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1-0103-07
时下比较引人注目的文化热点之一是“文化研究”盛行于世，之所以借用了引号来标 注，就是想说明“文化研究”这一单一能指在当代中国学界至少蕴含三重所指。首先是 传统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既包括对于区域性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涵盖对门类 渐细的对象物探识；其次指一般性的对社会精神产物的关注和评析；其三则特指借助英 美文化研究方法(Cultural Studies)，对日渐兴盛起来的大众文化进行或批判或褒扬的 文化行为。①本文关注的正是新兴起来的第三种文化研究，展示它作为一种异域理论在 国内知识界中的旅程，见出它作为一种方法与中国语境的合流，剖析它在成就了一次学 术热潮之后在本土上的定居与生长状况。
注释：
①三重所指对应同一能指的实况其实还可以换成本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方法。传统 类型的历史、物象研究是本义层面上的文化研究，普范化了的社会文化评论是广义上的 文化研究，而第三种被引号着重了的文化研究则是狭义的，特指那些有意运用文化研究 方法进行的书写和言谈。
其实，国内文艺理论界接受异域理论话语的覆盖与侵袭已非一日之事，正像北美学者 定期要到欧陆汲取新的理论营养一样，国内学界自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失陷在异域话语 操作之中，二十年间，西方文艺理论在作家、作品、读者、社会文化四个维度挪移了诸 多文论流派和方法，诸如：传记批评、精神分析方法、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 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话语、文学人类学、文化生态 学、绿色艺术学等，这种理论上的追新逐后折射出的是中国文论界自身的创造性缺失。 形形色色的理论、言人人殊的主义，犹如潮水侵入，看似激昂奔腾，其实却没有汇入本 土，成为可生长性的资源。文论界在完成了平面挪移的第一步之后，往往陷入理论套用 的误区，不是内化理论成为持续新变的再生资源，而是面对文本硬性切割，甚或反其道 而行，牵扯本土文本印证异域理论，复从认识论的迷障落入价值论的怪圈。那么，此次 文化研究的移入是否也同样未能幸免文化理论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呢?求解 的脚步将从它的先期进入开始，考察它所经历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历史实践，分析问题的 提出方式，具体针对深隐其中的动因，透析它与本土语境的融合成果，在尝试作答的同 时预示尚待拓展的可能空间。
一、发生语境：偶然还是必然
从时间上说，“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关于文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出现并不晚于曾经在 国内喧嚣一时的各种理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初见苗头，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 学(Birmingham School)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为了抑制新批评的形式主 义风气组织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旨在续接一度中断了的文学与社会的 联系，确立新的价值阅读方式，替代以往的品质阅读，消除精英经典(high culture)和 通俗文化(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的尖锐对立，因而将流行文化纳入学术考察 的视野，开始了对非学术对象的对象性研究，从传媒、电影、Jazz音乐中发现映像其中 的，由审美、心理和文化三种因素交织构成的社会网络。另外一位首倡者，雷蒙德·威 廉斯(Raymond Williams)则强调文化行为的整体性和社会性，个人观念和个体方式将在 业已形成的文化现象中被超越，在自我和社会的组合之中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连续统一体 。被视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culture as a whole way of life)不应该受到以分离为 目的的分析取向的分割。他认为把文化只理解为知识与想象的产物是不够的，“从本质 上说，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1](P403)。由此，经院式的批评被重新放置在宏阔的 社会系统中加以关注，既对寻章摘句的新批评起到了反拨作用，又将陷入困境的文本解 读挽救出了阐释循环，而国内学界在正式输入文化研究理论之前，已经具备了相仿的理 论关注和方法准备。这首先可以上溯到1985年F.杰姆逊来华授课所造成的广泛影响。他 在演讲中前提式地区分了泛文化、人类学文化和日常生活文化的异同，指出文化工业的 产品泛滥使得研究者必须先把对象当作文化的产物才可能认识出其中的意义和本质，而 现代后现代的社会事实把这些对象都转化成了“文化文本”。[2]继起的《后现代主义 文化研究》则在国内先期进入了国际学术话语圈，在对后现代社会文化逻辑的分析中， 架设了由阐释学、解构、女权、后精神分析等组合而成的工作平台，完成了文化研究移 入中国之前的知识准备。[3]因为文化研究本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但是却和数种新型 话语紧密关联，比如拉康的镜式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少数人种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等。另外，还需要注意到这一时期中国文艺学界理论式微的现实困境，一本标名 为《文艺理论家》的专业刊物竟然迫于文化市场的压力而停刊，此前的若干期上也充斥 了耸人听闻的准大众文化软性读物。对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型的内在需要构成了理论 界召唤和接受文化研究的合理预设。
