向与纵向的介入，极大地丰富了非遗多样化的存储以及表现形式，增强了非遗对于现代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2.结合新媒体开发非遗文化旅游区，扩大文化消费受众接触面
苏婷婷拉杰克站在门前，迎接客人。杰克小声问苏婷婷，苏婷婷向他耳语了几句。几个客人走进来，杰克很热情地向每一个客人鞠躬：欢迎光临！客人拱拱手，把手里的红包递给杰克：祝贺祝贺！杰克不解地看着红包，问苏婷婷：这是什么东西？苏婷婷轻声地回答他：贺礼红包，你接着就行。苏穆武和苏母走进来，杰克忙鞠躬：欢迎光临！苏穆武白了杰克一眼，径直向里面走去，杰克突然喊：给红包！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化也可以视作一种信息，并且其生命力可以用信息的传播力来体现。传统的传播方式包括书本、广播、报纸、电视、电影等，都被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所彻底颠覆。
新媒体技术包括网络电视、直播、自媒体平台以及各种伴随着网络而兴起的技术，非遗文化要跨出采邑区，走向宗族区以及市场区，借助新媒体平台是必然选择。如《舌尖上的中国》《寻找工艺》等纪录片在新媒体平台所引发的民众对于文化的热切关注，促使他们自觉去了解并学习相应的文化知识；再如故宫博物院利用微博、微信等对故宫的文物文化进行传播，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可以说极大地增加了文化的消费受众。
不少地市通过非遗文化的挖掘开发，建设非遗文化旅游景区，实现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如广西的泼水节，已被开发成了一种非遗文化品牌，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的文化形象相挂钩，多年的发展也使这一节庆得到了很好的规划，在带来了极佳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非遗的文化内涵的传播。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越来越重视对于文化环境的保护，这是对于非遗保护工作更加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本文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了影响非遗保护与发展的因子，以信息空间模型中四个典型区域为基础，定义了非遗的四个文化区位，最后探究了在不同文化区位中重构或适应非遗发展文化生态环境的路径，有助于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实践工作提供借鉴。
已知矿床(点)均位于近EW和次级NE向的磁场梯度带上，显示受上述方向的构造控矿特点。在上述两组构造的交汇部位矿床(点)密集分布(如赤佬顶等地段)，反映赤佬顶矿田地段是本区深部找矿最为有利的地带。又因为其深部有隐伏岩体存在，说明赤佬顶矿田深部具有寻找中高温热液型矿床的前景。
[作者简介] 李浩，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科技。
[责任编辑：韦素丽]
标签：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文化生态环境论文; 保护论文; 国内外论文; 生态学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