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人力资源战略直面劳动力供给瓶颈——“民工荒”给我们的警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给我们论文,劳动力论文,瓶颈论文,直面论文,人力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近期媒体报道，2004年春季以来，不但福建、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甚至江西、湖南等一些内陆地区也出现了招不到农民工的“民工荒”现象，成为媒体炒作的一个热点。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众说纷纭，笔者也试图做一些分析。
一、现象分析
（一）“民工荒”是客观存在而非炒作
“民工荒”反映的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供不应求的问题。此次“民工荒”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闽三角”地区以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如东莞、深圳、泉州、无锡、嘉兴等。仅“珠三角”地区就被报道缺工200万，90％的企业都缺工，企业普遍缺工在30—40％，即总体缺工30％。缺工导致企业生产线开工不足，不敢接订单。即使企业主动出击，到劳动力输出地和其他地区招工，缺工问题仍然得不到缓解。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民工荒”不一致的现象。如一些媒体报道，“一些原来的民工输出地出现了反常的民工回流现象”，“南京出现了二次民工潮”，“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活儿干的民工比比皆是”等。“民工回流”可能主要是季节性原因； 局部地区出现劳动力供给增多也属于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发挥作用的正常现象；“需要靠拾荒度日的工作无着者”中大多数是不具备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的人。因此，上述诸多零星表象并不能否定“民工荒”的事实。
（二）“民工荒”是整体短缺而非仅熟练工短缺
出现“民工荒”的企业当然要的是熟练工，招来就能上岗干活。但是，从企业类型分析，缺工的主要是塑料、纺织、电子制造、陶瓷、包装、制鞋、毛织和玩具、首饰、文具等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采用流水线生产，每个岗位所需技能只要在岗位上边学边干， 在较短时间内就能掌握。这些企业主要靠超时加班赚取利润，相对于技能而言，劳动者的体力和纪律性更重要。因此，企业说是要熟练工，实际上需要的就是身强体壮、学习能力强的年轻的普通劳动力。
另外，企业技术工人短缺由来已久，生产岗位上熟练工代替技术工人、低技能工人代替高技能工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此次“民工荒”是包括普通劳动力、熟练工和技术工人在内的整体劳动力短缺，熟练工和普通劳动力短缺问题更突出。
（三）“民工荒”是全面的而非局部地区和行业现象
“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一些企业的缺工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导致企业经营出现萎缩。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劳动者从劳动条件差的企业流向少数大企业，因此，还有一些企业用工需求基本能够满足。在其他地区，虽然没有出现像这些地区那样严重的缺工，但是， 农民工供不应求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如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餐饮、美容美发等行业的小工就普遍存在缺工。而其他各行业也不再是“买方市场”，雇主时不时需要去寻找所需的劳动力。
要看到，外出务工农民是在一个与正规部门相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这个市场以城镇非正规部门为主体，就业稳定性差，保障水平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运作，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吸纳外出务工农民的主要地区，因此，是农民工供求状况的晴雨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区和行业“民工荒”问题将会逐步显现。
二、成因分析
据诸多渠道信息证实，此次“民工荒”中，外出务工农民绝对量和增量都是增加而非减少。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6月统计的一级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外出找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与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各流入地的情况表明，新增流入人口并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企业雇佣的农民工数量也是增加的。晋江市每年新增流入人口大约在3—5万人，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流入量并没有出现萎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了13％。”各方面情况表明，2004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总体上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并且增速不减。因此，“民工荒”只能是由于外出务工农民供给跟不上需求导致的。
（一）对外出务工农民的需求持续增加
外出务工农民主要就业于非公有制的制造业及服务业。这次“民工荒”突出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缺工。事实上，20多年来，我国体制外制造业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2000年，非公有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为6626万人，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82％，比1995年增加了2.33％。这些岗位大多为农民工占据。随着大量新型工业最终产品的涌出，农民工就业领域已经从“生产线”延伸到了消费过程的售后服务领域。计算机、空调、彩电、冰箱、手机、 新型电子化办公设备等得到普遍应用，这些工业品使用过程中的技术服务为农民工创造了大量岗位。此外，交通运输、建筑以及农机等领域以及由此引起的汽车维修等也为农民工创造了大量岗位。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领域，我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表现出对以农民工为主的普通劳动者的旺盛需求。甚至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这种趋势都将存在。
对农民工的旺盛需求，还由于国际市场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旺盛需求。由于劳动力成本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出现“民工荒”的这些行业。以服装和纺织业为例，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 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佣着4000万劳工。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
总之，此次“民工荒”首先是由于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导致的。
（二）外出务工农民供给出现瓶颈
从供给角度看，“民工荒”到底是可供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有限，还是“推力”和“拉力”不足引起的呢？
农民外出务工有如下特点。首先，流量大，流向集中。2003年11月底，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人。在我国，经济增长快的地区都是民营经济比重大的东部地区，这些地方市场机制比较灵活，传统的体制性障碍相对少，对劳动者的文化水平要求较低， 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地区。2002年，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去向为广东（47.6％）、浙江（9.9％）、上海（6.8％）、北京（6.7％）、江苏（5.0％）、福建（4.2％），6省市合计占80.1％；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大省则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地区，2002年，流动劳动力主要来源省份有安徽（12.59％）、四川（11.77％）、江西（11.54％）、湖南（10.49％）、湖北（10.01％）、河南（7.65％）、广西（7.16％）、重庆（5.72％）、贵州（5.25％），合计占82.1％。其次，以年轻人为主。从外出务工人员结构看，男性占多数，2002年，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9.16岁，其中18—45岁的占近88％，21—35岁的占53％。再者，流动就业人员文化和劳动技能水平都不高，主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简单熟练工种的劳动。2002年，外出务工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另外，有相对稳定的行业分布。2002年的行业分布为，工业25.6％、建筑业17.4％、 服务业27％、农业17.3％、其他行业13.9％，受信息、职业偏好、需求等因素影响，劳动者就业的行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
