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各阶层对马关签约的反响——兼议徐骧之历史功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关论文,功绩论文,台湾论文,反响论文,各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台湾人民因《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反响强烈，并由此掀起抗日保台的伟大斗争成为甲午战后最有声色、最为壮烈的一幕。这场斗争充分表现了台湾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勇于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他们那些震撼人心的感人事迹，其意义是重要的，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台北夏潮基金会的诸位先生所说：“1895年的《马关条约》，激发了康有为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救国运动因此勃兴；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人民风起云涌‘义不臣倭’英勇抗日，更展开了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民族尊严自卫运动，这一场民族的伟大自救运动，虽然屡起屡仆，但在民族意志救亡图存的壮烈精神传承之中，揭开了近代中国民族历史永不磨灭的灿烂篇章。”据此，笔者仅就1895年内全国、特别是台湾各阶层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响与其在抗日保台斗争中产生出的英雄人物徐骧的历史功绩做一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
光绪二十年(1894)，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以失败告终，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除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割让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制造之外，关于台湾，该条约则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该地方所有之堡垒、军器、工厂及全部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台湾澎湖居民在二年之内任便变卖所有财产迁往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则应视为日本臣民；条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到台湾，限本约批准互换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世代相承、辛勤开发、勇敢捍卫的宝岛台湾就这样被清政府葬送了。《马关条约》割让领土之大、赔款数额之重，开创了《南京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是为空前的丧权辱国！该条约助长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阶层深感震惊，并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是时，在清政府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相谏阻。’其中，各部院谏垣的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他们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注：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月版，第322页。）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瀛、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洵、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疏言都较有代表性，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但是，清朝统治者屈膝求和，拒纳忠言，洪弃父指出：“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弃民斯弃地，虽以祖宗经营二百年疆土，煦育数百万生灵，而不惜軏断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顾，如割台湾是已！”（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洪弃父：《台湾战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31页。凡引自此书者，不另加注。）因此，《申报》发出了民众之呼声，“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注：《申报》1895年7月15日。）四川农民军则发布檄文，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疾言兴师伐日，显示了广大农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捍卫祖国领土的决心。
