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总况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源远流长，而独立学科的形成很晚。从世界上说，19世纪末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而独立的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64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成立。中国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和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
应用语言学分狭义、广义两种，中国一般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但是包括的范围和内部分类有几种意见。现在比较通行的主要指四大块：一是语言教学，二是语言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三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四是语言计划。
20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在与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方面几乎转了一圈。20世纪之前，相当粗的说来，中国侧重应用语言学研究，层次比较低，忽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另外一个侧面是结合汉语实际，忽视向外国的借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形成了一个弯度。重视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重视向外国借鉴，在结合汉语实际方面有些偏差。因为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也受到限制。应用语言学研究受到冷落，但是几千年来重视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实际语言生活里有许多问题需要应用语言学研究解决。应用语言学研究又受到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以积极成分为主的影响，有了或者孕育着进步。20世纪，可以说是这样的历史：应用语言学研究同语言本体研究、普通语言学研究苦苦地探求高层次的结合，在探求的道路上摇摇摆摆地前进。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正在出现的高层次的结合，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新世纪的重要使命和重要标志。
二 分期和前几个时期的概况
20世纪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1894—1912）。二是世纪初到解放前（1912—1949）。三是解放初到实行改革开放（1949—1978）。四是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1978以后）。第一个时期的情况这里暂不讨论。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围绕白话文运动开展的。可以概括为三个运动。第一个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白话文要取得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取得成绩的主要条件和经验是：一、客观上符合语言发展本身的规律。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有强有力的杂志《新青年》和强有力的主编陈独秀。四、有创作实绩。五、倡导者是一批有影响的学者。问题是：一、简单化。二、不很重视理论建设。三、行文半文半白，过于欧化。第二个是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因为半文半白，过于欧化，不好懂，给了复古派反对白话文的可乘之机。此后，陈望道等提出大众语。积极方面是：一、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提出语言要浅显易懂，交际要看对象。二、开展建设普通话的讨论，认识有了进步。关于口语和书面语关系的提法也有进步。三、有陈望道等一批语言学家唱主角。问题是：一、批评白话文过了头。二、瞿秋白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第三个是五四时期和30年代的国语运动。1932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国音常用字汇》，标志着北京语音的音系作为普通话语音标准事实上基本确立。
第三个时期，主要是围绕语文知识大普及开展的。语文知识大普及有这样一些社会背景：一是40年代延安整风，解放区重视语文学习，全国解放是原来解放区的扩展，全国重视语文学习。二是全国逐渐转入建设，语文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三是工作的需要，以及受苏联的影响，重视对干部的语文要求。四是新中国成立，在世界上要树立自尊的形象，语文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五是工农大众文化上翻身，大量使用语文，迫切需要普及语文知识。《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且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法修辞讲话》和这篇社论有很大的功绩，教育了一两代人。问题是：一、不正确地说毛泽东、鲁迅的语言“一字不易”。二、形成了规范化主要是“匡谬正俗”的片面化倾向。三、对不少语言现象判断过严过早。四、不正确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解放后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阶段。推广普通话确定了标准和工作方针，现代汉语规范化确定了规范的涵义、态度和主要任务。会议的文集和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是珍贵的研究成果。语文教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试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5年经过试教，195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进入60年代之后， 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试验很难开展， 1966年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顿和遭受破坏的阶段。
三 第四个时期的概况
初期是恢复阶段，1986年1 月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进入了再发展阶段。初期的主要成果是关于语言美的讨论和研究，语言学界几乎是总动员，北京语言学会编的《礼貌和礼貌语言》（北京出版社1982）和陈章太、 于根元的《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是突出的成果。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中国制订语言规划的重要典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新时期。会议讨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解决了历史上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把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列为第一项任务，不再重申汉字拼音化方向，不把简化汉字单独列为一项任务。提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分三级的要求。理论上强调了语言的科学性和社会性，提出语文工作要“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
此后，推广普通话研究，1993年决定以必修课的形式在全国的师范院校开设“教师口语”课程，语文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有关教材。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推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的成果。语言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是普通话词汇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詹伯慧、于根元在推广普通话的理论研究方面有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姚佑椿、汪慧君、易洪川等分别对上海、合肥、武汉等地的地方普通话进行了调查研究。