1994年，《读书》杂志载文介绍已经成为美国热门话题的文化研究，文中追溯了英国 伯明翰学派出于填平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文化鸿沟的努力，结合马克思主义、拉康精神 分析和解构主义思想置换研究方向和对象的历史，随后介绍了十年之后该理论传入美国 以后的变形，左翼学者在媒体理论界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并将之扩展到性别政治、民族认 同、殖民/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学科政治学、新历史主义、话语与文本性等全球化 理论范围。紧接其后的文章预测了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提出了革 新旧有研究范式的新见。[4]国内学者也意识到了引进这一理论的必要性，1995年至今 ，已有多篇专论专译发表，较早的介绍文章刊登在《国外文学》、《文学评论》、《外 国文学》等刊物上，除了一般性地梳理文化研究的知识脉络之外，这些文章还注意到了 文化研究理论对于传统学科意义上的文艺理论的僭越和冲击。“首先是文学批评的对象 与范围扩大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许多过去传统文学批评不屑一顾的东西， 如侦探小说、科幻作品、哥特式恐怖故事等等，现在都成了研究的热点。而另一方面， 过去所谓文学经典的地位却在下降，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且不说经典有时被通俗 文化阐释得面目全非，就是这样与非文学文本平分秋色，本身对经典的价值也是一种贬 损。”[5]批评方法的新变促使人们思考新生和传统之间的张力关系，究竟文学研究与 文化研究，或称之为审美批评与社会—历史—文化批评是在走向分裂还是趋于融合?这 种对立的存在是否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统一起来?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20世纪思 维论转型的层面进行探究。1999年初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不仅在“边缘诗 学精神”中清晰勾勒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的文化研究发展轨迹，而且推演到 法国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场域说”、“文化习性论”和“文化资本论”对于当代文化理 论的新拓展，同时洞见出促生文化转向的哲性起因，“思维论从一元走向二元，进而走 向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体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 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哲性诗学逐渐为文化研究所取代 ”[6](P569)。如果说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都会带有鲜明的独特性，有着独特的结 构类型和话语范式，那么文化研究进入大陆学界以后所受到的重视也和它被赋予的期望 有关。因此它才不像以往的西学理论那样一旦引入就被单纯用作可操作手法，而是在较 长的时间之内继续进行着将之体系化、丰富化的译介。从最初的“何谓文化研究”到更 加细致化了的专题介绍，如“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 化的政治经济学”和“传媒研究”等，在地域方面也扩展到英美以外，一方面不断补齐 文化研究原生理论的完整样态，另一方面也持续吸收前沿研究成果，甚至多方面、多视 角地把英、美近期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结集成书。[7]
二、旅程变形：批评立场的对象性移置
文化研究理论在大陆播撒开去的旅程同时也是今日中国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悄然勃兴 的阶段，原本占据中心位置的精英文化和把握话语权的主流文化都受到了大众传媒和大 众文化的冲击，知识分子的身份书写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批评者的立场在多方权力交 汇的文化场域中产生分化，一方有学人坚决抵制，一方有学人参与合谋，一方还有学人 时而批判时而鼓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程成为了意义分延的轨迹，由于时间的同步性而 不期然地变成了把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大众文化化”的行为的合法化注脚。