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惠台政策成效评估的理论模型构建
——以2009—2012 年扩大对台采购政策为例
石正方1，2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厦门361005；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361005)
摘 要： 惠台政策管理亟待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由经验到科学的转变，政策成效的科学评估和针对问题治理的政策调整是促进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 本文在惠台政策目标特性及其关联因素分析基础上，借鉴弗兰克·费希尔(Frank Fischer)政策评估分析框架，并纳入侧面影响模型、用户导向模型、利益相关人模型等政策评估理论模型的核心思想，建构惠台政策评估的适用理论模型；进而运用该理论模型所提供的方法论工具，针对2009-2012 年集中实施的扩大对台采购政策展开应用案例分析；最后引申探讨惠台政策运行的机制性问题。 本文侧重相关理论和方法论探讨，旨在为惠台政策评估研究提供思路参照。
关键词： 惠台政策评估；理论模型；方法论；应用案例分析
一、引 言
大陆自2005 年以来，依托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海峡论坛以及两会协商等平台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对台惠民政策。 这些政策涉及两岸经贸、文教、社会等交流、合作领域。 毋庸置疑，惠台政策对两岸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岛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政策利益传递的多环节性以及政策本身设计和实施中存在的不周延性等因素影响，一些惠台政策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负面反响，其政策效应未如预期。 特别是2014 年3 月岛内发生的“太阳花运动”以及2014 年底国民党阵营在“九合一”选举中的惨败，更加引发了人们对大陆惠台政策成效的反思甚至质疑。 在此形势下，全面、系统、科学地认知惠台政策，明晰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为新时期惠台政策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2.1 课前方案设计 “讲什么、怎么讲”是课前设计方案中的主要内容。设计前一定要依据大纲“吃透”教材内容，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全局，进而设计好每一节课。在课程设计时，不要拘泥于教材的内容调整安排，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前后内容调整或重新整合，让课程内容根据教师的思路和学生基础实际进行安排，这样的课程设计才能保证内容循序渐进、环环相扣，进而做到一气呵成，以期取到最好的效果。方案设计包括导学文案设计、视频录制、习题自测等。生物化学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
十八大以来，在新时期习近平对台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论述指引下，以“31 条惠台措施”出台及细化落实为标志，大陆惠台政策开启了以融合发展为主线的创新调整进程。 那么，新一波惠台政策运行绩效如何，是否能够契合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较好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收到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实效? 显然，这是亟待通过科学的政策评估给予回答的现实课题。
惠台政策作为“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重要政策工具，一直以来都是两岸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以下几方面：(1)惠台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众多研究强调惠台政策对两岸关系的促进作用，认为惠台政策有利于争取台湾民心、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有利于厚植两岸共同利益，强化国家认同。 代表性成果如王建民(2013)[1]、王鹏(2008)[2]、刘国奋(2011)[3]等的研究。 少数研究指出惠台政策对台湾民众认同影响的条件性和有限性，如陈哲彣(2008)[4]、邝艳湘(2012)[5]等。 (2)对具体政策成效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经贸惠台政策领域，包括对ECFA 经贸促进效应的讨论，如唐永红(2012)[6]、蒋含明(2012)[7]、魏澄荣(2010)[8]、邓利娟(2010)[9]的研究。 徐晓迪(2013)[10]、陈彤(2012)[11]探讨了ECFA 所衍生的社会效应、所诱致的台湾民众对大陆认同促进效应。 (3)关于惠台政策政治效应的探讨。 如曹正伟(2012)[12]聚焦两岸旅游发展与政治关系之间的交互影响；于强、耿曙(2009[13]、2015[14]、2018[15])探讨大陆惠台政策(包括开放陆客赴台旅游、对台农渔产品采购以及虱目鱼契作等)对台湾民意及投票行为的影响；林文正(2012)[16]关于大陆对台采购政策政治经济效果的分析等。 (4)对惠台政策的反思。 针对台湾社会的相关反应，一些研究对惠台政策进行了反思。 如李芬芬(2011)[17]在探讨台湾民众对待回归的心态转变基础上，提出对台政策的侧重点应考虑台湾不同社会阶层因素；石正方(2011)[18]探讨了台湾社会基层民众对惠台政策“有感不足”的主要原因，提出对政策执行情况加强评估、检讨，实现政策适时调整的建议；吴凤娇(2016)[19]针对大陆经贸惠台政策问题的探讨及对策建议等。
监管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报告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提供可比较的财务信息。但减少会计操纵的同时让企业尽可能多的提供关键信息的灵活性一直是会计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持续性难题。
总之，两岸学界围绕惠台政策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既有研究是涉及性的而非针对性的，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较为欠缺，尤其是政策评估理论探讨薄弱，难以满足政策成效科学评估的需要。
惠台政策涉及领域广，受众结构复杂，政策反馈间接、隐性，且相关资讯不完整等，致使对惠台政策的评估难以实现系统化、标准化。 目前惠台政策的评估主要是自我评估、内部评估与单项性指标评估，更多属于“非正式评估”层次，评估标准及数据分析易受评估主体自身认知水平的影响，难以保障评估的科学性。 在此现实情势下，向严谨性、标准化的“正式评估”迈进，提高评估的科学性以促进政策运行绩效，使惠台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这亟需从政策分析学、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的角度，进行理论探讨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建立适用性评估理论模型和相应评估指标体系，为惠台政策的科学评估提供方法论依据和运作化分析工具。 鉴于此，本文侧重两方面探索：其一，尝试建立大陆惠台政策标准化评估理论模型；其二，通过“扩大对台采购政策”的应用案例分析，探讨大陆惠台政策运行机制问题，寄望借此为大陆惠台政策成效评估研究抛砖引玉。
小型的 QY、QS、QD 型，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移动方便、安装简单和开车不需引水等优点。适合扬程低、流量小的大口井等场所。其型号意义举例如下：
二、大陆惠台政策评估理论模型构建
超大面积清水混凝土结构中的清水混凝土配制及施工技术…………………………………………… 许荣水，刘学岭（7-196）
(一)政策评估理论的相关探讨
1.政策评估的内涵