现代汉语规范研究，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96年出版了修订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广大学者对现代汉语规范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多次深入的讨论，吕叔湘、陈建民、邢福义、于根元、王希杰、戴昭铭、郑远汉、龚千炎、周洪波、储泽祥、施春宏、庄莹、郭龙生、李建国、季恒铨、王铁昆等陆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发表在《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语文建设》《学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研究》等杂志上。主要有：一、交际值是衡量规范的原则。二、规范就是服务。三、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四、语言中有大量的中介状态。五、不同风格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六、区分学习语言的过渡状态和语病。七、对待规范的态度刚柔相济。八、从语义、结构、色彩、节律、语用等多角度地分析规范。九、色彩是个动态的系统。十、语言变化具有惯性。十一、规范具有层次性。十二、语言始终处在潜与显的过程中。十三、预测观是重要的规范观。十四、语言表达具有功力、思维、情趣三要素。十五、从规范评议失误中研究规范。
语文教育研究，总的成果是加强素质教育和语言应用的教育基本上成为共识。庄文中有一系列的研究。语言能力的研究是目前的热点和重点，北京市教育局组织了课题组，刘大为、巢宗祺发表了《两种能力的课程分化——关于“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2期）， 王培光出版了《语言能力与中文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王建华的《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是探索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是介绍和论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权威之作。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1990）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方面较为全面、系统的力作。李宇明的《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是儿童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
计算语言学研究引起重视，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的词汇问题开始了集中的研究，冯志伟、陆汝占、黄昌宁等在这方面有较多的成果。吴宗济、曹剑芬等在语音实验方面有较多的成果。
社会语言学研究赢得了显著的地位。陈原、王宗炎、陈章太、陈建民、戴庆厦、蔡富有、陈松岑、苏金智等在总论等方面有显著的成果。陈建民等在口语研究方面，陈建民、曹志耘、申小龙、邢福义、戴昭铭等在文化语言学研究方面，陈恩泉、徐思益、李如龙、高莉琴等在双语双方言研究方面，李明洁在称谓研究方面，张清常在北京街巷名称研究方面，周国光等在体态语方面有显著的成果。
文学作品语言和语言风格研究，程祥徽、黎运汉、郑远汉、张德明、于根元、刘一玲、李熙宗、王建华等有重要的成果。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程祥徽、黎运汉主编的《语言风格论集》，收录的几乎都是中国这方面顶尖学者的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汉语现代风格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的重要成果。
新词新语研究成为热点。从呼吁、写札记、编词典，到进行理论探索，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成为探讨规范观、语言观更新的排头兵。沈孟璎、闵家骥、韩敬体、王铁昆、陈光磊、王希杰等作出了贡献。于根元、刘一玲、周洪波长期进行多年本词典、编年本词典编写和理论研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田小琳多次提出“社区词”的概念，并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整个词汇研究会有重要的影响。
曹志耘的《广告语言艺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广告语言研究”课题组的系列成果，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0），林兴仁的《广播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94），吴为章的《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 姚喜双的《播音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吴郁的《节目主持艺术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邱大任的《语言识别》（群众出版社1985），王洁主编的《法律语言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张红英的《公安语言探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李元授的《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是各自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
1997年12月又一次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2年来的工作和主要经验，部署了跨世纪的工作任务，提出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语言生活要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语言文字工作重在建设，语言文字工作特别要重视政策，这些都是对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这个时期，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过去比较长的时期有两个很有影响的说法，一个是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本身是没有理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是中国本身是没有语言学理论的，都是从外国来的。这个时期提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语言学同应用各部分结合部、接触面包括结合、接触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普遍性、特殊性的学科”，应用语言学也总结规律，也有理论、原则、方法。这个认识调整了语言学内部的分类：语言学里分语言本体研究、应用语言学，两者都有理论，总的是语言学理论，属于前者的基础部分是普通语言学，属于后者的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其中又分应用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应用语言学技术理论等。过去的普通语言学里包含了一部分应用语言学理论，需要分出来，但是两者还是需要有交叉的部分。还提出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自语言生活实际。中国的部分学者尝试梳理了中国在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贡献，编写了《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部分学者开展了语言观的讨论，主要是《语言文字应用》1994—1996年的讨论和部分学者的“语言哲学对话”。
这个时期在建立研究机构、创办研究杂志、设置课题、培养队伍等方面，都有一些实践和研究。1995年12月筹建了中国应用语言学会。
四 主要的经验教训及展望
中国20世纪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经验是语言工作和研究为了国家的富强，所以跟政治、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语言工作者和研究者有很强的责任感。主要教训是这方面的分寸没有掌握好，对语言内部的特点认识不够，简单化，语言工作和研究往往一定程度地淹没在政治等里面，有时候又单打一。因为简单化，急于求成，对队伍建设、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总是认识不够和投入不够。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当前特别要重视理论研究。这方面同外国的差距，主要不在理论的高度，而在于细化、专题化、大量应用、便于操作。中国目前的不足是理论的创新、开拓同细化、专题化等的交接方面。这些工作需要一大批人来做，要有计划地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应用语言学的理论队伍。而队伍建设需要花时间，需要适度超前，又不容易很快产生独立的效应，容易被忽视。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徘徊不前和空前大发展的两种前途都是存在的。关键是看队伍建设和应用语言理论建设是否真正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