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美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9)02-094-(6)
自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兴起以来，美国政治学越来越追求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从经济学中产生的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数量统计等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政治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也没有改变政治学这种追求科学化、数量化的倾向。直到2000年，一封电子邮件的批评向美国政治学这种过分追求科学化的状况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很快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在21世纪之初的一场新革命。
一、美国政治学“新革命”的发端
2000年10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有位不愿透露真实身份的人士以“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宣言，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政治学会及其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说他们排斥定性研究，偏向“可怜的博弈论者”和“失败的经济学家”所建立的形式模型和数学模型。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批评很快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赞同者云集，深表认同的电子邮件旋风般地演变成了一个雅虎邮件群组“改革开放之家”(perestroika_glasnost_warmhome)。到2003年4月，这个群组已经有709名成员，大约占美国政治学会13500名成员的5％。其他的很多政治学家虽然没有正式注册加入，但他们实际上也认同这种批评。
改革派越聚越多，他们不仅提出政治学研究应该更加平衡，要兼顾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而且还提出美国政治学会应该更加民主化。因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组织不同的是，美国政治学会的领导机构不是直接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两名前任主席指定的提名委员会选举产生，这实在与美国政治学会的主题以及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不太相符。
不过，正如这个运动的名字来源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一样，改革派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推翻“当权者”，打破现状。正如苏珊·鲁道夫①(Susanne Rudolph)在2003年4月召开的区域研究会议上所提出的那样，这个运动的实质是要解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能否在这一学科和谐共处的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理性选择理论就成为美国政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模型。这个理论是从经济学中借用过来的，它假设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民族、政治或历史环境，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理性的行为。另一个经常使用到的形式模型是博弈论，它主要是根据竞争者相对于对手的得失情况进行分析。目前美国政治学正是由那些强调“科学性”的学者主导和控制的，他们重视通过诸如理性选择理论和“大N”统计分析(用大量的样本)之类的形式模型，为政治行为寻求普遍性的或者数量化的解释理论。
改革派认为，这些定量研究的影响日趋霸权性，他们贬低和排斥那些他们认为非“科学”的研究，甚至就连像鲁道夫夫妇(the Rudolphs)这样的区域专家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这样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大师，都不入他们的法眼。因为鲁道夫夫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某个特定国家或特定人群的实地调查而进行的，属于定性个案研究，而米尔斯海默也主要是依据精心选择的个案和历史事件来证明某一观点，也属于定性研究。不过有些改革派可能在研究中也会用到形式模型，如米尔斯海默于2001年出版的题为《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基础的，只是书中没有用到数学方法。
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哥·卡沙(Greg Kasza)在一篇张贴在改革派的雅虎邮件群“改革开放之家”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治学研究现状的不安和对从前政治学研究的怀念之情。他说，那时大多数院校都因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观点而各具特色，人们分别是精英论者、多元论者、现代化论者、依附论者等等；现在各个大学却是因为不同的方法而互相区别，如博弈论者、定量研究者或者定性研究者。政治学家很少有人会梦想着创造出一种新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更多的人却热衷于编织新的回归分析公式或者类似于囚徒困境那样的智力游戏。
