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死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9)06-0092-06
1908年11月14日，清光绪帝先慈禧太后一日死去。对此“匣剑帷灯”，“斧声烛影”的宫闱秘事，不但当时的朝野上下，诸多疑惑，传言纷纷，成为清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疑案，直至今日，光绪帝的死因，仍是众说纷纭，分歧甚大。
一、光绪帝死因的两种不同说法
关于光绪的死因，无论是当时人、当事人的文字记载，还是当代学者的研究论文，大多数怀疑光绪帝是被他人谋害而死。如曾任清廷御史的胡思敬怀疑说：“德宗(光绪帝)先孝钦(慈禧太后)一日崩……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1]285
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子也回忆说，“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2]152
曾为光绪帝诊病的西医屈桂庭记载称：11月11日，他再次赴瀛台为光绪帝看病，却见光绪帝“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3]47屈桂廷虽未明言光绪帝是为人下毒而死，但人们却多会因此进一步推断，光绪帝的确有可能被人谋害而死。
末代皇帝溥仪曾听宫中的老太监李长安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4]2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回忆说，他的曾祖父溥良(晚清礼部尚书)亲眼看见一个太监从慈禧太后居住的乐寿堂出来，给光绪帝送过“塌喇(即酸奶)”，“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5]25
曾随侍光绪帝多年的清起居注官恽毓鼎则更为明确地断言：“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6]632就连对慈禧太后多有称赞的德
龄也曾说：“尽管我渴望完全公正地对待老佛爷，但仔细地查看这些事实后，我找不到一点点他们谋害光绪的口实，也找不到老佛爷几乎终身虐待他的理由。”[7]266
对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概括为“光绪为人谋害说”。
但是，也有人以一种较为平和的心态认为，光绪帝完全是因长期患病，心力衰竭的正常病亡。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书衡即认为光绪帝“实病死，非被弑”，“帝死于病，盖无疑也。”其根据是，光绪帝死前的头一天，福建名医周景涛奉命入宫为光绪帝诊疾，隆裕皇后和光绪的弟弟载沣都在场。周景涛亲“闻隆裕私询载沣，帝病尚无碍否？载沣对以恐不治，后事宜预备”[8]539。
其后，有诸多学者继续论证这一观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学者利用清廷相关档案，尤其是光绪帝生前的脉案和病原，运用了历史学与中医、西医学的相关知识与手段，对光绪之死进行了综合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光绪帝是“死于结核病”[9]。有的学者说，光绪帝“既无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征象，也没有突然性暴亡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的病亡”[10]。总之，光绪之死与慈禧之死，其间并无必然之联系，“他们母子二人的接连死去……其实这不过是当时一种偶然的巧合，并无什么值得可疑之处。”[11]
对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概括为“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
二、“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的可信与不可信性
“光绪为人谋害说”，没有为我们提供翔实有力的史料依据，有违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情理上揣度的成分较大，情感上的同情色彩较浓，但却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认同。
“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不但有诸如《清实录·德宗实录》等官方文献的史料依据，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光绪帝生前的脉案和病原这样一些第一手的资料，综合运用了历史学与中医、西医学的相关知识与手段，得出了几乎毋庸置疑的结论。
笔者认为，“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可谓言之有据，完全可为一家之言，但尚不能做为一种学术定论，原因在于：
其一，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生前的确存在着明显的政见分岐和权力之争，慈禧太后或许的确存在着谋害光绪帝的思想动机。对于这一世人皆知的事实，我们无需赘述。
其二，光绪帝生前，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但并非短时间内可以致人死亡的重症；虽身体虚弱，但并未糟糕到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
