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妇女乐园”看资本背景下百货商店的出现_法国经济论文

从《妇女乐园》看资本语境下百货商店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货商店论文,语境论文,妇女论文,资本论文,乐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4)05-0012-08

      引言：商店影响世界

      从原始的物物交换到如今的网上购物，交换场所历经集市、店铺、商场、百货商店、超市、购物中心、网店等各种形式的变化，甚至在时间空间上也经历了不定期—定期—随时，或不定点—定点—规模最大化—虚拟化的转变。每次变化的出现，都对人类的生活构成重大的影响。比如，设立于城市的集市同时也在促进着城市的发展壮大，左右着人的流动和聚集；商店的专业化和等级化也在间接参与社会阶层的划分；而电子信息时代网络购物的普及，更是将宅在家中不出大门的人，也卷入到了经济生活之中。如果说商店影响、改变了世界，一点也不夸张。

      19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相继出现了乐蓬马歇(le Bon Marché)、卢浮宫(Grands Magasins du Louvre)和莎玛丽丹(La Samaritaine)等百货商店。这些据说为法国作家左拉(

Zola)的小说《妇女乐园》(Au Bonheur Des Dames)考察原型的百货商店，出现在被美国近代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的时间段(1848-1875)内并非偶然[1]，观念的转变往往是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诸层面的合力，对比百货商店产生前后商业经营、投资者的观念及其背后的因素，可以看出：百货公司的产生，不仅仅是经营理念上的量变，更是因工业革命从基本的器物层面上改变了资本语境，加之一些利于实业和商业发展的思想被当权政府落实到了制度层面，这才带来了足以影响法国乃至西方世界的质变。

      一、百货商店产生前经营者和投资者的观念及其成因

      《妇女乐园》中，代表旧式店铺经营者的鲍兑(Baudu)在对他的侄女黛妮丝(Denise)聊起生意经时谈到，这一行业的策略“不是在于卖得多，而是要卖得出价钱”[2]。其实这正是传统商店经营者，乃至传统商业投资者的经营观，他们所关注的利润，往往就是单纯的最大化差额。既然这种经营策略被鲍兑称为“艺术”，而鲍兑夫人又在回忆中想到这家店曾是“这一区里最兴隆、最殷实、顾客最多的”店铺，至少可以说明，在“妇女乐园”这样的百货商店出现之前，传统店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营，曾经被证实是成功的。

      在法国，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经营和利润观念，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地理位置和运输成本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降，虽然蒸汽船的出现加快了海路运输，但像法国这类相当部分领土为内陆的国家，运往内陆的时间并没有获得快速的缩减，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也就无法深入到内陆地区。而运输成本过大，必然会影响流通货物的数量和种类；而内陆地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局限，也会使得购买商品的需求无法快速增加。

      而最重要的还是资金方面。直到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企业采用的还是私人筹措资金的方式，也就是说，包括法国传统店铺在内的经营者们，其运营资金大部分来自经营者的自家财产和以往的利润这些“自有资本”[3]。不要说《妇女乐园》中那些靠积蓄、嫁妆、房产苦苦支撑的小商店，即便是妇女乐园的经营者慕雷(Mouret)，起初也是将几乎全部赚来的钱都再次投入，甚至让大部分职工将他们的钱也存放在店里，用于投资[4]。这种“疯狂的行径”令他的竞争对手鲍兑依照常理做出了妇女乐园必然会崩溃的预测，可见在以往，若无充足的资金，休说扩大经营范围，就连想要购置更多的商品都成问题。

      在这种资金、货物种类和数量、消费需求、运输速度和成本都受局限的情况下，期望在数量必然有限的交易活动中获得最大化的差额，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没有赚到足够的资本。比如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笔下的葛朗台和高老头，然而这两位箍桶匠和面条商出身的富商却都不是靠常规的商铺经营本身发家的。实际上，翻开19世纪上半叶甚至更往前的法国文学史，不难看到在“资本的年代”到来之前，法国商业经营者的发家方式主要是靠高利贷、地租、公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甚至走私偷税、销赃、贩卖人口[5]。

