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美国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20世纪刚到来时，美国匆匆跨过太平洋，开始在东亚国际关系中试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付出了打三场大规模战争的代价，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看到，美国在东亚已经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越来越巨大的利益。美国对它在东亚的利益进行的战略选择，已经，并且将继续深刻影响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
21世纪初，美国在东亚将面临三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第一，美国在全球和东亚面临国家利益模糊的战略挑战；第二，如何继续维持和驾驭美日之间的“和平”协调关系；第三，如何在起伏不定的格局中评估和发展中美关系。
由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在特定范围内受到其自身理想目标和宏观环境的限制，因此，美国对它对东亚的国家利益进行选择和排列，确保战略优先和实现战略目标时，会出现摇摆和惶惑；又因为美日关系双重结构的制约，使美日之间的“和平”结构一直不能真正“太平”；再加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力量和利益正在迅速增长的现实，使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变都会与美国产生强烈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下世纪的中美关系，走向是乐观的，美国对华政策，一定会从目前偏离轨道舍重就轻的倾向，回复到注重从长远战略利益发展两国正常关系的轨道上来。
一、美国在全球和东亚面临国家利益模糊的战略挑战
美国自称是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又一向把国际关系的任何主体的任何行动都看作与它自己的利益相关。美国利益的这种广泛性，决定了美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所处地位的复杂性。冷战后的国际环境，看起来似乎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所谓按照美国价值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机会，但更严格地说，是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美国对外战略角度看，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间关系上，这种挑战表现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难以界定和含混不清。这种局面使美国的宏观战略在谋求西方国家内部重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时，在需要形成共同的战略方针和政策选择时，丧失了凝聚力和找不到共同利益的接合点。
历史上，美国政府在不同阶段对国家利益有不同解释。70～80年代，美国把世界各地区按照与美国利益密切的程度分为三类：那些一旦失去就会直接危及美国安全的是切身利益（如波斯湾）；那些一旦失去将对美国的切身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的是重要利益（如朝鲜半岛、中南美洲）；而那些一旦失去只会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或切身利益构成遥远威胁的是边缘利益（如非洲的马里）。不难看出，这是两极格局下按照地缘政治标准来划分的。
冷战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利益的概念。1997年5月， 美国总统在对国会所作的有关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国家利益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包括民族的生存、安全和生命力，第二类涉及到国家的兴盛和周边环境的重要利益，第三类关系到全人类的价值。与冷战时期相比，突出全人类价值是美国对国家利益界定的新动向。
那么，什么是判定美国国家利益的政治标准呢？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一任总统期间，把谋求世界领袖地位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政治基础，当时他强调说，“美国在世界的领袖地位，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只要我们履行世界领袖的使命，就可以保证美国的全面安全和繁荣。”1997年5月，克林顿第二任政府在向国会所做的报告中， 表明美国仍然继续执行上述实现国家利益的方针。但是，如果明确宣布把追求单极世界领袖地位做为最高战略目标和判断美国国家利益的标准，就会把美国自身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立起来，美国在世界两大地区追求其战略目标时，就会受到这种对立的限制，美国要体现自己拥有参与全球事务和扩大美国影响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这又从根本上背离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受到自身最高战略目标追求的限制，迄今为止，美国对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国家利益的表述仍然相当模糊。在亚太地区，这种模糊就显得更加突出，如美国对中国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战略地位与综合国力的评估就是一例。鉴于亚太地区国家政治多元化、多层次的格局在下世纪初不会出现大的变动，美国的这种模糊政策，就更不愿轻易揭去身上的“面纱”。
其实，所谓“模糊”、“含混”、“非敌非友”、“保持接触”……等等，说穿了，就是美国在解决它追求单极、追求世界领袖地位的战略目标与其他国家营造多极、营造合作世界的努力发生冲突时，缺乏“合理的”理论基础。美国在维护它所需要的，君临于全球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时所处的师出无名的状况，用哈佛学派代表，东西方文化冲突论代表者亨廷顿的话来说，即“美国现在不是需要寻找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力量，而是需要寻找能将美国力量派上用场的目的。”因此，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不确定性限制了美国对其自身国家利益进行最优挑选和排列的能力，对美国世界政策（包括其东亚政策）的连续性和前瞻性构成了重大的战略性挑战。
二、美日协调政策与美日关系双重结构的制约
冷战后亚太战略环境的突出变化有两点：一是亚太地区局势朝向国家间关系呈多极格局的方向发展。这种多极格局在取代冷战时期单一的，成为中心的苏联威胁的同时，也同时导致了亚太国家对美国军事力量倚重的减弱；二是亚太安全的核心仍然体现为美日安全关系，但美国追求对日协调的政策，正越来越多地受到美日特殊关系的制约。