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相关信息作为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20]政策评估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策评估指对政策运行全过程的评估，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也称“事前评估”)、执行过程的评估和对政策运行总体效果的评估(也称“事后评估”)；狭义的政策评估则特指对政策运行总体效果的评估。 实质上，政策评估提供了一种帮助提高政策质量的负反馈机制，因而即使是仅针对政策总体效果的事后评估，也必然会涉及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的分析。 本研究的政策评估概念取狭义内涵，界定为成效评估。
2.政策评估的标准
(1)总目标：“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争取台湾民众对两岸和平统一的认同和拥护
弗兰克·费希尔的政策评估分析框架适用于注重社会效应的政策成效评估，因而可以为惠台政策评估理论模型的建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参考。
3.政策评估的理论模型
惠台政策评估属于政策评估范畴，应遵循政策评估的一般规范。 但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大陆惠台政策评估在评估方法、评估标准方面的独特性。 因而，在理论认知和价值认知的基础上，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基础性原则，构建适用性评估模型，是实践惠台政策科学评估的首要任务。
政策评估模型或称政策评估模式，有时亦称政策评估分析路径。 在政策评估实践中，政策评估模型是一个从实际政策评估问题到实际政策评估方案转化的中介和桥梁(图1)。[22]
实质上，政策评估模型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政策评估者可以依据所评估的具体对象、目的或要求采用不同的评估模型。 国内外学者总结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且对本研究有借鉴意义的政策评估模型主要有目标获取模型、侧面影响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用户导向模型、利益相关人模型等。[23]
图1 政策评估模型在政策评估中的作用
以上关于政策评估概念内涵、评估标准体系及理论模型的探讨，旨在为构建大陆惠台政策评估模型提供参照。
4.弗兰克·费希尔(Frank Fischer)的政策评估理论框架
弗兰克·费希尔提出了将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进行评估的政策评估分析框架(如图2)，[24]把政策的评估分为两个层面、四个推论：第一个层面包括项目验证和情境确认两个推论，评估着重于政策发起者的行动背景、政策结果和产生结果的背景分析；第二个层面包括社会论证和社会选择两个推论，评估着重于政策目标对社会系统的影响。 其具体技术过程如下：
纳入本研究的61例对象均完成研究，其中男29例，女32例，2组之间眼压、等效球镜度、中央角膜厚度、角膜曲率、裸眼视力、矫正视力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1)技术—分析论点：项目验证。 利用传统政策评估通行的工具对项目结果的效率进行测量。验证的基本问题是项目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
词典的种类繁多，分类体系也相当复杂繁琐，这里仅作简单分类。按其语言的种类可以分为两大类：单一语种的词典(如：郎曼英英词典)和双语词典(如：牛津英汉双解词典)；按其性质可以分为：各个领域的知识型词典(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专业的词典(如：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英汉建筑学词典)和词语释义型词典(如：牛津当代英语高级词典)；就词典使用的材质而言，可以分为纸质词典和电子词典。
(3)系统论点：社会论证。 在该层面上，政策评估由第1 层次转到第2 层次，即从具体的情景转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主要任务是表明政策目标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价值。
(4)意识形态论点：社会选择。 这是政策评估的最后一个推论阶段，论证转向了意识形态方面，重点分析项目实施是否有利于解决社会的价值矛盾。
政策评估可以从上述4 个论证阶段中任意一个阶段开始，具体从哪个阶段开始由实际解决政策问题的角度决定。 但只有4 种讨论都得到肯定的结果才能认为项目是成功的。
图2 弗兰克·费希尔政策评估分析框架
原则标准提供了政策评估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具体标准则需要针对具体评估案例而设计，借以将抽象的、概括性的原则标准进行具体分解。 而具体标准的进一步细化，即形成一系列可供量化和进行描述性分析的评估指标。 从第一级的原则标准到第二级的具体标准，再到第三级的量化评估指标(还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化到更多层级)，一个针对目标政策的评估标准体系建构即宣告完成，从而为政策评估提供具体的、运作化的分析工具。
(二)大陆惠台政策目标及关联因素分析
政策目标是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它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并决定着政策实施的方向。 同时，政策目标又是政策成效的衡量标尺，明确政策目标，是保障政策评估质量的重要前提。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和非洲猪瘟病毒都具有在猪源原料中存活的能力，但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根据应对流行性腹泻病毒的经验，在不影响动物性能和饲料成本的情况下，替换原料的可行性使得很多生产者不再使用猪源原料。研究表明热加工过程可以杀灭病毒，但这只能作为紧急缓解措施，因为这要求产品在干燥和运输过程中必须不存在交叉污染，而实则这样的交叉感染太容易发生。
1.惠台政策目标分类
政策目标是解决政策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 大陆惠台政策是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大陆对台战略思想、方针策略的具体表达；惠台政策面向政治、文化多元的台湾社会，受众结构复杂；惠台政策同时又是由经贸、文教、社会诸领域具体政策组成的一揽子“政策集合”，具体目标各不相同——这些属性特征，决定了惠台政策的政策目标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
政策评估标准是衡量政策利弊优劣的一系列指标和准则。 “评估标准直接决定评估的方向和结果是否正确、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实际。”[21]政策评估的标准分为原则标准与具体标准两个层面。原则标准涵盖价值标准和事实标准两个维度。 价值标准是评估主体在评估过程中所坚持、所依据的，反映评估主体的信念、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倾向性准则和原则。 评估主体的价值偏好不同，所坚持的价值原则会有不同；即使是同一评估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问题和任务，价值追求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政策评估的价值标准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语境相对应的。 所谓事实标准，则是反映事物真实性的标准，对政策的运行作纯客观的描述、观察和测度的标准。 一般地，政策评估所依据的事实标准包括政策效果、政策效率、政策效应三方面。 其中，政策效果即对政策预期目标实现程度所做的判断；政策效率是对政策效果和政策投入之间关系所作的判断，政策效率标准侧重考察公共政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最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政策效应是指政策产出所引起的政策目标之外的人和社会的实际变化，是从政策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角度，从政策及其关联要素的相互联系层面，对该政策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综合判断。 政策的效应标准又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显性效应与潜在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等不同的层面。
