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法与方法论信息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信息论文,主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方法是信息理论的最大成就之一，目前已渗透到人类智力的几乎一切领域，并远远超出了作为某种具体科学方法的层面，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被普遍运用的方法，以至于上升到哲学的层次，被广泛地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来使用。但信息方法如果被不适当地、夸大性地使用，则有走向方法论信息主义的可能性。
一、信息问题上的“主义”与“方法”
在“方法论信息主义”这一表述中，涉及两个关键词：“主义”和“方法”，其各自的含义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主义”通常指某种理论主张，以至于某种最高理想和准则，某某主义指以某某为最高理想和准则的思想体系或理论学说，包括对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是所确立的对某类事物发展的认知状态；而方法则是指为达成某个目的，可以用来实践（实际操作）的模式或过程（步骤），包括使用的工具或技巧。
如果深究起来，方法和主义之间具有十分复杂的关系。例如，方法论本身就是与各种“主义”结合的，主义既可以决定方法也可以不决定方法，如辩证方法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而有的“主义”就是并且仅仅是方法，即主义本身就是方法论层次的“主张”，如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等，可称其为“方法性主义”。有的“主义”起初仅仅是方法，但后来走向具有系统理论学说的主义，甚至是包含哲学本体论的主义，如建构主义、实证主义。建构主义起初作为一种带有相对主义的方法，后来则走向与实在论对峙的本体论：事实和对象都是人为的建构，而不是客观的存在。
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信息问题”上是如何体现的？
由于观察问题的本体论“根基”的改变，导致了一般方法的改变，从以前侧重“质料”、“实体”、“力”、“能量”等视角转换到侧重“信息”的视角。可以说，信息问题上的主义与方法，起初发端于“信息方法”，由信息论和具体科学中的信息方法“自下而上”地发展，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导致信息主义本体论的衍生；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发展。前者表明信息方法具有走向本体论信息主义的可能性，后者表明本体论信息主义具有派生出方法论信息主义的必然性，两种走向导致了信息主义方法与信息主义本体论的“互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之间的互相增强，使得信息主义在不少语境下主要还是表现为一种方法，抑或使信息主义经常是被当做一种方法性的主义来理解。
信息问题上的主义与方法，还集中在处理信息的本体论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种种方法，而且不一定是信息方法。如信息是“有”，还是“是”？后者主张，信息是在我们“是其所是”的过程中“是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是其所是”的过程，就不会有信息。这里就使用的是“存在论”或“是论”的方法。又如在探讨信息的“无人性”与“为人性”问题时，后一种主张——信息的为人性与人为性，就使用了人本方法来“处理”信息的本性问题。还有，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法看待信息时，会分别去追求信息的精确含义和放弃这种追求而认为我们只能得到其模糊的相对的含义，后者还会趋向解释学的方法，对“理解”文本的意义只作相对的理解。此外还有“信息系统”的理解：用系统方法来考察信息，从而重视信息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依赖性，于是从物质世界的系统性进一步看到信息世界的系统性……。
在这里又生成一个新的问题：信息方法与方法论信息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在方法论与本体论之间，方法论不一定发展为本体论，所以信息方法不一定发展成为信息主义本体论，只是“可能”有这种发展。信息主义也带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性，但这种双重性也是两者之间的差别性。例如，说一切现象都可以进行信息的分析，与把一切对象都看做是来源于信息或以信息为最根本的基础，还是有差别的；正如说对一切对象都可以进行结构和系统的分析与将事物就看做是结构（而不是实体）也是有区别的一样。或者说，在方法论上，当认为结构方法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方法时，就走向了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而不一定是本体论上的结构主义。同样，如果认为信息分析是一切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就走向了方法论上的信息主义。各种学科的“信息学”就在一定意义上是这样的信息主义。