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子回忆说，当其父听到光绪的死讯后，曾大惑不解地说：“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前天……上头(即光绪帝)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2]147、151
还有史料记载说，光绪帝死前，身体基本康健，并无重病。如“内伶教师田纪云皆言，大变之前二日，尚见皇上步游水滨，意志活泼”[12]25。清起居注官黄思永记载说：十月“初九日辛酉，上诣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辰刻，诣頤年殿跪接圣母皇太后幸頤年殿看戏。午初，进果桌。午正，进晚膳。赐内廷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附等小食毕，跪送圣母皇太后还仪鸾殿，驾还涵元殿。”由此可见，光绪帝死前的第十一天，其体力尚足以支持参加慈禧太后的大半天祝寿活动。光绪帝的十月初十日活动，与初九日大致相同。
另一起居注官恽毓鼎的记载同样值得重视。初十日这一天，光绪帝不仅手扶太监的肩膀，“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而且是从南海“步行”至德昌门[6]792。光绪帝为什么没有乘轿，我们可不必追究原因，而光绪帝此时具有步行的体力与精力，则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正因如此，曾为光绪帝请脉的吏部尚书陆润庠直言不讳地对人说：“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耳，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1]285陆润庠的意思非常明确，即光绪帝至多也不过是因为慈禧太后的压抑，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均不如意顺心，只是属于“肝郁不舒”、“肝气郁结”之症，只要摆脱了慈禧太后等人的束缚，其病无需服药，必当自愈，身康体健。
其三，慈禧与光绪相隔一日而死，太过巧合。
当时，慈禧太后已是74岁的古稀老人，而光绪帝尚是年仅38岁春秋鼎盛的壮年。光绪帝虽长期受到慈禧太后的压制虐待，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身体虚弱，但并无可以很快致人于死亡的暴病，二人仅相隔一日而死，时间上过于巧合了。
常言道：“无巧不成书。”但这是写小说、说评书时的惯用套话，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实属少见，或并不适用。
我们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但并不否认历史的偶然。否则，我们将会迷误于一切皆有定数，无任何人力作用可言的错误之中，陷入历史宿命论的泥潭。但是，如果真的有如某些学者所论断的那样，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相隔一日而死，仅是一种纯粹“偶然的巧合”，那么这种巧合就巧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对此，无论是当时人，还是现代人，都曾表示过极大的怀疑。
御史胡思敬质疑说：“德宗(光绪帝)先孝钦(慈禧太后)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1]285黄濬也怀疑说：“西(太)后与(光绪)帝一生相厄，而(光绪)帝毕竟先(太)后一日而殂，天下无此巧事也。”[13]117
大概由于同样的原因，持“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的学者，也持一种更为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如朱金甫、周文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光绪帝之死，按脉案记录之病理、病状分析，属于正常的疾病死亡。”[11]也就是说，其所得出的光绪属于正常病亡的结论，仅是根据光绪帝的“脉案记录”进行了医学方面的“病理、病状分析”后得出的。在另一篇论文中，他们在论证光绪帝是因为“虚劳之病日久，脏腹功能过于亏损，心、肝、脾、肺、肾五脏俱病，阴阳两虚，气血双耗，以致阳散阴涸，出现阴阳决离而亡……其直接的死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所致”的同时，更是颇有分寸地指出：“当然，以上看法，仅是笔者根据现存之档案记载而作的常规论证，至于档案之外，是否另有难以逆料之奥秘，则非笔者所能断言。”[14]
笔者在此对“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提出质疑，绝非固执己见，更非无视他人研究成果的自傲，而是希望学界同仁继续就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使之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
三、对“光绪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的献疑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的有关专家，运用先进精密的仪器，利用“中子活化”，“射线苂光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对光绪帝的头发及其沾染的残留物，随葬衣物及棺椁周围砷(即砒霜)含量的测定，经过5年的研究，撰写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研究工作报告》)，得出了“光绪帝的死亡属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15]的结论。这一研究报告，虽未就何人下毒谋害光绪帝之事做出明确的结论(这本身即是其学风严谨的表现)，但学术意义重大，为“光绪为人谋害说”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实验测定数据，以致有学者据此认为，光绪之死的百年之谜已经破解，真相大白。
