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会谈”的成因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1-0064-13
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暗礁”。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抱何种态度，是否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直接影响中美关系，也关系着中国统一的前途。
如果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概括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两翼，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更多地取决于世界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矛盾，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迅速好转乃至后来的建交则反映出中美两国暂时摈弃意识形态分歧、注重战略利益的现实选择。用这个框架分析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则可以得到这样的看法：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寻找着平衡点，呈现出迷失中寻找出路和政策定位的过渡性特点。
而在中美关系动荡中发生的1993年4月的“汪辜会谈”，及其后海峡两岸基于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解释所造成的后续谈判难以为继并使统一进程严重受阻、中美关系交织难解、对峙日益升级的现实，可以在两岸关系的内在变化并参照同一时期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表征中，折射现时海峡两岸与美国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美国“超然”态度背后的真实用心。
1989-1993年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和台湾问题的重新凸显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解体，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的发生和解决，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美国，对中国政府处理“六四风波”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在占美国人口多数的对华制裁要求中（注：据苏格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书中指出：“6月6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406票对0票和100票对0票通过了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美国三大新闻网的晚间新闻在1989年的头六个月共播发了600份关于中国的稿件。相比之下，在整个1988年的报道还不到50起，美国媒体的所谓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对华持积极态度的人数已经大大降低：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已经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只有16%的人认为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盟友，而认为中国是敌人的人数则从19%上升到37%，仅比苏联低9个百分点。另有舆论调查显示62%的美国公众赞成对华全面经济制裁，52%的人赞成美国召回美国驻华大使。”见《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593-594页。），不难看出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在逐渐上升。同时，以乔治·布什为代表的美国国内的现实主义者，在几乎“一边倒”的制裁呼声中采取了较为理智和谨慎的态度。（注：据美联社华盛顿1989年6月8日电，1989年6月8日，布什会见记者时称：“美国对中国发生的暴力显然感到痛惜，我们敦促中国重视人权，恢复秩序。中国将会团结一致达成共识，尊重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我仍然充满希望。”布什表示，此后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要视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中国的局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将“在适当时候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他同时还表示，“美中关系对美国很重要，希望能维持这个关系”。他表示要“找出一个恰当的、稳健的平衡点”，而“不是听从极端主义者所说的‘召回大使，切断同中国的联系’”。）但布什有关美国“应该用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用一个声音讲话”、“既要对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愤怒，又要考虑其他的利害关系，即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的提议，被众议院以418票对0票通过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淹没。
现实地说，在中美关系中，中国由于国力较弱，外交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但即使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很难想像外交上一贯高举独立自主旗帜的大国，会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低头。因此，邓小平提出的著名的应对制裁的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三句话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关键时刻的镇定，更是苦撑待变的政治勇气。
不久，美国政府两度派出密使来到中国（注：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1989年7月和12月的两度访华。），并开通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会谈的渠道。与此同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总统尼克松也来到中国，带来了美国政府投石问路的信息。利用这些机会，中国领导人向美国政府表达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明确表示了“期待美国政府采取主动”、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注：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说：十几年来，中国没有做一件伤害美国的事情，可是美国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中陷得太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但中国政府仍希望尽快解决过去几个月来中美关系中的纠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此问题上，“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人是中国”。邓小平还表示，中国不会“乞求取消制裁”，不能“失去国格”，中国人口众多，底子又薄，要保证发展，“稳定压倒一切”。关于中美关系，邓小平认为两国存在着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础，这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持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