但本体论一定会衍生为方法论，即信息主义本体论必定要体现为信息主义方法论，但反过来，信息主义方法论并不一定都以信息主义本体论为基础，这是因为某种方法论不一定只与某一种本体论结合，如辩证方法可与唯物主义结合，也可与唯心主义结合。于是，方法论信息主义就可以有本体论的和非本体论的两种，即可以在方法上坚持信息主义而在本体论上并不坚持信息主义，这样的方法论信息主义通常是从“信息方法”中直接强化而来；还有既在方法上也在本体论上坚持信息主义，这样的方法论信息主义则可以是从本体论信息主义衍生而来。在两种“来源”的方法论信息主义中，前者可以说是“弱信息主义”，后者为“强信息主义”。于是，如果说信息主义有多种层次的话，应该说最弱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就是与本体论“脱钩”的方法论层次上的信息主义，或者说是仅在方法论上坚持的信息主义。
当然不是说，在方法论上只要一涉及信息，就是“方法论信息主义”。方法可以在许多意义上与信息关联，如并非“主义”的“信息方法”，甚至许多具体“方法”本身就是与信息结合的，如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是获得第一手信息的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是加工处理信息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方法都是信息方法，但不一定是信息主义方法，从而也不一定是方法论上的信息主义。但可以说，信息方法是方法论信息主义的世俗基础。
二、方法论信息主义的生成路径
如上所述，方法论信息主义的生成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对信息方法的强化而来，二是从信息主义世界观或本体论信息主义衍生而来。
信息方法早于信息主义的出现。它是由信息论直接呈现出来的，或者说信息论的问世主要就是要将信息理论、信息观念作为一种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因此，信息论一诞生就被视为一种方法论学科。当前对信息论的广义理解是“凡是利用信息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一切问题的理论”，取代了狭义的“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更可以看出信息论就是一种关于信息方法的理论。
对“信息方法”的界定一般没有歧义，认为它就是运用信息的观点，把系统的运动过程看做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过程，通过对信息流程的分析和处理，获得对某一复杂系统运动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一般认为，信息方法的特点是用信息概念作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它完全撇开研究对象的具体结构和运动形态，把系统的有目的性运动抽象为一个信息变换过程，将系统看做是借助于信息的获取、贮存、编码、输入而实现有目的的运动。因此，它不同于传统的经验方法，不需要对事物的整体进行解剖分析，而仅仅着眼于对信息流程的综合考察，其着眼点是系统在信息交互中所呈现出来的整体功能，因此信息方法所突显的是功能准则和整体准则，由此还衍生出信息方法中的“行为功能模拟法”、“系统整体优化法”等特点更突出的方法。这些描述还体现在代表现代科学“方法论”革命的“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中，信息论（信息方法）可以被视为其核心，而“系统”无非是信息的载体，“控制”也是对信息运动的控制。
信息方法所力图揭示的是对象的信息联系，它把复杂、多变的物质系统都当做通信和控制系统，通过信息的流动过程来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其视野中，工程技术、生物有机体、人类社会和思维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内在的信息联系，因此都可以用信息方法来加以分析。于是，物理学中的电、磁、声、光等运动规律都可以运用信息方法来加以研究；在化学中可以用信息方法对分子结构的多种形式和化合物合成规律进行研究。此外，还可以应用信息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认知过程。从其功效上看，信息方法成为研究复杂事物的有效手段，由于所选取的角度新颖，因此对一些过去难以理解的现象可以做出科学的说明。“信息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中研究事物的复杂性、系统性、整体性的必不可少的一般科学方法”[1]，从而已经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这一方法对于研究“活体”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它不打开活体，而是从信息的接收和使用的过程中研究活体的特性，因此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复杂的高级运动系统，即通过信息联系来科学地说明复杂事物的特性，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因过度的解剖而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
总之，信息方法视信息或信息联系为所有系统的一种同一性，使各种性质不同的系统可以得到统一的刻画。其实，这也是一种将对象“信息化”或“去物质化”的方法，这样做可以获得对对象的某种一致性和同一性的把握，“信息构成了各类系统的兼容性和超然性的一面”[2](P22)，从而找到某一侧面对某一现象的机制的说明，如采用这样的信息方法，就可以对人脑和电脑运行机制的某些同一性加以揭示。所以，信息方法是对系统或对象的“信息抽象”，其目的就是要把握对象所具有的信息属性，将对象之间的信息关联性分析出来。正因为如此，“信息方法是一种有力的手段，它可以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可以优化许多具体的过程，而不管这些过程是属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产领域，还是属于它们的消费领域”[3]。