正如“改革先生”所指出的，这种从理念到方法的转变反映在这个学科最权威的刊物上，《美国政治学评论》表现出一种支持理性选择和统计研究的倾向。加利福尼亚大学河畔分校的政治学家大卫·派恩-柏林(David Pion-Berlin)与他的学生丹·克里瑞(Dan Cleary)在对“《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方法论偏见”的研究中，分析了从1991年到2000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发现其中约74％的论文是以实验统计分析或形式模型为基础的，只有25％的论文涉及到政治理论，仅仅1％的文章是对某个政府或制度的定性案例研究。在一个“要么发表要么死亡”的世界里，由于工作职位和研究资助都是根据能否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文章来决定的，因此政治学者中的定性研究者非常少，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样，他们像恐龙一样稀有。
二、“革命者”的诉求和计划
2001年8月，很多从事政治学定性研究的“恐龙”齐聚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的会议上，这次会议是这个运动的正式启动仪式，会议室里分小组讨论的议题有“改革：不分学科，不受惩罚”，“甩掉包袱：政治学未来的方向？”以及“政治学方法论和改革”。与会者当中有不少人来自芝加哥大学，或是具有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或任教的经历，如鲁道夫夫妇、米尔斯海默、克里斯汀·门罗(Kristen Renwick Monroe)等，门罗于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政治经济学和经验政治学理论的教授。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支持这场改革运动是不足为奇的。毕竟，芝加哥大学与耶鲁大学被公认是这个学科多元主义仅存的阵地之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认为，芝加哥大学保留了一种类似于百货店的风格，这里是你既能找到博弈论又能找到符号学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这里的人都非常重视创新。在这次美国政治学会的会议上，劳埃德·鲁道夫(Lloyd Rudolph)教授借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的口号，提出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方针，美国政治学将会从这种改革和开放的精神中获益。
到现在为止，改革已经获得了一些胜利。首先，据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编辑李·西格尔曼(Lee Sigelman)的统计，《美国政治学评论》在2002年已经使其发表的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文章在篇幅比例上更加平衡。其次，2003年3月美国政治学会推出了一个名为《政治学观察》的新刊物，这个刊物的宗旨就是发表严谨的、研究基础宽泛的和具有思想综合性的文章，以此来促进政治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交流与沟通。另外，苏珊·鲁道夫也在2002年的2月被美国政治学会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为该协会的主席选举人。
其实，西格尔曼提议改革《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时间要比“改革先生”提出让该刊物更具多元化的批评早了整整一个月，而且当“改革先生”那封电子邮件发出的时候，《政治学观察》就已经在运作中了。劳埃德·鲁道夫说，这说明《美国政治学评论》也知道自己已经陷于困境，正在进行自我调整，“改革先生”正好就成为推开那扇虚掩着的门的最后一击。根据西格尔曼所说，该杂志确实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了，2002年以后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也许改革的最大胜利，正在于它本身的存在和延续。劳埃德·鲁道夫认为，“改革”对于展开对话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成就，很多思想非常活跃的人此前却没有一个进行讨论的舞台。即使这些讨论仅仅发生在改革派内部，不对外宣传，其影响也会扩散出去。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也说，每个人都声称支持知识的多元化，而“改革先生”就促使人们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尝试。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运动最大的障碍是它的无组织性。因此在2001年的美国政治学会的会议上，米尔斯海默就以战略家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保障该运动发展的五点计划。
第一，他号召政治学家应该高度关注方法论，并促进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即是：在社会科学中一流的学识是不需要使用数学方法的。
第二，寻求改变能够培养博士的那些大学聘任新教师的方法，要给定性研究者更大的空间。因为这个学科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被聘任，并在社会科学的相关院系能否获得晋升。
第三，从政府部门争取更多的基金，比如国家科学基金。
第四，他劝诫改革派要对形式模型和统计研究方法有充分的了解，既要向学生传授方法论的精确性，又要让学生知道数学的局限性而破除对于它的迷信。
第五，他劝告政治学家应该对差异性感到高兴，政治学发展的目标不是用一种狭隘的观念取代另一种狭隘的观念，而是要拥抱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