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工作报告》的学术意义在于：
第一，确如戴逸先生所说，上述《研究工作报告》改变了学术界多从文字档案层面研究历史的常规之路，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侦查思维解决历史问题的成功尝试。是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并肩合作的范例”。
第二，上述《研究工作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根据光绪帝“病原”、“脉案”，得出的“光绪因病正常死亡”的结论，使一些学者从“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转向了“光绪为人谋害说”。这种学术观点转向本身的科学性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但这一《研究工作报告》和结论，再次激发起人们对光绪帝死因的研究兴趣，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这无疑有助于光绪帝死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有位西方哲人说过，“怀疑引导人们走向真理”。我国学者向来亦有“疑古”的学术传统。
我们不是不可知主义者，不可毫无根据地怀疑一切。怀疑并不一定可以引导人们走向真理，但真理却一定产生于人们对某些事物的怀疑。能否走向真理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冷静的理性思考、缜密严谨的逻辑判断，科学规范的实验与化验。
就上述《研究工作报告》的实验本身而言，其实验设备与技术是先进的，实验过程是规范的，提供的实验数据也是科学准确的，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明确而可信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准确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除了这些目前我们已知的情况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我们未知的因素或情况，似仍需存疑，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出现不同的学术认识与见解，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可以互相磋磨探讨的好事，正所谓“其道不相为谋而相为其用”。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笔者此前未做过专门研究，但因教学的需要，却一直非常关注这一问题。笔者愿就上述《研究工作报告》谈谈自己对于光绪帝死因的一点不成熟想法。这些想法虽为“他山之石”，但未必“可以攻玉”，且笔者的本意亦不在于“攻玉”，而是希望以此“鉴玉”，进一步证实其确为“真玉”。
笔者愚钝不敏，所提问题可能完全是外行可笑的。笔者不揣浅昧而献疑，不是学术上的质疑，也不是学术商榷，更不是讥人以繁难，责人以完全，而是希望学界(也包括自己)研究或解释以下几个问题。
(一)光绪帝头发的真实可靠性
如前所述，就上述实验仪器与技术手段的先进性，实验过程的科学性，实验数据的准确性而言，似乎没有任何疑问。该《研究工作报告》说，实验物的确是从光绪的墓中所得，后来“一直存放在清西陵的库房内，从没有任何人触及”，该库房各种设施良好，“其所包含的信息除了自然损耗外，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
我认为，该《研究工作报告》只是说明，实验物被认定为光绪帝的头发，被存放于西陵文物库房以后的真实可靠性与实物信息的基本未变性。笔者的疑问是，这一实验物被封存于库房之前，是否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可靠性。这是关系这一《研究工作报告》能否成立的最为关键问题，若这一环节出现问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们都知道，光绪的崇陵并非是在未经破坏的原始状态下，以现代考古的程序与方法进行的科学的发掘。崇陵于1938年被盗掘时，盗墓者用刀斧等工具将棺木开挖了一个直径大约三尺的圆洞，将光绪帝的尸身拖出，其体位已发生了重大的挪移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崇陵又曾被挖开，而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则是于1980年才重新封闭了崇陵。在这42年之间，崇陵似乎处于开启或半开启状态，其实际状况如何？是否有人或机构进行有效的看护管理？有无其他意外的情形掺杂其间？用现代刑事侦查学的语言表述，即是当时的现场是否已遭到某种破坏？
该《研究工作报告》的实验物为光绪的“多根(两小缕)”[15]头发，那么，这两缕头发是从何处取得的？是以独立的个体状态散落在光绪帝的尸体附近，或其他什么地方？还是直接从光绪帝的整体发辫上截取了其中一部分？未见说明。
笔者以为，学界应为该实验物确为光绪帝的头发，提供更为详细明确的事实或理论依据。
(二)光绪皇帝、隆裕皇后、清末草料官发砷含量为何远远高于现代人