总目标是大陆惠台政策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政策集合体的一致诉求，是大陆对台战略思想和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 大陆惠台政策的源头可以回溯到1979 年。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明确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时明确表述，大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标志着中共对台方针政策的转折性变化，从而也为大陆的惠台政策奠定了历史基础。 此后20 多年时间里，为了推进两岸交流，大陆陆续出台了不少法规政策，便利台湾同胞探亲旅游、鼓励两岸文化交流以及吸引台商投资，促进了两岸关系发展。
2005 年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针对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提到战略高度，明确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实践路径和主要依托力量，“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成为大陆对台政策主轴。 之后举行的“胡连会”签署了国共两党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开启了两岸党际交流管道，创造了两岸关系迈向和平发展的契机。 在此背景下，大陆开始大量发布惠台政策，开启了对台政策的历史新阶段。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尊重台湾民众对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是解决两岸关系困境的最好方式。 大陆惠台政策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的社会实践活动。 它体现了中共决策高层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对社会基础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根本力量的正确认知，以及对两岸关系发展大趋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符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从而也决定了其先进性。
(2)分(领域)目标：促进两岸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交流交往
大陆惠台政策涉及领域广，释出利益空间广阔，市场诱因大。 通过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旨在为两岸民众往来创造机会，促进两岸民众在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交往中增进了解，累积共识，形成基于经贸联系、文化联系、社会关系和事务联系的各种纽带联系，以渐进结成两岸“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认知共同体”。
由图7可知，混凝土的各级孔径中，孔径为10～100 nm(微毛细孔)与100～1000 nm(大毛细孔)的孔径占比很大，应该与介质(水、气体)渗透系数的相关性很高。为研究主要的孔径分布对与粉煤灰混凝土水和气体渗透性的影响，可分析孔径为10～100 nm(微毛细孔)与100～1000 nm(大毛细孔)的贡献孔隙率与混凝土的水及气体渗透系数的相关性。不同粉煤灰掺量时，混凝土水(气体)渗透性与10～1000 nm、及与100～1000 nm孔径的贡献孔隙率n(%)之间关系，如图8所示。
(3)具体目标：具体政策预计达成的政策效果
具体惠台政策预定达到的直接政策效果，如开放台湾农产品零关税进口政策，旨在促进台湾农产品输往大陆市场，以增加台湾基层农渔户的收益；对台采购，旨在增加大陆对台湾面板厂商等工业品的采购，以及农产品的紧急采购，解决台湾厂商及农户产品销路问题，为台湾业者解困，助力台湾经济；对台湾同胞开放大陆专业证书考试及证书申办，旨在满足台湾同胞到大陆谋职就业的需求，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就业；“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等等。 这些具体政策目标一般可以通过量化数据指标加以衡量和评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不断需要，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机软件技术也是一门被逐渐重视的学科，我国虽然起步较迟，但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计算机软件在与相关硬件的配合使用下，同时通过计算机自身强大的逻辑功能，可以让计算机有序高效地进行工作。
上述三个层次的政策目标，是根据两岸关系特殊性以及大陆惠台政策本身特质，同时结合政策评估需要而进行划分的。 惠台政策目标还可以从政策效果显现的快慢等角度进一步界定为短期目标、长期目标，直接目标、间接目标。 一般而言，惠台政策的具体目标具有短期目标、直接目标的属性，其政策成效较便于观察和进行量化分析；分(领域)目标、总目标则具有长期目标、间接目标的属性，对应于成效评估中“政策效应”的部分，较难量化分析，对其评估要尽量从多个角度考察，做深入、全面的分析判断。
2.惠台政策目标的关联因素
这里所谓的关联因素，是指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诸如政策问题本身性质、政策利益相关人、政策环境的特征及变化等因素，它们是影响政策目标设计和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 对这些关联因素的认识，关系到对成效评估结果的分析和判断。
(1)“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的任务艰巨性
“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是争取民心民意的工作，不只是消除两岸长久隔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的不对接，更重要的是消除两岸社会心理隔阂，建立共识和互信，导正台湾民众对大陆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定位，这是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2)利益相关人的结构复杂性
惠台政策的利益相关人，广义上讲，包括政策制定者、政策具体执行者、政策目标用户(受众)以及关注政策的人。 狭义而言，主要是政策目标用户和政策执行者。 惠台政策的执行者包括大陆各省、区、市(县)等各级涉台实务部门，他们难免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同时也存在对政策认知程度的局限等，都将影响到惠台政策的执行效果；惠台政策的政策目标用户(受众)是台湾民众，包括大企业集团、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渔业者、青年群体以及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涉及台湾社会各阶层。 受众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和冲突性，从而影响到台湾社会对惠台政策的回应度。
(3)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2)相关论点：情景确认。 确认的焦点是特定项目目标与发起项目的情景的关系；确认检测的不是项目目标，而是项目要影响的情景背后的认识和设想；确认的基本问题是项目目标与问题情景的相关性。
政策环境是围绕一个政策议题的事件发生的具体背景。 作为整个政策系统的信息来源，政策环境影响政策利益相关者和公共政策，同时也被二者所影响。 复杂性、差异性、动态性是政策环境的固有特性。 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岛内政治生态的特殊性，以及岛内社会的多元性等，致使惠台政策的政策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稳定。
