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 两种视角的分析
钱力成
[摘 要] 路径依赖理论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历史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基于对休厄尔、马奥尼等学者作品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路径依赖”理论总结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并从理论特点、适用场合、分析方式(解释还是解读)等维度具体比较了两个视角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理论不仅把时间性带回了历史社会学，也体现了赵鼎新所说的结构叙事和时间叙事的结合。本文同时认为路径依赖两个视角所蕴含的解释和解读分析其实并不互斥；解释和解读的融合、结构和时间叙事的结合都是历史社会学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 路径依赖 事件 时间性 解释 解读
一、引言
随着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兴起，①学者们对事件、历史转折点、偶然性(contingency)等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产生了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成为近二十年来历史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套用休厄尔的话，这是一种“历史转向中的历史转向”；②路径依赖理论不仅将历史性带回了社会学，更是再一次历史化了西方的比较历史社会学。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介绍历史社会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类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即以休厄尔(William Sewell)为代表的“广义视角”和以马奥尼(James Mahoney)为代表的“狭义视角”。其次，我将从适用场合、解释/解读差异等维度对这两种视角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分析，笔者认为，尽管这两种视角对路径依赖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强调了时间性以及事件、结构之间的转化；对于这两种视角的选择既依赖于所要回答的具体研究问题也涉及了更为深层的历史观。基于此，笔者认为，通过结构叙事和时间叙事的结合③以及解释和解读的融合，“路径依赖”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学历史性的重要理论工具。
二、路径依赖的两种视角
总体而言，路径依赖理论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前一阶段“非历史”的历史社会学的回应，而休厄尔和马奥尼的理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西方比较历史社会学对此理论最重要的两种理解，我将其分别称为“广义视角”和“狭义视角”。当然，“广义”和“狭义”在此主要指概念指涉的内容和适用范围，无褒义或贬义之分。
(一)路径依赖的广义视角
路径依赖广义视角的代表学者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在休厄尔看来，路径依赖可以被理解为“某个发生在之前时间点(的事件)会影响之后某个时间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可能后果。”④这个定义看上去比较宽泛、也并未详细说明其中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因此，要充分理解这个定义，还需了解休厄尔的另一关键概念，即“事件”(event)。在休厄尔看来，“事件”并不是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而是“那些会深刻改变结构的人类社会中相对较少发生的事物(rare subclass of happenings)”。⑤由此可见，休厄尔的“路径依赖”理论对历史变迁的分析极为依赖于社会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件”、何时发生这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可能会产生何种结构上的后果；而这些“事件”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具体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contingent)的；事件在不同时间发生也会对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休厄尔的“路径依赖”所折射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事件性的时间性” (eventful temporality)。⑥