由于18—28岁的女性劳动力体力强、细心以及好管理，她们是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企业最需要的劳动力，占到这些企业用工量的80—90％，是此次缺工的主体。为此，我们以制造业年轻女性劳动力为例来推算。2002年，我国乡村总人口78241万人，乡村就业人员48960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36870万人。按50％推算，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有18430万女性劳动者，以及同样多的18—35岁的劳动者，而18—35岁的女性劳动者约有9000万人。考虑到地区等因素，如果能有1/3的人外出就业，则年轻女性的潜在供给量在3000万人左右，按30％计算，可供制造业雇用的人数为900万人。900万人分布到各个地区，出现供给短缺是必然的。即使3000万人全部在制造业就业，也不能满足需求。
那么，能否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提供需求信息等手段，使这些缺工的企业获得更多所需的劳动力呢？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自然形成基本稳定的流动态势，很难通过人为手段大幅度提高供给。 特别是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出现“民工荒”地区的企业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也不会对可能外出的农民产生太大的吸引力。
可见，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还比较大，但是，真正能够满足流入地企业需求、又能外出就业的人数是有限的。固然存在诸如政府提高粮价、取消农业税等支农政策导致的“推力”不足，以及由于流入地对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导致的“拉力”不足问题，但是， 根本性的因素还是结构性的有效供给量不足。
三、“民工荒”揭示了什么
“民工荒”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象，但它揭示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需要高度重视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不足的问题
“民工荒”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正趋于面临劳动力资源瓶颈，现在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下一步会出现全面的有效劳动力短缺。
人口预测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减少。从2005年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约增加200万人；2015—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约4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75年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1964—1974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为27414万人，而1975—1985年出生的总人口为21730万人），直到1990年，任何一年的出生人口都少于1964—1974年。因此，1975年以后出生的（30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远远少于30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数。而新增劳动力需求大多数只适合年轻劳动力。因此，即使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继续增加的10年中，我国都将面临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后，劳动力供给问题会更加突出。从中也可以看出，“民工荒”绝非空穴来风。
（二）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问题
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2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在对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前提下实现的。由于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样的发展战略得以持续至今。“民工荒”则警示我们，对劳动力的掠夺性开发导致资源枯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所倚赖的资源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遭遇缺工的地区和企业，一向都是处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进行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阶段，其主要利润来源于员工的超时工作，甚至一些企业通过拖欠工资等方式赚取利润。在出现“民工荒”后，如果提高劳动力成本，企业利润空间将急剧缩小，一些企业将面临生存问题； 如果不提高劳动者待遇，企业又没有足够的可供企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只有改变要素投入，企业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发展。事实上，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已经着手准备从改善机器设备入手，以尽量减少用工量来作为应对措施。
从地区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表现为农民工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流向转移上。“长三角”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在“珠三角”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个经济重心，这里比“珠三角”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价值。一项调查显示，全国24个城市企业新员工工资平均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低了16.8％。此外，这里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也远远好于“珠三角”。可以说，“长三角”比“珠三角”更倾向于注重人力资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经济重心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实际上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从国际角度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必须向劳动力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 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我国的便宜。可以预见，10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劳动力会比我国便宜，我国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因此，也必须及时进行经济战略转型。
最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总人口的7.13％；到2010年，这一人口将突破1亿元，比重达8.38％；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1.5亿，比重达到10％；到2030年，总量超过2.5亿，比重达到16％。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抚育比不断上升。只有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在生产中使用高素质劳动力，以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附加价值，才能保持老龄化社会的良性发展。
总之，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趋于转变，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劳动力资源优势不断降低，需要更多依靠其他生产要素投入来维持经济运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三）整体劳动力质量低，使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生产力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更高的劳动报酬水平，相应地，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然而，长期以来对劳动力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式利用，使经济增长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匮乏。
出现“民工荒”的沿海发达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低技术的陷阱。由于劳动力极其廉价，促使投资者和生产者尽可能地少用成本更高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只注重即时使用，不加以培养。农民工对企业失去价值后，就会被解雇。由于没有专门的劳动技能， 今后再就业比较难，再加上报酬水平低，劳动者本身也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他们将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不但就业有困难，一些人生活也会出现问题。
