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型衰退”与出口商品结构——关于外贸出口问题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贸出口论文,出口商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4-084-06
我国近年来的外贸出口，处于一种我们称之为“增长型衰退”的状况。之所以说它增长，是因为每年的出口贸易额或多或少都还有所增加；之所以说它衰退，则是因为总体上的增长速度是下降的，而且由于出口的平均换汇率居高不下，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去判断的经济效益未见改善。这种以增长速度趋降和宏观经济效益没有起色为其主要特征的“增长型衰退”，既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严酷现实，也是困扰我国外贸出口的严重问题。面对此现实和问题，要认真地探究造成这个局面的缘由，要有的放矢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今后的外贸出口沿着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道路向前发展。
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尝试对我国的外贸出口作些考察和分析，并且抛砖引玉地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
我们的考察，从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开始。
人们在谈到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时，一般都会以1998年外贸出口增长率的急剧下滑以及1999年增长率的有限回升为例。而当论及造成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时，又大都会将之归咎于外部环境因素，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的不振和欧元的疲软等等。
我们认为，上述这些颇为流行的看法，不无一定的道理。从近一、二年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的角度来看，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受到危机重创的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国际支付困难和发生了货币的大幅度对外贬值，以致使得这些国家一方面无法像先前那样从中国进口商品，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更为低廉，而在第三国市场上跟中国出口商品展开剧烈的竞争，从而使我国的外贸出口由于同一个原因但在两个方向上遭遇到困难；正是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的长期不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进口意欲不强，使得我国对日本（在我国的出口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出口难以攀升；正是欧元启动后，欧元与美元的比价不仅没有出现为某些人所预期的那么强劲，反而由于欧洲国家原有经济问题（如失业率的高企）依然存在和经济一体化整合过程的困难重重，使其在经过短暂时间的少许上扬之后便一直处于疲软状态，从而使得主要以美元计价的我国出口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时遇到新的困难。上述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看不到这些外围因素对我国外贸出口额和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负面影响，是不实事求是的。然而，这些外围因素，严格来说又是期限不是很长的冲击性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作用，无疑会加大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下滑的幅度，但若将其视为造成增长速度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则未免有些偏颇。
因此，我们的考察，要延伸到较长的时间，以把握我国外贸出口额和增长速度变化的趋势，并探究造成这种趋势的另外一些原因。
1994～1999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及年增长率
单位：亿美元
年份出口额增长率(%)
19941210.431.9
19951487.722.9
1996 15111.5
1997 182720.9
1998 18380.5
1999 19305.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的资料引自中新社2000年1月5日消息
从上表来看，我国从1994年以后的外贸出口额是逐年扩展的，但增长率却呈现出总体性的下降趋势，且出现两年年份（1996和1998年）增长率的急剧下滑。
我国这几年的外贸出口增长速度何以会出现下降趋势？一种常识性的解释是，我国在此期间的大多数年份外贸出口额的扩展，未能达到得以超过甚至维系先前年份增长速度所需的规模。这是一个简单的由统计意义上基数变化所引发的问题。一个国家在新的一年中的外贸出口增长速度要维系或超过先前年份的增长速度，只有这个国家在这个年份的外贸出口新增加额超过上一个年份的增加额方能实现。而经过多年累积和叠加，测定一个新年份增长速度所依据的基数出口额就会越来越大，超过甚至维系先前增长速度所必需的新增加额也会越来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统计规律的作用，要长期实现增长率的递增甚至不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愈到后来愈会出现这种情形：虽然一个年份的出口总额超过了前一年，但这个年份的出口增长率却要比前一年为低。这就是说，即使一个国家的外贸出口总额是逐年递增的，但其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却很难做到是线型的。
从80年代以来直到1995年，除个别年份之外，我国的外贸出口都以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度在增长，并于1995年达到1487.7亿美元的规模，占到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1.9%（《中国统计年鉴》1996）。跟我国经济活动总体规模相比较，外贸出口据以进一步扩展的基数已经颇大，它的增长速度的提高甚至保持就不能不受到基数增大这一因素的制约。
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高低，完全由外贸出口新增加额的多少所决定。而一个国家在扩展外贸出口新增加额方面遭遇到的困难，则最终都是以增长速度的减缓而反映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我国外贸出口在新增加额的扩展方面受到阻遏所导致。这种阻遏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欧元启动前就已经存在，因为1994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就已经出现了总体性的下降趋势。现在所要探究的是，阻遏我国外贸出口新增加额扩展的原因是什么？
（二）
外贸出口额的增加，大体上有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在出口商品结构不变或变化不大情况下，通过出口商品数量的扩张去加以实现；另一种则是在不断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商品附加值的增加去加以达成。前者谓之外延型的增长，后者则被称之为内涵型的增长。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出口贸易，都是在一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中进行。从总体而言，出口商品结构是指有形的出口商品和无形的出口商品（服务）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就有形的商品出口而言，则是指在物质形态上和功能上不同类别、档次、花色品种的商品（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在整个商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比例总是在这些不同商品匀质化为价值并且表现为市场价格后，在出口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这便是人们接触得最多且耳熟能详的出口商品结构（本文所考察的，亦大都指的是这种结构）。
