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我国精英教育的思考_精英教育论文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我国精英教育的思考_精英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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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09)04-0008-03

一、精英与精英教育特质

“精英”一词近年在报纸杂志上出现甚频。其实“精英”是个泛概念,没有严格的定义,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可称之为精英。精英除具有优异的才识或专业技能外,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因此,“精英教育”是以培养具有高超专门知识技能与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才的教育。与相对于大众化高等教育而称的“精英教育”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对于大众化高等教育而称的“精英教育”指的是接受教育的人是“精英”,而之所以是“精英”,仅仅是因为他们只占同龄人的很小一部分(高校扩招前,全国每年高考统招本科生不到300万人,约占同龄人的4%-5%),因此,认为这时的高等教育就是“精英教育”,其实这是对精英教育的误解。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这里当然包括占同龄人4%-5%的“精英”在内,缘何2007年的高等教育就只是大众化高等教育而没有精英教育了呢?

精英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一种教育方式方法。如果“三对一”的研究生教育是精英教育,那么“一对百千万”的讲“经”应是一种大众教育。精英教育有一个适用对象与因材施教的问题。“三对一”能做到因材施教,因此可以称之为精英教育,而“一对百千万”不可能做到因材施教,因此是大众教育。精英教育的着眼点在于“质”而非“量”。[1]精英教育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接受教育的是高层次、高素质的学生,因而这种教育依然是面对少数人的教育;二是提供给学生的是以心智开发与人格完善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因此提供精英教育的教师也必须是精英。

二、我国高等教育应大众化与精英化并举

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看,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才的竞争。从国内的发展趋势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也要有很好的精英教育。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精英人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一方面要求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准去适应它;另一方面,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去不断开拓创新,攻破一个个科技堡垒,创造出新的科技成果,以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教育要解决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因此,教育的发展应充分体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宗旨,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满足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精英教育恰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理念,就是要满足高层次学生受教育的需求。

研究美国、英国等OECD国家的高等教育,我们发现,它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很高,一流大学也很多。以美国为例,其人口不到我国的1/4,但各类高校总数约为我国的一倍,且世界上顶尖的一流综合大学、理工科大学也都集中在美国。这说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化二者之间并无矛盾,相反,二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高等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OECD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有大的发展,而且必须大众化与精英化并举。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而言,弱化任何一个都会阻碍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2]

正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中所说:“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一定要破坏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及其组成部分,或者是一定要其转变成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确实仍在发挥着大众高等教育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其中的一些功用是教育和培训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在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3]

三、当前我国精英教育存在的认识误区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一条非常典型的精英主义路线,我国高等教育对精英的界定存在几个误区。

一是高分就是精英。近年高考“状元风”愈刮愈猛,人们总是把高分考生看作“精英”,各高校竞相争夺,有的不惜以高额奖学金作“悬赏”以吸引这些学生报考。这直接导致了这些所谓的精英们的“高分低能”现象。在国外,分数只是衡量学生的一个指标,却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以美国大学为例,除测试申请者的学业知识、逻辑推理能力外,还包括是否当过学生会主席、是否得过文体比赛名次、是否在著名报刊上发表作品、是否当过义工、是否具有团队精神、是否有教师校长推荐等表明个人能力的因素。哈佛大学每年都拒绝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SAT(学术评价考试,相当于中国高考)满分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理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这在我国是无法想象的。[4]

二是拥有高学历就是精英。重学历,轻能力。有人甚至断言,现阶段在中国拥有硕士文凭才能称精英。这直接导致我国大学生在学校只埋头学理论,关心的是如何考试,如何拿文凭,而不是培养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结果培养了大量的“考试机器”,真到运用的时候,却不知所措。

三是名牌大学培养的都是精英。上大学、上名牌大学、上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是学生、家长们梦寐以求的事。每年都有学生因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自杀,从自杀学生的比例来看,成绩好的甚至多于成绩差的。有的学生本来学习成绩已相当优秀,只因没考上重点学校,就去自杀。

