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态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以现有的年度资料为依据，利用社会指标方法，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波动态势、各领域协调程度等方面，对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进行了定量化的描述和分析。结论表明：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整个发展过程却呈现为一种在频繁的失衡状态中周期波动、曲折前进的态势。
关键词 改革以来 社会发展态势 总体评价 波动态势 协调程度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为世人所公认。但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与改革前一样，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历程。本文拟以现有的年度资料为依据，利用社会指标方法，对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一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测定
对各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化的测定，是对社会发展态势进行定量描述与分析的必要前提。然而如何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准确、恰当的测定和评估，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一直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简单地用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来测量、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本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做法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并逐渐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以重新设计制定的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定量测评工具。迄今为止，包括我国在内已有近百个国家、地区及组织建立了多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而，理论上的分析表明，这些指标体系中的大多数由于其中包含了许多不能或不是反映社会发展真实内涵（即社会产出的增长）的指标在内，因而实际上难以恰当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鉴于此，为了满足合理测评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需要，笔者曾参照我国现行统计指标体系及其它可获得的有关资料，通过反复实验，用加权平均指数法构造出一个完全以社会产出指标为元素的、适用于我国范围的社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①本文即以这个指标体系为工具，来对改革以来我国历年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测定。测定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改革以来我国历年社会发展指数
注：计算指数所需数据资料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资料》等文献。表中社会总产出指数以1952年为100，各领域指数以1952年为25分计。
表1显示的是1978-1990年间②我国历年社会总产出及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四个领域产出指数的具体数字。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计算出1979-1990年间我国历年社会总产出指数及四个分支领域产出指数的增长速度，详见下表：
表2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产出指数历年增长速度(%)
注：根据表1中的数据资料计算而得。
根据上述两表提供的基本数据，我们即可以对1978-1990年间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一粗略的描述和分析。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评价
依据上面两表所提供的数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1990年，我国的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1952年为100分计，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为554.2分，1990年则为1596.3分。1990年社会总产出指数约为1978年的288%，13年间增长了近两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4%，比改革前2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6.8%高出2.44个百分点（或35.9%）。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四个分支领域中，除了政治领域的产出指数以外，其余三个领域的产出指数也均有较大的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文化领域的产出指数。1979-1990年，我国的科技产出指数增长了861.6%，教育产出指数增长了93.8%，文艺（戏曲与电影艺术、广播电视事业、出版事业、图书馆、博物馆等）产出指数增长了88.5%。由这三项指数构成的文化产出指数则增长了344%，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3.23%，比改革前26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8.57%高出4.66个百分点（或54.4%）。增幅仅次于文化产出的是人口生产产出指数。1979-1990年，我国的家庭与社会生活产出指数增长了145.7%（主要是由于平均人力资本价值的提高所致），医疗卫生产出指数增长了44.8%，体育事业产出指数增长了306.9%。由这三项指数构成的人口生产产出指数则增长了15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95%，比改革前26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5.91%高出2.04年百分点（或34.5%）。增幅居第三位的是经济产出指数。1990年经济产出指数为1978年的214.4%，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速度为6.56%。政治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自1978-1990年，与改革前相比则总体上呈减少趋势。以1952年为25分计，1978年我国政治活动领域的产出指数为91.7分，到1990年则只有77.5分，13年间减少了14.2分，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1%。导致政治产出指数呈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组织管理活动量的减少与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1979-1990年，在构成政治产出指数的几项具体产出指标中，当年制定法规指数增长了40.63%，有保障的公民权指数增长了42.5%，权利分配平等系数指数增长了16.7%，但组织管理活动量指数却减少了15.8%（体制改革使政府对社会的直接行政干预减少之结果），社会秩序指数减少了70.3%（刑事案件等发案率指数上升了2.4倍）。在导致政治产出指数呈负增长的两个因素中，前一个因素并不是坏事（换句话说，改革前我国政治系统对社会的组织控制程度本来就过高，组织管理活动量本来就过大，适当减少控制程度和管理活动量是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后一个因素则表明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方面和潜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高度重视并妥善解决。但总的来说，从1978到1990年，我国社会发展的成果是辉煌的，改革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加速效应是明显的，对此我们应该做出充分的肯定。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波动态势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作用在不同的年份上是不尽相同的。仔细观察1978-1990年间各个年份上我国社会发展的产出指数及其增长速度数据，我们就又可以看到，与改革前一样，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也是通过一种波浪起伏的曲折历程而取得的。为了直观起见，我们将1979-1990年间各个年份上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速度的情况（数据见表2）绘成下图：
