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重建：批评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其主要特征是对以实证主义和经验方法所获得的国际政治知识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性的重建。有人把这一转型过程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争论”，（注：参阅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 Positivist Er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3,no.3,1989,pp.235-254.）然而，不同于先前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历史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交锋，这场“争论”似乎没有明确的辩论双方，而是表现为不同理论范式之间频繁的学术“接触”和“对话”。这场“争论”的内容也不同于前两次，它主要围绕“超理论”(metatheory)或理论本身问题而展开。
在这场“争论”中，批评者怀疑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主要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称理性主义理论）在描述、解释、规定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的作用，提出从理论上探讨该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寻找获得更好理论的途径”。在这一学术思想的转型过程中，批评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批评理论的起源及一般思想
在西方，批评理论的根源可追溯到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时期的思想，并且常常“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相联系”。（注：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ed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45.）批评理论还含有“古希腊关于民主和自治的烙印”，以及后来“尼采和韦伯的思想影响”。（注：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ed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46.）然而，在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新发展，由此产生一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思想者们主要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因此，该学派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该学派强调研究政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理论和哲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该研究所的早期研究者均为犹太人。由于德国纳粹主义的迫害，该所于1933年开始流亡国外。1937年，该学派的一个主要人物马克斯·霍克海姆发表文章，首次具体阐述批评理论的思想。他关注社会变革问题，并且指出需要有帮助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进行研究，他是研究对象——社会本身的一部分。他指出，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并认为推动变革的最重要力量是社会力量，而不是某种“独立的”客观规律。在这一点上，霍克海姆把“传统”理论和“批评”理论进行了区别：传统理论把世界看作是一组等待人们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的“事实”；批评理论则认为“事实是具体的社会及历史变革的产物。（注：Max Horkheimer,"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in 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trans.by Matthew J.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Seabury Press,1972),pp.188-252.）1944年，霍克海姆与该学派的另一成员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or W.Adorno)出版了重要著作《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对传统的科学和理性主义观点提出挑战。二战结束后，该学派的另一主要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撰写了《一个层面的人类》一书，抨击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不过，人们一般认为，该学派的集大成者是后来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他对实证主义的批语以及对批评理论的阐述，对欧美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是他的“理想言语情景”(situation of ideal speech)概念。此概念可理解为，每个人会展示自己的沟通能力，这种沟通能力将导致人们在政治或文化冲突中达成理性共识，使一定的原则、社会规范或机制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赞同。在这种情景下，一种解放式的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将获得发展。这一情景也被称作“话语伦理”(discourse ethics)情景。（注：Ju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65-66.）此外，哈贝马斯探讨了知识与人类兴趣之间的关系，并且把所有的知识视为人类不同兴趣的产物。他认为有三种人类兴趣构成知识。一种是关于人类与特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引起人类对预测和控制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实证主义的经验性分析科学知识；第二种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关系，它不是实证主义科学知识所能够理解的，引起人类对含义进行解释的兴趣，从而产生解释性科学知识；哈贝马斯则把社会视为权力和主宰的场所，这就引起人类对自由、从受支配中解放出来和实现理性自主的兴趣，从而产生批评理论。（注：参阅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和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批评理论谋求重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注重“通过理解历史及社会的发展和通过探索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去认识当代社会的诸核心特征，从而谋求实现对当代社会及社会痼疾的超越。批评理论不谋求废除一种或两种社会弊端，而是致力于诊断和分析造成这些弊端的社会原因，以便最终对症下药克服它们。批评理论把社会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认为理论建设活动不能脱离社会。因此，批评理论的分析范围还包括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可以说，批评理论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理论，它与理性主义理论相对立。
批评理论还认为，理论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及政治生活相关联，并扎根于这种生活之中，而且，一定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目的和功能。与传统的理论相反，批评理论的目的是要“通过废除非正义的现象去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在批评理论看来，知识不可避免地是为一定的目的和功能服务的，而这些目的和功能又规定和影响着社会及政治生活。批评理论既想说明具体的历史环境，又想作为一种力量去推动环境的变化。（注：参阅Max Horkheimer,"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in 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trans.by Matthew J.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Seabury Press,1972).）