米尔斯海默对于目前美国政治学改革的进展并不乐观。他认为，衡量这次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真正方法，就是要看名牌大学的政治学系是否乐于聘任从事定性研究的人，要看来自改革的压力是否能够让名牌大学的政治学系更倾向于聘用不使用数学的人。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他认为，也许这个运动最大的缺陷就是目前它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了《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导致其用于名牌大学政治学系的精力不足。毫无疑问，美国政治学会对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又间接影响到各大学政治学系的变化。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学系的教师们，一致对即使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定性研究论文也不屑一顾的话，那么事情就真的无可救药了。人们不能低估有许多政治学家在面对不同的知识偏好和不同的方法时所具有的狭隘心胸。
定性研究者们能不能找到大学教师职位是米尔斯海默数次提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家”经常被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研究生们不得不在自己的论文中使用统计方法，以期能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一点优势；相反，那些不这样做的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就会处境尴尬。如苏雅莎·费尔南德斯(Sujatha Fernandes)，她于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2003年4月参加了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当代古巴文学艺术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她申请了名牌大学的政治学系，但并不抱太大希望，也不期望得到回音，她从不认为自己能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求职申请者有一个一比高下的机会。她由于是与丈夫同时找工作，因此只好把自己的目标范围限定在一些大城市，而没有考虑那些规模小的人文学院，但是她知道一名阐释主义者(interpretivist)更有可能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人文学院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米尔斯海默认为那正是问题所在。名牌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地方能够培养博士，而这些博士们又将长期占据这个学科。从现在算起，如果在今后的20年中这些政治学系只有统计学家和数学家，那么改革派就失败了。改革派应该密切关注经济学走过的道路，因为这是当前最科学的社会科学。那些从事定性研究的政治学者越来越多地只能在小的院校找到庇护之所的事实，就是政治学这个学科仿效经济学的明证。经济学也曾经允诺为定性研究提供一个家园，而现在它已经被赶出来了。因此，经济学多元化国际联合会在十年前成立了，其成员大多来自在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制度论者、演化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者、系统论者、女权主义者、经济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思想史学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等，他们都是由于担心独霸一方的新古典主义方法论正在扼杀经济学这门学科而联合在一起的。
约翰·布莱姆(John Brehm)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曾担任政治学系的系主任，他主要从事政治心理学的大N研究和美国政治研究，他并不属于改革派，但是他相信这个运动对该学科有益。他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各个大学的政治学系有可能陷入分裂为“纯粹定量、政治哲学或定性研究”的局面。圣母大学经济学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系在2003年秋季分成了两个系，一个是正统的定量研究的系，招收研究生，另一个系是专门为那些看重经济思想、社会公正和公共政策(非正统的、定性的问题)的学者而设立的，不招收研究生。布莱姆认为，政治学从地球上存在的每个学科中都有所借鉴，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数学和哲学等，政治学受益于这种多学科共存的局面，它们都向我们描述什么是政治，因而都是有价值的。如果改革派和当权派互相看不惯，那么政治学系可能就会步圣母大学经济学系的后尘了。
三、当权者的反击
政治学科之外的人很难想象会有人坚决反对应该允许方法论多元存在的观点，但是，斯坦福大学的大卫·莱丁(David Laitin)和纽约大学的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他们都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却站出来明确反对改革派以及“百花齐放”的观点。有趣的是，他们两个都有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经历，都曾经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百花园”中的一员。
2003年3月，大卫·莱丁在一篇题为《政治与社会》的论文中，指责改革派放弃了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对科学应有的追求。他指出，随随便便地写出一些前后逻辑并不一致的文章来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并宣称反对科学方法具有道义性和进步性，这种做法太容易了。这些人对所有精确事物的痛恨，以及他们经常对统计和形式推理所做的毫无价值的简化，暴露了他们对现代性的恐惧。但是，即使这个运动仍然缺乏对该学科的全新宣言，科学的政治学将仍会做出谨慎的反应，来保卫这个学科为寻求社会生活的科学性而做出的艰苦努力。这个辩护回应了改革派认为数量化的政治学研究只会关注鸡毛蒜皮的细节的指责。