在这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运动中，极具深远影响的当属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广东举人梁启超、林缵统等八十余人在《呈文》中严肃指出：割让台湾等地，“天下闻之，未有不震动发愤、痛心疾首者也，”“真千古所未闻，外国所无者也！”（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0，第15-16页，下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5月版。）他们说：“台湾全岛为东南门户，连地千里，山海险峻，”岂能“一矢未加而遽以千余里之岩疆、千余万之苍黎”拱手让与日本入侵者？其严重后果则是：“1.外夷久存觊觎之心，而吾又以台鼓舞之，诱召之，”“是吾割肉而自毙也。”2.“欲割台以全内地、保都城而地更瓦裂、都亦必惊。”他们坚决主张“激励忠义，犹可为战，众志成城；”“严饬李鸿章，订正和款，勿割让台湾。”此外，四川举人林朝圻等十一人，贵州举人葛明远等百余人、广东举人陈景华等二百余人、江西举人程维等百余人、广西举人邹戴尧等百余人、山西举人常耀宇等五十余人、河南举人步翔藻等五人均披肝沥胆、大声疾呼：台湾是“祖宗底定之疆域，非所得以予人者也。”如今，“目击时艰，心怀公愤，”“屈辱太甚则国体不存，抑勒过深则人心思变。”“异日倭人无厌，将谁割呼？外国效尤，将谁应乎？是终肇衅也！”（注：同上，卷42，第20页；卷41，第17页；卷40，第19页。）在这期间，康有为则利用在北京应试的机会，四出奔走，广泛联络，为此，各省举人多次在北京城南松筠庵集会，与会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康有为在会上不仅呼吁变法图强，而且，他还连夜写成了多达一万八千余字的《呈文》，即著名的《公车上书》，签名者达一千多人。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通过将反对割台和变法自救结合在一起，使这场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陈孔立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中总结道：“从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止，前后22天，先后有在京的各省举人3000余人次共上书38件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同呼吸，共命运，互相鼓舞，互相支持，把反割台的斗争汇结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爱国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注：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月版，第324页-325页。）以上论断准确、深入*
（二）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各阶层反响强烈，其时，那种满腔悲痛、义愤填膺的言行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台湾，而重点则在台湾各地。这里，笔者先从京师的情况谈起。
在各省应试的举人中，台湾省举人和台籍官员非常引人注目。康有为等人曾亲眼看到“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当时，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同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联名呈文，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表达了台湾民众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他们沉痛地写道：“闻诸道路，有割弃全台予倭之说，不胜悲愤！”“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引自《中日战争》第4册，第27-28页。）对于故乡，他们满怀深情，“祖宗坟墓，岂忍舍之而去？田园庐舍，谁能挈之而奔？纵使孑身内渡，而数千里户口又将何地以处之？”他们厉声斥责投降派，对于台湾，“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强调“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同时，“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为了捍卫祖国疆土，他们再次呼吁勿将台湾“弃以予敌，”誓言“台地军民必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此后，以徐骧为代表的台湾民众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实践了上述英勇悲壮之誓言。