两国领导人的有限沟通并没有遏制住反华浪潮的高涨。1990年2月16日，布什正式签署了“国务院授权法案”及其所附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样，美国国会就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对华制裁措施。
直到海湾战争爆发，美国为谋求中国在联合国的合作，对缓解中美关系采取了有限的积极措施。1990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钱其琛应贝克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自1989年6月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美。布什也会见了钱其琛，认为美中关系有“许多积极和重要的方面”，并同意扩大双方在双边问题和全球问题上的官方对话。海湾战争结束后，中美双边关系又开始下滑，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继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障碍。此外，在战略安全问题、中国西藏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上，两国间依旧矛盾重重。
中美关系走向改善的重要一步，是1991年11月15-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对中国的访问。这是1989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应邀访华，它冲破了美国1989年做出的“不与中国进行高层次互访”的禁令，标志着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恢复访华的开始。可是，1992年9月，布什为在新一届大选中争取选票，又做出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违背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
1989-1993年的中美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由于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需要加以新的调整。但短时间内由于国内党派政治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和利益集团多元化需求的综合作用，难以迅速制定出稳定的对华政策，表现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取向的激烈争论，使中美关系难以迅速走出困境，重建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问题在中美对抗中逐渐凸显出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虽然台湾当局于1987年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但李登辉1988年主政后，台湾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依旧“别有襟怀”。这个时期，台湾的本土化政策开始实施。他们不再声称“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政府，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承认大陆政府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合法政府，中国领土上有两个政府，有得到同等国际承认和参加国际组织的平等权利；希望在大陆实现民主与繁荣后，这两部分实现统一。[1]台湾当局开展的所谓“务实外交”和种种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受到了美国的纵容和支持。美国一改其曾经奉行的“不介入，不调停，不提方案”政策，转而提升美台关系，将处理两岸关系的倾向于大陆一方的“倾斜的双轨政策”转变为“相对平衡的双轨政策”。
1989年7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台湾前途的政策”的第285号修正案，声称：“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台湾海峡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但在1989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显示了以武力对付为争取民主而进行和平示威的中国人民的意愿。”而在《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国的立场是“它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注：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32页。）基于上述原因，国会认为，“(1)台湾的前途应该是以一种和平的、不带任何强制性的、并且是台湾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决定；(2)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中国当局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前途或不以武力进行威胁的意愿”。该法案后来于1991年6-7月经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并成为美国1992年援外法的一部分。
在1989-1993年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在这样的“鼓舞”下，台湾高层领导人以“私人访问”或“秘密方式”访问美国的事情时有发生（注：1989年，美国批准台湾在华盛顿设立新闻中心，允许台湾“总统府资政”蒋彦士、“经济部长”陈履安、“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曾广顺、“新闻局长”邵玉铭、“参谋总长”郝柏村和“外交部次长”章孝严等到美国活动；1990年台湾要员蒋纬国、李焕、宋楚瑜等先后到美国访问；1991年6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拜会美国前总统里根并为“里根纪念图书馆暨公共事务中心”捐款，8月，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许翼云访美；1992年访美官员层级更高，主要以6月份的“司法部长”林洋港访美为代表，林洋港是美台“断交”以来访美级别最高的官员。）——此类现象终于导致了1995年李登辉对美国的所谓“私人访问”。美国也对台湾“投桃报李”，前政府官员访台所带有的官方背景使他们的行为本身对两岸关系充满了暗示。其中最为严重的事件，是1992年11月的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对台湾的访问。（注：希尔斯是美台“断交”以来，美国内阁部长级官员访台的第一人。他虽然在“非官方”的外衣保护之下，刻意淡化其台湾之行的政治意图，但就其在台湾所进行的活动及所达成的结果，则不言而喻地表明了美国对台湾“务实外交”的纵容和加强美台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视。）
1990年后，台湾当局一改对“关贸总协定”创始国的身份要求，提出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得到了布什的支持。布什表示：“美国将与其他成员国积极协调，以最有利的方式解决有关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注：“布什总统就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等问题致鲍卡斯参议员的信，1991年7月19日”，新华社华盛顿1991年7月19日电。）此外，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台湾当局获得了和大陆、香港一起参加在汉城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第三届年会的资格。
