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_经济学论文

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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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发表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一书,首次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后,证伪主义逐渐被经济学界所认识,特别是布劳格1980年的《经济学方法论》这本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发表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证伪主义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据里德曼(Redman)的统计,七十和八十年代这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哈兹(Hands)在1991 年总结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到了13个共识点中,就有七个和证伪主义是直接相关的。这场讨论涉及到经济理论的检验、评价及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方法论问题,本文拟对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作一番考察和评论。

1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波普证伪主义

波普的证伪主义之所以对经济学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在于:

首先,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比较,波普的目的不是考虑科学知识的理论辩护问题,而是企图为科学家提供一组在经验探索中学习的方法论规则。几乎所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都坚信科学知识是靠归纳法而发展的,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发展过程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对经济学来说,这种科学知识的辩护无法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因此,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对经济学的影响不大。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甚至断言:经济学中“实证”一词和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性”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经济经方法论的传统问题不是为科学实践提供哲学上的辩护,而是提供一组方法规则,能指导经济学家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同时,哈奇森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有其自身严重的缺陷,经济学的前提和基本假设是同义反复,并非完全自明的,其结果的证实性很差,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滞后于经济现实。为了保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哈奇森要求所有的命题,包括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如最大化原则),在经验上是可以证伪的。因此,在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思想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证伪主义的倾向:弗里德曼在其那篇被誉为本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中影响最大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就说:“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是……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1〕布劳格称弗里德曼的文章“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2〕这篇文章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结果是刺激了经济学家对证伪主义的兴趣。J.希克斯的文章《经济学中的“革命”》明确怀疑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对经济学的应用,而H.西蒙的文章《从实质理性到程序理性》,则赞赏证伪主义中约定主义成份。萨缪尔森早在其1947年的成名作《经济分析基础》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证伪主义的思想。萨缪尔森宣称他本书的目的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3 〕布劳格对此评价说:“萨缪尔森所定义的在操作意义上有意义的原理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4 〕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和波普保持长期的学术上的联系,是经济学中波普方法论的坚定的捍卫者和宣传者,其方法论代表作《科学的反革命》就深受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影响。布劳格概括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为:“证伪主义的故事”。

其次,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抽象化研究是证伪主义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家从事理论研究的目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第一类经济学家强调经济理论的应用性,强调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直接和间接的引导,如弗里德曼、列昂节夫等人;第二类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吸引人类智力的游戏理论,如萨缪尔森、希克斯、罗宾斯等人。希克斯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许多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吸引人们,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的吸引力,经济学理论是一场好的游戏,我们不应为此感到害羞,因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众多的纯数学分支中”。〔5 〕经济学抽象化趋向的加强是有其自身的理论原因的,这主要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参数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学中,参数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作为一个代数常数,“外生”参数可视不同的境况给出不同的解释,其结果是不仅无法使经济关系转化为明确的定义,量度的可检验性大大降低,而且还使理论在预言落空时不受伤害。克兰特(Klant )称之为“参数悖论”(Parametric paradox)。这也是所谓“卢卡斯批判”的基础。正因如此,罗宾斯在他那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一篇经济的本性和意义的论文》中“反对定量的微积分”,“观察特定时空中的鲱鱼市场,我们能保证这种观察的共效(coefficients)有任何永恒意义吗?……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6〕就是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所谓的“定性微积分”方法。 这种方法强调把经济学变成一个非量化的,逻辑上不可证伪的纯分析的演绎系统,反对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直接介入。然而,正是在罗宾斯所任教的学院,也是波普证伪主义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中,罗宾斯的一群学生起来反对他的这种先验主义。这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在李普西(Lipsey)和阿奇邦德(Archibold)的带领下, 定期召开李普西称之为“方法论,测量和检验方面的LES 成果的研讨会”:其目的是“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罗宾斯传统的影响,以经验的可证伪性来构造经济‘知识’”。在这个讨论班(自称为LSE小组)中,他们研究波普的著作, 并吸收波普的学生参加。该小组的一位成员马奇(Machi )在概括波普的影响时说道:波普“给这个小组什么启发呢?首先,他促进了在经验的可检验性上构造理论;……其次,波普不仅追求可检验的理论,而且还制定了如何追求这种检验的方法论规则,使你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来通过事实——理论之网的密雾;……再次,波普提倡理性的批判,否定我们能获得确定性的知识。难道这不是给这群革命者的最好礼物吗?”〔7〕。

再次,不满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的实证性倾向的加强是波普证伪主义兴起的第三个原因。经济学的实证性是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韦伯认为客观性就是对实际发生事件的一种不带有任何偏见的描述,但人性有弱点,不易达到“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 克服这些弱点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种理想化的理论(idealization),把理论变成一个演绎系统,以便能统一我们各个背景、个性迥然不同的评价者的价值经验。正如克兰特所说“在经济学家中广泛流传的观点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客观性是由‘分析性’来担保的”。〔8 〕波普在与法兰克富学派的那场著名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战中,明确地反对社会科学中所谓“排除价值判断的实证性”研究。在这场论战中,波普发表了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其中反对“排除价值判断的实证性”研究的第11,12,13命题被经济学家经常引用。另外,克兰特的《自然的秩序》一文在证伪主义的框架中,从“参数悖论”的角度指出经济学纯“实证性”研究的不可能性。〔9〕