该《研究工作报告》说，经过各种科学化验分析，光绪帝第一缕头发中的砷(即砒霜)含量高达2404毫克/克；隆裕太后头发中的砷含量为9.20毫克/克；另一位清末草料官头发中的砷含量为18.20毫克/克，而当代健康人头发的砷含量为0.14—0.59毫克/克(平均为0.365毫克)，据此证明光绪帝发砷含量，“不仅远远高于当代人的发砷本底值，而且也远远高于其同时代人的发砷本底值，是清末草料官发砷含量的132倍，是隆裕皇后发砷含量的261倍。”
笔者认为，上述数值的对比，的确可以说明光绪帝有可能是极高度的砷中毒。但是，隆裕皇后和草料官的发砷含量，虽比光绪帝要低很多，但毕竟分别是现代人的25.20倍(取当代健康人头发的砷含量为0.14—0.59毫克/克的平均值，应为0.365毫克)和49.86倍。这一数据说明，清代人的发砷含量远远高于现代人，是一种普遍现象，而非特例。
因此，学界应该解释清楚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光绪皇帝、隆裕皇后、清末草料官发砷含量远远高于现代人，与他们的饮食习惯、餐饮器具、保健药品、化妆用品等等，有无关系？如果有关系，光绪帝的发砷更高是否还有我们未知的其他特殊原因？
(三)光绪帝墓内的高砷是否有外来沾染的可能
该《研究工作报告》通过检测发现，光绪帝穿着衣物不同层次以及同一衣物不同部位残留物含量的高低不同，断言光绪帝确是被人下毒而死，其死后含有高浓度砷的胃肠内容物因尸体腐烂而溢出，因而造成其头发的高度侵蚀沾染。这一论述颇为令人信服。但尚需排除其他一些未知因素的可能性，如光绪帝身上的高砷残留物，的确并非1938年的盗墓者自外带来；自1938年至1980年崇陵再次封闭的42年中，也的确没有其他任何高砷外来沾染的可能等等。
(四)光绪帝墓内的高砷含量是否清廷对光绪帝尸体的防腐处理所致
光绪帝头发及衣物上的高砷含量残留物的来源，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即使光绪帝头发上的高含量砷，的确是光绪帝自身胃肠内容物的侵蚀沾染，是否一定是被他人下毒而死？是否有可能是清廷对光绪帝尸体的防腐处理措施？
笔者的这一疑问，多少有些根据。
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对于尸体的保护办法之一，多是将尸体浸泡于福尔马林溶液之中。但是在此以前，甚至是现在，人们仍是采用砷，即砒霜来进行某些动物标本的防腐处理。砒霜，呈白色粉末状，无嗅无味，有剧毒。少量使用，不但有一定的医药效果(如治疗白血病)，而且具有防腐功能。现代人在做动物标本时，一般要配制使用砒霜防腐粉或砒霜防腐膏。配制的方法是，将砒霜、明矾和樟脑，按2∶7∶1的比例研磨为粉。这种防腐粉或防腐膏，具有防虫及保护鸟类羽毛脱落等作用。此外，现代人还配制有硼酸防腐粉或防腐膏，硼酸粉、明矾和樟脑，按5∶3∶2的比例配制。虽然硼酸防腐粉等使用时较砒霜防腐粉等更为安全，但防腐效果较差。
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断揣度。至于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尚需对清朝皇帝死后是否具有防腐处理的习惯、方法等进行研究。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清皇室肯定具有尸体防腐的思想意识。如讲求帝后陵寝的选址选位、建筑的坚固严密、防水防渗处理、棺椁的选材及厚实等等，都与其主观上希望保证尸体不腐不烂有着重要的关系。慈禧太后死后，口中含有一颗硕大的夜明珠，无论其是否真的具有防腐作用，但当时人的确是相信夜明珠可以保护老佛爷尸体永不腐烂。
(五)光绪帝头发及其衣物上的砷，是否有为其他物质转化的可能
就学理而言，维生素C与五价砷结合，可以转化为三价砷，即砒霜。有报道说，人们在大量食用维生素C，同时又食用虾类(其中含有大量的五价砷)，就有可能发生砷(即砒霜)中毒。
另外，中药雄黄，其化学成分为二硫化二砷，遇热后会分解变成有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口服10毫克即可中毒，100毫克即可致死。人们非常熟悉的中成药“牛黄解毒片”或“牛黄解毒丸”中即含有雄黄的成分。我们又知道，雄黄等等，的确是清皇室成员经常使用的中药成分。
当然，各种其他物质转化为砒霜，是需要某些必要条件的。笔者绝不是说，光绪帝墓内的高浓度砒霜一定是其他物质转化而来，而是说，要想确定光绪帝的确死于砒霜中毒，就必须排除其他物质转化为砒霜的各种可能。
四、何人，为何要毒死光绪帝
如果认定光绪帝确是被人下砒霜中毒而死，学界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借用刑事侦查学的语言概念，即是要弄清楚犯罪者为谁，犯罪的动机是什么，为何一定要致光绪帝于死地。
这一问题虽然超出了上述《研究工作报告》的范围，但并未超出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关于何人下毒谋害光绪帝，人们同样是众说纷纭。
有人怀疑是庆亲王奕劻，有人怀疑是隆裕皇后，有人说是袁世凯，也有人说是李莲英，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如果得不到慈禧太后的指令或默许，任何人也是不敢对光绪帝下毒手的。谋害皇帝是大逆不道，要祸灭九族的。即便某些人有这种图谋，也是不敢轻易出手的。”[16]430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才是谋害光绪帝的真正元凶祸首。
人们之以认定是慈禧太后命人谋害光绪帝的，主要是由于二人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政见与权力冲突。