      而这些人在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又主要会采取何种方式对待财富呢？法国大革命前的16至18世纪间，经商致富的“绅士”(gentry)[6]还可能因卖官鬻爵的制度成为“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7]或“包税人”(tax farmer)[8]，但大革命之后(尤其是七月王朝)就只能如高老头一样，用这笔财富努力成为、或是去攀附握有实权的银行家等金融贵族了。此外，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会像葛朗台、高布赛克一类吝啬鬼一样，如同拜物教信徒般，单纯将资本视为夜晚偷偷把玩的金币，或是长年累月积压在贮藏室里发霉的抵押品。他们即便投资，也往往更青睐于国家公债、土地和房地产，甚至经常将资金投往国外，而对于那些规模及产值不断提升，但开支巨大的工业，如铁路、冶金等，却往往不屑一顾，以致损害到了本国的工业，致使法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英国等竞争对手——工业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与日常生活更加相关的店铺经营了[9]。

      对于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这些商业经营、投资者大多有新教的背景，出身较为低微，成长环境较为艰苦，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他们，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拒绝财富所带来的游手好闲或是享乐诱惑，谴责欺诈和贪婪；不唯如此，他们更是以一种禁欲主义的态度，强烈拒斥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并由此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联起来[10]。而与韦伯同时代的桑巴特(Werner Sombart)却认为，这些中产阶级的美德与新教教义无关；他将资本主义精神与犹太教的教义及其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关联起来[11]。抛开宗教精神上的分歧，韦伯和桑巴特的理论至少都在试图说明：节俭、禁欲的确有利于财富的有效、快速积累。

      也许两位德国社会学家宗教文化角度的解释未必完全适用于法国的情形，那么我们不妨回到葛朗台、高布赛克们所处的资本语境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法国的吝啬鬼们对囤积点数金币那么热衷，贵金属的相对稀有是原因之一。贵金属首选替代品的纸币作为财富的结果，其发行也需要足够的真金白银储备作为准备金。18世纪初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曾在奥尔良公爵的摄政政权支持下在法国推行纸币，一度让法国经济短暂复苏；然而这个负债累累的国家不顾只有5亿利弗的金银库存，泛滥地发行了30亿利弗的纸币，最终导致约翰·劳的信用货币制度破产，法国经济几乎全面崩溃，只有土地这种不动产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纸币和银行在法国信誉扫地。这一巨大创伤使得国民更加依赖真金白银，同时也不愿投资实业，使得法国的实业发展落后了西欧好几十年[12]。

      这种不愿投资实业的普遍经济风气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也同样存在，大小资产阶级在经营中仍谨小慎微，在不够成熟的金融市场中从事着旧式的交易，对于逐渐到来的工业革命，“大资产者害怕亏本，小资产者惧怕竞争”[13]，既不鼓励生产，又抵制机器，使得工业化进程始终畏缩不前。在这种投资背景和实业发展的状况之下，也就自然不允许百货商店一类的存在。

      二、百货商店的思想观念层面成因

      左拉小说中“妇女乐园”的发家史，正可以视为法国百货商店发展的缩影：它从1822年一家专营绸缎、全部资本只有50万法郎、只有一面橱窗的小商店，发展到小说开始时的19个营业部、400多职工的中等商店，到结尾时更发展成为拥有50个营业部、3000多名职工，每天营业额甚至突破百万法郎的超级商场，镶有“妇女乐园”招牌的货车在法国的所有线路上奔驰，整个欧洲的订单都源源不断地涌来。这彻底改变了原先的小商店经营品种单一、货源匮乏、资金不足、管理理念陈旧等问题，将出售货品和消费品的市场扩大至全国乃至欧洲。

      社会观念的质变背后，往往是思想文化、器物、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合力，法国这一零售业的巨大变革亦是如此。首先我们从经营者的思想观念方面探究百货商店的成因。