所谓出口商品结构不变或变化不大，指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不同商品的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不变或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较长，它们为国际市场上所接受的价格又可以被看作是既定的。因此，外贸出口额的增加，便是一种价格与数量的关系，并且简单地表现为出口商品数量的增加。外贸出口额的这种外延性的增长道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数量型扩张道路。
这种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在特定的时期和在特定的国际市场条件下（如有较大的需求和供给面的竞争对手不多），有可能促成外贸出口的增加和企及较高的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种增长方式终将难乎为继。
姑且不论国际市场的变化（如需求的停滞或萎缩，竞争对手的增加等等）会使这种方式的增长遭受到其自身所不能控制和化解的阻力，即就此种方式下的自身生产供给而言，这种增长也决不是没有止境，更不是都有效益的。这是因为，在同一结构下重复出口商品的生产，生产要素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效率一般是不会变化或变化不大的。因此，出口商品的生产数量的增加，便只能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方才可以做到。数量型扩张的外贸出口增长道路，也就成了高产出必定引发高投入的道路。而问题又恰好出在这种高投入上。
高投入——高产出的数量型扩张的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必然会衍生出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原先投入使用的要素的效率不能提高（由于技术水平的停滞，原本就存在的高能耗、高物耗之类的问题不能解决）；二是新投入使用的要素，在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之下边际生产率下降。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非但不能降低，反而必定会趋于上升。而在出口商品的价格受到国际市场条件的制约并无望提升的情况下，出口商品生产成本的上涨，则必定直接影响到外贸出口的经济效益。故此，这种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出口增长方式，不仅由于其具有高产出与高投入相联系的特征，而使得这种扩张受阻于要素（资源）的衰竭而难乎为继；而且由于其具有高成本和低效益的特征，也使得这种扩张得不偿失。（注：数量型扩张的外贸出口增长方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由于资源采取“平摊式”的投放，它所形成的生产结构、供给结构是没有变化或很少变化的；从资源使用的角度来说，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组合是不变的或很少变化的，亦即是生产函数是不变或很少变化的。）
至此，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长此以往不变或变化不大，则该国的外贸出口终将遭遇到增长速度下滑和经济效益下降的问题。此话的同义反复便是，倘若一个国家的外贸出口在较长时间内出现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则这个国家的外贸出口十有八九走的是数量扩张的道路，而且在深究之下还可以发现，这个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也极可能是处在不变或变化不够快的状况之中。
此一判断，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在本文论及时期内（1994～1999年），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处于总体性下降之中，外贸出口的宏观经济效益未见改善（从换汇率的角度来说，不少商品的出口甚至出现了“出口出血”的负经济效益），因而使我国的外贸出口陷入“增长型衰退”的境况。此一境况的出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跟我国外贸出口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有关，也跟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滞后有关。
（三）
对于当今世界各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可根据出口商品的主要种类和这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所密集使用要素的不同，而作一个大体上的区分。我们尝试将其依次分为1,2,3,4或分为最低、中等、中进和先进水平等四种结构：第一或最低水平的结构，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在这种结构下，这些国家和地区（以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所出口的，基本上是天然产品或天然性质的原材料，亦即是初级产品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第二种或中等水平的结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出口的商品有两大类：一类是天然产品和天然性的原材料，亦即是跟第一种结构相似的初级产品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另一类则是一些工业制成品，但却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这些制成品的加工程度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第三种或中进水平的结构，是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出口的商品，基本上是工业制成品，而且加工程度和科技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第4种或先进水平的结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出口的商品，也有两类：一类是经过精细加工，含有最高科技含量，附加值也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如美国出口的电脑芯片、飞机、汽车、化工产品、电子控制机器、燃油制品、饮料、纸品甚至玩具等等）。一类则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注：将出口商品结构作最低、中等、中进和先进等四类的划分，参考了钱纳里对工业化进程进行划分的做法。但作这种划分的主要根据则是：所出口的商品是粗加工的简单的自然物还是经过加工之后的人工物资；所出口的人工物质，其加工程度如何。这种划分，主要用于理论分析。）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理解，既要有动态的也要有静态的观点。既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看到这种结构变化的可能性以及所发生的实际变化，从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的轨迹进行描述并对其未来变化趋势作出预期；又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所处的水平，从而对其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作出有的放矢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对于分析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都是特别有用的。