就在叶题雁、汪春源等台湾籍官员、举人在北京奋力抗争前后，台湾本地的广大民众也悲愤已极，怒不可遏。起初，《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夜午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是时，风云变色，若无天地，澎湖之水为之不流。”（注：江山渊：《徐骧传》，见《小说月报》第九卷，第三号。）唐景崧在电奏稿中证实“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万民愤骇，势不可遏！”（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4页。）三月二十六日，“台民不服闭市，绅民拥入署，哭声震天，”强烈抗议割让台湾。（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5页。）是日，台北人民“万众一心，”“鸣锣罢市”，（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7页。）宣布饷银不准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所有税收留归抗日之用。为了保卫世代辛勤耕耘的家园，为了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他们抱定“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决心，每天都有千数百名群众自愿加入抗击日寇的队伍，他们坚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
与此同时，他们又发布《台湾人民抗战檄文》，怒斥、声讨李鸿章等人割让台湾、“卖国固位”、“无廉无耻”的滔天罪行。为此，《檄文》以台湾人民的名义严正声明：“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注：陈信德译：《台湾抗战日方资料》第450页，下同。）《檄文》中这种激烈言词清楚证明广大台湾人民对自己的故土是何等的热爱，而对于卖国权臣又是何等的痛恨！这篇令人至为感奋的《檄文》“原揭示于彰化县署前，”从而充分说明：众多人民为了保卫家园已在台湾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了。
从是年五月起，各地的台湾人民高举义旗，同仇敌忾，不畏强敌，以简陋武器同日本入侵者展开殊死搏斗，许多台湾民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以身殉国，他们的高尚情操和视死如归的行动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烈篇章。
与广大台湾群众并肩疾呼、反对割台的当是以丘逢甲为代表的绅士、绅民。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丘逢甲对战局就颇多忧虑，叹言：“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诓能恝然置之乎？”（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遂变卖家财，多方联络，组织义军，以备战守。复以大义激励义军将士，他说：“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不啻瓯脱……官兵又不尽足恃，脱一旦变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丘逢甲说此话之时，一字一泪，哽咽难言，闻者倍觉感奋。
次年三月，《马关条约》签约后，丘逢甲闻而哭之曰：“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台湾绅民于是年四月初呈血书，称：“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倭人手！现闻各国阻缓换约，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是安心弃我台民。台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8页。）继之，众绅民又电奏清政府，语出激愤，掷地有声，其文更加明确，曰：“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固也无负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之养人心，正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其时，丘逢甲“乃首倡台湾自主之说，呼号于国中，”（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全台爱国绅士一致响应。五月初一日，丘逢甲等绅士已成竹在胸，遂在电文内坚决要求唐景崧仍暂理台湾之事，刘永福继续镇守台南，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论断。同时，他们以沉痛的心情和恳切的态度表示“台湾属倭，万众不服，迭请唐抚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暂行自主，死守不去，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3页。）次日（即五月二日，公历5月25日），正式成立台湾民主国，设议院、定官制、制国旗、颁年号，为檄内外，永戴圣清。（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一时间，“豪杰并起，枕戈执殳，慨然有卫桑梓之志。”（注：连横：《台湾通史》卷36〈列传八·吴彭年〉。）
台湾民主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非官即绅，而官与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讨论由谁来任台湾民主国的总统时，“众意属景崧，逢甲知景崧不足以有为也，迟疑而未决。然景崧负时望，为台民所归，且景崧之外亦无他人足以当斯位者。”（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此后，唐景崧又拒绝丘逢甲之请，非但不能主动与刘永福“捐私怨而急公义，”而且，对丘逢甲心怀疑忌，克扣饷械，限制其义军的行动范围，是为当时官欺绅之明显例证。唐景崧身为最高领导者，既缺乏抗战的决心，又不善治军，更不可能身先士卒，最后竟于五月十三日（6月5日）逃之夭夭。丘逢甲闻而痛哭，怒斥道：“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此后，丘逢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组织义军与南侵日军浴血奋战，终因饷械俱绝而失败。丘逢甲是当时台湾绅士阶层中的颇具影响的重要人物。