      《妇女乐园》中，于男主人公慕雷颇显混乱的私生活当中，我们很难看出新教的禁欲伦理，能将宗教活动视为广告宣传的他，显然也不会是虔诚的信徒。而且，与临死前还想抢神甫镀金十字架的葛朗台们截然不同的是，慕雷在偶遇他的昔日同窗、小贵族瓦拉敖斯(Vallagnosc)时一再强调“赚钱并非就是一切”，整部小说中既看不到他爱抚、点数金银，也看不到他将赚更多的钱当作自己最大的人生目标，给他更大乐趣的是：“你有一个主意，你便为它去奋斗，像用锤子把这些东西锤进人们的脑袋里去，你看见它扩大和胜利。”这种“行动的快乐”，才是他“人生的一切乐趣”，因为他是“生活在他的时代里”的，每次营业额的突破也许能让他欣喜一时，但真正能令他从心底悸动的，却是创建巴黎最大百货商店的雄心[14]。而与他对话的瓦拉敖斯，那曾经的优等生的精神状态，却恰恰和慕雷这当年的劣等生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活像一个带有几分“世纪病”患者色彩的闲人，终日感受不到人生的乐趣，只能期待着亲戚的遗产或是能够带来嫁妆的婚姻。不难看出，他正是左拉在评说慕雷时忍不住去批评的那类人。左拉设计这样两个人的偶遇，无疑是在对慕雷的主张行动、推崇实干加以肯定，而对百无一用的旧式贵族和游手好闲者表示轻蔑。而这两点其实恰恰与法国思想家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推崇实业制度、批判游手好闲的旧贵族的思想颇为吻合。

      针对复辟王朝对待工业化保守的态度，圣西门提出放手发展工业以改变世界，在圣西门看来，法国社会的矛盾在于非生产者和生产者彼此的地位关系上，非生产者是指“贵族、过着贵族生活的财主、高级僧侣、大官僚、军事将领”这些闲散、寄生或食利的阶层，而生产者是指“实业经营者、实业领导人、艺术家和学者”[15]，而后又将实业家的解释确定为农民、工厂主和商人三类[16]。生产者一方在人数、品德、推理和想象能力及政治才干方面，均超过非生产者，掌握着几乎全部能对社会发生作用的基本实证力量和政治工作能力，却被置于末位；而非生产者却掌握着实权，不但游手好闲，接受着国家的供养，还依靠特权和暴力妨碍着生产、违犯着实业家的利益[17]。

      在批判的同时，圣西门主张取消贵族享有公有财产的特权，并创立实业制度，由“生产者”的统治取代传统政府，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权力的社会制度，同时将采纳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工业化，推进法国实业即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18]。

      尽管圣西门1825年便已乘鹤西去，他的思想却通过这三股力量的推动传播开来：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大银行家和实业家，如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佩雷尔兄弟(les Pereire)等人；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又称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如米歇尔·谢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等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圣西门学派积极分子，如圣阿芒·巴扎尔(Saint-Amand Bazard)、巴特勒米·安凡丹(又译昂方坦，Barthélemy Enfanti)等人[19]。

      到了被人称为“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拿破仑三世治政期间，圣西门派的思想更是进一步开花结果——佩雷尔兄弟、谢瓦利埃和安凡丹等科学工程师与金融精英出于资本与领导结合的观念，纷纷成为第二帝国统治、行政与资本积累结构中的主要人物，将发展实业和推进法国工业化当作第二帝国经济上的主导思想[20]。在他们看来，只有把流动的资金用于活动、劳动和生活，才是对金钱的合法使用；金钱带来的不应当只是利润，而是行动加利润；如果利润能够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就不该受到诅咒，相反，有钱而不加以使用无异于偷窃[21]。