美国在整个90年代的基本战略，是为了创建世界“新秩序”而在政治、军事方面继续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美国除继续需要与欧洲保持谅解外，还需要与在亚太地区既是美国伙伴又是美国对手的日本加强关系，推行对日协调政策，突出美国在亚太安全中独有的“平衡”作用。这也是不久前美日同盟重新续订的基本背景。与冷战时期相比，同盟在亚太防卫和安全政策方面放大了日本的作用。但同盟的续订本身也相对缩小了日本在政治上的自立性。这一张一缩，体现了美日之间相互防范、各有所图的复杂关系。
列宁曾经指出：“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地相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日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的。”
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已分别经历了两次“百年韬晦”战略，每一次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就摆脱了民族危机而跻身列强行列。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依靠“经济立国”的方针，日本成功地发展为经济强国。此后，日本开始向政治和军事大国迈进。80年代中期，日本中曾根内阁提出“进行战后政治总结算”，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给美国布什总统的信中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防卫厅打破禁忌，派出海外维和部队到柬埔寨，开始突破“支票簿外交”。1992年接替海部任首相的宫泽喜一在就职讲话中也宣称，“将与美国合力，为构筑世界和平秩序，共同承担全球规模的责任。1993年日本自民党政权垮台后成立的新联合政权的对外政策也依然强调日本要“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日本对军事、政治大国地位的要求，必然会导致美国在亚洲事务中地位的削弱，也促使美国更加注重对日本执行一擒一纵的节制方针。以这次美日同盟续订为例，在美国看来，条约续订的公开目的是从抵御苏联改变为“保持东亚稳定”，这就意味着日本在作出与美国再建安全保障关系，加入美国倡导下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单独行动”的选择后，已不可能在政治上独自恢复它所期望的“大国路线”。当然，作为日本在政治上丧失与美中，美、俄作为同一层次大国资格的“补偿”，日本的利益扩大到获准可在防备日本“周边地区”出现突发事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日本来看，如前所述，日本仍处在“百年韬晦”战略的转折点上。日本通过这种有节制的“发挥”，仍然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实现“不言大国”的大国梦，甚至可以利用这种不具形式的“非大国”形象，去减少阻力和加速实现大国地位的目标追求。日本对美国对日政策意图的这种交错使用，在长期战略利益目标上是与美国冲突的，因此，美日关系既可称为亚太地区最重要、最互利的“全球伙伴关系”，但同时又存在转变为最大潜在威胁关系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正是这种不得不拉，又不得不防的关系，把美日两国紧紧地连在一起。
三、美中关系是左右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战略关系
冷战后，美中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1989年之后的疏远、制裁，1994年开始的接触政策以及江泽民主席访美后显出回复势头这样三个时期。美中关系虽然不断冲突，但始终在起伏中保持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中美两国合作与斗争的过程中，美国决策集团对美中关系在左右国际政治基本结构，尤其是在影响东亚地区大国关系重建方面的作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亚太国际政治的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国力量组合，即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四大国长期竞争和相互制衡；二是以中美为主体的两大国与中小国家力量的联合和交互影响。从四大国关系看，目前俄、日对美基本上采取协调政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日俄关系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难以有重大突破，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并造成日俄都采取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制约对方，日俄外交不可避免地将朝向中国的态势。日俄外交的这种动向，反过来会使美国追求的主导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冷落”，这又有可能促使美国通过发展美中关系，来平衡美国的“失落感”，从大国与中小国家关系看，美国与中小国家关系的维持，主要借助于它无所不在的军事存在和军事保护。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成员，属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与地区内中小国家保持着友好睦邻关系，对与之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周边国家，中国都采取了搁置争端的态度。在这种关系组合中，中美两国战略目标的确立和政策的选择除了对中小国家和地区有重大影响外，又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各自影响对方。在后冷战时代，无论是东北亚大国关系的组合，还是地区和平的维持，都将受到中美的具有全局性支配力量战略关系的影响。
四、对华政策走向的选择
冷战后，由于“制衡”局面打破，美国对外政策一度显得超乎寻常的自负，要在全世界推行“全胜战略”。经过几年的折冲尊俎，美国期望的“号令群雄，莫敢不从”的局面并未出现。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对外政策中冷静的色彩逐渐增强。在前述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下述走向：
1.将美中关系推进到西方联盟下的“合作时代”
世纪之交，美国对华政策面临重新做出选择的考验。
整个90年代，美国的亚太战略一直在两点中徘徊：通过对经济增长明显的亚洲国家给予支持来维护美国的利益；或是通过对符合美国世界新秩序“民主标准”的政权的支持来扩大美国的影响。按照前一种战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规模是受到重视的因素。按照后一种战略，是否建立“民主政权”是美国决定是否给予军事、政治支持的判断标准。美国对华政策多年来一直在这两种战略中游离。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偏重从美国的实力地位出发，故较少考虑与西方国家对华一致性的协调。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一些西方国家就认为美国过份“出轨”，对西方国家的对台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