在对台武器销售问题上，美国政府起初还是比较谨慎的。但到了1992年布什为解决本国的经济困难并争取选民的支持，以中国从俄罗斯购买24架SU-27歼击机、打破了海峡两岸军事平衡为借口，悍然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B战斗机。此举破坏了台湾海峡的和平气氛，助长了李登辉分裂国家的图谋，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关于对台武器销售问题的原则，为中国的统一进程设置了新的困难。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设法在名义上使美台关系保持在“非官方”的框架内（注：美国国务院的《对台指导方针》备忘录包括以下原则：(1)与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相一致，美国政府不再称台湾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专有名词，反映台湾当局继续宣称自己为中国的政府。美国政府也不称台湾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美国只称台湾为台湾，其领导人为“台湾当局”。(2)美国政府各行政部门及有关机构不应直接向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台湾驻美机构）或美国在台湾的相应机构（美国在台湾协会）联系。所有这些联系都必须通过美国在台湾协会或者在其领导下进行。(3)一般说来，与台湾当局的非官方会见和接触，可在美国在台湾协会或在其他非官方场合进行。但不应在行政部门的办公室进行。(4)政府部门的人员不能参加在橡树园（前“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的活动。然而他们可以接受邀请参加在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人员家中进行的社交活动。(5)一般说来，任何一级外事部门的官员（如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和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行政部门GS-11级以上的官员都不能参加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双十节举行的正式招待会。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32-633页。），表现了美国政府在海峡两岸关系上持谨慎态度和对中国大国地位之战略重要性的客观估计。
世界格局的改变带来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为同样处于变局中的台湾政治和“外交”带来了发展空间。同时，来自大陆的强势冲击和感召，迫使台湾当局做出应对，固守蒋经国时代的大陆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发展。他们一边进行政治改革，一边开始调整大陆政策。于是，两岸关系逐渐在中美摩擦中凸显出来。
“汪辜会谈”的直接成因分析
1993年4月27-29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这是两岸隔绝40多年来首次公开高层商谈，备受各界瞩目。前述1989-1993年的中美关系新变化和台湾问题的凸显，构成了“汪辜会谈”实现的重要背景。同时，这次会谈的实现，还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
首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统一是两岸有识之士经过长期探索获得的共识，“汪辜会谈”的最终实现得益于两岸非公开渠道对话机制的成功延伸。
中共三代领导人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都曾提出通过两岸政治谈判实现统一的方针。50年代，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愿意与台湾当局进行政治谈判的意愿（注：1955年4月，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期间与吴努总理会谈时说：“如果美军撤退，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见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郑重表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2]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叶九条”）中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2](P,67)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杨力宇教授时，提出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2](P,68)1990年6月11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重申，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国两制”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探讨、商量。我们主张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商谈，这是从两党目前的地位、作用等实际情况出发的，也是为了避开台湾方面感到不方便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一贯重视两岸其他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3]
其实，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加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并没有限于一般意义的公开呼吁，而是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和战略任务，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信息，借助非公开渠道传递到台湾岛内。这是两岸长期交流形成的显著特点之一，它既有利于及时沟通双方领导人的思想，也为实现具有实质内容和真正意义的商谈提供了可靠的形式和现实的基础。1993年“汪辜会谈”的实现可以看做是这一对话机制的成功延伸。
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会见即将赴台访问的英国人马坤，请他向蒋介石等人转达中国共产党愿意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注：周恩来对马坤说：“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南京。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就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内战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他请马坤转告台湾的朋友：“中国共产党讲话是算数的，我们说的话是兑现的，我们从不欺骗人。”周恩来还请马坤见到孙科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我们知道他过去曾做过错事，但是我们不愿意让孙中山的儿子长期地留在外边，而不回到祖国。”金冲及：《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5页。）1956年10月和1958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次会见了曹聚仁，提出国共和谈的一些具体设想和办法。（注：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披露：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将来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但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表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会。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说，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金冲及：《周恩来传》（三），第1436-1437页。）