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西方政治参与的重塑
——从精英民主到参与民主
林宇星
摘要 ：民主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早期的古希腊城邦直接民主和古典民主，到后来熊彼特、萨托利等人的精英民主，再到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参与民主，随着民主形式的不断改变，政治参与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精英民主实质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政治生活只限于精英们的政治游戏；参与民主替代精英民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参与民主从民主的本质出发，以大众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该由大众积极参与而实现，参与主体和方式则更丰富。
关键词 ：民主；精英主义；古典主义；政治参与
民主最早的概念“demokratia”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时期，其含义为“人民的统治”。从古希腊小国寡民时期的直接民主到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在漫长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民主经过多种形式的结合和重塑，完成了政治权利表达形式的创新，最终成为了行使人民主权和政治参与的代名词。而20世纪以来，本已经趋于完善的代议制精英主义民主，愈加难以应对行为主义下对公民身份的重视和新社会结构下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参与民主作为一次对古典民主的复兴，回应了精英民主的不足，将更广阔层面上的政治参与引入政治发展的视线，是一次对政治参与话语体系的重塑。
一、政治参与的逻辑起点
政治参与的出现甚至早于现代民主的出现。从广义上看，古希腊时期的古典民主，城邦的公民为表达自己意志进行投票，不但形成了公投的最早雏形，也是最原始形态的政治参与。而从狭义上看，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概念，通过现代民主范畴下的一系列包括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代议制度、院外游说等多种手段和形式，进行对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政策的影响。西方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例如亨廷顿对政治参与的定义为“公民个人旨在影响政府的活动”，将公民行为主动和被动地影响政府政策都归入了政治参与的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将政治参与分成村落型、臣民型和参与型三个类别，表述了公民的心理和行动对政治输入输出的影响，从文化内涵上对政治参与的形式进行了区分。而在中国学界，对政治参与的概念可见于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中：“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政治参与至今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定义，比如除了公民之外利益集团是否也能作为参与的主体；在参与方式上是否只有通过政府的程序才能属于政治参与，对于不合法的暴力方式要如何界定；参与的客体是否只是单一指向政府决策或者限定于对政府有影响，不涉及政府权力部门的参与是否属于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主体、方式、指向、客体和呈现结果有不同的争论，但是本质就是人民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在本文中着重指公民个体合法手段下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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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逻辑起点是民主，即主权在民。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卢梭，虽然都对政府形成的论断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是最终殊途同归都确认了政府建立的起点是由共同的群体签订契约，将个人权利让渡给一部分少数，所以政府的政治权力从逻辑起点上看是对分散的公民政治权利集中行使。而在政治哲学中，基于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权利，民主权利作为公民众多权利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将人民的同意视作政府和国家组成的合法性基础，是其他一切衍生性权利的根源。为了显示人民的政治地位，公民民主权利必须得到实现。对民主权利的实现很大的体现就是对人权的尊重。所以政治参与的逻辑起点是哲学和抽象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政治哲学的基点通常有坚实且较难反驳的立场。
二、精英民主下的政治参与
从另一条政治哲学逻辑上看，政治参与的哲学基点是民主，而精英主义下的代议制和民主厘清界限，不得不说精英主义民主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参与的异化。精英民主中的政治参与的潜台词是，大众并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他们体现出乌合之众的全部特征，即对自身利益之外的事物缺乏判断力，且容易受到媒体和舆论外界环境的影响。在整个流程化的官僚机制中，不需要大众中的政治参与，大众只需要象征性地拥有对真正政治实操者的限制和监督。这也是精英民主体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无论是熊彼特还是萨托利，重视的是政治输入和输出本身，对其作用的客体不甚在意。这种模式的政治参与更加接近中产阶级模式的政治参与，即在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步阶段，经济不平衡加剧的情况下，选择首先满足新兴都市中产阶级而非乡村农民的要求，中产阶级壮大其政治实力也是为了巩固其经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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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取了直接民主效率低下甚至产生多数暴政的政治经验后，19世纪至20世纪初，精英民主逐渐成型，横向政治向纵向政治转化。从密尔开始建立起代议制民主，他首先否定了一个好的专治君主只是“一个具有超人的精神活力的人管理着精神上消极被动的人民的全部事务”[1]，而后用契约论的逻辑路径阐述了代议制在非小国寡民时代实践的合理性：在代议制政府下，每个公民都会被要求事实上参与政府，亲自担任公共职务，公民自身也能由参与公共职务而得到道德上的教育[2]。在密尔的基础上，熊彼特将其代议制民主进一步解释成为典型的精英民主理论。熊彼特将“民主”和“代表制”分开，完成了一次对民主的祛魅。在熊彼特的观点里，共同的幸福是不存在的，整个社会群体无法形成所谓的公意，因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有偏好。此时单单选出少数的代表是无法代表多数意见的，还需要通过多轮轮替最终才能代表多数。在这里，精英民主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成为了制度安排和程序正义，民主的门槛降低，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精英民主一直沿着熊彼特的道路发展延续至萨托利和达尔的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理论解释路径。
精英民主中的政治参与越来越背离古典民主中的“积极公民”设定，人民的参与仅限于选举期间的投票机器，通过其选出精英式的代表，随后的政治生活只限于精英们的政治游戏，而人民所能做的只是通过选票，从而在下一次的选举中继续支持或替换掉代表自己的政治精英[3]。这个时期的政治参与变成了人民程序上的参与，而实质的政治参与只属于小范围的政治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形式主义的浅度政治参与，最终容易造成西方各国普通民主的普遍政治冷漠主义。
三、参与民主视角下的否定与路径