      与圣西门不支持生产者或实业家们通过暴力手段夺取主导地位相仿，小说中慕雷在实现自己雄心的过程中，并没有在商业竞争中使用不诚信或违法的卑鄙手段，甚至在第一次见到女主人公黛妮丝时，他便诚恳地让她转告鲍兑：“我始终非常喜欢他，他不该怨我，要怨的是新兴的商业情况。你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他顽固地保持那种可笑的老式作法，他终归要被淘汰的。”[22]即使是在扩建商店需要买下雨伞商布拉(Bourras)的店铺，慕雷也一直在不断提出合理的价钱，遭遇顽抗而导致工程无限期推延后，他也没有雇佣打手之类进行人身威胁，而是通过持有债权得到布拉破产证据，通过破产管理人，用五百法郎买下了他十万法郎都不愿放弃的店铺——尽管看起来残忍，但却并没有脱离正常的竞争法则。

      正因如此，慕雷才可能得到黛妮丝的爱慕，深谙经营之道的她明白，慕雷不过是在从事他的时代的工作，在这场大店家同小买卖进行的斗争之间，她清楚地认识到大店家终究会胜利，鲍兑们的崩溃不可避免，因为这“是正当的，为了巴黎的未来的健康，这些悲惨的肥料是必需的……一切革命都要有一些殉道者，只有踏着这些人才能前进”[23]，这是“商业的一种自然的进化”[24]。而即便慕雷“糊涂到果真关闭了乐园，另一个大店便会在紧隔壁开出来，因为这种观念是由天空的四面八方散布的，这个工业城市的胜利是由世纪的风撒下的种子，它消灭了旧时代摇摇欲坠的建筑”[25]。

      在这里，左拉显然将慕雷看作“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并将他的胜利视为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那么，慕雷、黛妮丝，乃至左拉的这一系列有关进步、进化和淘汰的观念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商业经营者和大众逐渐接受的？从黛妮丝有关“蜘蛛吃苍蝇、莺吃蜘蛛”的噩梦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痕迹。

      尽管进化论因查尔斯·达尔文(C.R.Darwin)而举世瞩目，但它却并非是由达尔文提出的新观念，他的贡献主要在于首次为物种起源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模式，并且是用非科学家也丝毫不觉陌生的术语做到这一点的，而这些术语恰恰是与自由经济最熟悉的概念——竞争遥相呼应的。鉴于达尔文和孔德(Auguste Comte)影响了丹纳(Hippolyte Taine)，而丹纳又影响了左拉的思想线索近乎公认，倒是可以确定地说，是左拉在1883年以前创作《妇女乐园》时，自觉地运用带有进化论思想的眼光，得出了百货商店符合商业竞争规则，甚至代表时代革新的判断。

      三、百货商店的器物层面成因

      如果说思想观念对百货商店产生的影响力还不是非常充分，那么器物方面的转变，却显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基础。“资本的年代”中资本的胜利，尽管更多的还是有赖于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各种技术和理性的资本核算、调节及组织方式，但理性和技术的力量毕竟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器物层面之上，正是技术改变了器物的世界，才为市场层面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比如铁路网的建设克服了前述地理和运输成本的问题，单就法国来说，1848年只有4000公里长的铁轨，5年内便增加一倍，18年内增加四倍。第二帝国初期法国拥有的机车头还不到1000部，到帝国末期则增加了四倍。从巴黎到地中海乘火车只需16小时，而乘公共马车则需要一星期[26]。这种突飞猛进的变化使得物资、资本和人力均得以有效、及时地流动起来，自然也就拓宽了产品的销售市场和交易效率。作为整个新铁路网的中心，巴黎也因此成为法国的首要市场和制造业中心，经济的群聚效果为巴黎不断吸引新的运输投资和新形式的经济活动提供方便，货物的运输成本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削减，降低了资本周转率。因此，《妇女乐园》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进站的火车，它令无数像黛妮丝一样希望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寻找新生活的人，得到快速的迁移，更使得“妇女乐园”这种建于巴黎的百货商店能够畅通无阻地从世界各地引进各种消费商品。

      同样成倍扩大经济的地理空间范围的还有邮政和电报业的发展。电报系统在1856年还付诸阙如，但十年后却已铺设了2.3万公里。它们不仅改变了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交往方式，更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联系，使得人们可以持续取得远方的商品信息，这无疑大大促进了远程贸易的交易量和次数[27]。于是，《妇女乐园》中那动辄每天几百封的邮购信件开始出现，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各种商业广告；根据“建议”及时配送产品到四面八方。