从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是一种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结构，也是一种以（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结构。统计资料（来源于中国对外经贸年鉴各期，下同）显示，如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1977年我国出口中以食品和非食用原料为主的初级产品便占了53.6%；如按农副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品和工矿产品的分类，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就占了75%左右。很显然，这种以初级产品或以（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跟上面所说的第1种或最低水平的出口商品结构相近似。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显然跟我国当时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更与我国当时的十分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的选择有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建立门类齐全工业体系的工业化战略，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了一条跟国际市场逐渐脱节的道路，并长期处于一种对外封闭和受到高度保护的状态。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重工业本身在自我循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发展受到抑制，不可能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商品结构。因此，当时的中国出口贸易，不仅规模狭小而且也只能在“互通有无”的低层次上开展：不得不依靠国内的自然资源，省食俭用挤一点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数量有限，效益也不可能很好。
70年代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我国经济中的生产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出口商品结构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门打开之后，我国的经济跟国际经济的联系日趋密切，在国际比较之中，我国潜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日益突显出来；通过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通过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并通过引进外资大力开展加工贸易，我国发展起了具有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轻纺消费品工业。正是由于这种生产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超过了初级产品，其比重从1977年的46.4%，上升到1989年的71.3%，更在1997年达到86.9%。改革开放前那种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亦转变成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
短短的20年，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是这种变化，才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得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在增长，并且达到今天如此之大的规模。
我们决不抹煞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生产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看到工业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而成为出口主导产品的变化，不能不看到我国在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产品多样化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进展。然而，我们也不讳言，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从总体上说仍处于中等水平的区间。即使考虑到近几年来我国在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产品多样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充其量也只能介乎于中等水平与中进水平之间，亦即是基本上具有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特征，也开始出现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态。这种特征和形态的出口商品结构，并不值得我们过分对其陶醉，因为正是这种结构，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在新形势下遭到了新的困难。
（四）
我国目前出口商品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是跟国际市场上需求结构的变化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也是跟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相比较显现出来的。它是一种由于我们自身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也是由于我们的结构拉大了跟先进国家的结构两者之间的差距而产生的问题。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一些主要国家和主要地区（如美国和欧洲）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平稳运行的带动之下，世界经济从总体而言处于发展之中。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由于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随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层次的提升和个性化需求的增多，正是这种变化的两个瞩目之点。在这种变化中和提高中的需求推动之下，用于满足需求的产品的生产结构便随之发生变化，投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的产品和服务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在90年代后期该组织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接近30%。就出口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国家的出口，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出口已经占到服务总出口的一半左右，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在1992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就已经超过30%，到了90年代末，这一比重则进一步提高到将近40%。至于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亦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所公布的资料，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它们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新加坡为71%，马来西亚为67%，爱尔兰为62%，韩国为39%，墨西哥为32%，我国的台湾则已接近50%。