而一旦将这种信息抽象或信息视角过度强化，就成为方法论信息主义。此时的方法论信息主义，表现为只见系统的信息，而不见系统中的其他；或者以为搞清了系统中的信息，就搞清了其中的一切。丹·希勒在《信息拜物教》中对这种崇拜信息方法的现象做了描述：一位勇于接受信息理论的普遍意义的科学家写道：信息是衡量组织、模型和结构的一个尺度，许多人认为，信息理论对全面思考所有的组织体系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由此可以解释不同体系的内部工作方式，这些体系是相关实体的集合，从蒸汽发动机到人类社会都是这样的体系。运用信息方法分析信息存储和信息转移对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和社会体系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预测我们宇宙的很多特征。以往对这种方法的价值的承认，在生物学的现代突破中表现得很明显：发现DNA分子的精确排序，DNA分子构成了“携带遗传信息的编码”。从此，人们就可以着手寻找构成物理、化学、生物甚至社会体系内尽管尚未被发现，但终有一天能够找到的关键信息；并且，人们认为它们一定能够得到清楚的说明。[4](P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的定义也被延伸为“寻找目标的系统的决定力或控制力”，或者如克劳斯·克里彭多尔福最终定义的，信息是一种组织化工作的潜在能力。[5](P22)
正如历史学家大卫·明德尔（David Mindell）表明的，信息理论并不是在严格的物质体系的非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种种创新的努力，目的是控制复杂的行为过程，包括其中物和人的因素，例如电话网络、电气节点和海军火炮发射控制系统。从这些创造性举措中诞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正式的信号概念——在这一概念中，语言、图像和文本开始为了操作的目的而被包含进来，并逐渐演变成能够被看做普通电子信息流的东西。一个相对包容的大胆设想与另一个把装有程序的电子计算机变成万能系统的设想不谋而合。信息方法是现代通信理论、控制论、自动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综合运用，它揭示了人和机器均受控制论的接收、处理、存储和发送信息的原则所支配，“这一观点显然对人和机器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最现代的机器计算机也是按照这些原则起作用的。只是在今天的计算机中这些原则尚未被充分应用。因此，它们的运作还不如一个人的运作特别是一个人大脑的运作复杂。然而，在未来先进的技术发展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6](P223)。
于是，信息方法及其有效使用的各门相关具体科学成为方法论信息主义生成的重要基础。信息方法的出现和被普遍采用，到其功能的被过度夸大，就从信息方法走向方法论信息主义。我们知道，科学方法被扩大化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文学科中去，就形成了“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唯科学主义，也就是方法论科学主义。同理，方法论信息主义也可视为对信息方法的扩大化或称“泛信息方法论”，当其被强化到一定程度后，必定要将信息方法加以根基化，视信息方法为一切方法的基础，是所有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一切方法都是从信息方法中派生出来的，都需要从信息方法中得到说明，如此等等。例如，如果认为过去是所谓“质料的时代”和“力的时代”，现在是“信息时代”，由此导致了“方法上的全新革命”，就必然会认为信息方法取代了过去的一切方法。
信息方法要通过信息联系达到科学地说明复杂事物的特性。由于系统的联系不仅包含信息联系，而且还有物质联系、能量联系等，而建立系统运动的信息流程时撇开了对象的物质和能量的具体形态，只保留和突出研究对象的信息联系，因此，建立信息流程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既然是一种抽象，就不是唯一的归结。如果因为这一抽象而进一步认为：系统中存在的只有信息联系，或者只能通过“信息联系”才能说明复杂事物的特性，而其他联系则无法或无助于达到这样的说明，就成为对信息方法的过度强化，从而成为方法论信息主义。维纳在《控制论》中这样提出信息方法：“任何组织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出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此处就有信息主义的倾向，因为保持系统到稳定显然不仅因为有信息的因素，而且还有其他因素。所以维纳通常也被视为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信息主义者。[7](P262)
方法论信息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生成路径是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信息”本身既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由此，只要有世界观信息主义，就必定有方法论信息主义，形成从信息主义世界观到信息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联系。