甲午战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因对日本的战、和问题而引发的政见分岐，不但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化解和缓，反而出现了“冷战”的朝局，二人竟然“凡二十阅月，几于不交一言”[17]256。戊戌变法前，光绪帝公开与慈禧太后摊牌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太后闻言大怒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17]331戊戌政变以后，两人更是关系紧张，慈禧太后另立大阿哥溥俊，准备废掉光绪帝。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因病“泄泻数日”，有人进谗言说，“帝闻太后病，有喜色。”此时的慈禧太后心情本已十分抑郁，闻听此言后更是怒火中烧，怒发狠话：“我不能先尔死，”[6]792于是在自己临死前派人毒死了光绪帝。
上述说法，不但有确切的史料依据，而且似乎颇近情理。但事实上却未必一定如此。
如若怀疑慈禧太后下令毒死光绪帝，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慈禧太后一定要下此毒手？如果说是由于她害怕光绪帝翻历史的旧账，那么，慈禧太后是出于与光绪帝的政见不同，担心其重新掌权后会重用康、梁等维新派变乱祖制，将大清王朝引向危险的漩涡？还是出于某种权力上的考虑？抑或是担心那拉氏家族自身的安全？
长期以来，慈禧太后或许的确如有人所说，在生活上虐待、精神上摧残、政治上压迫着光绪帝，致使光绪帝有“我一辈子不通了”[8]539之叹。但是在理论上，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不但有母子之伦，有抚育之恩，而且有立其为人君帝王之德。在当时清廷上下“以孝治天下”政治伦理道德的束缚下，慈禧太后归天以后，光绪似乎不太可能对慈禧太后做出大不敬的事情来，慈禧太后似乎也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极端的防范措施。当然，这也许真的是笔者的思想错误，也许真的是有些“以我之心度光绪或慈禧之腹”了。
另外，如果说慈禧太后下此毒手，真的是出于对光绪帝有可能于己不利的防范心理，那么，就此逻辑而推理，慈禧太后似乎就不应该立光绪帝的亲侄子溥仪为帝，也不应该让光绪的亲弟弟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18]13更不应该不给自己的亲侄女隆裕皇后以如同自己一样的垂帘听政的权力，而将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重新交还给爱新觉罗家族。
出于以上的情理推断，笔者认为，慈禧太后似乎没有对光绪帝下此毒手的必要。而袁世凯或李莲英两人，却是颇为值得怀疑。
无论事实如何，不但当时人，即使是现代人亦普遍认为，由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了光绪帝，光绪帝对其恨之入骨。时人吴永说：光绪帝十分痛恨袁世凯，甚至于平日“于纸上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此为常课”[19]424。
如前所述，假若慈禧太后先光绪帝而死，拘于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光绪帝对于已经死去的“母后”、“太后”，固然是无可如何，但对于身为“奸臣”、“叛臣”的袁世凯，或“阉监”李莲英，却是随便找个理由即可杀头，甚至全家抄斩，祸灭九族的。对此，袁世凯或李莲英本人当然应是心知肚明的，眼见慈禧太后即将作古，自己即将失去庇护，性命之忧、身家之虑，迫使其有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乘慈禧太后病重，宫内一片混乱之机，毒死了光绪帝。
正因如此，有许多人怀疑，甚至肯定说是袁世凯或李莲英毒死了光绪帝。
慈禧的侍从女官德龄在《德龄忆慈禧》一书中说，李莲英之所以要谋害光绪帝，是因为光绪帝在日记中写道：“我病了，但我内心感到我将比老佛爷活得长，一旦那样，她一死我就立即发出谕旨，要将头号叛徒袁世凯斩首。只待太后一死，我还要降旨用同样的方法处死李莲英。”[7]263
德龄在《德龄话光绪》中说：“李莲英长期以来，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来打击光绪……李莲英侍候光绪一段时间以后，皇帝的病就变得非常沉重……当然，光绪明白，他是中毒了——毒药放在食物中，由他的老冤家李莲英送来。”[20]182-183
末代皇帝溥仪曾听宫中的老太监李长安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4]21
五、不是结论的结论
笔者认为，就历史学的基本方法而言，“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史料依据翔实充分，其结论的可信性本不应存在任何疑问，但由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又具有诸多的不可信性；“光绪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的确可以成为光绪帝死因的一家，或是极其重要的一家之言，有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即是客观事实了。但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帝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笔者由衷地认同“光绪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更不好认定为即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谋害死光绪帝的凶手，很可能是袁世凯或李莲英，尚需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