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清代论文,慈善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清代社会慈善事业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十分薄弱的，而在日本却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继星斌夫博士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福祉事业的开创性研究以后〔1〕，夫马进先生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善会、 善堂的系列研究颇为引人注目〔2〕。 其中《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一文，涉及了苏州育婴堂的存在形态，发现在苏州育婴堂与周边城镇留婴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除此以外，人们对清代苏州慈善事业的情况可以说知之甚少，即便育婴堂的情况，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经济都市，苏州不仅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而且社会慈善事业也极为兴盛。早在宋代，苏州的慈善活动即已非常活跃。到了明代，除了少量的官设慈善机构以外，苏州的民间慈善活动主要仍表现为个别富人的义举行为。但这种情况在清代发生了显著变化。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不仅表现为慈善团体即善会、善堂的数量众多，规模宏大，从中反映出地方士绅或有力者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和关心，还表现为工商业者的广泛参与。因此，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苏州的慈善事业就其主持者及其慈善团体的类型来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既有官方主持的，又有地方社会（即士绅和地方有力者）主持的——其中一部分并得到官方的指导或支助，还有工商业者主持的（其结构如图所示），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
一、官方主持的社会慈善事业
清朝建立不久，即对社会福祉事业给予了关心。顺治五年十一月，诏谕“各处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3〕。 兹后历代皇帝多次予以重申，要求更为具体，也更为严格，如乾隆二年规定：“各州县设立养济院，原以收养孤贫，但因限于地额，不能一同沾惠。嗣后，如有外来流丐，察其声音，讯其住址，即移送各本籍收养。令各保甲，将实在孤苦无依者，开明里甲年貌，取具邻佑保结，呈报州县官，除验补足额外，其有浮于额数者，亦收养院内，动支公项，散给口粮，仍将散过额外孤贫口粮名数，按年造册报销，如冒滥克扣，奉行不力，照例参处。”〔4〕可见，清代的养济院与明代一样， 是由官方出资、收养孤苦无依老人的福祉机构。由于清代皇帝的重视，各地府、州、县几乎都建立了养济院，据星斌夫博士对江苏、浙江、安徽等7省132县的调查，除2个县以外，其余130个县都有明确记载〔5〕， 足见普及率之高。可是，在同治《苏州府志·公署·善堂》、民国《吴县志·公署·善堂》中却未见载有养济院。所幸在同治《苏州府志·公署·仓厫》吴县“和丰仓”条有“乾隆二十五年知县何玉涛即孤老院重建，移孤老院于旧仓基”的记载。清代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一中也说：“孤老院即吴县旧仓址。乾隆二十五年，知县介玉涛移建，中有土地，祀明严嵩，尤奇”。介玉涛当为何玉涛之误。孤老院也即养济院。可见苏州也是建有养济院的。除了从《吴门表隐》中可以知道孤老院中奉祀明代官至大学士、一向为人不耻的严嵩为土地神以外，其他情况不得而知。