上述几方面关联因素的影响，在惠台政策评估中应予以充分重视。
(三)大陆惠台政策评估的理论模型构建
参考弗兰克·费希尔政策评估分析框架，并纳入侧面影响模型、用户导向模型、利益相关人模型等政策评估理论模型的核心思想，建构惠台政策评估的适用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的构建基于惠台政策的价值认知和政策评估理论，旨在为具体的惠台政策评估提供方法论工具。
1.确定“评估点”
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政策系统的构成及运行中显现政策价值的。 政策系统构成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政策本身、政策利益相关者、政策环境。 政策问题的界定依赖于特定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方式，而政策环境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反应也会及时对公共政策的决定与实施进行反馈，对政策的修正与调整发生作用。 从惠台政策的政策目标特性出发，惠台政策评估包括对多层次目标实现程度的考察，更注重政策目标用户的满意度及政策实施对两岸关系总体发展的影响，因而需要纳入对利益相关人和政策环境的分析。
2.确立评估标准原则
大陆惠台政策内容繁杂，涉及众多领域，政策目标用户结构复杂，为保障评估的全面性和评估结果的客观、准确，应建立多元视角的政策评估标准。 借鉴目标获取模型、侧面影响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用户导向模型、利益相关人模型等评估模型的方法论精髓，整合纳入惠台政策评估的标准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价值标准和事实标准相结合，应作为惠台政策评估的重要原则。 价值标准反映评估主体在评估活动中的倾向性准则和原则，属于定性指标，难以量化，而事实标准是指可以量化的指标，反映客观事实，有确定的数量属性，可以用数据指标加以度量。 就惠台政策评估而言，价值标准关注的是惠台政策总目标、分(领域)目标的实现程度，主要反映政策运行对两岸国族认同、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增长以及对结成两岸“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认知共同体”的促进效应；事实标准则对应于惠台政策的具体目标。
坚持价值标准与事实标准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和保障惠台政策评估科学化。 这是因为，此原则指导下的惠台政策评估是充分考虑政策目标的层次性、结构性以及阶段性的多元视角的综合评估；是顺应两岸关系发展规律、重视政策环境变迁影响、服务于政策过程动态调整的“应变性”评估；同时也是把握台湾内部政经发展态势，从台湾社会结构复杂性、社会文化和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出发，立足惠台政策目标的针对性、精准性的“策略性”评估。 价值标准与事实标准相结合，要求在惠台政策评估中一以贯之地以两岸关系发展正义、国家对台战略方针统领下的惠台政策总目标作为价值引领，同时基于惠台政策目标体系特性开展多维视角评估，从而有效克服单一视角(标准)评估的弊端，突破公共政策评价普遍存在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困境，[25]提高政策评估质量。
参照弗兰克·费希尔的政策评估分析框架，从项目验证、情境确认、社会论证、社会选择四方面对惠台政策进行对应性评估，为在惠台政策评估活动中实现价值标准与事实标准的统一提供了具体路径。
3.惠台政策理论模型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理论模型旨在提供大陆惠台政策评估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为具体的惠台政策项目评估提供了由问题到方案的转化途径。 它的构建是基于惠台政策的价值认知和政策评估理论认知基础，从而在赋予惠台政策评估方法论工具的同时，也冀望可以保证评估的科学性。
图3 大陆惠台政策评估理论模型
三、应用案例分析：“扩大对台采购政策”效果评估
扩大对台采购，是温家宝总理2009 年4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提出的五项重要对台措施之一。[26]2005 年以来，大陆为解决台湾农产品滞销问题，曾多次组织针对台湾滞销产品(如2006 年的滞销香蕉、2007 年的滞销柳橙等)的紧急采购，使台湾农渔业者免遭损失。 扩大对台产品采购即是基于上述概念的“扩大”，特指扩大对台产品直接采购模式，是促进台湾货品出口大陆的一种独特优惠方式。 为落实温总理提出的这五项重要对台举措，在2009 年5 月于厦门举行的首届海峡论坛大会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宣布了八项具体方案。 其中就“扩大对台产品采购”部分的表述为：“扩大对台产品采购。 大陆主管部门将组织农产品采购团，于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赴台采购水果、蔬菜、水产品及农产加工品。 大陆还将由有实力的企业组成采购团，于今年5 月、6 月、7 月三次赴台，洽商采购台湾工业消费品、日常生活用品、食品深加工产品和特色工艺商品。 我们还将支持和帮助台湾在大陆举办促销活动。”至此，扩大对台采购正式作为一项政策安排，进入大陆惠台政策典册。
2009 年5 月至2012 年6 月为扩大对台采购政策集中实施阶段。 笔者拟运用所构建的惠台政策评估理论模型对此阶段政策成效展开客观、综合评估。
(一)扩大对台采购的历年进展情况
1.总体情况
扩大对台采购政策一经发布，大陆有关方面迅速付诸实施，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各种采购团陆续赴台展开实质性的洽商、采购行动。 2009 年先后有广西、四川、江苏、河南等省份以及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供销总社以及福建超大集团等机构，组团到台湾采购，总采购金额约140 亿美元，采购货品包括电子信息、机械、石化、纺织、农产品等，对促进台湾出口贸易做出了很大贡献。
2010 年大陆对台采购呈持续扩张势头，总金额近200 亿美元。 采购形式趋向多样化——除单纯经贸访问团形式外，出现了依托赴台举办经贸论坛、经贸活动周等，将产品采购与其他经贸活动组合进行的新形式，如“2010 年台湾·广东周”期间举行了经贸合作洽谈会、商品采购洽谈会、两岸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研讨会、两岸农业合作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借以谋求更多两岸深化合作商机。采购产品种类较前大为拓展，从制造业、农业拓展到文化教育、医疗用品等更多领域。 2010 年大陆赴台采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陆省级经贸团开始“跨过浊水溪”对台湾南部地区农产品进行较大规模的直接采购。 如2010 年5 月福建经贸团仅在云林一地就采购了1.9 亿美元的农产品。
自2011 年开始，大陆对台采购进入调整发展期。 一是开始注重机制化建设。 在2011 年6 月举行的第三届海峡论坛上，大陆提出“建立台湾农产品销往大陆的稳定、专业、高效的贸易平台，实现对台农产品采购的常态化”的政策主张，支持和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根据自身特色赴台设立农产品采购中心。 在此政策引导下，大陆对台农产品采购的平台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 如武汉中百集团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并逐步开展对台湾农产品、食品和日用品的常态采购；福州超大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继2010 年在云林县设立台湾超大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后，又陆续完成云林母公司增资以及新设高雄子公司；大陆供销总社及下属企业等多次与台湾中南部县市农会、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农产品贸易企业及基层农户开展对接洽谈，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上海、福建等地开展了“台湾水果节”等专项推广活动，帮助台湾农产品在大陆树立品牌。 此外，国台办协调大陆水产公司在台南学甲镇试行的虱目鱼契作收购模式，也开始显现示范效应。 此外，制造业产品采购方面的“访问式采购”也逐渐转向其他常态化采购模式。 经过两年发展，许多大陆采购团陆续在台建立起沟通与采购管道；由台湾外贸协会等机构到大陆举办台湾商品博览会为形式的“采购平台”也日渐增多；大陆地方省市也在探索入岛设立采购中心等对台采购新模式。 二是采购领域开始呈现相对集中特征，主要集中于液晶面板采购和农产品采购两方面，同时移动通讯、华为、联想等大型通讯厂商对台电子零组件、终端显示器等的采购也较为突出。 自2009 年扩大对台采购政策发布以后，面板采购在大陆对台采购中一直占据重要比重并呈现稳健增长势头，意向订单2009 年为44 亿美元，2010 年53 亿美元，2011 年55 亿美元。 面板采购保持强劲，主要是大陆“家电下乡”扩大内需政策对液晶彩电、白色家电等产业的拉动效应，同时也反映了两岸在相关产业领域的优势互补。