那么，休厄尔为何如此强调事件性的时间性呢？这与当时西方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有关。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到1980年代，历史社会学终于在西方主流社会学中站稳脚跟，拥有了制度和议题上的合法性。⑦为了获得当时实证取向的主流社会学的认可，历史社会学不得不通过对方法论的强调、特别是对比较分析的强调来说明自身的合法地位；以斯考切波(Skocpol)、沃勒斯坦(Wallerstein)、蒂利(Tilly)等学者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作品成为奠定比较历史社会学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在奠定基础的同时，这些作品(特别是斯考切波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论证逻辑上也出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⑧这些问题成为休厄尔提出事件时间性和“路径依赖”思想的基础。在休厄尔看来，沃勒斯坦和斯考切波分别代表了两种时间性，即目的论时间性(teleological temporality)和实验性时间性(experimental temporality)。目的论时间性把历史的发生归因为某种超历史的进程，而这种超历史的进程最终会将历史带入某个确定的未来状态。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假设当资本主义像大爆炸(big bang)一样出现后，其之后的一系列发展似乎就会以某种特定方式出现。⑨与此同时，实验性的时间性则强调类实验(quasi-experimental)的方法论。例如，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就使用了此类逻辑：在比较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研究中，斯考切波通过求同法、求异法、宏观-因果等方法分析和辨明了造成某些国家发生社会革命而某些国家没有发生的影响因素。问题在于，实验方法的成功依赖于两个条件，即必须能将所有无关因素进行实验控制(all relevant variables held constant)和确保考察因素之间的互不相关，也即休厄尔所说的案例相等性(equivalence)和独立性(independence)。而这在斯考切波的宏观-因果方法中都无法实现——例如，俄国革命就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又无法使社会学者像自然科学家一样控制进而排除所有无关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本质上，休厄尔认为斯考切波的宏观-因果方法在论证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恰恰是非历史的。⑩
因此，休厄尔提出“事件性的时间性”。与目的论时间性和实验性时间性相比，路径依赖的理念是事件性时间性的重要特征和体现。路径依赖反对跨越时空的因果法则的一致性(a uniformity of causal laws)，也反对对时间序列上前后发生事件因果关系独立的假定，而这两个假定则是实验性时间性的基础。
在“事件性时间性”和“路径依赖”理念看来，社会因果关系在时间上也是多元和异质的(causal heterogeneous)，
因此历史社会学家必须要更多考虑偶然性(contingency)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休厄尔“路径依赖”的理念相比斯考切波等学者无疑是更为历史化的。
尽管学界对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在发展自身理论范式方面的成功性仍有不同看法，
但较有共识的是，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对之前“非历史”的历史社会学的批评极具价值。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偶然性、事件、路径依赖等理论意义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基于对休厄尔、马奥尼等学者理论的梳理，本文归纳了路径依赖的广义视角和狭义视角，分析了两者在适用场合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异同；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理论最重要的价值便是把时间性和历史性带回历史社会学，而解释和解读传统的融合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推进历史社会学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社会现实。
(二)路径依赖的狭义视角
路径依赖狭义视角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马奥尼认为，休厄尔式的路径依赖概念比单纯说“历史很重要”(history matters)或者“过去影响现在”强不了多少，也没说出太多新东西。