在参与民主的阶段，政治参与终于发展为民主核心理念。以卡罗尔佩特曼为例，她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表明，民主机制的功能主要是教育，通过教育这项民主的社会训练可以培养公共善和乐于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民主的出发和归属是公民本身而非制度。在民主教育之下形成广泛而持久的公民参与，以培养人民对于政治的自觉性及积极性，降低在欧美民主国家中所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主义。随着人民参与质量的提高，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参与式民主的持久发展。这样，一个广泛政治参与的民主良性循环制度就形成了。[3]在此种模式下的政治参与中，核心是强调民主应该突破政治领域的限制回归生活本身。参与民主强调政治参与来自于与公民生活本身最息息相关的领域。因为只有在熟悉、有切身联系和感兴趣的领域中，公民才能更有素养、有机会参与政治，真正完成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同一时期的巴伯也提出了“强势民主”和“弱势民主”的区别，将参与民主视为一种强势的民主形式用以否定熊彼特式的弱势民主。巴伯认为精英主义的民主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仅仅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缺乏共同体的概念，政治的运作只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并将这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比作是“动物园的管理”，需要用封闭的牢笼和政治体制来看守难以驾驭公民。在这种民主异化甚至出现危机时，强势民主也就是参与式的民主依赖于公民身份共同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形成了互助互利共同合作的政治。参与型民主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民政治参与，公民通过共同的讨论、行动和工作来解决共同体的冲突和矛盾，而非只依赖代议制政府精英。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民主并没有权力否定代议民主，而更像是代议民主和古典民主结合的产物。
参与民主从民主的本质规定出发，以大众直接自发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该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参与才能实现[4]，并且结合精英民主的部分思路，提出了直接参与代议政治相结合的民主发展思路。
精英民主向参与民主的转型实际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在20世纪精英民主的理论趋于成熟时，其主张的代议制遭遇了严重的批判和指责。一方面精英民主异化民主，用代议的过程替换了手段，以及对社会民主和微观民主的忽视、对民主概念的窄化共同造成了政治冷漠；另一方面在寡头政治铁律下，民主被社会集团俘获，公共善的缺失造成了整个社会像一团散沙无法凝聚成一个共同体。除了理论困境之外，在时代背景下，西方社会20世纪60年代末的抗议运动、新社会运动和全球正义运动等政治动荡，也使政治研究者关注并深入思考政治实践中出现的系列危机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模式遇到了发展瓶颈——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的结果，中等阶级发展变得缓慢，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使下层阶级受到动员，下层阶级开始要求分享政治参与的机会和影响政治权力的能力。这些都使得古典民主复兴，并进一步产生了参与民主的视域。
在这种民主理论下，政治参与极大程度上和公民社会建设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公民社会不再是独立于国家的非政治私域，而是形成了一种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公民社会中纳入的公共性因素和在讨论协商中形成的公共舆论都将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一堂有效的钢琴课，从对学生的要求来说，应该是经过认真练习和准备的。一位学生如果每天保证一定的练习量，比如每天一个小时，并持之以恒的话，那么一个星期应该有七个小时的练习（当然这只是“起点量”，有很多学生练得比这要多）。如一个星期去老师那里上一节课，一般是四十五分钟左右，那么上课与练习时间的比例一般在1∶7到1∶10，这才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学生练得更多一些，上课与练琴达到1∶20甚至是1∶30，那么学生会准备得更好，上课的效果也肯定会更好。
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有诸多好处，在政府和人民进行沟通时，能够更好地打通舆论和意见通道，使政治的输出环节根据输出客体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而民众因为参与和影响了实际的政治政策过程，能够加深对政策的理解，并且配合政策的实施，形成政体的政策观念和更优质的政治素养。政策有群策群力后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但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新的困境。高度或过度的参与会引起政治衰败甚至动荡。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相关分析中归纳出了过度政治参与造成民主化失败的原因，即高度的政治参与促使政治化社会的产生，人的社会生活过度与政治挂钩，把个人的发展积极性都吸引到政治生活方面上，忽视了经济基础性的建设地位或者其他更多元化的价值观塑造和表达，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的滞后和过度参与的“福利政治”价值取向，使整个社会畸形发展。政治过于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时，会造成更多的官员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政治阶梯完成个人利益的实现，以权谋私的行为模式会更加频繁地出现。除此之外，无论参与的制度多么完善，多数决策的盲目性和无谓的复合造成的决策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理性的政治和暴民政治只有一线之隔，政府的决策也有更多推脱责任的借口，政治参与的效果不能保证。这一切都彰显着对政治参与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停止，政治参与的行为模式建设还会随着政治民主发展进程而进步。
四、总结
从西方19世纪末的民主政治重塑可以看出，政治学界对民主理论路径的研究从古典主义民主到精英主义民主，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古典主义并进一步发展改进为参与民主。在这几种民主模式下，政治参与的模式也从最开始公民直接参与，到以中产阶层为主、其他广大范围以形式参与的代议制，到后来提倡广泛的对话、协商和讨论完成广泛范围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模式也在逐渐从中产阶级模式到后来的大众模式，政治参与不断向更广更深的层面发展，参与的主体和方式变得更加丰富。政治参与的发展和重塑与民主的发展密不可分，民主理论和制度建设极大程度的为政治参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作用。
参考文献 ：
[1](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夏语冰.J.S.密尔的代议制民主探究[J].学理论,2017(7).
[3]达璐.从代议制民主到参与式民主[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5.
[4]于海青.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理论评析[J].国外社会科学, 2009(4).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04-0033-03
作者简介 ：林宇星，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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