附图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态势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1979-1990年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有强烈的波动性质。除少数年份（如1982-1984年）外，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均呈一上一下态势。但从总体上看，整个波动过程又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2年间的发展历程是由两个半周期运动所构成。若以两次发展高峰为一个周期，那么第一个周期起于1979年止于1984年，时间长度为5年；第二个周期起于1984年止于1988年，长度为4年；第三个周期起于1988年止于1990年后的某一年，因而在1990年前只是半个周期。若以两次发展低谷为一个周期，则第一个周期起于1980年止于1985年，长度也为5年；第二个周期起于1985年止于1989年，长度也为4年；第三个周期起于1989年止于1990年后的某一年，1990年前也只是半个周期。详见表3：
表3 1979-1990年我国社会发展周期的划分
以下我们以从高峰到高峰为标志，结合表1、表2中的数据资料，对各个周期的发展情况做一个较为具体的分析。
1979-1984年是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发展周期，也是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势头最好、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这一周期包括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1979年至1980年为时1年，属于周期中的下降期。这期间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中文化与人口生产两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呈上升态势（其中文化产出指数年增长率提高幅度较大，人口生产产出指数增长率只有微小提高），但经济与政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则呈下降态势（其中政治产出指数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组织管理活动量指数与社会治安秩序指数下降所致；经济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则有微弱下降），升降相抵的结果是使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呈小幅下降状态（从1979年的5.75%下降为1980年的5.65%，下降了1.74%）。1980年成为第一周期中的谷底时期（注意这只是就社会总体的发展即社会总产出指数的增长情况而言，它并不意味着社会各领域指数的增长都在同一年进入谷底）。后一阶段则自1980年至1984年为时4年，属于周期中的上升期。这个阶段从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的变动情况来看虽时升时降，态势各异，但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除了在1982年有过一次微弱的下向波动（从1981年的7.15%降为6.35%，下降了11.2%）之外，其余年份均呈上升态势。尤其是1982-1984年间，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持续大幅上扬，于1984年达到峰顶，创下年增长率23.1%的纪录（1984年各领域产出指数中除政治产出指数外，其余三个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增长率也均在10%以上）。这一时期是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改革初期播下的种子在这个阶段里获得了第一次大丰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周期也到此结束。
从1984年起我国进入改革以来的第二个社会发展周期。这一周期迄于1988年，也包括升降两个阶段。1984-1985年为周期中的下降阶段。此期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由1984年的23.1%下降至5.42%，下降了76.5%。造成此期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速度大幅下跌的主要因素是文化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速度的急剧下跌。在科技、教育、文艺产出这三项构成文化活动产出指数的具体指标中，除了教育产出指数有一定程度增长以外，科技产出指数与文艺产出指数均呈负增长，结果导致文化产出指数增长速度直线下降，从1984年的38.58%直降到0.52%。由于其它几个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虽也有波动但增减幅度不大，文化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就对社会总产出指数的变动态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一年即降到谷底，不过很快就恢复了上升态势。1986年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改革后第二周期的上升阶段，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迅速上扬，中间（1987年）经过一次小幅度的下向波动后，于1988年继续上扬并达至高峰（年增长率14.5%）。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周期也就至此终止。
1988年我国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改革后的第三个周期。这一周期止于1990年后的某一年，但由于资料限制，我们无从确定其具体年份，因而也无法对整个周期进行完整的分析，只能对1988-1990年间的基本态势作一简单描述。1988年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后，于1989年又开始大幅下降。与以往历次下降过程中尽管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出现下降但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却有升有降的态势不一样，这一次的下向波动波及了所有的社会分支领域。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的下降不再只是某一、两个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下降的结果，而是所有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下降的综合结果。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政治产出指数，从0.3%下降到-3.97%，降幅142%（主要是各种发案率上升导致司法活动产出指数急剧下降的结果）；其次是人口生产产出指数，从6.19%降到1.62%，降幅为73.8%；再次是经济产出指数，从9.28%降至3.67%，下降了60.2%；最小的是文化产出指数，从23.75%降至12.65%，也下降了46.7%。整个社会的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则从14.5%降至7.48%，下降了48.4%。然而1990年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又迅速回升，不仅社会总产出指数而且所有分支领域的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均呈现出上升态势。在各领域产出指数中年增长率回升最快的也是政治产出指数，从-3.97%升至2.24%，上升了156%；其次是文化产出指数，从12.65%升至22.7%，上升了79.5%；再次是人口生产产出指数，从1.62%升至3.38%，升幅为8.3%，最小的则是经济产出指数，从3.67%上升至3.71%，升幅仅为1.2%。整个社会的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则从7.48%上升为13.97%，上升了86.8%。