在此背景下，马奥尼认为路径依赖是以下一些历史序列(historical sequences)的特征：在这些历史序列中，“偶然事件开启了某种制度性的模式或事件链条(event chains)，而这些模式和事件链条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具体而言，马奥尼所理解的路径依赖有三个特征：首先，路径依赖分析主要是对历史序列中早期发生事件的因果过程的研究；其次，早期的历史事件是偶然发生的、不能被之前事件或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所解释；第三，一旦偶然的历史事件发生了，那么路径依赖的序列会具有相对决定性的因果模式、或者说所谓的惯性(inertia)。
由此可见，对马奥尼而言，路径依赖一旦产生，其影响比广义视角所理解的更具决定性。
马奥尼的“路径依赖”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即“自我强化序列”(self-reinforcing sequence)和“反应序列”(reactive sequence)。自我强化序列主要指事件一旦发生，某种特定的制度模式就会形成并长期地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
这也和经济学所说的“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相关。例如，我们使用的QWERTY键盘其实并非是最有效率的(Dvorak键盘更有效率)，但是人们一旦选择了QWERTY键盘，人们的使用习惯和键盘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就使得更换键盘的代价极其昂贵，因此使用QWERTY键盘便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惯性。与此同时，QWERTY键盘的案例也说明了“自我强化序列”的另一特征，即制度的发生和维系是两回事。在马奥尼看来，制度的发生(institutional genesis)依赖于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时所做的选择，也即这个时刻从两个或以上的选项中选择了某个制度安排，而这种选择是偶然的、不能被现有理论所预测或解释的。
当然，马奥尼最初使用的例证是偏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的案例(如QWERTY键盘案例)；但马奥尼在后续说明中借助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理论又进一步指出：工具性、功能性、权力和合法性解释都可以在社会生活的“自我强化序列”中得到体现。
马奥尼将路径依赖的第二种类型称为“反应序列”，也即在时间和因果上互相连接和排序所形成的事件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偶然性时期对应于历史中的某个断点(breaking point)或者说“事件交汇点”(conjunctures)，而必然性则对应于从这个断点开始所形成的一系列逻辑(因果)相连的事件链条。
换句话说，当两个独立的事件(事件1和事件2)在某个“事件交汇点”发生了交汇和相互作用，那么事件1和事件2原先各自所拥有的事件发展序列就被打破了；于是，在“事件交汇点”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事件发展序列，这个序列中每一步之后的发展都是事件交汇点所产生的那个新事件在逻辑上发展的必然后果。就此而言，“事件交汇点”的发生时间(timing)极大影响了之后事件发展的序列。在这个过程中，事件交汇点在何时发生是偶然的，但是事件一旦交汇并产生相互作用(当然，也有可能事件交汇后事件1和事件2没有产生相互作用、仍按原先序列和逻辑发展)，那么之后的每一步则都相对地被决定了。因此，对于“反应序列”，早先的事件并不像在“自我强化序列”中那样被再生产和强化，而有可能被改变(transform)或逆转(reverse)；
但无论是哪种改变方式，新的事件序列在“事件交汇点”产生后其本身发展已被逻辑和因果性地决定了。
在论述完“自我强化序列”和“反应序列”这两种情况后，马奥尼最后勾勒出其“路径依赖”理论所适用的分析情境。在马奥尼看来，路径依赖本质上是解释那些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情况——因为如果现有理论可以解释，那就无需诉诸于和偶然事件紧密相关的路径依赖解释。马奥尼认为路径依赖最终适用于分析两种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异常情况”(deviant outcomes)：第一种情况是历史上极少发生或者独一无二的现象，例如全球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英国的工业革命等现象。第二种情况是某些在结果上并非独一无二，但是这些结果并非由某些我们通常所归因的变量或因素来解释的现象；或者说某个结果虽然也能在其他案例中见到，但这个结果却是某些非典型(不符合理论预测)的初始条件所造成的情况。例如，美国大型私人企业的发展就被认为是由非典型初始条件所引发的结果。
以上就是本人对高中阶段社团活动的有效管理的粗浅认识，但限于我校的实际情况，可能有些观点有一点片面，鉴于此本人将持续关注我校和城区周边学校社团活动的发展情况，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得我校的社团管理日趋完善，社团活动更加成功并使之成为学校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