（三）
以刘永福为首的清军将士在抗日保台斗争中的言行、影响、贡献是当时驻守台湾的清军的主流。
中日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旨率其黑旗军援助台湾，是年八月，再奉旨移驻台南。其间，他严格练军，备械筹饷，加固炮台，积极奋战。次年，台湾民主国成立之际，丘逢甲等绅士恳留刘永福，请他主持军务大计。刘永福尤感于台民忠义，决心留台抗日。同年五月十日，刘永福等立下的《盟约》说明了他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和拒倭保台的决心，是约写道：“闻和议已成，遂终朝陨泣。”“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即各友邦，许为辅助，何况我辈，敢不维持？呜呼！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刘永福希望联合起来，捍卫疆土，“众人一心，兵民一气，不计生死，共御倭夷！”（注：《刘永福等盟约书》第451页、第454页。）
但是，职任总统的唐景崧，对刘永福等妒能嫉贤，拒纳忠言。从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后、直至失败的很短时间里，唐景崧欺刘、欺军之事屡现，这里，试举三例加以说明。
其一，刘永福在台湾民主国成立之初，向唐景崧陈述战守之策，强调台湾孤悬海外，四面受故，应统一布置全台防务，保持南北联络，相互呼应，并主动要求协助台北防务。对此，丘逢甲非常赞成，他深知唐氏“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但是，唐景崧刚愎自用，不忘“旧恶”，拒绝接受，唐、刘二军遂分。此后，唐氏亡命大陆，台北失守，遂有台中空虚，台南势孤的严重局面。其二，当时台北尚存有白银四十余万两，枪弹二百八十余万发等大量军火物资，然而，唐景崧拒绝将这些银两、军火器械分给决心抗日之刘永福与保卫台北屏障的林朝栋等部。其三，唐氏就任期间，亲信袒护临时招募的、极少战斗力的广勇等部队，借以欺压驻守台湾的其他能征贯战之军。
以上，笔者在本文的（二）、（三）部分中，从民、绅、军三个方面论述了他们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两个月内的反响、表现和作用。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后，这种官欺绅、官欺军的局面一直在时明时暗地进行着。面对强敌，他们又希冀于其他列强，缺乏抗日保台的斗志，更不会以身作则。如此种种，焉能不败？！关于以唐景崧为首的官员这一阶层，在分析民、绅、军三个阶层已有叙述，限于篇幅，再简述如下。
自《马关条约》签约至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及时向清政府反映了台湾广大人民、绅士等强烈呼声和当时台湾所面临的局势，与此同时，他在电文中对自己的去留有着以下认识。(1)三月二十七日“和议成，本可内渡；乃为民遮留，其惨可知。明知屡渎罪重，而为天下计，惟战有生机，割地赔款实成绝路。”（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6页。）(2)四月三日，“愚民惟知留臣与刘永福在此，即可为民作主，不至乱生。刘永福亦慨慷自任。臣虽知不可为，而届时为民劫留，不能自主，有死而已！”（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8页。）(3)四月二十二日，“台民……坚留景崧与刘永福，经反覆开导，再三辞拒，无如众议甚坚。”（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3页。）(4)五月二日，“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嗣后台湾总统均由民举，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4页。）
上述史实较为全面的说明了唐景崧在当时的思想状态。很明显，唐景崧的思想中所缺少的正是抗日保台斗争所最需要的，即：决心和信心，更何况他还担任总统要职！这种思想状态在当时的官员中是较为普遍的。因此，当台北形势危机之时，唐景崧等一逃了之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唐景崧自就任总统之日起，无论是在他给清政府的电报，还是在致中外的文告，以及他于六月二日发布的告示内，都明确讲明了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原因、目的和同清政府的关系等。有关前两点，上文已述及。这里要强调的是，电报、文告、告示都明确反映出：不能将台湾割给日本、不能让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民坚决不做亡国奴！至于同清政府的关系，他再三强调：
“台民闻割后，冀有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当立为民主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4页。）
“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
“台民忠义，不肯俯首事仇，屡次代奏，恳求免割……当此呼天无应，地不可迁，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国。”“惟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为自主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注：《唐景崧告示》，第454-455页。）