从信息方法的层次性上，也可以看到最高层次的信息方法所具有的哲学性以及世界观性。“一般说来，按照信息研究方法的概括程度和适用范围，可以将信息方法分为三个层面：①信息研究中的哲学方法。②信息研究中的一般方法。③信息的专用方法。这三个层面方法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信息方法论体系。”[8](P61)
从广义上讲，解决世界观问题需要使用一定的方法，如主张信息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社会建构？信息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信息”是一种对象，还是我们处理某些问题时的方便的“用具”？在解决有关信息的这些世界观（本体论）问题时，就反映了是用“本质主义”的方法（也是世界观）还是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去看待信息。从狭义上讲，从“世界观就是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在主张信息主义方法时，其背后可能也主张信息主义的世界观与本体论；在本体论上主张信息的“无处不在”，通常会导致方法论上的信息方法的“无处不用”和“无处不灵”。而且，方法论信息主义也有扩大化的可能，将只能说明信息现象的方法也拿去说明物质现象，这样就会走向世界观信息主义，走向一种强信息主义。同时，在主张信息主义世界观时，就是在直接主张一种信息主义的方法论。
也就是说，本体论上的信息主义一定是方法论信息主义，但方法论信息主义不一定是本体论信息主义，尤其是只在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上坚持信息方法的人。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会发现方法论信息主义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变相的本体论信息主义”。例如当方法论信息主义者承认信息的存在离不开物质、信息必须以物质为载体时，在本体论上所持的仍是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当其力求认识某一现象的“本质”或试图“解决问题”时，则常常反过来将信息看做是物质的主导，看做是许多具体物质存在形态的本质，看做决定物质之状态和变化走向的东西，并且认为要把握这样的物质的本质必须从信息入手，否则就会失去对对象的真正的把握。在这样的关系中，物质似乎是为了信息而来到世间，物质只是被信息利用的对象，或只是信息的“衣裳”，想换就换……这种情况的存在至少说明，方法论信息主义很难真正摆脱本体论信息主义，很可能陷入一种“混合本体论”。
从信息主义世界观到信息主义方法论的进路中，可以将信息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视为信息主义方法论出现的一个智力条件，如弗洛里迪所说：“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领域，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信息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学科，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9]
三、方法论信息主义的“双重效应”
信息方法揭示了某些事物运动的新规律，对过去难以理解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说明。作为一种说明方式，信息方法具有实体方法或物理方法不可取代的特殊之处，一定场合下甚至可以认为它是更重要、更有效的一种方法，如同亚里士多德在将质料和形式相比时，更重视形式一样。在今天，信息方法特别是通过控制论、功能模拟等，已经成为研究复杂的高级运动形态的一种崭新的科学方法，所以它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被视为“一种适合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的综合方法”，并“在科学方法上实现了新的变革，其革命意义就在于，对于复杂事物的研究，不再是把复杂事物，分解成简单事物，用简单事物组合的系统去近似地说明复杂事物的系统，而是将复杂事物的系统如实地看做复杂系统，看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通过信息联系达到科学地说明复杂事物的特性”[10]。正因为如此，在强调信息方法的重要性时，一定程度上走向方法论信息主义也无可厚非，此时就像“矛盾论”一样，从用“对立统一”的方法看问题到认为“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方法论矛盾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不同的是，矛盾论只是停留在方法论的层次上，而没有发展成为“矛盾主义”的本体论。但方法论信息主义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本体论信息主义，如本来是用信息方法分析自然现象，结果反过来把自然现象就看做是信息。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方法论信息主义凸显了信息方法的重要性，使得无论哲学方法还是具体科学方法，都被注入了新鲜血液，看待对象和世界增加了一个新的角度。方法论信息主义也有它的合理性，其根据在于：一切都与信息相关，并且信息与一切相关，因此，从信息的角度去分析一切，发掘出所研究的对象所包含的信息属性或信息层面，是丰富对对象把握的一个重要维度，如由“信息方法”所衍生的新概念“信息生态”、“信息人”、“信息资本”等就是如此。此外，“只有充分认识到物质的信息特征，我们才可能在具体的科学中引入历史、引入结构、引入组织和自组织、引入任何可以真正构成因果规律的东西”[11](P98)。