William Sewell,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W. Sewell, ed.,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 81-123.
此外，通过和萨默斯(Margaret Somers)及理性选择理论的对话，戈德斯通还进一步明确了路径依赖适用的场合。根据戈德斯通的观点，如果我们需要解释的是经常发生的历史现象，而这些现象的最初条件也不尽相同的话，那么我们最好用理性选择那样的理论；如果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某些偶尔(occasionally)出现的历史现象，而这些历史现象又有相类似的初始条件，那我们最好用一般性法则(general law)连接特定初始条件和特定后果的分析思路(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研究就属于此类)；如果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某个独特事件、某个只发生一次但也许会传播到其它地区但又没有重复的现象(就算其它案例也有类似初始条件)，那么最好使用路径依赖来分析(例如蒸汽机在英国的发明)。
可见，戈德斯通对路径依赖适用场合的分析比较接近马奥尼所说的第一种适用场合。
那次，我在外地6个月，婆婆跟着我战战兢兢，每天想尽办法照顾好我，有时我连开四五个小时的项目讨论会，她在会议室外寸步不离，我偶尔有机会出来一下，她就从保温桶里舀上营养汤递到我嘴边。
三、路径依赖、解释与解读
路径依赖广义和狭义视角的关系体现了社会学方法论中的另一重要议题：解释(explanation)和解读(interpretation)的区分。根据赵鼎新的观点，解释传统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个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而解读传统的目的在于“理解和弄懂一些人类活动在一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
以这种区分来看，路径依赖的广义视角和狭义视角分别属于哪一种认知方式呢？
首先看广义视角。根据休厄尔的定义，路径依赖是“某个发生在之前时间点(的事件)会影响之后某个时间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可能后果”，而这些“事件”又会导致结构的改变。这个定义看上去似乎无法判断休厄尔更侧重解释还是解读。因此，我们可以从他著名的关于攻占巴士底狱事件的经验研究来进行分析。在此研究中，休厄尔重申了其对事件的理解，即事件是会导致结构改变的；这个结构既是社会也是文化的，同时这个改变也必须被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同时代人所注意到。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休厄尔特别强调历史事件同时也是文化转变，事件会极大影响人们对于什么是“革命”的理解、会展示出强烈的情感维度、是集体创造的行动、也是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过程，而确定某个历史事件的边界也十分依赖于人们的判断(act of judgment)。
从这些分析来看，休厄尔无疑强调了“意义”的维度，因而体现了很强的解读传统。但是，就笔者的观察，休厄尔的研究也涉及到了解释——在《三种时间性》一文末，休厄尔指出斯考切波等学者所使用的比较方法仍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用实证的、科学的话语来形容这种比较，而更应该关注因果叙述(causal narrative)来解释/解读历史现象。从这个角度而言，休厄尔并非不关注因果(毕竟结构改变这点也隐含着因果解释)，只是他对因果的理解与传统认知是有区别的。由此可见，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在休厄尔对路径依赖和事件社会学的理解中都存在；当然，相比传统实证社会学，解读部分在休厄尔的理论中无疑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与此同时，奥利克对路径依赖的理解也体现了更多的解读视角。如前所述，由于奥利克提出“路径依赖”是基于其对德国历史记忆的研究，因此他在分析时更强调话语和文化的元素、也即对于“意义”的探寻。在说明“路径依赖”的具体过程时，奥利克认为，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会通过“类型”或文学意义上的“体裁” (genre)来实现，过去会为现在提供词汇(terms)、议题(issues)、风格(styles)、期望(expectation)以及可作对照的出发点，而这些影响是作为过程的连续统(而非分离的时点)来影响后续的路径的。
就此而言，奥利克对路径依赖的理解无疑更偏重解读视角。
与广义视角相比，路径依赖的狭义视角展现了更强的解释传统。作为狭义视角的代表，马奥尼认为路径依赖有三个特征，即路径依赖是对早期发生事件因果过程的研究、历史事件无法被初始条件解释、以及路径依赖的序列有相对决定性的因果模式。
这几个特征几乎都直接涉及因果分析。此外，在马奥尼路径依赖的两个分类型(自我强化序列和反应序列)中，事件在时间和因果上的连接也是其分析重点。马奥尼在接受李钧鹏的访谈时，就直接提到他“决定”不将解读视角纳入其所认为的比较历史分析范畴