苏州慈善事业结构图
注：民间社会包含地方社会与工商业组织（公所、会馆）。地方社会是指士绅与地方有力者。
二、由地方社会创立主持、得到官方支助的慈善机构——以普济堂、育婴堂为例
一方面，养济院所能收养的贫病孤老之人非常有限（各地名额不定，大多在50名至200名以内），而待赈的人数却非常多；另一方面， 养济院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严重，导致养济院的机能渐趋衰废。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养济院的补充手段，由地方社会主持的民间慈善机构如普济堂、育婴堂等逐渐兴盛，并得到了官方的支助，在社会慈善事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普济堂
从唐朝开始，苏州城即被分属于吴、长洲二县管辖。清代雍正年间，又从长洲县中分出元和县。吴、长洲、元和三县同城而治。但苏州普济堂只有二个，一在长洲，一在吴县。道光《苏州府志》以长洲普济堂误属元和县，同治《苏州府志》已作纠正。
普济堂建立的原因。如前所述，普济堂是作为养济院的补充手段而兴起的。作为补充手段，可以由二方面来理解，一是随着养济院机能的衰落而有普济堂的兴起，二是养济院难以收养如此众多的待济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于是以普济堂补其不足。就苏州而言，则主要是出于第二种需要。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苏州士绅顾如龙等募金在长洲县境内虎丘普济桥创建了普济堂。从时人何焯所撰《普济堂记》来看，苏州普济堂的建立固然是受到京师的影响，但与苏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更为直接的关系，所谓“吴四达之会，地大齿繁，商贾行旅之所走集，其值流离困乏，待于赈赡者，宜不减于京师。又当积岁歉俭，土着之民亦失所者众。于是，陈明智之徒，将谋作普济堂于虎邱之半塘，使之有以保其生而缓其死。”〔6〕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 苏州士绅吴三复又在吴县境内盘门外设置普济堂，专门收养病妇。
普济堂的男女分置。普济堂而分收男、女，这可能是苏州特有的情况。民国《吴县志》卷三○“善堂”称，在吴县者为“女普济堂”，在长洲县者为“男普济堂”。但是，苏州普济堂于何时以性别划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康熙四十九年，虎丘普济堂初创时，“收养贫民略如京师堂制”。而据《清实录》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条：“京师广宁门外，向有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由此可以测知，苏州虎丘普济堂初创时并未分别男女。从何焯长洲《普济堂记》中也不见虎丘普济堂只收男子的痕迹。乾隆三年，吴三复在盘门外创设“女普济堂”，专以“收养病妇”。估计从这时候开始，两个普济堂才有明确分工：虎丘普济堂专门收养男子，盘门外普济堂专门收养妇女。这在乾隆三十一年曹秀先所撰《虎邱普济堂增建屋宇记》中可以得到佐证：“惟苏郡向设有普济堂，一在会城，女子之贫而病者归焉。一在虎邱，男子之贫而病者归焉。”〔7〕
普济堂的经营实态。苏州的普济堂虽然分属于长洲县和吴县，但它决不是只接受各县官府的指导。从普济堂的男女分置情况可以推知，两个普济堂的分工是由苏州府统一协调的。换言之，两个普济堂的收养对象是以长、元、吴三县为范围的。普济堂所得到的官方支助，也是来自驻苏州的江苏巡抚署，所置田产遍及苏州府属各县，有的甚至在松江府、江宁府境内。