除此之外，会计核算工作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系统性。这就要求会计核算工作要涉及到企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会计核算有规定的原则与制度，在进行核算的过程中，必须要严格遵守各项规定，一定要保证核算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2012 年以后，机制化与市场规律在大陆对台采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反映在组织形式方面，大规模团体式入岛采购(所谓“访问式采购”)减少，展会平台式、常态化采购成为采购主要形式。
2.福建省对台采购情况
福建省对台采购可分为专项采购、紧急采购和日常采购三种类型。 专项采购特指经贸访问团形式的入岛直接采购；紧急采购指为帮助台湾民众解决产品滞销问题而组织进行的采购；日常采购则指对台湾农渔产品的日常进口。 为鼓励企业对台采购，政府对参加人员的活动经费、农渔产品紧急和日常采购实施补贴。 2010-2012 年福建省组织、参加的对台采购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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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0-2012 年间福建省组织、参加的对台采购活动情况
续表
(二)扩大对台采购政策成效评估
1.针对政策目标的实效验证
(1)政策目标确认
数字化转型也打破了价值创造的界限：至少在能源行业这是完全可能的。数据没有物理的局限，可以全面的收集、处理和分析，以产生出产品和服务。同时，产业链的界限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也慢慢变得模糊。新的参与者，可以跨越界线获得更多的资源，形成新的模式。例如，电动汽车出现在能源行业的几条价值链上，某种程度上也孕育出了新的“产业”。
扩大对台产品采购政策，是大陆针对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台湾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而主动提出并大力组织实施的一项惠台措施。 扩大对台采购的政策目标，借用温家宝总理的原话表述，即为“进一步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那么，扩大对台采购政策的集中实施，是否如预期达成了政策目标，政策的实施是否还带来了其他后果，政策过程存在哪些问题，问题的原因何在，政策后期的调整是否切合两岸经贸合作及两岸关系发展形势? 这些针对政策目标实效的评估，应在明晰政策特定目标的前提下，运用实验评估法进行相关数据指标的分析。
(2)实证数据分析
扩大对台产品采购，直接的效应是拉动台湾对大陆出口，间接效应是带动岛内生产，为台湾经济注入活力。 从2009 年大陆对台采购和台湾出口景气变化的数据指标来看，二者确实存在紧密的正向连带关系：其一，大陆采购拉动台湾出口规模可观。 2009 年5 月以后，大陆密集组织专项采购团赴台采购，累积采购额达到140 亿美元，占台湾当年总出口额2，037 亿美元的约6 个百分点；其二，台湾出口形势从2009 年7 月开始出现好转，之前逐月大幅下滑的势头得以明显缓解，10 月份台湾对外出口与2008 年同期相比仅下降4.7%，从11 月开始台湾对外出口即恢复正增长，外贸形势不仅好于美国、日本，也好于韩国等经济体。 而从台湾在主要出口市场的表现来看，形势好转的动因恰是来自对大陆出口的增长。 2009 年6 月之前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连续4 个月下降30%以上；7 月在台湾向美国、日本两大主要市场出口不见起色的情况下，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降幅迅速收窄为20.6%，而9 月份即开始恢复为正增长，11 月份增长率高达47.8%，12 月份增长幅度大幅上升至91.2%。 据台湾方面公布的数字，2009 年1—11 月，台湾生鲜水果出口大陆总值是2008 年的2.5 倍，而生鲜蔬菜出口则大幅成长10.7 倍，对台湾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 其三，大陆实施对台扩大采购政策后，台湾外销大陆订单的同比成长率由2009 年6 月的-10.49%持续上升，至11 月同比成长率高达73.32%，同期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高达83.2 亿美元，相较2008 年同期，衰退幅度已缩小至9%。 这表明受惠于大陆对台采购政策，2009 年下半年的对大陆出口贸易形势迅速改观。 其四，大陆对台采购同期也间接带动了台湾工业生产恢复生机，自2009 年6 月份开始，台湾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较大幅度缓解，到9 月份即恢复同比正增长，尤其是电子信息工业10 月份取得12.18%的增长。 其中，大陆对台采购的间接带动功不可没。 如液晶面板产业作为台湾的龙头产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的冲击。 大陆实施对台采购以液晶面板为大宗，不仅帮助其恢复了产能，还形成供不应求局面；台湾液晶面板在大陆的市场占有率也由2008 年的35%大幅提高至50%。
扩大对台采购在2010 年及其后的持续实施，对于台湾经济和两岸经济合作的正向影响都很明显。 2010 年台湾经济实现10.47%的高成长，并且两岸在面板产业合作方面的深化、台湾企业开始注重开拓大陆内需市场等，都与大陆扩大对台采购政策的实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包括两岸农业合作，从农产品专项采购到直接面向农渔户的“契作收购”，如该政策催生的“福州模式”，[27]从贸易促进环节拉开了两岸农业深化合作的序幕。
(1)政策制定者和各级政策执行者的满意度评估
(3)数据分析的结论
上述基于实证数据的经验评估结果表明：第一，对台采购政策实现了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两岸经济进一步合作，为台湾经济遏制衰退、加快复苏提供了重要帮助。 第二，对台采购政策的持续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相关产业的合作，推动了两岸从贸易合作到产业合作的联动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两岸经贸对接平台的构建和创新。 第三，对台采购存在效率问题和行政色彩问题，导致政策运行成本较高。 上述第二、第三点属于对台采购政策的溢出效应部分。
2.针对政策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评估
大陆对台采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大陆各级行政部门的政策执行者、参与采购的大陆企业和经贸团体、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台湾业者、经贸团体和地方利益代言人。 这部分研究以访谈形式进行，主要是针对政策目标用户的部分访谈(因文稿篇幅所限，此处仅引用访谈所得结论)。
任何政策都在所难免地存在负效应。 在客观地评估大陆对台采购政策正向效果的同时，也必须指出所存在的不足。 其一，效率问题。 效率是从投入、产出的对比关系所进行的政策成效评估。 相对投入少、产出高的政策，才是高效率的政策。 关于大陆对台采购的效率问题，由于掌握的数据有限，本研究还不能妄下断言，但有限的数据也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 就前述福建省2010-2012 年间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台采购案例来看，政策运行的成本较高，人员费用补贴和货物补贴总额达500 万元人民币，甚至日常采购部分也需要支付采购补贴。 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其二，“访问式采购”问题。 就大陆对台采购政策案例分析，2009-2011 年间，大规模的对台专项采购多半是政府组织的经贸考察团形式，这种模式有其迅速整合、调动资源的优势，但往往会有行政化色彩，有违市场规律，长久来看难以为继。