尽管 大众文化研究也是文化研究中的分支和组成，但是世纪末以来的文化研究名目下的书写 却大多单单倾向于大众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理论不仅未曾实现它的合理 内核——法兰克福学派倡导的批判性、伯明翰学派强调的实践性和文化平权意识，反而 成为了单向度的大众文化研究的话语资源，这一点甚至表现在海外学人介入该理论热潮 时的发言之中。“现今的主流美学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感知方式(ethos)，它在学界被尊 奉为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创作和欣赏原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天然不可动摇的优越素质 ，而是因为操掌它密码的人们至今仍控制着知识话语权。他们的高等文化人身分也正是 由来于此。”[8]文章反对阿多诺模式，要求严肃艺术重新认识自己的批判和认识功能 ，分析“幻象构成的世界”，在大众文化的配方程式和实际功能之外进行有目的的释义 ，由此发现大众对他们现实生存处境的评价和求变意向。与之相类似的提法继续坚持着 大众文化对抗精英文化和经典样式的论点，成其立论的基点就是它已经深深嵌入日常生 活，作为传达新意识形态的载体全方位地包裹和建构着当下的文化空间。当然，这些研 究并非没有注意到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也在警惕落入以中国实例印证西方理论的怪圈 ，试图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策略来缝合文化叙述中的断裂。[9]但是，过于急切的 话语转型损害了文化研究的内在价值，对于对象的批评反倒落入了与批评对象同化的境 遇，也就意味着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也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它的实存状态恰恰站在了 批评的反向上，由此成为了虚幻的伪批评场景。在一派喧哗的热潮中，以失去自我的方 式完成了自身的出场。
文化研究在国内的开展与以往异域理论的传播相同的是上文梳理出来的移入环节和初 始研究阶段，然而在它的空前盛况中还有异乎前者的诸多特性表征，比如，没有哪种理 论如它那样专门设立了研究机构，并在数年间通过连续授课而广泛传播，没有哪种理论 在国内学界兴盛的同时还不断被海外学界特别关注，更没有哪种专科研究如它那样受到 传媒和期刊的共同重视，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文化研究频频得到的高点击率再次说明了 它自身的大众性格。上述种种看似平常的特殊能够引发的思考远远不是方法革新、话语 汰变可以解释得了的，其深层机制正需要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其自身进行研究。
文化研究受到国内学界不同学科的普遍重视，得风气之先的外语界在1994年8月举行了 以“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探讨议题范围广泛，理论意识接近 前沿。随后，文论界也意识到了结合文化研究的必要，1999年12月，一本题为《文学前 沿》的刊物在创刊座谈上同时主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研讨会，就90年代中国文 化批评的评价以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2000年4月，文论 界再次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文艺 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涉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界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原因，优势与局 限，以及它与当代文艺学现状、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生成的复杂关系等论题。另外， 为了回顾20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展望21世纪东西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态 势，进一步推动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2001年10月24日在北京举办了“展望新世纪—— 变革时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全球性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推进了全球化学界 间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除了纸面书写以外，文化研究在国内学界还呈现出与人类学、社 会学和传播学结缘的可贵趋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它在大陆学界的热销局面。19 95年10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旨在进入 以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新领域，从而对丰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答 。此后，中文系的课程表上一再开列相关课程，在学院重地引发出和经典文化研究并置 的学术格局。这既促进了作为一种新兴理论的文化研究的被接受和学习，也在尚且难以 估计的程度上淡化着正统文化的绝对惟一的权威感。