普济堂的创建者是地方士绅或地方有力者，即所谓的邑人、郡人。因此，开始的时候，它是作为民间慈善机构开展活动的。但普济堂创建不久，即得到了官方的支助。这种支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费。虎丘普济堂创立后，得到朝廷表彰。康熙五十五年，康熙皇帝赐给御书匾额。乾隆二年，地方官府“奉旨拨给没官房价银，置田八顷四十四亩”。到同治年间，共有田产12905.55亩。当然，其中包括士绅捐置的土地在内。女普济堂建立6年后，即乾隆九年， 江苏巡抚陈大受“奏请拨给上元县没官新涨芦洲二十八顷七十一亩”。至同治时共有田产14987 亩（大多是沙田），其中也有少部分是由士绅捐置。二是增建。如乾隆三十一年，江苏巡抚高晋增建虎丘普济堂病房51间。三是监察。即对普济堂的财务“出纳之数”、“调济之法”，委派专人进行稽察。这样，普济堂这个原本民间的慈善机构带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但是，不管普济堂的官方色彩多么浓重，其主持人即所谓的“董事者”仍然是地方士绅，也即是曹秀先《虎邱普济堂增建屋宇记》中屡次提及的“诸君子”。可惜有关管理的具体情况，因资料缺乏，难以详述。
普济堂的施济内容。普济堂是对收养的贫病之民进行多方面救济的慈善机构。概而言之，其施济内容包括以下四点：（1）“资之口食，授之布絮”，以维持收养对象的生活。（2）备有医药器具， 对病者实行治疗。（3）对外来者提供路费，“令得各归其乡，各谋厥生”。 （4）对那些“不幸而竟至不起”者，提供棺木，使死有所葬， 不至露骨野外〔8〕。
（二）育婴堂
据星斌夫博士的抽样调查，清代育婴堂的普及率仅次于官方的养济院，超过了普济堂〔9〕。也就是说，在清代民间慈善机构中， 育婴堂是数量最多、普及率最高的机构。同样，育婴堂在苏州的众善堂中占有突出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对苏州育婴堂展开研究以前，有必要先给以正名。在涉及苏州育婴堂的记载中，往往称之为元和县育婴堂，因为育婴堂座落在元和县境内。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创建育婴堂时，尚无元和县的建置。元和县是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才从长洲县中析置出来的。因此，育婴堂最初设于长洲县境内。尽管如此，与普济堂情况一样，育婴堂的收养对象不止长洲一县，至少是以苏州城为收养范围的。不久以后，其范围更扩及到了太湖流域。
育婴堂的沿革。鉴于扬州、京师、杭州、松江等地育婴堂继起的情况，康熙十五年，苏州士绅蒋德埈、许定升、许王俨等人不甘人后，呈请官府，在玄妙观雷尊殿之西筑室数间，创设育婴堂，“收养遗弃婴孩”，得到官府的支持。江苏巡抚慕天颜捐建门楼，题额“保赤”；布政使丁思孔题额“大德日生”，并按月捐资。康熙二十二年，在堂东改设广生书院，以供有功于育婴堂之士绅神位。数年后，又将后屋改造成聚星楼。乾隆四年，考虑到育婴堂地方狭窄，所收婴孩散布乳母家，难以稽察的情况，经地方士绅议请，巡抚张渠责成下属部门，在王府废基东北旷地上，建屋140余间，大大增扩了育婴堂的规模， 使集中收养婴孩成为可能。
育婴堂的经费。在初创时期，育婴堂经费来自于地方社会的捐助。苏州知府高晫在《育婴堂募疏》中曾向地方富室呼吁，请求财务支持，疏中说：“苟少减富家儿衣帽之饰，即可建一堂；少减富家儿庆贺酒筵之资，即可养数乳母；少节富家儿嬉戏游乐、祷祀邀福之费，即可活数十孺子……诸子勉之，当必有竭诚响应、同心相助者矣。”〔10〕创建人之一许定升在《苏郡育婴堂记略》中说到：育婴堂为郡中士大夫呈建，“劝募捐助，改立为堂，所费若干金，皆同志协力襄之”，后屡有改建，“所费又若干金，诸同志于协济工食之外，不惜捐助，以襄其成”〔11〕。唐甄《潜书》中也有育婴堂“岁费千余金，皆士大夫助之”的记载。可见，作为民间慈善机构，育婴堂主要是靠地方士绅与地方有力者对社会事业的热心才创立的，其经费来自于民间的捐助，其中包括地方官“乐捐清俸”，以为表率。
从乾隆二年开始，育婴堂的经费主要得自官方的支助。据地方志记载：“乾隆二年，奉旨拨给没官房价银一万二千两有奇，置产”；“九年，巡抚陈大受奏请拨给江宁县没官新涨芦洲若干亩”，以后陆续增置，至同治年间，有田产不少于13448.3亩。除了370亩是士绅所捐外，其余都来自于官方支助〔12〕。