比较1979-1990年间出现过的两个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周期，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如时间长度均在4-5年；周期中的下降阶段均只有1年左右，上升阶段均达3-4年，上升阶段长于下降阶段等。但也可以看到它们在发展态势上有一些不同特点。如第一周期中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的高峰值(23.1%)要大于第二周期中同一指标的高峰值(14.5%)，第一周期中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的低谷值(5.65%)也要大于第二周期中同一指标的低谷值(5.42%)；两个周期都包含有一些中间波动，但第一周期的中间波动幅度较小，第二周期的中间波动幅度较大（这表明第一周期的社会发展过程较第二周期更为稳定）等等。这些不同特点导致了两个周期在社会发展总体效益上的差别：从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上看，第一周期的年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第二周期。第一周期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9.62%，第二周期则为7.89%，比第一周期低18.0%。这意味着第一周期（1979-1984年间）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要比第二周期（1984-1988年间）好，改革开放的成效要比第二周期大。
总而言之，1979-1990年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波动态势。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就是在这种周期性的波动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提高的。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协调程度
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生产等子领域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发展是各领域协同发展的结果，各领域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协调状况对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应该是社会发展态势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需要确定一下“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一词的操作定义及测量手段，以便能获得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上述期间历年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进行定量的测定。按照现行一般的理解，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主要指的是各领域在发展速度上的接近状况：各领域在发展速度上越接近，协调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因此，可以通过测量各领域发展速度间的差异来确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差异越小表明协调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测量各领域发展速度间的差异方法有很多，如极差、平均差、方差、标准差、离散系数等均可采用。由于我们需要对不同年份各领域发展速度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因此采用离散系数来测量这种差异比较恰当。因为它反映的是各领域发展速度差异程度的相对值，不受各年各领域发展速度平均水平高低的影响。
据此我们对1979-1990年间历年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速度之间的离散系数进行了计算，结果列在上述表2的最右一栏中。从该栏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依该栏数据值分布的情况将历年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分成很协调（离散系数0.5以下）、较协调（离散系数0.5-1之间）、较不协调（离散系数1-2之间）、很不协调（离散系数2以上）四个等级的话，那么在1979-1990年12年间，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属于很协调的年份仅是最初的那一年即1979年，属于较协调的年份有1980、1984、1985、1986、1988各年，属于较不协调的有1981、1983、1989、1990各年，属于很不协调的有1982和1987两年（其中又以1987年为最）。协调（包括很协调和较协调）的年份同不协调（包括很不协调和较不协调）的年份在数目上大体相当。但如果把十分接近不协调（离散系数0.9以上如1980年和1986年）的年份也归入不协调一类的话，那么不协调的年份在数目上就远远超过协调的年份（不协调的年份有8年，协调的年份仅有4年）。因此可以说1979-1990年间，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在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不协调和接近不协调的状态。改革以来的我国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各领域发展经常不协调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
对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作较大尺度时间范围上的比较，也表明1979-1990年间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是比较低的。据笔者的计算，1979-1990年间我国社会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平均增长速度的离散系数为0.7967（见表2），1953-1978年间的同一系数为0.1939，1953-1990年间的同一系数为0.3758。1979-1990年我国社会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平均增长速度上的差异既高于1953-1978年间，也高于1953-1990年整个历史期间我国社会各领域产出指数年平均增长速度上的差异。
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当社会各领域之间协调发展时才能带来社会整体上的高速发展。然而资料却表明，1979-1990年间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要远低于改革前的26年（1953-1978年），但社会总产出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却大大高于改革前的26年（见本文第二节）。改革前26年与改革后12年相比较，改革前各领域发展之间协调程度相对较高，社会总体发展速度相对却不高，改革后各领域发展之间协调程度相对较低，但社会总体发展速度相对却不低。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是不是相矛盾呢？