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注：一纲：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和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作为当时处理两岸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台湾当局曾就此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57年春，台湾当局派宋宜山来大陆摸中共对台政策的底牌。周恩来指派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向他再度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岸对等谈判的设想。（注：在接受《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剧组采访的时候，罗青长谈到：“在1957年的春天，台湾当局曾经派了一个人。这个人身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又是当时在押战犯宋希濂的哥哥。他是奉命来摸中共对台政策的底的。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周恩来总理当时指派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同志和我，会见了宋宜山先生。我们在鸿宾楼饭店请宋宜山先生吃了饭。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谈了国共两党可以对等谈判，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一切党政军人事由蒋介石先生决定。这个谈话以后，宋宜山先生曾经把这个谈话的经过和内容，写成一万多字的报告送给蒋介石。由于蒋先生当时不是有诚意的，后来他集中力量，在国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反共复国’。”《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编写组：《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页。）这次虽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诚回应，但其积极意义还是明显的。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岸关系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蒋经国去世前台湾曾来人与当时中共的台湾工作负责人见面，试探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诚意。（注：这是文献纪录片《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中对原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的采访，见《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编写组：《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第260页。）杨尚昆就此致信蒋经国，“除了对经国先生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切外，主要的是肯定经国先生对统一问题的设想。同时指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使命，并希望蒋经国先生派出代表前来商谈。据反映，这封信送到蒋经国手中时，蒋经国说中共有诚意，可以考虑派人去。”（注：这是文献纪录片《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采访前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的片断，见《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编写组：《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第261页。）不幸的是，蒋经国还没有派出谈判代表就去世了，两岸通过谈判实现统一的意愿被暂时打断。
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台湾民众加强两岸交往、回乡探亲的呼声日高一日（注：1985年以后，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弃僵硬的“大陆政策”，开放“三通”的呼声更加高涨，特别是要求返乡探亲的情绪越来越强烈。1986年5月“华航事件”的顺利解决，“打破了两岸敌对双方30多年来的官方式沉默和国民党当局的‘三不政策’”，“实质上跨越了不对话的界限”，显示了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政策的“弹性运用”，同时也开创了在特殊性情况下可以按个案方式进行两岸之间直接谈判的先例。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美国方面也表达了对台湾当局保持与大陆隔绝状态的异议。（注：据有关资料：美国国务院在1985年7月李先念访美之前首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海峡两岸应该“彼此直接接触”。知名学者鲍大可于1985年到台湾访问，其目的就是试图“在不影响现实状况的条件下，设法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也曾公开表示：“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能达成某种协议，对大家都有益处。”）面对多重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对大陆的统一和谈攻势做出回应。1992年1月7日，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否要与中共接触或谈判是时机问题，现在时机仍未成熟，但要接触、谈判。[3](P,283)可见，接触和谈判已成为两岸共识并为各方所接受。
其次，1987年台湾当局迫于形势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和此前后两岸经贸的长足发展，使两岸间呈现出“前所未有之共存共荣的崭新格局”，都使“汪辜会谈”的实现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倾向日益明显，贸易保护主义之风盛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在不危及台湾安全的原则下，加强与大陆的经济联合已势在必行。同时，由于两岸经济交往中的民事纠纷、渔事纠纷以及走私、偷渡等问题越来越多并亟待解决。岛内民众特别是工商企业界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为改变被动局面，使其大陆政策既有利于借助大陆的市场和资源加速台湾经济发展，又可全面控制两岸经济交流的步伐与规模，台湾当局最终接受了大陆提出的举行“汪辜会谈”的建议。这是不可回避而迫切的现实选择。
第三，台湾当局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是“汪辜会谈”实现的重要背景之一。
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经历了政治体制从一党专政的“强人政治”向多党并存的“政党政治”的转变。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受到党内反对派和在野党的严重挑战。李登辉虽然成功继任“总统”并在国民党十三会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主席，但执政初期还是基本因袭了蒋经国时代大陆政策的基本原则，以求在权力角逐中胜出。而作为台湾政坛权力斗争重要砝码的大陆政策，势必成为各派互相攻讦的对象和权力斗争的角斗场。在一定程度上，谁掌握了台湾大陆政策的主控权，谁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控台湾政局。
国民党内对权力的争夺反映在大陆政策上主要是“统独”之争 。面对“非主流派”郝柏村的挑战，李登辉出于谨慎考虑，初期不敢对1992年8月大陆方面提出“汪辜会谈”的建议抱以积极态度。直到连战“组阁”，李登辉为了显示只有“主流派”才有推行大陆政策的本领，也为了平息“非主流派”对其推行“独台”路线的指责和疑虑，维护国民党内的“团结”，才转而对“汪辜会谈”积极起来。