同样不甘被动，争取占据导向方位的刊物在刊载了若干译介文章之后也开始了文化角 色的调整。1998年，《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中开辟“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批 评”的专题笔谈，1999年又开始了题为“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专题讨论，2000年进行 的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市场调查”。此后的《天涯》杂志也在“研究与批评”栏目开 出“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南方文坛》在2001年的“今日热评”栏目中开出“ 媒体批评”专题，邀请专业批评家、报纸从业人员和网络界人士共同就此问题笔谈，对 媒体批评中盛行的思维简单化导向表示不满，对网络传播中的人为幕后操作加以辨析， 对重围中的学院批评表示隐忧。在同一栏目中还进行过关于“流行文化”的专题讨论， 对流行文学、视觉文化甚至是校园民谣加以讨论。同年，文论研究的专业刊物《文艺理 论研究》也进行“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的笔谈，鉴于这样一份文艺理论界的重头刊物 在2000年前几乎从未刊载过相关文章，此次笔谈的进行与刊登也意味着郑重性的文艺理 论研究对文化研究的让步。
文化研究不仅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由于传播渠道的多元畅通还在网络传媒上赢 得了不可小觑的注意力。在民众常用的奔腾搜索的搜索首页上，以“文化研究”为名进 行的网站登记目录下有77条网站信息。“玉溪在线”上特意设有“文化研究”专页，从 社会时局中的中美关系、人民政府职能，到经济观察中的福利国家纳税人权利，再到对 于《卧虎藏龙》、《花样年华》的讨论和关于央视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批评，多样共 生的文化格局呈现出文化研究中没有小文本的本意。至于学人比较关心的“世纪中国” 网站，也不断在经典论题之间贴出文化研究的帖子，比如“公共平台”讨论中的王笛专 栏，就专门讨论“大众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高等院校的网页利用丰富的信息 资源开列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参考书目，清华大学的“人文日新”主页上一度贴出了多达 数十本的文化研究中英文参考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网站也申明了该院美国所在推进 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
由于文化研究涉及对象的可通约特征，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还造就了两岸三地的公用 理论空间。大陆学人的文化研究成果甚至被先行介绍到了港台地区，然后在大陆出版。 ①“两岸三地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海外学界对于内陆 文化研究也给予相当的重视，美国杜克大学专意开设“中国现当代大众文化研究计划” ，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是一项多年度的、国际合作性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课题，研究 计划包括深广，注重实地调查报告，强调文化样本的真实和文化文本的时效。②
注释：
①比如在大陆出版于2000年10月的《隐形书写》在台湾就曾以《镜城地形图》为名由 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出版。另根据北师大校园网发布的学术信息，(w ww.bnu.edu.cn/centers/literature/chengguozhanshi-7.htm)，以书代刊的《文化研 究》第一辑还在台湾由台北杨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00年2月出版，这也就意味着成 形于大陆语境中的研究成果反倒先版于台湾，其中既表现出台湾对大陆学界动态的热切 关注，更重要的则在于他们希望从中看到和得到的学术认知是什么。一直在筹办“两岸 三地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香港城市大学2000年还组建了“跨文化研究中心”， 负责人张隆溪在谈及研究对象时表示已经准备了有趣的研究题目。
②该项目负责人，杜克大学亚非系主任王瑾教授介绍了以下七个研究领域：1.中国和 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2.现代中国通俗/大众文化的系谱学。3.民族国家及其对通俗文 化的促生；4.快感工业和色情消费；5.媒介文化市场和意识形态争执；6.地缘文化研究 ；7.国家/意识形态问题和本地身份认同问题。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文化研究