      科技的发展使物的汇集成为可能，发行通货和越来越频繁的商品交换，也使得世界(尤其是欧美世界)逐渐整合为一，而赞颂世界的整合，正是万国博览会的原因之一。1855年和1867年巴黎曾两度举办万国博览会，除了展示各种技术革新产品、奠定了现代巴黎的城市格局之外，更令当时的人见证了突破国家疆界的新世界的产生[28]。尽管《妇女乐园》中并未直接提及万国博览会，但它在商业方面的促进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小说中，慕雷、雨丹等人都被称为陈列高手，甚至还有“流派”之分，让人不免联想到两次巴黎的万国博览会是否也让商店的经营者们有了更多关于陈列、展示技巧的心得？

      不过相比之下，百货商店在器物层面的成因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资本。事实上，霍布斯鲍姆之所以将1848年至1875年称为“资本的年代”，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是1848年后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29]，也就是说，这是资本的逻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无往而不利的年代。法国的商业经营者们之所以不再像葛朗台们那样普遍地囤积以贵金属为主的货币，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等地的黄金大发现是不容忽视的要素之一。这些新出现的黄金供应除了开辟并活跃了环太平洋地带的经济活动，有助于建立以英镑为基础的稳定可靠的金本位制度外，更使得欧美国家流通金币的数量不断增加，引起价格持续上涨，鼓励了人们不再囤积，而是去投资创业，促进了私有企业的自由化，进一步推动了工业进步[30]。然而正如早在13、14世纪同样因出现过新的白银资源，贵金属的发现绝非成就这一时代的独特主因，何况也不能解释百货公司为何会在法国出现。

      真正较为独特的，是与商品流通速度不断加倍相适应的利润观和资金筹措方式的改变。小说中，在鲍兑看来，起家于绸缎店的妇女乐园，不过是个“什么都卖的百货市场”，而他对付大商家的理想方式，就是小本经营的商人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反抗。而同为旧式店铺代表的罗比诺和布拉采取的竞争方式则是价格战。实际上，妇女乐园一类百货商店的不同，不仅仅在于经营种类多、运营资本更为雄厚的表象，更在于其经营者在器物层面的变化基础上，产生了与物品流通速度匹配的资本流通意识，有了新的利润估算的理性方式。在慕雷们看来，最重要的不再是每笔交易成本与收入差额的最大化，而是尽快让资金成倍地流通起来，商品流通的速度也就会因此成倍的增长，即便有些商品的销售利润很小，甚至是赔本经营，但海量的业务最终只会带来巨额的利润。加上与厂家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大商家不但争取到了牢靠的货源，以及各式符合自身单方面要求的产品，更将价格上的盈亏控制在股掌之中。因此，当罗比诺和布拉先后与妇女乐园掀起价格战时，即便他们的商品再做工精细，再富有艺术感，也不过是自断生路、加速灭亡——因为他们的利润只是在有限的商品销售中获得有限差额。

      在与小商店的价格战和不断扩建商店、增加经营部门的“疯狂行径”中，慕雷一类百货商店经营者之所以没有陷入鲍兑所预想的那种崩溃，除了孤注一掷般的大倾销的胜利外，更是因为获得哈特曼男爵(Baron Hartmann)背后的新型银行网络的支持。

      推进工业革命需要资金，发展实业需要资金，兴旺商业乃至国际贸易也需要资金，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等地的黄金流入法国，流通金币的数量不断增加，民众手中也多少有了些许积蓄，如何吸收这些过剩的资本实现前述的那些目标，在刚刚经历了经济危机后的法国，是摆在拿破仑三世及其政府面前的问题。而深受圣西门影响的皇帝及他的顾问，如佩雷尔兄弟、安凡丹等人均认为，只和富裕朋友合作、只认黄金为真正货币、为家族利益只承担有限风险的老奥尔良派银行，如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的银行，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就必须摧毁老式的银行，建立新的银行网络[31]。