批评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到了80年代，批评理论开始进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个主要的任务是把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探讨活动“从国内社会层面扩大到国际或全球层面”。它不再局限于关注某个单一的政体，而是考虑政体之间的关系，并且考虑是否存在把理性、正义和民主的政治组织扩大到整个人类的可能性。它成为一种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一种致力于解放人类的世界政治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是在国际层面上得到拓展的批评理论。
国际关系批评理论(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大体分为两种：批评性诠释理论和激进的诠释主义。
批评性诠释理论利用了哈贝马斯的思想作为指导。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打破主流理论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及理性主义传统。在国际关系方面，这一分支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以及墨文·弗罗斯特(Mervyn Frost)等人的作品中。批评性诠释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它认为主流理论的认识论假设以及传统的理论建设是不正确的，而没有提出关于世界秩序本身是如何产生以及世界政治发生变革的可能性等重要问题。同其它批评理论分支一样，它拒绝实证主义及主流理论所提倡的理性。第二，它认为知识的技术官僚化和官僚化的形式促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规范问题发生兴趣，譬如关于国际体系内部的秩序问题。批评性诠释理论强调对规范给予重视，强调知识与利益的联系，而这些是被传统的主流理论所忽视和低估的内容。第三，它对认识论抱一种温和的态度，谨慎地认为在伦理和道德领域里不排除存在普遍主义的可能性。
激进的诠释主义则利用了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它赞成批评性诠释理论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理论活动所做的批评和清算，但是，它超越批语性诠释理论的见识，通过采取后结构的方法论，形成极为不同的伦理和认识论方面的假设。这一分支的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詹姆斯·德·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罗伯·沃特(R.B.J.Walker)和杰·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等人的作品里。
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和批评。
在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激烈抨击实证主义关于认识知识的观点，不赞成试图建立“客观的”、在经验上可以获得验证的“真理性”陈述，反对关于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践之外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在广泛吸收西方现代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际关系批评理论认为，衡量知识是否可信赖的标准不是自然的标准，而是人为的标准。标准是被人制订出来的，是由一定的社会群体成员的习俗所能够接受的标准。“观念、文字和语言不是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复制‘真实’或‘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人们再现世界的工具。（注：Cornel West,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201.）理论永远是一定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现实主义叙述世界政治的三个核心成分——国家利益、权力扩张和权力均势——特别适合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注：Steve Smith,"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6,no.2,1987,p.189.）也就是说，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被理解为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偏不倚描述，而应该被理解为是特定社会群体（如美国的国家决策者）用来说明某些难题、满足特定需要和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根据“话语伦理”的思想，国际关系批评理论认为，在世界政治中，“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标准”，也“没有哪一种文化或国家”可以独断地为“世界政治秩序确定规范或基础”。（注：Chris Brown,"The Modern Requirement?Reflections on Normative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Western World,"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7,no.2,1988,p.346.）一种新秩序的建立应该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认同和共识。
在本体论方面，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挑战理性主义关于人性和物质之上的概念，指出世界政治更多地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强调行为体认同的社会建构，以及认同对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关系批评理论鼓励人们把研究的眼光从“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转向“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s)。这些观点在历史社会学及社会建构研究取向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反对由单一的研究方法占据霸权地位的情形，提倡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使用多种方法，指出研究方法中诠释战略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通过诠释的方法去回答“如何”之类的过程问题，而不是用解释的方法去回答“为何”之类的因果问题。国际关系批评理论还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人作为行为主体，不同于化学元素或物理颗粒，前者有思想、观念、价值、伦理道德等，后者则没有。因此，研究自然界的实证或经验方法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世界。
在价值论方面，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不同意关于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价值中立的说法，否认理论研究活动过程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指出，任何国际理论研究都是带有价值取向的，伦理和道德选择始终贯穿于研究之中。在国际关系方面，只有少数人直接参与和经历国际事件和对外决策活动，而绝大多数人则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教科书、电影、小说等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及国家对外政策方针。这种通过操纵各类文化符号去建构国际关系含义的情形，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带上价值伦理的色彩，因为人总是处于一定的哲学及历史背景、站在一定的地缘位置、透过一定的人文视角去运用这些符号。
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作出最初贡献的人物是罗伯特·考克斯。考克斯在他198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认为，新现实主义理论是典型的霍克海姆所说的传统理论，并把它归类为“解决难题的理论”（注：这一篇文章是"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0,no.2,1981,p.128-137.）。他批评新现实主义把世界秩序看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指出社会结构的相互主体性，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是通过社会建构而产生的，“国家”是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力量的产物。考克斯还指出，“理论永远是为一定的人、为一定的目的的”，脱离时间和空间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正如马克·霍夫曼所讲，考克斯摆脱了新现实主义的束缚，谋求理解世界政治秩序的“产生和变化过程”。（注：Mark Hoffman,"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6,no.2,1987,p.237-8.）