——当然，他的这一立场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和批判。此外，尽管戈德斯通没有详述其路径依赖理念在分析模式上的特点，但从他对路径依赖也需要一般性法则(general law)来帮助理解具体过程的观点来看，戈德斯通总体上也更偏向于解释的分析视角。因此，总体而言，路径依赖的狭义视角无疑是以解释模式作为其主要分析方式的。
为了方便理解，同时也方便查找，使用流程图建立火电厂汽水循环图，用于链接各个元件，表明各个元件之间的关系。流程图里的主要设备都采用了思维导图加图片链接的方式进行系统的绘制。比如点击图中的汽包图标，直接进入如下给水控制系统界面。
那么，路径依赖中的解释和解读分析是否互相矛盾和排斥？两者的融合是否必要和可能？尽管学界对于解释和解读方法的争论从未停止，但笔者认为，解释和解读并不必然互斥，两者的结合实际上正是路径依赖可以带给历史社会学的思维启发。
总体而言，尽管戈德斯通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和马奥尼相比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与休厄尔所代表的广义视角相比，戈德斯通和马奥尼都认为路径依赖应该被应用到诸如异常案例之类的更为特定的场合，他们对路径依赖的定义和具体机制的说明也更为确定。
首先，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视角，其理论中其实既蕴含了解读也蕴含了解释。例如，休厄尔在分析攻占巴士底狱事件时着重分析了事件对于人们思考“革命”概念的影响、事件如何改变了社会和文化结构等内容，这无疑是偏重解读分析的；但与此同时，休厄尔也分析了“结构”如何被事件因果性地影响和改变，这也可看成是解释性的分析。更有意思的是马奥尼坚定的解释分析视角下暗含的解读思路。在回答路径依赖分析中如何确定“初始条件”以及如何说明“初始条件”和最后结果的中间过程时，马奥尼明确的提到了需要“叙述”(narrative)，因为“历史叙述是说明反应序列中间各步骤的十分有用的方法”。
尽管在论述这点时，马奥尼又立即强调他所说的叙述必须要体现因果分析，但在笔者看来，他关于历史叙述的说明确实为解读方法进入他的理论留了后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因果机制(解释视角)和人们在关键节点的选择、事件发生意义的理解的话(解读视角)，那么对路径依赖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
其次，对路径依赖中“关键节点”、转折点(turning point)的分析依赖解释和解读的融合。例如，在马奥尼的路径依赖理论中，在关键节点上发生的事件本身被当做了一种外来(exogeneous)因素，因而并没有被其理论所解释；马奥尼自己也承认他的路径依赖主要是解释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影响。那么，这个关键节点或者历史转折点本身该如何解释呢？伊万·尔马科夫(Ivan Ermakoff)的群体对位理论(collective alignment)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补充。尔马科夫认为，在历史变革时刻，人们面对着很强的群体性的不确定感，用徐晓宏对尔马科夫的介绍来说，“在这样的情境下，人们做决定时会比常规时期更加注意和依赖同侪的言行。……此时人们会‘面面相觑’，以期得到有参考价值的表态和暗示。人们对共时性有高度的敏感，仿佛进入一种共振状态，彼此微妙的立场变化都会相互影响”。
同侪们的各自表态、混乱之中小群体的接头、吹风、八卦、传谣等(即依次对位、地方性知识和默会协调等机制)，都会使历史当事人在互动中形成某种判断和行动，
进而使得“群体对位”得以发生、使得历史转折点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尽管尔马科夫提出了“反解释”(anti-explanation)的概念、强调从历史行动者在变动时刻的体验出发(而非从结果往回追溯成因)，
但实际上，尔马科夫的理论恰恰是融合了解释和解读分析，通过对历史当事人行动和想法的解读进而解释了历史转折点的发生。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使用马奥尼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其理论中涉及的“关键节点”、“事件交汇点”等概念也仍需要融合解读的路径才能得以更好的解释和理解。由此可见，解释与解读的融合不仅可能、更是必要和可为的。
乔十二郎道：“没什么诀窍，用心专一罢了。整天想的就是这些，爆炸，燃烧；怎么才炸得厉害，怎么才烧得持久。”
作为传承白猿通背拳的两个主要机构，民族武术社与通背拳研究会缺乏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与民营及中小型企业缺少交流合作，对社团自身资源也没有充分利用.社团工作人员对自身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社团内部组织松散，个别职务形同虚设，组织决策缺乏代表性，规章制度不完善，缺少监督机制.在技术传承方面，训练成效不明显，训练内容枯燥，观赏性不高.相关的上级部门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及文化管理部门给予的支持也不足以使其充分开展工作.在借助媒体获得外界支持方面，目前民族武术社对自媒体、武术期刊等运用日渐活跃，而通背拳研究会对媒体缺乏主动性，获得外界支持不足.
四、视角选择的两种答案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 , vol. 29, no. 4 (August 2000), pp. 507-548.