莱丁选择了《让社会科学有用》(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一书作为自己批判的标靶，这是一本由丹麦社会科学家本特？福莱乌亚哥(Bent Flyvbjerg)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作者本人并不是一名改革派，但是莱丁认为他抓住了改革派的核心问题。例如，福莱乌亚哥认为社会科学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科学复杂性，而在于其对价值观和权力的丰富和反思性的分析，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把这种反思方法称为“实践智慧”，莱丁认为这个方法与社会科学家在实地调查中的描述相似。然而，莱丁指出，描述并不能孤立存在，它高度依赖于一个人的解释方法，并且经常忽视其他与直觉不符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只有在系统地研究相似变量的大量案例时才可能发现。在政治学的百花园中，莱丁认为应该创立一种单一混合方法论(a single hybrid methodology)，也就是一种从实地调查和描述开始，然后通过统计和形式推理进行验证的三步方法论(a three-part approach)。
莱丁还主张彻底拔掉政治学研究花园中缺乏科学效用的杂草。他认为，如果理论逻辑或者科学证据发现一个理论或方法是谬误的，我们就不应该继续培植在这个学科中最初种下那个方法的花床了。莱丁尤其反对定性个案研究，他认为它们是在因变量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它们最终会导向对原因的错误推断。他反对米尔斯海默关于政治学系应该多样化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把必须要在“现实主义”、“南亚问题”、“民主问题”或者“定性研究方法”等方面都要有专家的做法写入政治学系的章程，就会使这个学科的科学框架被扭曲。莱丁说，他的底线就是相信科学的进步，从他认识到那些科学方法能更好地帮助政治学家们解决重要问题时起，他就一直认真地学习和使用这些科学方法。
四、新政治学“革命”的意义
在改革派内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政治学家克里斯汀·门罗举起了一面与莱丁的观点似曾相识的红旗，她也认为不能对所有的研究方法等量齐观。她于2003年前后跟随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进行经济学研究，其研究工作曾有一度主要集中在利他主义上，如为什么有人在大屠杀时期会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等。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中她放弃了正式的调查方法，而转向多种多样的非正式交谈。她认为，改革派没有完全说清楚的一点是，有些方法确实比其他方法更加有效，仅提倡方法多元化是不够的，政治学需要一些大家一致同意的标准。门罗用一则医学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人们一定会期望癌症专家能告诉我们到底哪种治疗方法更有可能治愈癌症，或许到墨西哥吃很多杏的做法就没有选择药物治疗的方法有效。没有任何理由让政治学家们不对方法问题进行同样严格的评判。但是对于那些不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政治学家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可能在他们的研究工作尚未接受标准检验之前，就已经被理性选择学者们和使用统计模型的学者们否定了。这就是门罗和其他改革派要重新划清争论问题界线的原因。她认为这种把研究方法仅仅两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做法会让人误入歧途。
苏珊·鲁道夫提出，一门学科应该是被问题所驱动，而不应是被方法所驱动。她在2001年美国政治学会的会议上说，从事边缘学科研究的人们更容易取得理论和概念上的创新，她期盼着能有一个对于探究边缘学科的人来说更加安全的学科和协会。跨学科研究者们总是对于探索哪种方法最适合解决手头遇到的问题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在一开始就由于某些方法更具科学性就认为它们更好。
门罗强调说，一个由问题驱动的方法不仅仅需要开放的思想，而且更需要谦卑的态度。如果我们昨天最好的观念能够被更好的数据或更先进的分析技术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今天最好的观念也可能一样是错误的。谦虚和科学是很好的伙伴。她指出，莱丁单一混合方法论的问题在于它太专制了，它假定自己能在我们没有真正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回答所有的问题，而其他的方法则不能。她对改革给这个政治学带来的影响持着一种乐观态度，她认为，有关科学的问题和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摆在了人们面前，各个政治学系内部的对话更多了，当然争论也会更多，但是人们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米尔斯海默说，从长远来看，希望在于这些深刻的认识将能转化为更好的学识，其意义远远超过教授办公室的吵吵闹闹和学术期刊的狭隘评论。政治学家研究的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所做的工作应该能对学科之外的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产生影响。很难预测谁或者哪种方法能更好地向人们揭示一个问题，重大的政治思想来自各式各样的人们和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学者们能使用各种方法的环境，即使这些方法是互相冲突的，也放手让他们去试吧。
*Sharla A.Stewart,Revolution from Within,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June 2003.作者是《芝大校刊》(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她所撰写的数篇关于美国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发展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人们广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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