在党外，以民进党和新党为代表的在野党政治诉求十分强烈并迅猛发展，使国民党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逐步减少。民进党在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中获胜后，通过“议会道路”在本世纪末实现执政目标的信心大为增强，并开始积极介入大陆事务。为抑制民进党上升的势头，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支持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会谈并部分满足台湾各阶层民众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成为李登辉施政的一时之选。
在“外交”方面，这一时期李登辉的施政重点开始转向“务实外交”，企图通过“海基会”与“海协会”之间的商谈及缓和两岸关系，换取大陆在重大原则上做出让步，造成两个政治实体对等接触的假象和“现实”，而同意举行“汪辜会谈”就是台湾当局这一策略的具体运用。
总的说来，在“汪辜会谈”的成因上，大陆对台的一贯方针和长期开展非正式渠道的对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切也与台湾当局的现实处境和需要暗合，反映了两岸领导人对通过商谈发展两岸关系取得了暂时的共识，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仍存在较大差距。
“汪辜会谈”实现的过程、成果及其评述
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是两岸正式授权的民间中介团体高层负责人的首度会面。它结束了40多年来两岸僵化的“各说各话”的状态，开始了即使是限定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但却具有实质内容和象征意义的接触，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成立有着深刻的官方背景，它是中国政府加强国家统一和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海协会成立后不久就主动致函台湾海基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或秘书长访问大陆，就加强双方联系与合作事宜交换意见。1992年8月4日，汪道涵亲自向辜振甫发出邀请，希望“就当今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换意见，洽商方案”。此后，大陆方面又多次致函海基会，希望就会谈的时间、地点和预备性磋商等问题交换意见，早日实现“汪辜会谈”。但台湾方面多次借故推托，延迟谈判的举行。几经磋商，双方事先就谈判内容及谈判条件达成协议后，才终于定下会谈内容、地点和日期。大陆海协会始终如一的努力，对推动“汪辜会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过程中，“九二共识”的达成十分关键。它已经成为两岸关系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目前，对待“九二共识”的态度已经成为检验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试金石。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底线和不可动摇的政策基石，它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在台湾当局图谋不断拓展生存空间和“台独”势力肆意玩火的情势下，“一个中国”原则被他们认为是一张可以讨价还价的牌。因此，在“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中，“一个中国”原则如何表述就成为双方商谈的焦点。
1992年3月，海协会在与海基会商谈“文书查证”、“两岸挂号函件查询与补偿”等议题时，双方未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协议。由于后来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在厦门和海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邹哲开见面时，告知海基会对“一个中国”原则已拟出了五种表达方案以及相关的表达方式，因此海协会同意10月两会在香港恢复商谈。
10月28日，两会代表在港丽酒店开始第一次会谈。海协会希望就“一个中国”的表述方法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个中国”的五种表达方案，海基会也依“陆委会”授权提出“一个中国”的五个对案。29日上午，双方就“一个中国”如何表达，各自说明立场。鉴于双方对“一个中国”的表达南辕北辙，海基会建议双方以口头方式各自适当表达立场，请海协会考虑。下午，海协会对海基会所提的第四案、第五案表示意见，海基会认为对“一个中国”的理解不同，建议把海协会的第二案修改为“两岸文书查证问题，是两岸中国人间的事务”。双方僵持不下。海基会建议延长会谈时间，海协会在29日晚间10时同意继续商谈。30日下午，双方再就“一个中国”的表达方式交换意见。因海协会无法接受29日海基会所提第二案的修正案，海基会便以口头方式提出另一个修正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然而双方仍未能就“一个中国”原则的处理形成交集。为解决这个问题，海基会提出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适当表达立场，对这项建议，海协会代表仅同意“带回去”考虑。31日，双方暂停协商，当晚交换书面资料。11月1日，海协会人员离开香港。
11月3日上午，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以电话告知在台北的陈荣杰，周宁也在下午以电话告知当时在香港的海基会法律服务处长许惠佑，“海协会经过研究，尊重并接受海基会的建议，两会各自采用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至于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
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函中表示：“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贵会代表建议在互相谅解的前提下，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了具体内容。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项内容也已于日后见诸台湾报刊。我们注意到许惠佑先生十一月一日公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了与上述意见一致的态度，十一月三日贵会正式来函表示已征得台湾有关方面的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并已于十一月三日电话告知陈荣杰先生。”
海协会同时把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海基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对此，12月3日海基会函复海协会，指出“两岸对‘一个中国’之涵义，‘认知’显有不同。我方为谋求问题之解决，爰建议以口头各自说明。”至此，“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问题告一段落，“九二共识”最后达成。（注：以上关于“九二共识”达成过程的叙述均参考孟蓉华《九二年共识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文。原文载2000年8月海峡交流基金会出版的交流月刊上。）
仔细考察“九二共识”形成的经过，不难看出：“汪辜会谈”，之所以成功举行，取决于双方以诚意和善意构建了两会交往与商谈的共同基础——即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没有这一共识作基础，双方是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的。
毫无疑问，“汪辜会谈”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正式会谈本身及之前的两次预备性磋商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和文件之中，并为推动两岸的经贸和交流有着重要作用。这是海峡两岸的共识。甚至李登辉也曾表态称其是“两岸接触正式踏出的第一步”。[4]