仔细的分析将引导我们对上述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实际上，影响社会总体发展速度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除了各领域发展间的协调程度以外，社会体制、社会结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技术变革、国际环境等各方面的状况都会对社会总体的发展速度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总体的发展速度是所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只有当其它因素都大致不变时，某一因素（如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的变动对社会总体发展速度的影响才能较清楚、正确地显示出来；否则，就有可能被其它因素同时变动所造成的影响所抵消、干扰而变得难以判别甚至被歪曲。上述改革前后我国社会总体发展速度与各领域发展间协调程度之间似乎呈“反向变动”趋势的现象应当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改革前后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社会体制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使得社会总体发展速度与各领域发展间协调程度之间的正相关系有可能被体制变革等因素对社会总体发展速度所造成的影响所干扰而得不到恰当显示。事实可能是，改革前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尽管要比改革后的12年间要高，但由于社会体制等因素对社会总体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各种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社会总体的发展速度要低于改革后的12年；反之，改革后12年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间的协调程度尽管要比改革前低，但由于体制变革等因素对社会总体发展所造成的巨大推动作用，远远大于各领域发展不协调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因而使得社会总体的发展速度最终还是高于改革之前。因此，改革后12年间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要比改革前低，但社会总体发展速度却比改革前要高这样一种情况，与人们关于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带来高度发展的看法实际上并不冲突：改革后12年各领域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对社会总体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只不过是被体制变革、技术创新等其它因素对社会总体发展所造成的积极影响所远远抵消了而已。
观察一下改革后历年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速度与各领域发展间协调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上述假定。下表列出了1980-1990年历年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速度与各领域发展间协调程度的升降情况：
表4 1980-1990年历年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速度与各领域发展间协调程度的升降态势
注：据表2中数据整理而成。其中协调程度据各领域发展速度离散系数确定，离散系数增加则表示协调程度降低，反之亦然。
从表4可以看到，在1980-1990年的11年中，我国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速度与各领域发展间协调程度变动方向一致（同升同降）的年份有8个，不一致（升降相反）的年份只有3个。这应该说是比较清楚地显示了社会总体发展速度与各领域发展间协调程度之间的密切关系：当协调程度提高时，社会总产出指数增长率才会升高，反之则会降低。由于这些年份在社会体制等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因此上述观察结论具有显著意义。
从整个十余年间的动态过程来看，也能观察到改革后我国社会总体发展速度与各领域发展协调程度之间的正相关系。如前所述，改革以来1984年前后我国社会发展在总体速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而观察这两个时期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协调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它们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1985年以前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先是呈持续下降状态，从很协调下降为很不协调（1980-1982年），然后又呈持续上升状态，从很不协调回复到较协调（1983-1985年），一降一升只有一个回合，没有中间波动；1985年以后则是另一种情况，基本上是以升降逐年交替的态势变化，起伏不止，波动频繁。1984年前后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效果上产生的差异，与各领域发展协调程度变化态势上的上述差异之间当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985年之前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之间尽管先出现了一个协调程度持续下降的时期，但紧跟着却出现了一个长度相当的协调程度持续上升的时期，正是这种协调程度持续上升的状况为1982-1984年间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的持续上升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而1985年后尽管不存在协调程度持续下降的时期，但也不存在协调程度持续上升的时期，协调程度的频繁升降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发展过程之间的协调关系不断被破坏，始终难以稳定，因而也就难以促成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的持续上升局面，社会总产出指数年增长率稍有上升便迅即下摆，始终难以达到一个稳定的高度。这再一次表明了下述看法的正确性：只有持续的协调发展才能带来持续的高速发展。假如改革后各领域协调发展的年份与持续时间要比事实上已有的高，那改革后我国社会总体发展的速度一定会比事实上已有的更高。
综上可见，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协调程度在大部分年份上以及12年的总体上都是比较低的；各领域发展的这种不协调或低协调状态对我国社会的总体发展速度有着不良的影响；只是由于体制改革在其它方面带来的积极变化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才使得改革后我国的社会发展仍然形成了较改革前更高的总体发展速度。
总而言之，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显著的。然而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却依然是坎坷不平的。从时间维度上看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从空间维度上看存在着较严重的领域发展失衡状态，整个发展过程呈现为一种在频繁的失衡状态中周期波动、曲折前进的态势。如何来缓和发展过程中波动程度与失衡程度，使我国社会得以更加稳定、持续的高速发展，当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
收稿日期：1995-02-13
注释：
①详见拙作《我国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再探讨》，载《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②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对改革以来我国历年社会产出水平的测定只能到1990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