四是精英人才一定要上大学,没上过大学的就不是精英。这直接导致“高考前努力干,考上后松一半”的现象。成都理工大学曾对高考成绩前100名的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40%以上的所谓“精英”,学习成绩不佳,这值得我们反思。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往往受到学校、社会的歧视,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中,有的甚至感到前途无望,破罐子破摔,过早失去学习信心。英国前首相梅杰只有初中学历,但英国选民并没有因为他学历低就拒选他当首相;比尔·盖茨连大学都没有读完,充其量算是个大学肄业生,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世界IT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级人物。

显然,在以上几个误区的影响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并未找到真正的精英教育之道,培养出大量的伪精英和准精英就不足为奇了。

四、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教育理念

OECD国家之所以精英辈出,固然与它们具有一批从事精英教育的研究性大学、一流的生源、鲜明的办学特色、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师资等因素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它们推崇的教育观念。

第一,注重创新,讲求实效。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教育理念是从不推崇平等,而一味求新、求变,崇尚竞争、讲求实效。在他们的土地上只遵循效率原则。质量、竞争、出类拔萃才是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在牛津大学,不需要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受其欣赏的是这样一些学生:有鲜明的个性,有学术精神,有极高的综合素质,有极强的领导能力。薛涌将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归结为“反智主义”[5]。所谓“反智主义”,就是反对孩子学习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支持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大学教育。但美国大学所培养的社会精英并非只是一些赚钱高手和政坛领袖,因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本科学院里统统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正是这种教育体制阻止了反智主义对大学教育的颠覆。

第二,培养“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在许多西方国家,从上小学起,父母就把孩子推到现实生活中锻炼。这种锻炼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打工,二是做义工。前者培养孩子对自己的责任,后者培养孩子对社会的责任,懂得如何将所学贡献于社会。特别要注意的是,打工绝不能仅从经济上理解,它激发了孩子的成功欲,教他们什么是创业艰难、如何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学生通过这样的经验,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到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比如哈佛大学,它是培养政治领袖的大学,每年会从全国选拔很多优秀的学生,也同样会选功课并不是最好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从中学开始,就积极为社区服务。

五、大众化后我国开展精英教育的对策及建议

一是改革传统教育模式,解构传统教育体制。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是把人生一刀切成两段,前二十几年是学本事的时候,以后才是用本事的时候。学本事时要专心,心无他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问题是学到的本事到底有什么用?怎么用?把自己往社会的什么位置摆?教育没有教给他们这些,而这些问题常常引起学生的心理危机。在美国,教育首先强调学生的动机,学生甚至在没有学什么东西之前,就走进生活,懂得生活中到底需要什么,以及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自己应该学什么。所以,从表面上看美国学生的专业训练并不突出,但就是“能折腾”。美国的研究生没毕业就在生意场上折腾。早早从大学辍学的盖茨,在我国算不务正业。[6]总之,观念不变革,中国的教育就会永远与社会脱节。只有勇于自我解构,才能建构起精英教育的自我空间,我国的精英教育才有希望,社会发展才有希望。

二是转变人才的价值取向。将人才的价值取向从考试优秀与否转变到实际工作、研究能力是否优秀上来。人才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相对于人在社会中的功能、作用而言的。一个人,无论积累了多少知识,也无论他在积累和掌握知识方面的竞赛中得到了多么好的成绩,都还算不上是人才,只有那些在社会中能够比别人更多更好地发挥自己知识能量的人才是人才。社会褒奖和尊重的,应该是那些对社会做出各种实际贡献的人物,不管这样的人物有什么样的学历,只要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利益,社会都应褒奖和尊重他们。

三是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学除了培养学有所专、学有所成的人,还要培养学生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也就是说,培养的人才,要深明大义,学成了,要用之于民、归之于民。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不能利用所学服务社会,那些富商大贾就只是挣钱机器,不是社会精英,只能称为有钱人;那些做学问、修史、搞科研的,只能叫学者不能叫精英。所以,我国的精英教育应该注重培养每一个学生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四是探寻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模式。要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拘一格培养人才。钱学森同志曾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下的深层危机。教育完全按照事先设定好的教学计划去进行,有些教材甚至几十年都未进行更新,在这样的框框下,学生的个性如何体现。对学生评价采取统一的、标准化的格式,这样的模式,培养的只是考试机器。因此,急需努力探寻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教育大众化平台上的精英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如何为培养高素质的精英人才打好基础,是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对高校的客观要求。应认真研究、慎重应对、深化改革,积极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人翁作用,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办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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