这三条史料分别出自《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连横著《台湾通史》和《台湾抗战日方资料》，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四）
是年五月十五日（6月8日），台湾民主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广大的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入侵者的斗争却更加激烈。他们拥护刘永福的指挥，志在拒日保台；他们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高举义旗，同心同德，更加英勇悲壮！在将近五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涌现了吴汤兴、姜绍祖、林昆冈、吴彭年、王德标等一批英雄人物，徐骧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徐骧，字云贤，咸丰八年(1858)，出生于台湾苗栗县头份庄，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同日本侵略军的激战中以身殉国。因此，前辈学者评论道：乙未之役，如刘永福者，非台湾本地人，“仍未足为台湾光，至若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项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其人者，尤可敬矣。”（注：江山渊：《徐骧传》，见《小说月报》第九卷，第三号。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另加注。）
徐骧之祖世代务农，耕而兼读，徐骧亦如之。他读古人之书，不屑于索求章句，甚求其意，颇有远大之志。耕读之余，且酷爱武术，臂力过人。徐骧为人忠厚、正直，敢于主持正义，平日少言，然言必有中，料事准确。平时，他严于律己，刻苦耐劳，对于每年收成中的富余粮米，徐骧都尽其所能，周济同乡的贫寒之民，如果有的乡民向他提出其他求助之事，徐骧必然倾囊相助，毫不吝惜。因此，在他考中秀才后，乡民们对他更加崇敬。
《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出，徐骧悲愤难平，他在长街之上振臂疾呼，说：“诸公不急起直追，共挽兹既倒狂澜，徒哭奚为者？吾台孤悬海外，朝廷视若可有可无，等于瓯脱。朝廷无力以卫吾台，能卫吾台者吾民尔！众志成城，山河可移，海可干。愿吾血随吾台俱尽，吾头与吾台俱碎，安知终不可以有为耶？！”这一番铿锵有力的演讲深深打动了众人的心，“众咸奋臂而兴，势若迅复飞涌，”极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一支以徐骧为首的义军初步形成了。
不久，唐景崧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徐骧对于此人早有认识，“知其必败。”他曾慨然分析道：“吾闻嚣嚣者易折，默默者难摧。越南之役，刘公以黑旗兵屡挫法军，法人闻其名，惊相避。唐公虽有知兵名，然长于放言高论，未曾以一试，窃恐唐公之慕虚声，未若刘公之言实力也。且二人合则力厚，二人分则兵单，是不啻将全台形势，自裂而二之，安知他日败乃公事者，非即唐公其人耶？”是时，人们对此番议论半信半疑，及至唐景崧弃台而逃，众人对徐骧之预言，深为敬服，“咸服骧料事之神。”
台北失陷，日军紧逼，台南势孤，形势紧张。徐骧坚决支持刘永福指挥军民镇守台南，守土保民。但刘永福兵单力绌，粮饷维艰。对此，徐骧泣言于众，“刘公孤立无助，兵单而粮绌，纵贞诚自矢，讵能操必胜之券。且刘公，外人也。吾台，吾民父母之乡也，则吾民之爱吾台，自当较刘公尤深。吾民之田庐在于是，子孙在于是，祖宗丘墓在于是，台亡，吾民将安归乎？诸公皆健者，义薄秋云，气吞百川，际此生死存亡之交，盍兴乎来，执梃以为刘公助，庶几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成则建造新邦，耀熠千古，败则举吾民之骨血，与全台俱尽焉，是亦亡国之荣也！”是时，徐骧声泪俱下，喉哽声嘶。民众闻之，大受感动，他们义愤填膺，磨拳擦掌，都表示愿加入队伍，抗击日军，“随骧以俱死。”徐骧则异常动情地向乡亲们再次表示“誓竭微力，驱彼异族，还我河山！”于是，挑选精壮，编列成军，严格训练，扼守险要。在徐骧的组织和领导下，这支以反侵略为己任、具有高昂斗志的义军更加壮大了。
是年，徐骧三十八岁。“游奕往来，以杀敌致果为事，人不知其为书生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洪弃父：《台湾战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36页。凡引自此书者，不另加注。）
以后，徐骧在近五个月的时间内指挥并参加了一系列抗日保台的重要战役，诸如保卫新竹、激战十八尖山、伏击大甲溪、血战八卦山、保卫嘉义、血战曾文溪等大小数十战。有关这些战役的情况，不少论著都有专文论述，兹不赘叙。这里，笔者重点论述徐骧在上述诸多战役中所显示的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英勇，进而说明其杰出的历史功绩。
闰五月十八日，在新竹城东二里的十八尖山激战中，徐骧设抄袭之计，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其时，他“令半小队彷徨岐途间，以绐日军。而己则领余军由他路绕出日军后，夹击之。日军方乘胜长驱，欲生擒骧归以快意，不料骧之袭其后，山路崎岖，途径狭且小，”“所挟长炮无所施，前不能进，后不能退，遂大败。”此战活捉日寇一百余人。