可是，在会谈双方前后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对方立场的异常敏感以及对己方目的的执著坚持，都显示出双方对谈判结果“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实期待。由于各方的“醉翁之意”在双方政治谈判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难于达成，于是“美酒”也就成了差强人意的次级选择。以下的典型言论也许可以表明双方真正的“醉翁之意”——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李登辉表示：“建立互信与了解是发展两岸关系的起点；经贸交流是创造彼此经济发展与联系两岸和平关系的关键。希望通过交流，使大陆当局务实地认识、尊重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与现实。”[4](P,213)1993年5月30日，李登辉在“辅选干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辜汪会谈”后，我们的国际关系做到一件事，就是国际社会都知道，双方坐在一起，你我都存在，这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而是中华民国与中共。如果说这是海基会与海协会，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既成事实，大家都承认。这是国民党走出来的一条路。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维持我们的尊严与主权，以时间争取空间，将来才能有统一。我过去也讲过，台湾要往外发展，没有单独生存的条件。但是统一不是现在，现在一统一，台湾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国民所得有1万多美元，都没有了。[1](P,308)由此可见，台湾当局的用心并不在海协会和海基会的民间商谈本身，而是意在通过双方一系列富于象征意义的谈判和达成的共识彰显两岸对等政治地位，进而为后来提出“两国论”准备条件。
大陆政府对台关系强势下的心理要求同样也是毋庸讳言的。但在政治谈判尚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进行有着浓厚官方意味的民间商谈，也被认为是有意义和值得的。唐树备曾就此接受采访，他说：“我们主张两岸之间要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两岸的分歧，但台湾方面一直不同意搞政治谈判、拖延政治谈判。后来台湾方面提出，现在他们内部对政治谈判还有困难，是不是进行事务性、经济性的商谈。我们当时表示，我们认为两岸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但是在你们还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尊重你们的意见，先搞经济性、事务性的商谈。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就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汪辜会谈’……这是当时的两岸的政治谈判不能举行的情况下，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尊重台湾方面的意见，举行的这么一个会谈。”（注：这是文献纪录片《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摄制组采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的片断，见《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编写组：《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第258-259页。）
因此，衡量“汪辜会谈”的成果及意义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
第一，要看“汪辜会谈”是否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汪辜会谈”事实上结束了两岸对峙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使两岸关系进入了谈判时代，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此后，两岸关系的矛盾也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开展两岸谈判以及谈判的前提展开，不大可能倒退回“是否要谈”的讨论之中。从“是否要谈”到“怎样谈”、“谈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实质性进展的表现。
第二，要从“汪辜会谈”的政治遗产着眼，探讨其如何影响了其后的两岸关系。众所周知，“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完成了正式会谈的主要工作，正式会谈则是履行了签字仪式和“喝香槟酒”而已。而在预备性磋商过程中的最重要的成果则是双方达成了“九二共识”。当前，台湾当局罔顾当初两会达成的共识，使两岸进一步会谈陷于困境，是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正如汪道涵所指出：“虽然双方对于实现国家统一前的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态度是一致的；双方承诺的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暂时搁置的是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争议；并且愿意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暂不涉及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情况下，平等协商，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汪辜会谈’能够产生政治互信并建立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的基础。”[5]这一政治遗产——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解释及其对此产生的争论，是目前两岸谈判陷入僵局，并将在今后很长时间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来，“汪辜会谈”的意义是重要而深远的，也是多重的，它必将深刻地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并进而影响中美关系。
“汪辜会谈”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复杂而敏感，台湾问题更是其中的活跃因素，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汪辜会谈”，美国政府自然有动于心。一方面，“汪辜会谈”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是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的。无论会谈的最终结果如何，这场历史性的会晤都象征区域权力结构重组的开始，从而牵动许多相关国家的政治利益。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沙群岛，一直被视为亚太冲突的三个引爆点。如果两岸会谈成功并进而达成和解，则不但台湾海峡的危机将因之解除，台北和北京更可合力鼓吹区域国家联合开发南海资源，连带降低了南海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美国有理由对“汪辜会谈”的成功表现忧虑。这是因为，美国认为一旦两岸和解，则可能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使其丧失打“中国牌”和“台湾牌”的机会，并在美中关系中丧失一些主动。
因此，美国对“汪辜会谈”的期待是谨慎而低调的。会谈前夕，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1993年3月22日同民进党主席许信良“餐叙”时称：他“近日和国民党有关人士讨论两岸关系时发现，国民党对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改善似太过于乐观”，他“对台湾当局是否有能力禁止台商赴大陆投资感到怀疑”，因此，他认为“两岸关系发展根本不太可能由台湾方面主导”，“两岸关系在中共仍为强势下，不可能发展太快”。（注：新华社编：《参考清样》第505期，1993年3月26日。）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对“汪辜会谈”的代表性观点和微妙态度。