随着文化研究在国内学界的深入和推广，译介研究方面逐渐出现了透视深层问题的趋 向。②在原有基础上又出现了集束型的套书、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1年伊始出版 了“大众文化研究译丛”，选取国外针对电视媒体、时装、肥皂剧等文化形式的研究， 以较系统地介绍异域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从而开启国内未来知识发展的新可能。南京 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丛书”中也进一步推出了国外文化研究实况中理论与文化 生产的研究，表现了对于文化研究现阶段变化的自觉关注，这也符合文化研究自身不拘 定势的理论品格，在这个方面，国内学界显示出了更开阔的理论气度和更敏感的理论吸 收③，为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文化研究提供了参照的维度。
注释：
②如陆道夫的《英美两国文化研究焦点评析》，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2)。文 中探讨了四十年来英美学界的拉锯式争论，即关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与高雅 文化(high culture)的划界，关于大众与精英在掌握文化霸权的争夺中的力量消长，关 于符号化的研究方法和文化研究资本化取向之间的尖锐对立，文中已经显示出对深层问 题的透视意识和深究勇气。
③其中尤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译丛”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 棱镜丛书”为全。
素以立足前沿著称的《天津社会科学》在2000年6月汇集国内著名学人关于文化研究的 论文合编成刊，在先锋学术论丛中出版以书代刊的《文化研究》，书内涉及90年代几次 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 民的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等等，体现出诗学(文学理论) 与文化交融的新趋势。这种学术趋势在学理层面上与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 与方法的引介是分不开的，说明了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仍然还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中 国的文化研究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土壤。
不过，学界在接受和发展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定位分化。既有淡化价 值判断的描述式分析，也有锋芒尖锐的批评文章；既有选取热点、平面展开的文本操练 ，也有面向整体的全局思考，所拟定的对象区间分别为“娱乐文化”、“审美文化”、 “大众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
199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王一川、高小康、王德胜、贾磊磊等撰写的、 题名为娱乐文化研究的丛书，书中认为娱乐文化成了90年代审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种 普遍景观和重要特征，而娱乐又是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共同拥有的显著特征 。在告别了长期的政治化倾向以后，审美文化有理由把感性娱乐放在重要地位，由此就 应该承认“审美文化从理性沉思走向感性娱乐的趋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由于把 文化的娱乐价值附加在了所有文化样式之上，该丛书才立足于日常生活理性，对市场化 中的电影神话、武侠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加以描述。不过，书中也意识到了一味肯定娱 乐性的偏颇，也对“娱乐性”的膨胀表示疑惑。“什么样的娱乐文化是真正有意义、有 价值、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否可以“既承认娱乐文化的某种合理性和优势，又正视它 的弊端，从而做出冷静的评价，为它在审美文化领域划定合适的地盘、规定合理的任务 ?”这样的思考前提预设一方面有助于清晰地呈现实貌，另外也避免了对娱乐性的单纯 肯定。虽然其中的对象选择还主要集中在流行艺术样式上，所选用的方法和视角为了整 体统一而显得比较划一，丛书的成果还是成为了比较早期的文化研究样本。90年代以后 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开始列出了中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研究项目，决策层的关注进 一步加剧了学界对此课题的研究。该课题的成果结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就是 将中国当代影视文化、流行音乐、通俗读物、广告文化和时装等亚文化现象纳入批评的 研究论集，对通俗文化的心理功能、大众影视的运作机制、类型化的电视剧、流行音乐 从“叛逆”到“媚俗”、广告消费时尚时装的虚幻认同等新问题都做出了相对细致的描 画。类似著作主要呈现了大众文化的形态，颇有搜集整理之功，但在析理和批判方面还 留下了若干有待深化的空白点。[10]