近年来，西方国家从增大对华政策发言权的需要出发，要求美国对华政策应与全球利益和西方国家保持一致，注重发挥“整体效应”。这是因为，西方国家认识到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分化力量仍高于整合力量，这种力量对比使西方处于被动地位，也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不易被“制服”。从目前国际政治动向看，西方国家内部已在加紧协调，力争在重建外交世界时彼此间形成共同战略。美国一向自封为对华政策的领衔者，在对华政策上长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更主动的回旋余地，但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结束以来却难以摆脱僵硬、乏力和没有生机的形象。这种局势，若不加以改变，加上前述美国国家利益面临的挑战，很可能直接影响下世纪初美国在东亚优势战略地位的确立。因此，美国可能会从加强西方联盟大局的需要出发，把中美关系推进到接近西方国家设想的“合作时代”。在具体策略方面，可能会在保持两方立场一致的前提下，不再延缓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时间表进程，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在进入国际轨道的每一道“门槛”上增加价码，“管制”和“束缚”中国。通过此举，美国可以换取其他西方国家的“默认”。
2.中美关系进程更多偏向注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
目前，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西方正在丧失其独享了两个世纪的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这使西方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地区经济问题。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结果看，一方面，属于东亚“经济增长群”的国家，除中国外，均在这次危机中受到重大打击，区域内部经济关系，尤其是跨国界投资和贸易的发展，面临如何建立新的机构和机制来使经济增长持继下去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反映出在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变革中，中国经济的进步增大了中国参与分享全球利益的机会，也为中国发挥影响提供了巨大的政治舞台。
此外，中国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前所述，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观点分为重视经济发展和重视“建立民主政权”两类。按前一种观点，中国可列为战略国家，按后一种观点，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是其关注的对象。布什政府时期，较注重第一类观点，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间内，侧重第二类观点，第二任期内，尤其是江泽民主席访美后，出现了回复重视第一类观点的势头。可以预见，中国九届人大召开后，随着中国新的改革重大举措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朝向选择第一类战略观点的政策选择，美国淡化对中国政治的否定态度，重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积极评价并积极参与，是完全有可能的。
美国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全面提升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力。1994年后，美国经济进入低速稳定增长时期。由于对增长信心的增强，美国大企业改变了几年前因受资金限制，以及担心开工不足导致资产闲置，大都采用租赁技术发展生产而不更新设备的投资模式，纷纷转向现代化设备的投资。有资料表明，这些行业主要是汽车、钢铁、化学工业、电子和能源。从经济战略观点看，这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促进美国长期生产率的提高，这些生产率迅速增长的行业都要求具备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效益的国家作为资本和技术输出的对象。中国经济的特征和发展阶段，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引起美国企业界的高度重视。 美国ATQT等大公司纷纷表示看好下世纪初中国市场前景。利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有利增长的因素（如社会的稳定，工业原料价格的低水平、沿海2亿人口的消费增长带、 中西部开发的前景和政策优惠等），作为对提升美国国际竞争力的补充，在美国东亚战略中无疑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3.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冲突的长期化和复杂化
台湾问题是决定中美关系性质，影响地区格局，涉及到中国统一事业进程的战略考虑和美国军事抉择能力的根本性问题。历史表明，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在提升美台实质关系方面，出现了调整幅度增大的现象。影响这次调整的背景原因，有美国国内亲台保守势力的抬头，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日本迈向政治、军事大国进程的加快，台湾岛内政治的变化以及台湾经济发展等因素。这些因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会有发展和变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只要促使美中两国继续走到一起的“催化剂”仍然是战略因素，美国决策集团就不得不从制定长远战略的层次来考虑对华政策，其在对台政策调整上的临时权宜方针也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力量的增大对其形成的制约。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两岸关系中，时间的钟摆始终朝向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多年来，中国人已经表明，完全有能力来确定自己国家的现实利益与长远战略利益的关系，美国东亚战略的选择中如果忽视这一点，那将会铸成代价昂贵的损失，我们希望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