行政合同具有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责任承担上也具有双重性。笔者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行为性质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
对台采购政策是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局着眼，向台湾民众表达诚意善意，同时也是为解困台湾经济、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的一种策略选择。 从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来看，较好地达成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特定(具体)政策目标，且对于增进两岸经贸交流，扩大民众接触和往来提供了契机。 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作为主动利益相关者，可谓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积极推动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并且根据政策反馈，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引导和调整。从出发点来看，希望借此增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和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认同。 但2014 年“太阳花运动”的发生，引发大陆惠台政策主动利益相关者的反思，甚而怀疑这些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参与对台采购的大陆企业和经贸团体
对台采购政策的实施，为大陆相关企业和经贸团体搭建了与台湾业界对接的平台，同时部分企业受惠于大陆的“家电下乡”政策与对台采购政策的联动效应。 短期来看，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人利好较多。 长期来看，如果政策运行不能回归市场主导，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不公平竞争而导致总体利益损失。
(3)台湾业者、经贸团体和地方利益代言人
从作为政策目标用户的台湾业者、经贸团体和地方利益代言人的反馈来看，普遍认为大陆对台采购有助于台湾经济对抗金融危机，加快复苏。 大部分直接利益相关者(直接从政策中受益者)对大陆对台采购表示欢迎，并希望政策持续，采购力度更大。 台湾地方行政管理者(地方利益代言人)普遍欢迎大陆对台采购政策，并积极组织、促成大陆采购团与本地业者的洽商合作。
但随着政策的执行，台湾社会开始出现许多负面声音，尤其是绿营的“独派”势力有意挑拨离间，恶意攻击，如认为大陆对台采购订单“灌水”、有统战意味、“政治企图心”；并有言论称“让利就是挑选赢家”，诬指大陆对台采购独厚大企业大商家，造成台湾社会受惠不均、贫富差距拉大；还认为大陆赴台采购表现“财大气粗”“施恩者相”，不照顾台湾人心理感受等。 这些信息反映出大陆对台采购政策并未如预期地受到台湾社会的普遍欢迎。
3.针对政策环境的实效分析
(1)对台采购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
从前述关于政策特定(具体)目标实效验证和政策利益相关人满意度的分析来看，对台采购政策的实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经济效应，但社会效应不如预期。 其一，2009 年，两岸两会协商取得了显著成果，直航“三通”、陆资赴台等推进两岸经贸合作步入机制化进程。 但两岸经贸正常化、制度化建设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对台采购政策的实施，为促进台湾出口贸易，拉动台湾经济成长做出了贡献，同时，政策运行促进了两岸贸易管道的实质对接，在向机制化常态化转进的过程中，也不断实现合作模式(如契作)及合作平台(如采购中心)的创新。 并且，对台采购实现了台商与大陆内需市场的联结，促进了两岸面板、资通讯等产业领域的深化合作。 这些为两岸经贸关系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利好。 其二，一项符合两岸关系发展环境要求、具有明显经济效益、利惠台湾民众的政策，理应受到台湾社会的普遍欢迎，但前述针对政策目标用户的满意度分析却显示结果不尽如人意。 特别是台湾社会关于大陆对台采购独厚大企业大商家，从而加剧台湾社会贫富不均的负面认知，可能强化台湾基层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感，造成与惠台政策总目标诉求背道而驰的局面。
(2)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新形势下大陆对台采购政策调整的需求
事实上，2012 年开始，大陆对台采购政策即不断调整，表现在对台采购机制化、常态化发展方面。 一方面，交易成本较高的属性使得大陆赴台采购模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ECFA 的签署及后续协商的推进极大地改善了两岸贸易合作的市场和制度环境，两岸产业搭桥等平台对大陆入岛专项采购模式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 另外，“太阳花运动”促使大陆反思惠台政策效果。 在此背景下，惠台政策回归市场面，进行政策目标、方案、执行方式的系统性调整成为大趋势。
(三)问题诊断及症结分析
运用评估理论模型对大陆扩大对台采购政策成效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估后得出结论：大陆对台采购政策经济效应好、社会效应不如预期。 惠台政策的根本诉求在于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因而社会效应常常是我们更加关注的部分。 扩大对台采购政策给台湾带来丰厚利益，但社会回应度不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把对台采购政策系统运行的全过程纳入分析，即对政策的前期准备(政策制定)、中期落实(政策执行)、后期取得成果(政策产出)三个阶段分别进行考察，结合已获取的相关信息，有助于做出问题诊断。
1.政策方案缺乏严谨的细部规划
在金融危机严峻形势下，扩大对台采购，以加持台湾经济、利惠岛内民生，同时释放大陆善意诚意，“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对台采购政策的出发点符合两岸关系发展需要，符合台湾民众利益，具有先进性、合理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对台采购政策是一项好的政策，但却似乎缺少细部的严谨的执行方案，特别是缺少针对台湾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群体的细分方案，致使政策目标用户的感受出现差异，总体的政策回应度降低。
2.政策执行比较粗放
对台采购，签单数量可观，但后续落实方面跟进不够。 如岛内企业反映的“膨风”(只签单没落实采购)现象，虽只是个别案例，但影响很大，造成大陆“口惠而实不至”的负面印象。 另外，在对台采购政策执行中，存在跟风、攀比现象(各地为响应上级号召，盲目采购，而不是按需采购)，偏离市场供需规律，造成采购方的负担，最终挫伤积极性。
3.对政策运行情况缺乏适时监测
适时对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价，准确判断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方案，对于提高政策运行成效至关重要。 可以说，我们对扩大对台采购政策的运行情况跟踪监测不足，相关信息资料的缺失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主要从政策主体方面对政策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 事实上，大陆惠台政策成效还深受岛内政治生态、台湾民众社会心理等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 台湾选举政治背景下，蓝绿政党的对抗恶斗造成了社会舆论分歧，进而影响蓝绿支持者的不同认知。 特别是民进党“逢中必反”，以“统战”“阴谋”等污名极力歪曲大陆惠台善意。 由于两岸长久隔阂造成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民众)的心理疏离与排斥，使得台湾民众极易受负面舆论误导而对大陆惠台政策持有误解与偏见。这也是被实证数据所雄辩证明的、为台湾经济和台湾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经济利益的扩大对台采购未能收到预期反响、政策回应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大陆惠台政策运行的机制性问题探讨——代结论