尽管有这么多理由使波普证伪主义成为经济学最有希望的方法论工具,然而,哈兹却指出:“大胆猜想和严峻检验的方法——证伪主义的方法,经常被经济学家宣扬,然而,在他们的实际研究中却几乎没有什么用处”。〔10〕这是当前经济学家达到的一个共识点。布劳格形象地称当代经济学家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者”(

innocuousfalsificationism )。 康特伯里(Canterbury )和伯卡哈德(Burkhardt)在1983年曾研究过发表在《美国经济研究评论》上1973 ——1974年间的542篇经验检验方面的研究论文, 其结果表明仅有三篇文章试图证伪受检验的假说,其余的都是想证实假说,这事实表明经济学家不是在试图证伪,而是在力图证实他们的理论。面对着波普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这种尴尬局面,经济学家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

麦克罗斯基(McCloskey )等人认为波普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证伪主义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至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的余地。他提倡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转向修辞学(Rhetoric),把经济学变成一种“说服人的艺术”,变成一种“对话的科学”。于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如哈贝马斯、加达默尔、利科尔等人的名字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中频繁出现。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1985)、《经济学中的知识与说服》(1994)和《经济学与解释学》(D.Lavoie编,1990)。

另一方面,布劳格等人坚持证伪主义的立场,强烈批评现代西方经济学未能满足证伪主义的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一部分“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济上是不可证伪的”〔11〕;萨缪尔森的“显示偏好理论对需求关系的预言能力并不比此前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更好:由于它依存于无约束的一般表述,它很难从经验上证伪”;〔12〕竞争的厂商行为理论“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在经验上是无法确证的,它只是二流的理论”〔13〕;而一般均衡理论更受到布劳格的最严历的批评:“一般均衡框架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并不主张描述现实世界,更不用说评价它”〔14〕。布劳格不仅批评了正统的主流经济学,而且还批判了英国的新剑桥学派,美国制度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说“琼·罗宾逊口头上对波普主义颇感兴趣,但剑桥学派的著作仍旧没有走出实在论者的争论”。〔15〕他的结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16〕“错误在于,经济学家并没有按他们所说教的那样去做”〔17〕迈尔(Mayer )却形象地批评经济学杂志偏爱发表大量证实假设的文章,这会使大量尚存疑问的假说获得“正确”的结果,因为“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拷打‘数据’,它们就会向你屈服”。〔18〕不过,经济学家也普遍认识到波普的证伪主义过于苛刻,布劳格、拉斯特等人认为应以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代替波普的“朴素的证伪主义”。

2 经济学方法论中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

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精致的证伪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经济学方法论家曾召开过两次专门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次是在希腊召开的“物理学与经济学中研究纲领”的纳夫普里( Nafplion)学术会议(1974年)。会议的论文后来由拉斯特整理出版,书名为《经济学的方法和评价》,(1976年)另一次在意大利召开的“拉卡托斯和经济学”的喀普里(Capri)学术会议(1989年)。 会议的论文会后由布劳格和马奇整理出版,书名为《评价经济理论:在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的研究》(1991年)。

拉卡托斯对经济学家之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主要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减轻了波普朴素证伪主义的苛刻的要求。如拉卡托斯认为理论系列的进步有两种:一是理论上的进步,即每一理论比以前的理论有超余的经验内容。这种进步允许理论有相对独立发展。它认为“单纯的反驳”在理论的检验不能扮演关键的角色,认为科学家忽视“反例”的态度并不是非理性的,特别是在理论发展的初期。正如哈奇森说:“如果我们用批判的眼光考察政治经济或经济学史,我们很难发现,当面临着第一次‘朴素’的和不加区分的证伪主义所称的‘判决性’结果时,一个谨慎的经济学家会退却或放弃他那‘初露头角的研究纲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约定主义的策略,理论被固执己见保持着数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尽管存在着不利于它们的证据。”;〔19〕二是经验上的进步,即如果上述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部分被确证了。正因为如此,拉卡托斯的术语“硬核”、“理论上的进步”等术语大量在经济学方法论和历史的著作中涌现。罗斯伯格甚至断言: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正在被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代替。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采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评价经济理论时,却只持经验进步的标准,放弃理论进步的标准。只有E.R.温特劳布(Weintraub )的工作较全面地反映了拉卡托斯的进步标准。