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看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在安全研究领域的大致情况。
批评的安全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开始进入安全研究领域，形成“批评的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分支。（注：本文对“批评的安全研究”的叙述，主要依据了下列作品：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Ken Booth,ed.,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London:Harper-Collns Academic,1991);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7,no.,4,1991,pp.313-326;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gegy,an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9);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批评的安全研究旨在对传统的安全及战略研究给予批评和重建。在安全研究的性质方面，它提出三个基本的问题：1)什么是安全？2)谁的安全？3)安全来自哪里？
批评的安全研究首先提出什么是安全这一基本问题。在传统的安全研究里，安全本身的含义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安全即是国家防止外部军事武力威胁以及防止这种威胁所应该具备的本国军事实力。安全研究被定义为“研究军事力量的威胁、运用和管制”。（注：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5,no.,2,1991,p.211.）
批评的安全研究挑战传统安全研究只注重国家安全面临军事威胁的取向，认为安全的概念是“扎根于语言和文化之中的”，其含义“随世界政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注：Paul A.Chilton,"The Meaning of Security,"in Francis A.Beer and Robert Hariman eds.,Post-Realism: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3-216.）批评的安全研究鼓励人们突破现存安全研究状态，以开放的胸怀对安全的概念进行重新理解，根据当今世界政治的变化发展出一种新的安全哲学。批评的安全研究赞成并倡导对安全的要领进行拓展：从国家层面的安全延伸到个人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安全；从军事层面安全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及人类等安全层面；从国家政体的安全扩大到地方政府、国际制度、非政府组织等的安全。因此，批评的安全研究避免使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等术语，而是选择“安全研究”一词。
批评的安全研究不接受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把安全处理为国家安全，那么，它忽视了处于国家威胁之下的人所处的不安全状态。一方面，个人的安全需要依赖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个人的安全又受到国家的威胁。这种“国家威胁”不仅来自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之间关系所引起的外国威胁，而且可能来自自己国家的威胁。国家可以成为它的公民安全的威胁者，而不是保护者，譬如早期的土著人在北美洲遭到迫害，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等。根据这种认识，安全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应该包括所有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这就意味着安全不能建立在传统的战略意义上加以解释，即把安全的观念放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自身利益”之上。由此可见，批评的安全研究把重心从对主权国家的关怀转向对人的关怀，把人而不是把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
批评的安全研究也关心安全来自哪里的问题。传统的安全研究认为，国家、威胁和利益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安全来自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间物质实力的平衡，来自对自身权力的巩固、扩张和炫耀。
批评的安全研究则认为，要想探讨安全的来源问题，就需要探讨自主的问题，因为自主意味着没有外来威胁。暴力、战争、贫困、政治压迫、教育落后等限制和威胁着个人和群体的福利，危害着他们的行动自由。在安全、自由以及自主受到威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讨论安全问题必然要讨论解放问题。所谓解放，是指人们（个人或群体）摆脱来自社会、身心、经济、政治等方面对人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的限制。于是，安全和解放是一个铜币的两个方面。此外，批评的安全研究认为，安全威胁的来源是可以由国家“想象出来”或由国家通过话语等工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国家在确定威胁来源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利。如果国家说某个东西是一种威胁来源，那么，它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来源。然后，这个国家可以借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合法”动用国家资源、对内对外采取武力行动。（注：参阅David Camp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和Barry Buzan,Ole Waever,and Jaap de Wilder,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8).）
结束语
对于批评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联姻所带来的结果，本文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以看待。在理论方面，新出现的西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对传统的主流理论作了一定程度的清算，并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建设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哲学检讨，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动摇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的学术基础。这是批评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此外，尽管人们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如国家之间的战争、核威慑、联盟形成等）需要继续给予关注和研究，但是，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帮助人们扩大了研究视野、视角和范围，为解放和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道路，也由此推动和激励了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革命。
然而，这种理论在对理论本身进行建设或对“超理论”问题给予哲学思考的同时，却对如何把理论应用于世界政治的经验分析的关注不够，从而使这种理论显得有些陷入抽象甚至艰涩难懂的思辩之中。因此，国际关系批评理论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把获得解放和重建的理论应用于说明当代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现实中。
在实践方面，批评的安全研究试图打破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国家主权观，提出人的权利高于国家主权的观念。于是，西方人几百年来所确立的国家主权观，似乎正在被一些西方人自己所打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幌子——正在被西方一些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决策者们所认可并加以运用。然而，在“谁的安全”的问题上，批评的安全研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由于“国家利益”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关系而构成的新的“安全困境”难题，因此，把人权放在国家主权之上，这在实践上遭到国际舆论的许多反对和谴责。此外，由于全球化和跨国行为的日益加剧，国家和主权的概念是应该消失还是应该得到加强？它们给国际生活现实所带来的含义又是什么？这些都有待于在现实的国际关系发展中加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