可以说，信息方法是不能忽视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不能因此就把信息方法视为万能的方法，并贬低其他方法。所谓信息方法导致方法论的“全新变革”就体现了这一学术旨趣，它认为信息论及其方法提供了掌握多维现实因素的锐利工具，从而导致人类思维方式的新突破，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
概括起来看，从信息方法走向方法论信息主义乃至本体论信息主义的一般历程是，起初的出发点是将信息方法视为研究信息系统的一种手段，进而认为信息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一切，然后反推：研究一切只能用信息方法，信息方法是唯一有效的研究方法；它把对对象的物质分析、能量分析视为不再重要的分析，或者用信息分析方法去解构和取代物质分析方法和能量分析方法；虽然还承认物质和能量对于信息的基础地位，但在具体作用上则将这种基础地位悬置起来，更看重信息的意义和作用，于是走向对信息方法的崇拜，走向“信息方法万能论”或“唯信息方法主义”；它甚至因为用信息方法研究某一对象后，将该对象就归结为信息，或将其本质归结为信息，由此而走向本体论信息主义。当这一“进程”完成后，就可以说，无论认识论信息主义，还是本体论信息主义，实际上就是信息方法在解释和认识世界基础问题上的某种强化的表现，由此形成的“共识”是：信息无所不是，信息无所不能，有了信息无往不胜，信息方法被看成是解释乃至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其中体现的不仅是方法论和本体论，而且还有价值论上的信息主义。
从信息方法到方法论信息主义乃至本体论信息主义的生成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是从看到对象的信息属性，到将对象看成是信息；有的是从看到信息是对象诸存在方面的一个方面，到将对象只看做是信息的一个方面；还有的是从看到信息对于对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将对象的本质归结为信息；此外，也有从对对象进行信息分析，到对对象进行信息还原，至少是直接层面上的信息还原；还有的是用信息方法找出事物变化的信息原因，再将这种原因看做是唯一原因或终极原因，如此等等。其共性在于：一切本质由信息所决定，一切变化由信息所导致与主导，一切解释都落实到信息机制，信息分析重于一切。如果将方法视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方法论信息主义作为“信息思维”与“信息思维方式”，就是一种信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其衍生形态还有信息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或媒介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方法论信息主义往往不是适当地应用信息方法，而是牵强附会地应用信息方法，以至于言必称信息方法，对什么都要“重新”用信息的方法解释一番。如在基本粒子的变化中插入信息的解释，从而认为核生成的链式反应过程乃是信息模式产生和扩散的一种典型方式，其中甚至隐含着一种方法论上的本体论立场：信息是解释物质过程的基础，而不是将物质作为解释信息的基础。或者说，这样的方法论信息主义对于物质作为存在的基础虽然并不否认，但对于将物质作为解释的基础则认为乏力，需要“转移”到“信息”或“信息机制”上去，似乎总要带上“信息”才能显出方法的新颖性和时代性，而无论是否解释得通，都必须带上信息方法，使其成为一种“硬解释”。
方法论信息主义在许多已有成熟和清晰解释的地方换成信息的解释，反而使问题模糊化，起到“画蛇添足”的作用。如对生命本质的解释：说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对环境信息的适应：“原始生命之所以不能在地球表面合成，就是因为当时的地球表面不具备有机物进一步向更高层次进化的适宜的环境信息。”[12](P234)其实，“没有相应的环境”不是就能说清楚吗？为什么非要加“环境信息”？难道环境信息不就是环境吗？而接下来的解释实际谈的都是物质环境而并不是什么信息环境：“当时地球大气的臭氧层还没有形成，强烈的太阳辐射不允许任何生命出现。海洋之所以成了原始生命诞生的摇篮，恰恰是因为海洋给原始生命的产生提供了躲避有害信息、选择适宜信息的一个场所。”[13](P234)显然，原生生命并不是躲避什么“信息”，而是直接躲避“强烈的太阳辐射”这种物质性的东西！可见方法论信息主义是停留于信息层面说明问题，不仅不对信息加以物质性的还原，而且还对本属于物质机制的内容向信息到机制上挂靠，把“质料因”统统归结为“信息因”。然而，这样的信息解释似乎没有增加或减少任何东西，只是进行了用语的置换，正是这种置换（将物质机制置换为信息机制）成为方法论信息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由此也使人不得不思考：信息解释是否比别的解释更具优越性？如实体解释、关系解释、结构解释、现象学解释……比起这些解释来，信息解释是更深刻了，还是更肤浅了？是提供了更清晰的世界图景，还是更模糊的世界图景？