日军陷苗栗后，欲渡大甲溪，继续南犯。徐骧同刘永福部将吴彭年决计在大甲溪伏击破敌。七月初三日，日本近卫师团攻大甲，其势甚猛，“彭年乃伏兵溪旁，乘其至，猛起击之。日军猝不及备，败走渡河，仅半渡，骧之伏兵顿大呼而起，横击其腰。骧奋身当前锋，民团感奋，无不以一当百。日军惊慌失措，前后不能相顾，不战而自乱。民团以戈挥之，纷纷落水，死亡无算，积尺盈水面，水为之不流！”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严重受挫，徐、吴携手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最后，为日军重金收买奸细带路抄袭所败。
彰化城东的八卦山，高耸云天，是保卫全城的制高点。七月八日，日军以炮火猛攻之，“骧与彭年据高屋建瓴势，叠石为垒，分兵扼山险要以御之……山上矢石纷纷下如雨，”日军接连败阵。徐骧时而还“乘夜袭日军营，日军自惊扰，践踏以死者无算。”日军重演故伎，收买奸细，义军仓促应战，奋力搏击，一场白刃战开始了。在这一场血战中，日军近卫师团山根信成少将与一千多入侵者均被击毙。吴彭年、吴汤兴同许多黑旗军和义军壮烈牺牲。徐骧统领所余义军与敌寇拼死搏杀，“突由他径奔”，冲出了包围圈。
徐骧自彰化突围后，且战且走，退守嘉义。“日军闻而畏之，不敢逼，”其名“日益威，台人举其名，必以之与永福并。”当是时，所剩州县的群众，深知形势危机，“战亦思奋起，图恢复。”正是广大人民的支持，徐骧又重振军威。
嘉义保卫战再次显示了徐骧于困境之中的强烈责任感和大智大勇。他曾哭诉说：“余以不才，辱承父老爱，委长民团，誓竭微力，驱彼异类，还我河山，复仇之念，梦寐不敢忘！”当他闻知日军将犯嘉义时，遂与清军守将王德标在城外兵营密摆地雷阵，然后弃之以诱敌。果然不出徐骧所料，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夜半，地雷接连爆炸，日军被炸死者达七百多人。余者各不相顾，仓惶逃命，复被徐骧所设伏兵截杀，死伤甚众，日军之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重伤毙命。次日，日军穷凶极恶，巨炮轰城，徐骧“亲持刀立城头，督军士战，须发怒张，飞弹缠绕其身，不少避！城破，复与王德标率军浴血奋战。他身先士卒，“步战最锐”（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洪弃父：《台湾战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46页。凡引自此书者，不另加注。）且“战必居前敌”。后来，高山族的七百名壮士仰慕其威名，又由他组成了新的先锋营。
曾文溪是台南的最后一道防线。为此，日军头目将全部陆军和大量火炮集中到这里，准备同义军和清军决一死战。当徐骧率领先锋营赶到时，他深知此役对捍卫台湾是何等重要！面对即将发生的恶战，慨然道：“此地不守，台湾亡矣！吾不愿生还中原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洪弃父：《台湾战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42页。凡引自此书者，不另加注。）其实，徐骧自高举义旗、抗日保台以来，他早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六月间，他率二十九人巡视苗栗城内外，有问之眷属者，他浩然答道：“有天道，台湾不亡，吾眷可得也；台湾亡，遑问家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洪弃父：《台湾战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42页。凡引自此书者，不另加注。）自家乡转战台南，他早已“罄其家中祖父相传之产业，以作军中粮。”九月二日，日军兵分三路，猛攻曾文溪。此时，敌众我寡，军械悬殊，形势非常危机。徐骧冲锋在前，满怀深情地说：“此吾报吾台时也！”他指挥先锋营战士同日军拼死搏杀，高山族同胞至为感奋，无比英勇，沉重打击了入侵者。是日，徐骧在激战中身中数炮，血透征衣，仍指挥义军战士击杀敌人。在血流如注之时，徐骧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注：连横：《台湾通史》卷36〈列传八·徐骧〉。）壮烈牺牲在卫国保家的疆场之上。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各阶层的反响是强烈的。但是，在抗日保台的伟大斗争中当属以徐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广大义军最为英勇、最为悲壮、最为惨烈！徐骧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充分说明了他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和勇气。在不到五个月内，他统领义军，并同爱国的清军将士紧密合作，转战千余里，大小数十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他使敌人闻风丧胆，他让亲人永远铭记，他那感天动地的事迹为我们认识台湾历史增加了光辉的一页。
1895年的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场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对卖国投降、捍卫领土主权的钢铁般的意志和伟大的力量，充分显示了台湾同胞和台湾军民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敌忾同仇的高尚爱国精神。在此后日本殖民者高压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间，长期的、遍布全省的抗日烽火一直在继续，英雄的台湾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谱写了近代中国民族历史永放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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