与此同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市对外来人口在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性歧视，使大批新生劳动力失学或缺乏劳动能力的培养，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
总之，在“民工荒”之后，我们将面临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即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它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四、如何应对“民工荒”
“民工荒”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矛盾的一个信号。应对“民工荒”，就是要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矛盾。根本出路一是要提高资源供给能力，二是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数量投入向依靠资源使用质量转变。
（一）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创造条件
“民工荒”是外出务工的年轻农民供不应求，是结构性的供不应求。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由于缺乏外出就业的信息、缺乏外出就业的能力，或者年龄偏大、照顾家庭等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目前这种将外地劳动力与本（外）地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如果转变为将外地资本与本地劳动力相结合，即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则会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缺工企业也有可能继续得以生存发展。
实际上，这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得到足够发展后，必然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即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也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一方面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农村地区本身非农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化。
总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但是缓解“民工荒”、延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促进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目前，已出现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一些企业在珠三角只能获取3％的利润，而到江西投资后，获利达到10％。但是，产业转移并未形成规模。因为当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制度成本低，市场机制相对成熟，而制度环境恰恰是中西部地区的弱势，这会阻碍产业地区转移的进程。另外，东部地区有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而中西部地区却不具备，这也不利于产业梯度转移。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创条件，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抓紧解决。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包括像“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大项目、大工程，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要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市场机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全面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
今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协助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培训农民工基本就业技能的任务，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持续就业能力。同时，必须承担起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任务；当地政府要承担起对未外出务工劳动力基本就业技能培训的任务，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能力； 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农民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
此外，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举办技术工人培训工程。由于注重实际操作能力，技术工人培训所需投入并不低于高等教育所需的投入。如果依靠企业培训，政府应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培训职工的积极性；否则，则需要政府投入并推动。目前，劳动保障部门推动的50 万高级技师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应坚持不懈，认真抓好。
实施劳动者劳动能力培训计划，离不开政府投入。财政政策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对劳动力的培训，各级财政都要调整支出结构，在财政资金中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并作为一种长期制度加以实施。
（三）切实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保证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要实行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向新的发展战略逐步转变的时期，为保证上述“三高”的实现，政府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切实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福利，保证劳动者能够在劳动中以及利用劳动报酬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及后代的劳动素质。这虽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也会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
（四）以“民工荒”为契机，使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已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一些地方外来劳动力已远远超过当地劳动力数量，整体上，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但是，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当地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被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生活之外，处于边缘人状态。表现在与当地市民在福利待遇上的重大差别，如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子女入学要交高额赞助费等。而这些都是农民工应该享受到的。
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民工短缺，应借此机会，在有条件的地方，打破城市内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待遇等方面的分割，使农民工享受同样的市民待遇。为此， 首先要打破农民工所能进入的产业的限制（他们所能进入的产业还主要是建筑、纺织、采掘、环卫、搬运和某些服务行业），让他们逐步进入可同城镇居民一样自由择业的时空，逐步获得和形成产业组织观念，逐步以产业组织形式克服自身的缺陷，再逐步使各项合法权益在自强中得到较好的维护和保护。
（五）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
以往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更多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以及农村劳动力流量和流向问题，对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增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对劳动力供求进行预测的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形势，制定相应政策， 对劳动关系及时作出相应调整，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为此，应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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