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把对一般均衡论的批评作为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的一部分。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布劳格把评价的逻辑确立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认为评价的单位不应是一个单独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系列,他认为应利用内核,启发法,保护带和证伪者的概念来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子纲领”:如消费品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论等。对于每一个“子纲领”,都应确定是在何种意义上进步。然而在第三部分具体评价时却只采用经验进步的标准。布劳格评价一般均衡理论的标题是“一个理论,还是一个框架?”,他评价道:“一般均衡框架的主要特征是在毫不考虑关于实际经济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情况下建立的,对纯逻辑问题作没完没了的形式化,而考虑关于实际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建立,我们认为仍然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20〕尽管布劳格已看出一般均衡论在理论上的进步:“一般均衡论在均衡方面很强……对这个框架的传统捍卫,是精确叙述一般均衡论能设法搞清现实世界实际达到均衡过程的充要条件:……它便于对通常坚持却无效的观察作出决定性的反驳。”〔21〕但布劳格的结论是:“由于一般均衡论没有经验内容,它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理论,而它的最卓越的捍卫者实际上已经很谨慎地把它称为一种纲领或范式”。〔22〕

温特劳布在《一般均衡分析——在评价中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瓦尔拉斯研究纲领,这一纲领有一组内核和一组正、反面启发法命题。随后模仿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一书的写法,以教师和学生对话的形式,重构了1930——1954年间经济学家对竞争的均衡存在性证明的历史:瓦尔德(Wald)在1934、1935和1936年间发表的三篇论文中提出一个模式,这一模式表明行为者、市场和最优化假说需要一种竞争的均衡的存在,但为证明均衡的存在性,他作了一些不真实的假说。冯·诺依曼(1930年)也提出了一个关于行为者的选择,最优化、市场和均衡的假说,并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表明上述假说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相容的。两个模型的内核基本相同。希克斯1939年扩展了对硬核的解释,给出了更明确的厂商的概念,最优选择(特别是家庭的选择)、商品(包括时间,资本货物和某种形式的货币)和与硬核术语相关的均衡概念。虽然,希克斯的模式对厂商、厂商的选择和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框架,但这一模式的有关结果的一组命题的相容性并没有得到证明,并且生产模型也没有建立在最优化的假设之上。1951年库普曼生产模型弥补了这一点。这些硬核命题的假说和解释导致一组相容的模式,阿罗和德布罗1954年证明了在这一模式中存在竞争的经济均衡,并证明了一般均衡论的内在逻辑的相容性。在这一系列历史的逻辑重建中,温特劳布想说明的是“这一系列论文代表着对纲领内核的加强,这种结果的进步表现为对硬核术语的一系列解释:(1 )每一后继的解释是在相容模式中的一种阐述;(2)每一后继的解释包含着前者的解释;(3)每一后继的解释包含着前者未能解释的内容。这正好是拉卡托斯所称的理论上的进步,并不是拉卡托斯所要求的超越的经验内容和扩展了的解释被确证的进步”。〔23〕这一历史的逻辑重构无非是想表明:“这一硬核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公理体系:人们要研究欧几里德几何,就必需接受这一公理体系。随后产生的问题是,这些新瓦尔拉斯研究纲领的硬核命题是否相容?……这一证明在阿罗和德布罗那里达到顶点。”〔24〕这一硬核的加强过程类似于纯数学的研究过程,它正是拉卡托斯在《证明与反驳》中表现出来的数学发现的逻辑,而不是波普在《猜测与反驳》中表达的经验证伪的方法。因此,要问这一硬核是否反映现实,这是无意义的,象布劳格那样批评一般均衡论缺乏经验内容,实际上是把纯理论的研究和其经验解释混为一谈。温特劳布这一历史的逻辑重建工作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最出色的,但批评他的工作缺乏“经验上进步”的意义标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温布劳特在后来的一篇论文《新瓦尔拉斯纲领是经验上的进步》中,以他称之为“新瓦尔拉斯纲领保护带”中的3 个应用理论:新古典的、贝克尔的和纳什博弈的家庭经济行为理论的的发展关系为案例,来阐明经济学理论“经验上进步”的意义,从而弥补了这一点。〔25〕

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对波普的的证伪主义经历了一个盲目的接受、冷静的批判和最后的放弃的过程,结果分成方法论上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阵营,前者强调修辞学、解释学的方法,后者强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但就波普而言,西方经济学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波普的证伪主义,而忽视波普中、后期在《猜测与反驳》中发展出来的批判理性主义,在《客观知识》中提出的客观知识理论,这三部分组成了波普的科学知识进化论,它是波普科学哲学的完整体系。这种科学知识进化的方法论在经济学中有很大的应用余地,如奥地利学派的冯·米塞斯,特别是哈耶克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与这种方法论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拉斯特也注意到知识进化的方法论所提倡的情境决定论(Situational Determinism)一直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的主导方法。 事实上,按波普本人的说法,情境分析本身就来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边际分析法。哈兹也指出,经济理论的选择是在情境分析的框架中进行的。当代经济学方法论正在向后波普主义过渡,后波普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 )和消除自然主义(Eliminative Naturalism),而这也是波普批判理性主义的特征。因此,挽救波普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全面把握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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