对台采购政策在大陆惠台政策中较具代表性。 事实上，大陆惠台政策普遍存在政策特定目标层面实效良好，但社会效应与预期目标落差大、政策回应度不高的问题。 究其原因，我们不否认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两岸关系特殊性、台湾社会和台湾政治生态复杂性等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更亟需从政策管理的“内因”角度，检讨惠台政策运行的机制问题，借此为惠台政策的问题治理和策略调整的方向性选择提供依据。
所谓政策运行机制是指支配政策运行的政策体制、程序及其功能。[28]政策运行机制对政策运行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从建立和完善政策运行机制入手，可以有效解决和克服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保证和促进政策效力的发挥。 大陆惠台政策机制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政策制定面
完善的政策制定机制包括议题设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方案决策等多个微观动态环节。 就政策议题设定环节而言，大陆惠台政策充分依靠学者智库、学术专家、政协与民主党派、政府涉台工作人员，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涉台政策领域的问题具备专业特长，是大陆惠台政策制定方面的宝贵资源。 大陆惠台政策在发布时机、问题针对性等方面较好地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两岸关系发展走势、对大陆两岸关系战略方针的正确认知和准确把握。 但有些政策在政策制定环节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政策的方案设计、后果预测、方案决策等方面欠缺规范性。 有些惠台政策往往源于提议者的感性建言，在详细方案的设计和论证以及后果预测、备选方案选择等决策环节存在随意性。 缺少严谨的政策设计和论证方案的政策，容易造成执行者对政策的误读、曲解而使政策的作用方向偏离既定目标。 第二，对政策的核心用户界定不够清晰。 缺乏针对政策用户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细分政策方案，也是大陆惠台政策较为常见的问题(如扩大对台采购政策)，因而导致政策“失焦”，最终影响政策回应度。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系统运行的源头，对政策的质量起到规定性的作用。 高质量的政策运行，始于规范严谨的政策制定，而其中关键在于建设起完善的政策制定机制，使其在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发挥程序性、规范化功能，使得政策制定机制有效发挥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确保政策有效性的统筹作用。 因而，加快完善政策制定机制，是提升惠台政策运行效率的关键保证。
(二)政策执行面
政策执行是政策的执行者通过建立执行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为，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动态活动过程。[29]政策执行效率主要受执行体制合理性、监测机制完善性、执行者政策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大陆惠台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是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 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分割、职责同构等弊端，同样会影响到惠台政策的有效执行，如对台信息资源无法达成共享，部门间资源难以协同整合等(甚至在同一个政府内的不同职能部门间也会发生)，从而造成效率损失。
公共政策的执行中，监测机制的建立健全至关重要。 良好的监测机制能够有效促进政策执行效率。 尤其是政策执行中的监测，是防止政策执行偏差，保持政策作用于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 政策执行环节的效率如何，政策作用方向是否符合预期，这些需要及时掌握动态信息，均有赖于监测机制提供保障。 如果监测机制缺失，相关信息则只能从政策成效评估的结果进行推断。 由于政策效果的反馈本身就具有滞后性，当发现政策结果与预期政策目标出现较明显偏差时再进行政策方案和执行方式的调整，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且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惠台政策面向台湾社会，其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政策主体与目标受众之间因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导致的政策信息反馈偏向间接、隐性等，致使政策过程更易产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延误政策纠偏，最终影响政策执行效率。 如扩大对台采购政策案例所示，大陆惠台政策执行的监测机制建设滞后问题较为突出，政策的执行较为粗放，相应治理亟待推进。
(三)政策评估面
完善的政策评价机制通过信息反馈和分析评价对政策的制定、执行产生优化促进作用。 及时有效的政策评价可以大大提高政策的执行效力。 通过政策评价可以发现现行政策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在执行中对政策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发现问题后，执行主体可以相应改变方法策略，如果政策本身已不再适应变化的环境，则可改进现行政策，或者及时终止政策进程。
目前来看，惠台政策评估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应的机制建设较为匮乏。 首先，没有建立起健全的评估体系，缺乏涉台政策评估领域的评估组织；缺乏熟悉涉台政策、了解两岸关系的专业评估人员；没有建立惠台政策领域的信息系统(一般而言，政策评估的信息收集应该与政策执行同步启动，以便及时跟进政策执行的动态，为政策成效的科学评估奠定信息基础)；缺少目标群体(台湾民众)参与的政策评估参与机制；政策评估常态化、制度化有待推进。
上述关于惠台政策运行的机制性问题探讨，是从扩大对台采购政策评估案例分析引申而来。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问题发现与问题诊断的必要工具，其最终立足点在于政策调整和优化。 实践表明，惠台政策管理亟待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由经验到科学的转变，政策成效的科学评估以及针对问题治理的政策调整是促进这一转变的两个关键环节。 于此，从相关理论探讨入手，着重方法论研究，为惠台政策的科学评估提供适用的分析工具，不啻是一个良好开端和有益尝试。
注释：
[ 1] 王建民、王贻社：《论中共中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形成及其政策主张》，《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2 期，第91-99 页。
[ 2] 王鹏：《新形势下争取台湾民心策略研究》，《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 年第1 期，第58-60+51 页。
[ 3] 刘国奋：《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台湾民意的探讨》，《台湾研究》2011 年第3 期，第1-5 页。