方法论信息主义不仅表现在说明世界的过程中，而且也可能表现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如将实践方法的信息化，将改造世界的方法从最根本上归结为信息方法，于是信息的力量似乎可以取代物质的力量，似乎只要有了信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对世界改造的限度就是获取对象信息的限度，如同一句广告词说的那样：“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媒介决定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方法论信息主义，将某种信息媒介视为决定社会或思维方式的因素，或认为社会形态与思维方式的变迁是媒介变迁的产物，换句话说，信息媒介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也是根本方法。
如何看待从信息方法走向方法论信息主义呢？借用苏联学者科甘对信息学的评价：“信息学由于撇开了各种物质形态所具有的大量具体性质和特点，所以它研究的并不是人、动物、人所创造的各种机器和技术系统本身，而是从它们所发生的信息过程的角度，即从信息的传递、分布、加工和变换的过程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一切客体。因此，信息学无论如何也不会取代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但是研究信息过程的特性，却可以深刻地认识各种物质形态所固有的规律性。”[14]另一位有辩证法思想的苏联学者索科洛夫认为：“信息方法并不是普遍性的认识手段，而是十分专门化的认识手段。因其有片面性，所以必须和其他‘非信息’方法结合起来。例如在设计信息技术时不能忘记物质一能量方面。信息方法能很好地反映系统客体的结构一功能属性，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发展原则又是和它格格不入的。人工智能问题突出地证明了信息方法的局限性，因为信息方法在这里虽然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15]
例如，认知神经科学对于认知的解释，就在早期的信息加工理论上，加进了神经生物学的约束，并重新转换到对认知过程的脑机制的研究，从生理水平提出了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其中体现出物质解释是更基础、更根本的解释，信息解释只是表层的解释。所以必须看到，信息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信息方法也不总是有效的方法，物质的问题还常常需要用物质的方法来解决，信息的方法通常只是对于解决信息的问题有效。当然，由于物质与信息的相关性，使得解决物质问题时需要使用信息方法，或解决信息问题则离不开物质方法，但这更说明了物质方法对于信息方法的更加基本性。例如消除信息只有通过消除载体来解决，某种意义上也说明解决问题时，物质方法比信息方法更有效。
所以，信息方法至少应该与其他方法形成互补的关系，才能使对象间的多种联系得到更全面的认识。但方法论信息主义将信息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认为信息方法总是优于其他方法，并力图进行这样的取代；或认为其他视角、方法从此属于从属地位。所以，方法论信息主义是将信息方法绝对化，变成一种排他性的方法。
以上的分析还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信息方法是否适合分析一切对象和问题？在方法论信息主义中，信息是一种说明方式。当我们从物质机理上不能说明对象时，就转向了信息，于是信息就有可能成为无所不包的存在和无所不能的说明方式。然而，如果信息本身并不被视为一种终极存在，又如何可以作为一切现象的终极解释？如果它是一种非终极存在，就必须依赖另一种终极解释。是否还可以认为信息是多面性终极存在的一个方面，和其他方面共同构成一种终极解释？这可能也是方法论信息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类似循环论证的问题：当我们用信息来解释一切之后，又用什么来解释信息？
如果信息方法并不适合于分析一切对象，那么哪些对象适合，哪些不适合？是不是有信息的地方就适合使用信息方法？以前我们只从实体、力或物质要素的角度去说明问题，而现在则增加了从信息的角度去说明问题。问题是信息的角度和先前的那些角度之间是什么关系？一概而论地认为从信息的角度去说明问题比先前的那些角度更重要吗？甚至信息的角度可以取代其他的角度吗？例如对生命本质的说明，认为生命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系统更能表达生命的本质，还是认为生命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系统或信息活动更表达生命的本质？用物质的功能还是信息的功能才更能说明DNA？用“遗传物质”还是“遗传信息”来指谓DNA更合适？
因此，如何避免信息方法的泛化成为信息时代的一个“逆向问题”。信息方法的泛化可导致信息方法的失效。将“信息”视为万能的解释装置，结果常常会适得其反，用信息什么也解释不了。方法论信息主义一定程度上使信息成了一个“大口袋”，成为解释力贫乏的避难所，以至于一切说明不了的问题都归结到信息那里：什么都没了，总还有信息；什么都化约了，总还有信息；什么都分析掉了，总还有信息。信息成为一个强制性解释的万能词，也是逃避清晰解释的遁词，如同马克卢普（MachLup）所说，信息成为一个“适用于一切目的的遁词”（all- purpose weasel word）[16](P19)，于是也成为解释力贫乏的避难所。
总之，适度地运用信息方法，就可以使之成为揭示对象的多面性存在及其属性的重要手段。它开阔了我们的视界，增加了对对象的丰富性的了解，承认多种视界的并存及其相互补充，而不是用信息视界取代其他一切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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