在谋求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美国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它不是简单地可以用一厢情愿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义愤就可驱散的“乌云”，对此，我们应有明智而现实的认识，而在海峡两岸与美关系的框架中讨论台湾问题，其核心则集中在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上。因此，美国对“汪辜会谈”的基础——“九二共识”的态度，就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性因素，也是美国是否遵守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所明确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试金石。
“汪辜会谈”后中美关系以美国提高美台关系和同意李登辉访美为标志而显示出紧张的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认为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人权状况好转，民主进程迅速，台湾成为美国政要眼中“自由”、“民主”的代表。台湾的分离倾向和美国对海峡两岸分治局面的维持相结合，使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对待“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产生了某种默契。虽然美国的态度与台湾当局在出发点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客观上的共谋关系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严峻挑战。
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是与其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分不开的。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奠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之上。这项政策反映美国对台政策模糊而弹性的本质。政策内容包括美对台政策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台湾前途和台湾安全。
关于“台湾前途”，美国认知北京对台湾的立场，但不必然接受之，美国了解这必须由两岸自行解决，美国不会介入或调解，美国只强调解决两岸问题的方式必须是和平的，因为任何台海的军事冲突或不稳定，都会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进而影响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
关于“台湾安全”，由于《与台湾关系法》不是一项同盟条约，它仅指出台湾的安全与稳定是美国的重大关切，在台湾面对可能的军事威胁时，美国将会提供防卫性武器以供台湾的自我防卫。因此依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于是否防卫台湾的立场是不明确的，这种模糊性的安全承诺，主要是吓阻可能的对台军事攻击，同时在台湾一旦遭军事攻击时，使美国得以战略性运用采取军事行动介入。同时，美国认知台海两岸皆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挑战此立场，两岸问题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
可以看出，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态度用语谨慎而模糊，反映了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实质上就是既承认口头上的“一个中国”原则，又不愿意接受两岸事实上的“统一”，以保持两岸军事政治平衡为手段，维持海岸两岸“分治”的局面。
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和维护台湾安全之间寻找平衡殊为不易。在台湾当局羽翼渐丰、实力大涨的形势下，其自我意识必然随之膨胀，正如李光耀所言，美台之战略模糊政策，在中共或台湾误解美国立场时将会导致灾祸。（注：转引自杨永明：《从战略模糊到三不政策：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原文载于《理论与政策》第12卷，第4期，1998年12月，第87-105页。）
可是，美国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它们对于提高美台关系的一系列努力——这种努力的极至是1995年5月16日美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修正案，除了规定《与台湾关系法》在美国与对台军售问题上优于《八一七公报》外，还规定“国务院不得以对美外交政策有严重不良后果为由，拒绝台湾官员到美国访问”，它直接导致了李登辉的美国之行，也昭示了美国对真正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模糊立场。
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的不断升高和“越界”以及美国试图将与台湾当局关系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努力，与其说表现了美国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政策矛盾，不如说这正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车两轮”。在看似矛盾的政策表面，我们也许看到了美国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抵牾和政策前后不一的轻率，但如果深入考察美国对华政策的构成，就会发现，这矛盾的两方面其实正是正反相合的对立统一体，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机整体，才使得美国在其外交问题上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尽享纵横捭阖带来的利益。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瞬息多变的两岸关系，关键要有摆脱由于整体实力对比所造成的劣势困境的新思维——既要以和解的精神尽量化解两岸间的冲突和歧见，避免军事冲突以保障人民的福祉，又要争取采取主动姿态，取得解决台湾问题并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动权。应该指出的是，那种认为中国市场广大，美国不可能放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因而中国最终会在中美对抗中占据主动的“肥肉中国观”（注：参见刘建平：《殖民主义权力结构中的文化变态——在日本发现中国》，载于2000年11月22日《中华读书报》。），只能导致外交上的无所作为。同时，中国也要警惕西方“文明冲突论”所暴露出来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注：有学者认为，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而恐惧会产生仇恨，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的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附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演变成“恐怖”的前途，以富于真正成就的外交，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努力。
［收稿日期］200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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