[ 4] 陈哲彣：《惠台政策对台湾民众认同意识之影响——基于问卷调查与访谈之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 5] 邝艳湘：《后ECFA 时代两岸政治关系的走向：基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2 年第1 期，第20-29 页。
[ 6] 唐永红：《ECFA 下两岸经济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发展问题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12 年第5 期，第64-71 页。
[ 7] 蒋含明、李非：《ECFA 对两岸经济的影响效果评估——基于GTAP 模型的模拟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8 期，第22-28 页。
[ 8] 魏澄荣：《ECFA 对深化两岸产业合作的作用》，《亚太经济》2010 年第5 期，第102-104 页。
[ 9] 邓利娟：《ECFA 与两岸金融合作双赢》，《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5 期，第46-56 页。
[10] 徐晓迪：《“三个意象理论”：后ECFA 时代台湾的经贸战略探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 年第2 期，第57-62 页。
[11] 陈彤：《后ECFA 台湾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定位》，《发展研究》2012 年第12 期，第42-45 页。
[12] 曹正伟：《两岸旅游发展与政治关系之间的交互影响》，《旅游学刊》2012 年第11 期，第81-88 页。
[13] 耿曙：《经济扭转政治? 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响》，《问题与研究》(台北)2009 年第48 卷第3 期，第1-32 页。
[14] 于强、耿曙、李扬：《两岸交流对台湾民众的影响研究：利益、认同与投票行为》，《理论月刊》2015 年第2 期，第111-117 页。
[15] 于强、耿曙、曾于蓁：《“民心工程”的成效：大陆的惠台政策与台湾学甲的政治版图》，《台湾研究》2018 年第2期，第31-48 页。
[16] 林文正：《中国大陆对台采购之政治经济分析》，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17] 李芬芬、向昌隆：《对台方针策略调整与台湾民众心态——对制定两岸交流方针政策的建议》，《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增刊第1 期，第65-68 页。
[18] 石正方：《大陆惠台经贸政策绩效评估》，《两岸关系》2011 年第8 期，第30-32 页。
[19] 吴凤娇：《新形势下大陆惠台经贸政策的成效分析及策略调整》，《现代台湾研究》2016 年第1 期，第55-60 页。
[20] 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9 月第二版，第308 页。
[21] 胡平仁：《政策评估的标准》，《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3 期，第87-90 页。
[22] [29]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109 页，第383 页。
[23] E.Vedung.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aluation，New Brunswick(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王瑞祥：《政策评估的理论、模型与方法》，《预测》2003 年第3 期，第6-11 页。
[24] 弗兰克·费希尔(Frank Fischer)：《公共政策评估》，吴爱明、李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5] 李永刚：《公共政策评价的困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 年第4 期，第41-43 页。
[26] 这五项措施包括推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扩大对台产品采购、鼓励台资企业到大陆开拓市场、增加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和协商建立适合两岸经贸合作需要的、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 主旨在于进一步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27] 《大陆对台采购的福州模式：为贸易常态化探路》，请参：http：/ /www.fjsen.com/b/2009-06/18/content＿117289＿2.htm。
[28] 李汪洋：《论政策运行机制》，《辽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年第2 期，第1-2 页。
On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inland's Benefiting Taiwan Policy—Based on the “Expanding Purchasing Policy to Taiwan” from 2009 to 2012
Shi Zhengfang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the mainland's benefiting Taiwan policy urgently needs to be changed from the extensive practice to intensive practice and from by experience to by science.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the policy adjustment of problem-oriented governance are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is chan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s objectives，features and related factors，this paper draws lessons from Frank Fischer's policy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framework， incorporating the core ideas of policy evaluation theoretical models such as “side impact model”， “user-oriented model” and “stakeholder model” to build an applicable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policy evalu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paper also uses the methodological tools provided by the theoretical mode to make an applied case analysis of the “expanding purchasing policy to Taiwan” implemented during the years of 2009 to 2012 before probing into the policy's 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aiming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policy.
Key Words： mainland's policy of benefiting Taiwan， theoretical model， methodology， applied cas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5-001-14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陆惠台政策成效评估及策略调整研究”(15BJL102)
作者简介： 石正方，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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