      1852年11月，在拿破仑三世的推动下，佩雷尔兄弟成立了动产信贷银行，最初成立的宗旨是为了给铁路建设提供资金，但随即它就变成了一家投资银行，持有汽船航运等代表时代实业的公司股份，为他们募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向普通大众发行债券，由此吸收小额储蓄，成为无数小额储蓄人和各种产业公司之间的中介，几年后强烈反对他们的对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左拉小说《金钱》中的金融战争，正是参考了佩雷尔兄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这场争斗)，都开始被迫采用这种新方法。动产信贷银行成立一个月左右，土地信贷银行随即成立，规定只要缴头一次抵押品即可发放长期贷款，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城市建筑投资，从而为土地和不动产抵押市场带来合理性与秩序，也成为佩雷尔兄弟的盟友，共同对抗只做短期商业票据及贴现商业交换票据业务的法兰西银行。不动产公司、工业信贷总公司等与土地和房地产休戚相关的银行也纷纷乘势而起，风靡一时。之后，政府又公布一项法律，允许不经批准便可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全国性大型工商业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由此得以成立。与此同时，主要经营工业和交通业股票的证券交易所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由此，资本的抽象化形式——金融资本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经济生活中作为支付手段和信贷的“银行货币”也呈现出越来越充足的供应[32]。

      了解了这种背景，就不难理解《妇女乐园》中，慕雷在寻求决定性资金支持时所依赖的两个人，即情妇戴佛日夫人(Madame Desforges)及其保护人哈特曼男爵所代表的意义——他们一个是参议院议员的女儿兼证券经纪人遗孀，另一个则是“不动产信托公司”的总经理，一个佩雷尔兄弟似的金融家。在现实历史中，虽然“拱廊街计划”搁浅，但佩雷尔兄弟却接受了将整个购物区合并成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提案，百货公司初期经营不善，可最终却在佩雷尔兄弟的资产重组后扭亏为盈[33]。而在小说中，慕雷正是抓住了哈特曼男爵类似工程计划的机遇，说服后者将原本计划建造的大旅社改为资助自己扩建妇女乐园的。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新兴金融体系的支持，以及这一体系对于房地产等不动产的介入，妇女乐园一类的百货商店才得以在产生之后，得到持续的扩张和壮大。

      本文对于百货商店成因的分析显然并非是完整的，至少还可从供需的角度对为什么妇女乐园这样的百货商店是从一家绸缎店发展起来进行解释——这首先与18世纪末以前纺织业就成为先导工业有关，而背后又是因为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在推动，甚至在桑巴特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孕育于奢侈的；而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奢侈是早已植根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机制，犹如一种符号秩序，旧有的王室贵族衰落了，但资产阶级新贵们若想彰显地位，仍需要遵照游戏规则，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地对奢侈品的消费加大需求，说到底还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存在一种与器物相关的规律。但这些完全可以另作文章讨论了。

      根据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三个层次的区分，即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出现的，必须从“长时段”(long-period)中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实际上就是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商品、与技术革新相关的运输等在内的器物层面。在这个层面之上，才是以形形色色的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层面，没有器物层面的改变，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变化也就无从谈起，以百货商店出现为标志的零售业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在更高层级上谈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只会是空中楼阁[34]。

      而叶隽在其“侨易学”(Kiao-Iology)理论中也提出，在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在一定的时间量条件下，会产生精神质变[35]。如果不是物质层面的足够变化，有些精神层面的观念很难发生变化，即使是有些预先提出的前瞻性思想，也很难落到实践层面。当商品能够得以不断集中，可以经营的商品品种日益繁多，逐渐被丰盛的物所包围时，器物也必然对人的观念产生影响，百货商店引领的零售业革命才可能出现。而且，正如侨易学中所说的“物质位移”，指的也不仅仅是器物在空间层面上的地理位置位移，同时更包含着复杂而抽象的精神、文化要素[36]；资本的年代中，铁路、邮政、电报网络的兴建固然为包括商品、资讯在内的物质打开了高速的位移空间，但商品、资讯的物质背后，则是原本异质文化的接触、影响乃至交融，所以万国博览会中展示的也不仅仅是物质，更有精神层面的融合，甚至一度给雨果都带来了欧洲统一的文化错觉[37]。进一步说，经营世界各地商品的百货商店，是否也与万国博览会一样，在心理层面上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将原本异质性的不同文化，经由商品交易的过程，展现为某种共通性了呢？