复杂答案直接关系到历史社会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偶然性判断)，也关系到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区分。作为广义视角的代表，休厄尔认为偶然性是全局性的(global)、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以此观点来看，路径依赖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极端案例也适用于更为宽泛的场合。当然，休厄尔并非认为历史完全没有规律(regularities)，但这些规律必须和时间性、多元的因果性和事件分析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休厄尔的路径依赖展现了与历史学更多的亲缘性。相反，如果我们认为偶然性只见于极端案例、应该赋予历史规律性和因果性更重要的理论地位、坚定地强调解释和解读的区分、强调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学科界限，那么马奥尼的路径依赖理论显然更合适。但麻烦之处在于，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欧洲萌芽等议题，它们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但也有很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对他们的研究我们到底是否应该秉持清晰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界限呢？我们通常认为历史学是描述的、特殊的，社会学是一般的、规律的，
但正如路径依赖所揭示的那样，描述和理论、解释和解读、特殊和一般、偶然性和规律性其实是分不开的；就此而言，偶然事件和案例有多大影响才可以使其自动获得社会学的议题和理论合法性呢？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历史性的边界在哪里？尽管学界对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共识，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历史社会学不应该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学本身应该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而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必须与特定的时空性和多元的因果性联系在一起。
对于视角选择问题的简单回答则依赖于研究者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而非研究议题)的确定不仅影响广义和狭义视角的选择，也影响解释与解读在分析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当研究对象涉及非常多的偶然性、研究问题更关注路径的过程和意义，那么广义视角的路径依赖理论更为合适、解读分析占比也可能更大；如果研究问题相对较少关注意义而更关注厘清因素之间的因果连接(特别是出现较为确定的时间-因果序列时)，狭义视角和解释分析似乎更为合适。当然，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研究者也可以从两种视角分别汲取营养，推进解释和解读融合的分析进路。除此之外，不同的研究问题也涉及划分时间段的不同方法，而这些不同划分又会导致研究中出现不同的“初始条件”，对初始条件的判断又进一步会影响我们是否需要路径依赖的理论。因此，如何提问、在何种时间性上提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能得到的理论选项。这恰恰也提醒了我们理论的局限：和其它理论一样，路径依赖理论终究只是我们用来回答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五、结语
除了休厄尔，奥利克(Jeffrey Olick)在研究德国历史记忆过程中也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在回顾社会记忆研究“过去与现在关系”的文献中，奥利克认为记忆并非由过去决定，但也并非如“现在建构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完全由现在和当下的社会政治情境所决定。作为对“过去决定论”和“现在决定论”的调和，奥利克认为：记忆和纪念恰恰是路径依赖的，也即“后来出现的(记忆)……是基于之前所有形构的历史”，
事件发生后每一次的纪念都会为紧随其后的以及更后来的纪念提供基础和参照点，
因此路径本身就变得很重要。就此而言，奥利克对路径依赖的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路径依赖是对过程(process)的强调，即历史过程的每一个节点(纪念)都值得重视；用奥利克的话说，“我们不能把历史看作是分离的不同时刻(discrete moments)的更替……过去的意向不仅依赖于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更依赖于之前过去-现在关系的积累和不断持续的构成和再构成”。
其次，奥利克十分强调路径依赖的多元可能(prosaic unfolding)和路径的非决定性，即路径依赖并不是路径决定(path-determination)。由于奥利克对“路径依赖”的分析更多是基于其对德国历史记忆的研究，因此相比休厄尔，奥利克的理解强调了更多话语和文化的元素，强调了类型或体裁(genre)
作为路径依赖文化影响的中介机制。尽管各有侧重，但奥利克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在一点上和休厄尔是一致的：即强调路径依赖的历史性、时间性和非决定性；他们对路径依赖的定义在含义和适用范围上也较为宽泛。
赵鼎新在《时间、时间性与智慧》一文中的论述可以很好地成为本文的结语：“社会学家往往会过度关注结构/机制逻辑而忽略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具有转折点性质的作用，而历史学家则往往会轻视结构/机制逻辑而一味强调历史的各种偶然性。……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的分析方式。换一句话说就是，历史社会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
融合了解释和解读视角的理论分析理应是这种有机结合的题中之义。
① 关于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划分可参见 Julia Adams, Elisabeth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eds,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也可参见郦菁：《历史社会学的“现在时”》，北京：《读书》，2016年第12期。
此外，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对路径依赖的理解也属于狭义视角。在戈德斯通看来，路径依赖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后出现的某结果并非由某些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所决定；相反，对于一个展现路径依赖的系统，其结果只是随机地(stochastically)与初始条件相关联，而且这个结果的出现依赖于初始条件和最终结果之间的中间事件的选择及后果。”
戈德斯通举了如下的例子：想象你有一个装有四个球的瓶子，这四个球分别是红色、黄色、白色和黑色。你的目标是要把瓶子装满，而规则是你每次拿出一个球后就要用三个与所选球相同颜色的球来替换。那么最终填满这个瓶子的球是什么颜色呢？由统计分析可见，第一个被选择的球的颜色极大影响了后续颜色被选到的几率——有50%的几率第一个被选到的颜色会在第二次选择中被重新选到。尽管并非第一个选择的颜色一定会是最终填满瓶子的颜色，但它成为最终色的几率无疑是非常高的。
③赵鼎新：《时间, 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北京：《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3～17页。
Jeffrey Olick, “What Does It Mean to Normalize the Past?: Official Memory in German Politics Since 1989,”in J. Olick, ed.,States of Memory :Continuities ,Conflic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ational Retrospection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9-288.