由需求变化牵动和推动下所发生的生产结构以及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还表现在国际市场上对初级产品和传统产品的需求趋于下降和萎缩。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生产结构及其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缓慢，初级产品和传统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未见减少，因而导致了这些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和竞争的白热化。降价以求成了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行销的普遍现象，贸易条件的恶化也就成了必然。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近20年来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一般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成下降的趋势：如果以199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的话，非燃料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从1980年的174降为1997年的107，农产品从191降为117，饮料类从253降为156，肥料类从179降为109，粮食类从191降为106，原材料类从145降为104，金属矿产品从132降为82，石油从224降为76，钢铁的一般产品从110降为81。
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优势，是在国际市场上跟别国的商品进行比较和竞争而显现出来的，而这种比较和竞争又是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发生不断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完全是动态性的，并且表现出一种不进则退甚至进得慢一点也要退下来的严酷态势。从90年代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的生产结构及其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是相当快速的，而且基本上跟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变化保持着同步；反观我国，虽然不能说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变化（如果是自己跟自己进行比较，甚至可以说这种变化是巨大的），然而，我们却不能不看到，国际市场上需求变化的速度以及一些国家的生产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速度，正是这种相对的滞后，致使我国的出口贸易遭遇到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并且陷入了双重的困境：一是在现时的出口商品结构下，难于提供用以满足国际市场不断增长需求的高科技产品和知识密集型服务（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测算，90年代末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只占到总出口的11%。远远落后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比例）；二是在现时的出口商品结构下所出口的一般工业制成品，却正面遭遇到需求趋于下降和萎缩的国际市场环境，碰到了空前激烈的竞争。这双重性的困境，都造成了我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一种竞争性优势趋于下降的令人忧虑的态势。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一批专家学者使用“贸易竞争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工具，对我国90年代出口商品优劣势进行分析时所得出的结果，便颇具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金碚主编：《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五）
我国近几年来的外贸出口之所以处于“增长型衰退”的状况，虽然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是速度问题和效益问题，但从真正意义上说则是外贸出口的增长方式问题，而说到底又是结构问题，亦即是出口商品结构问题。在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滞后于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两者发生“错位”，未能很好地进行“对接”，既不能利用国际市场上新需求的机会以加速我国外贸出口的扩展，又因为国际市场上先前需求的萎缩而使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到空前的竞争，阻遏了出口贸易的发展速度，也妨碍了出口经济效益的提高。
很显然，我国的外贸出口要走出“增长型衰退”的困境，只有走改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的道路，变数量型扩张为质量型的增长，只有走加速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道路，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加以提升，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跃升到中进水平，以期跟国际市场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行“对接”。
无论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都必须依靠创新。（注：关于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问题，作者1999年10月下旬发表于《国际商报》中的几篇文章有所论述。）只有通过锲而不舍的在科学技术、产品、营销、管理乃至企业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出口产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才能确保我国的外贸出口以可持续的速度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不断地发展。
[收稿日期]2000-02-15
（注：“增长型衰退”，是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词语。它被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用来描述日本的经济。增长型衰退指的是一个经济体虽然成长，但不能够充分利用和其生产能力，所以越来越多的工人和机器设备被闲置。一般来说，增长型衰退很少见，因为宏观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很明显，表现为经济或者快速增长、或者明显下降，但日本居然经历了长达8年的增长型衰退。由于经济增长长期处于生产能力之下，日本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增长型衰退进一步演变为“增长型萧条”。（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本文所说的“增长型衰退”，显然是属于一种借用，有其特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