      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与资本相关的货币、信贷工具，同样被布罗代尔归入在物质生活的第一层次，因而如果姑且将百货商店的产生视为法国的一个不大典型的“侨易现象”，那么考察其资本语境方面的变化，无疑也是必要的——甚至对于资本的年代以降所有的侨易现象以及资本语境变化的探究，都可以作为首要的考量之一——因为正是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这一资本逻辑的根本驱动，促进着不同主体之间的贸易(如国家之间的远程贸易)，于其间进行交互相关的“交易”，这一“变易”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

      在叶隽的侨易学的关注中，其实是要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分别考察物质、制序和精神现象的。百货商店中被交换的商品自然属于器物层面，而其背后的资本，以及同样因循资本逻辑的金融债券交易场所、餐馆、咖啡厅、剧院、公园等，甚至它们共同构成的巴黎本身，也是更大意义上的器物，以资本逻辑重建的现代性都市巴黎，以其空间营造出一种资本语境，孕育着不断再生产的可能，塑造着人的习性，划定着人的范围，模糊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生成新的社会关系，并进而牵动着精神层面的改变。

      当然，这种作用绝非是直接的，正是在资本逻辑(器物层面)的需要下，圣西门思想的知识观念(精神文化层面)在接受这一思想的政府的行政机关及其颁布的法律保障下，将其影响落实到了制度层面，从而形成一种叶隽提出的，介于精神和物质现象之间的“制序现象”[38]，在这个中介点上，为推动在法国的实业和商业经营上的观念性转变(包括百货商店的经营)形成了合力作用。正是制度保障催生了金融改革，建立了新的金融体系，而这一体系又随即进一步促进了资本流通和信贷的极速发展，使得实业和商业的发展不断得到源头活水。事实上，对于百货商店的产生而言，金融革命的影响更重于技术革命，这一点在之后的分期付款以及超市在美国出现的情况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证。而某种意义上说，新金融体系的建立和百货商店的出现，又是观念转变后，落实在各自领域内的某种制序现象。

      布罗代尔在提到将日常生活纳入历史研究范围的用处和必要时提到：“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例如远程贸易、民族经济或城市经济网络。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39]

      这段话其实也可以视为如本文一类研究的意义。首先，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正是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的，小至日常琐事，大至与重大史实相关的事物；若是将这些文学作品标记的时空前后延长，在文本的世界中做一种较长时段的考究、对比，就很可能“发掘出常人难见的诗性与历史纬度”，发现那些润物细无声的结构性印记，或是观念变化的过程及成因。当然，文学作品不总是完整的历史记录，所以正如叶隽在其《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谈到“侨易学”应借重的学术基础时所说，我们不但要在作家和作家之间互证(比如左拉和巴尔扎克)，还要与史家互证，借助“史学家的缜密与坚实”，再辅以“社会学家的概括和理论、人类学家的嗅觉和洞察”，甚至“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作为相应手段”，最终达致“哲学家的体系与高度”，“以资鉴于今世，将之应用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40]。

      实际上，在本文探讨的年代之后，不难发现一些演进式的“反复”，比如汽车、飞机之于铁路；快递等新形式的物流之于邮政；电话、电视、网络之于电报、邮寄广告，无一不在加速物质位移速度的同时，拉近各类主体之间的距离，而从百货商店到超市到购物中心再到网店，也是在不断改变着人和商品之间的关系，让人越来越陷入到商品及有关商品的资讯之中……不断的变化之中，总是会留有一些不变的规律，而无论是变，还是不变，同样都是值得借由一种“侨易学”研究的眼光去深究的问题。

标签：法国经济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银行论文;  商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