鉴于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 的意识形态实践，“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在1999年的初版序言中建议“还在精英文 化中打转转的人扔掉偏见，……在另一个向度里看看文化”，看看转型以后的价值观念 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大众文化在其中担当着什么职能。书中勾画“90年代文化 地形图”的过程不仅是原画复现的历史还原。而且是针对隐匿在命名之后的、表面冲突 而实际又相互借重的权力关系的发言，对于处在重组变化之中的社会现实进行市场实地 的田野调查，捕捉现象后的矛盾和矛盾后的初因。一方面意识到大众文化在回应和迎合 群体欲望和公共想象时造成的对于精微思维的离弃和对于危机警觉的麻痹，另一方面采 用描述、分析和剥离来“批判”主导今日社会一般精神生活的“新意识形态”，以期实 现蕴含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批评，在破除虚幻文化的同时发现创造性的文化，并且激发全 社会对真正优异文化的需要。丛书中的大量篇幅直接面对文本发言，其中不乏当今社会 的热点、焦点，只是有些近距离的观照不期然地陷落在了批评立场以外，在细密的分析 中弱化了价值判断的力度。①
注释：
①参见李陀编：《大众文化研究丛书》.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包括：戴锦 华：《隐形书写》，戴锦华编：《书写文化英雄》，王晓明：《质疑新意识形态》，王 晓明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然而文化研究不是单纯的文本分析和现象罗列就可以完成了的工作，它直接和社会现 实相关，必须在整体的语境中，在和历史的关联、互动中才可能见出它之于中国现实的 意义。因此，从形象描摹到镜像追踪，从归纳世俗文化的特点显现到以历史的眼光解剖 问题，力求深入的文化研究带着久违了的“中国问题”进入了争论的旋涡。这一类型的 研究在开始之初就背负着严峻的问题意识，不是把文化作为平面展示的出演，而是在丛 生的问题和无解的焦虑中尝试寻找“道路”，寻找通向文化重建的建设之路。从娱乐文 化研究、审美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单维视角转向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前沿，审理跨 国语境与当代文化的施/受关系，剖析现象后的症候，再现文化研究的整体格局。因而 所注重的不仅是当下文化现象评析，更是本土思想在后殖民和后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 意义再生，即如何使“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成为全球精神困境的资源准备，如何 使拜金和消费笼罩下的当代文化走出世俗性的缠绕而成为具有精神信仰底蕴的“价值文 化”，如何在创化新世纪人类智能的道路上提供个体经验反思。[11](P396)连续不断的 追问都不容回避，在现实处境中都亟待回应，直指中国文化问题的命脉所在。
四、空间拓展中的悖论反思
任何一种理论在进入流传过程之后都不会继续维持单一的主旨，而当它成为众人争说 的论题时，内部发生的分化和所选立场不期然的漂移就势必得到远远超过论题本身的注 意，因为显影其中的问题或许正能够说明为什么表面上会出现趋近一致的形态。文化研 究制造了众多的吸引眼球经济的对象讨论，但是却有意无意地遮蔽或者说转移了对许多 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伪问题引发的争论不仅无助于认识的澄清，反倒会 伤及真正的思考。那么，文化研究批评的读物化是否值得肯定?它一方面的确弥补了学 院知识和民间空场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它在改造话语陈述逻辑、置换研究角度和对象 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俯就姿态是否就实有收益呢?事实上，个人话语和身体经验在 文化研究出现后逐渐进入了公共论阈，使其不再被宏大叙事垄断，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 象征体系。因此，文化研究不应该只解决批评困境中的习用话语失效的问题，不应该为 制造新的文化现象甚或炒作新的文化热点而放弃批评者必须坚守的立场。大量专业研究 者、学院知识分子的转向中包括了对于学术和社会的关联的忧虑和思考，他们担心故纸 堆中的学问遭到孤立，以为文化研究是一个契机。有助于填平雅俗、会通高下，关心大 众所关心的，并且分析潜隐背后的机制，以为这样就可以消融多年来存在于知识界和社 会之间的微妙隔阂，消除一般民众对于知识阶层若有若无的拒斥，呈现出其乐融融的整 合之后的文化景观。也许这样的景观正在或已经形成，但是需要追问的是，景观中的中 心和边缘又在按照哪种比例分配着新的文化资本?汇入文化工业大生产的批评与研究在 何种程度上还存留着本质性的品格和规定性的特征?不经拷问和自省的文化研究是推动 思想解放的积极力量还是弱化思考的麻醉剂?这是否会造成价值论中的精神维度缺失呢? 抑或这个内在尺度早以遭到了放逐，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消解之后了的无果之问?也许由 文化研究带出来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对“文化研究”进行文化研究才能解答，在前文呈现 出来的当代国内文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则是另一篇思考的记录力 图进行的工作。
收稿日期：200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