企业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经历了引进、启蒙、质问、裂变到整合、本土化的不平凡发展历程。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企业仍未形成成熟的企业文化，往往只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企业文化的内涵；不能将企业文化精神贯穿于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与企业文化严重脱节。
在明确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内涵及其与解释和解读分析的关系之后，有待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或者如何在路径依赖的两种视角中做出选择？对此问题的回答也涉及我们对于历史发展多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历史是否有规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规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在哪里、如何看待因果性、如何确定初始条件的时点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因此，对此问题的回答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稍作探讨，提供一个复杂和一个相对简单的答案。
参见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 , vol. 29, no. 4 (August 2000), pp. 507-548; Randall Collins,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3 精准考核确保权责到位 加强民政和政府部门、卫生部门等协作，将基层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作为街道或社区政府绩效考核的内容，并加强对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意识的转变。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作为政府绩效考评的内容，从对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购买的效率与服务提供的质量两方面进行考量。除此之外，还要考评辖区内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数目以及服务内容落实情况等信息。从而保证考核标准的精准，促进组织的“活跃度”和可持续性发展，避免造成重硬件轻服务的“恶性竞争”。
Jack Goldstone,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s,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104, no. 3 (November 1998),pp. 829-845.
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上海：《社会观察》，2004年第6期，第32～33页。
William Sewell,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in W. Sewell, eds,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 225-270.
Jeffrey Olick, “Genre Memories and Memory Genres: A Dialogical Analysis of May 8, 1945 Commemor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4, no. 3 (June, 1999), pp. 381-402.
参见 李钧鹏: 《詹姆斯·马奥尼: 路径依赖、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北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1～76页。
（5）星日天步星君，司服舉，立秋日紏葛紏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3）
目前，地理国情监测成果已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常态化地理国情监测工作的深入推进，各项规定内容的逐渐完善，监测成果质量必将稳步上升。作为一项对国民经济、国家决策具有指导性作用的项目，每一位测绘质检工作人员都应秉承科学实践、积极创新的工作态度，扬长避短，探索出一套更先进、可行的质量控制方法，使成果质量更加科学可靠，满足更多、更广泛的应用需求。
Ivan Ermakoff,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徐晓宏，《大时代有风暴眼》，北京：《读书》，2017年第12期。
建议摄入的蛋白质应以优质蛋白质为主，所以孕期增加的蛋白质也要以优质蛋白质为主，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蛋白质总量的一半以上。
见徐晓宏，《大时代有风暴眼》，北京：《读书》，2017年第12期；Ivan Ermakoff,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参见John Goldthorpe, “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42, no. 2 (June 1991), pp. 211-230.
就历史学、社会学关系的探讨，可参见 Terrence McDonald, eds,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在国内学界，学者们也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的复杂关系，参见 李里峰：《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南京：《学海》，2018年第3期，第27～36页；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北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2017年，第5～14页；王赟、程薇瑾：《历史社会学中诸机制理论的问题与理解范式的回应》，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86～200页。
取剪跨比λ为4，轴压比ηk为0.1，配筋率ρl为0.96%在不同纵筋强度的三种矩形空心墩，纵筋强度分别为464 MPa、507 MPa、542 MPa，进行Pushover分析，其对应的能力曲线如图12所示，由图12可知，纵筋强度的提高对空心墩的承载能力有所提高，但空心墩位移延性随着纵筋强度的提高而减小。
例如，马奥尼(James Mahoney)对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划分就有过批评，见：James Mahoney，“On the Second Wa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970s-Pres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 vol. 47, no. 5 (October 2006), pp. 371-377; 也可参见 李钧鹏: 《詹姆斯·马奥尼: 路径依赖、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北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1～76页。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9)03-0182-09
本文受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资助。
作者简介： 钱力成，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58
[责任编辑 陈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