除了财政方面的支助外，官方的助力还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动用公费重建育婴堂。乾隆四年，在江苏巡抚张渠的亲自主持下，把育婴堂从玄妙观移至王府基，“酌动存公币项，庀材鸠工，凡八阅月而落成”，共建房屋140余间〔13〕；二是对育婴堂实施指导。 新堂建成后，张渠“更令诸寮属，与在堂绅士细酌规条，申明惩劝，定为四十则”〔14〕。在这些规条中，毫无疑问体现了官方的指导思想。因此，与普济堂一样，育婴堂虽为民间慈善机构，从乾隆以后，带上了极为浓重的官方色彩。
育婴堂的经营实态。苏州育婴堂创立时，即已订有规章，所谓“诸子奋志力行，条陈悉备”，“行之既久，规条井井”〔15〕。乾隆以后，官、绅又重新“细酌规条，申明惩劝，定为四十则”。遗憾的是，这些规条的详细内容，笔者尚未能窥见。从地方志所收高晫《育婴堂募疏》，张遇恩《育婴堂记》等记载分析，大致能够知道以下情况：
1.管理。育婴堂由士绅主持，地方官也参与其事，所谓“乡先生与前后官兹土者经理其事，著有成效”。每至月望日，管理者聚集堂中，查察婴孩抚养情况。
2.收养办法。育婴堂初建时，房屋不足30间，地方狭小，因而采取了把婴孩散放乳妇家中喂养的办法。这些乳妇都是为生计所迫，才佣乳于外，如唐甄的仆人即“以其妇傭乳于外”〔16〕。为了防止乳母不尽责，规定每月望日各乳母抱婴孩汇聚堂中，由管理者们共同查验，根据抚养情况的好坏，支付抚育费用和工钱。据唐甄说，当时登记的乳妇共有300余人，每人月得工钱300文。但是，尽管实行每月检查一次的制度，这种哺育婴孩的方法本属不得已的举动，存在着种种不便和弊端，所谓“人众势涣，稽察为难。乳母或不尽心，仍有夭伤之患，其他弊端种种，不可究诘”。唐甄对苏州育婴堂实行散婴制的弊端有更为具体的描述：“诸乳妇多不良，第贪三百钱。得堂中之衣褓，皆用于己子。所养之子，置之不顾，故多病死。其籍记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虽有察婴之规，使从事者视之，不过月一至焉，岂能相与寝处？故病死者多也。”〔17〕因而，张渠抚苏时，即应士绅所请，移建堂址，增扩房屋，使乳母居堂哺育婴孩成为可能。以此为转折，育婴堂收养的婴孩不再采取散婴制，改由乳母婴孩共处一室，居堂抚养的方式。这对于改善婴孩的生活条件，提高婴孩生存率是大为有益的。婴孩稍大，即让民间领养。关于这一点，在苏州只有“过继若干”的说法，详细情况有待于资料的发掘。
3.登记制度。育婴堂对乳母和收养的婴孩实行登记，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管理。按唐甄的说法，在堂中登记的乳母有300余人。 张遇恩在《育婴堂记》中说其登记办法“行之既久，规条井井，其资粮出入，捐助多寡，以及每年收养若干、除殇若干、过继若干、现在若干，具载征信录、收婴册，皆可考”。可惜这些征信录、收婴册未见留传，目前对苏州育婴堂的实绩尚难确知。不过，据张遇恩所说，育婴堂创立后仅8 年间，“前后收养全活几千百计”。可见成绩是相当可观的。
4.“苏州育婴事业圈”。据夫马进先生的研究，苏州育婴堂与周边城镇的留婴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即苏州周边的一些中小城市，如湖州府乌程县、德清县、嘉兴府平湖县以及府属嘉定县南翔镇等，把本地留婴堂收留的婴儿送往苏州育婴堂抚养。其中以德清县距离苏州最远，约120公里， 因而认为当时存在着一个以苏州育婴堂为中心，半径为100公里左右的事业领域圈。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方志资料， 发现这种育婴事业圈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广泛存在。现围绕着苏州育婴事业圈，在吸收夫马进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揭示。
为了对苏州育婴事业圈的情况有一个比较明彻的了解，这里先引录几则资料：
乌程县。“康熙四十六年，副都御史周公清源疏请天下郡县各立育婴堂一所，奉旨允行。……于是邑绅程翁荫善买地于泮宫铺，以建堂宇。又置屋于清华铺，以栖乳妪。继以赀用艰乏，乳雇不给，前令王君懋讷改为留婴堂。凡收得孩稚，俱移送苏州，仍俾程翁司其事，每岁全活无算。”〔18〕
乌程县南浔镇。“吾浔弹丸地耳，既不能附省郡，行大利益，又不能独创宽广屋舍，以容乳妪，良足叹息。幸里中善信十余友，与沈子匡夏，捐资建三楹于极乐庵之西偏，以集同志。仿吴门现行条例，广收弃孩，载送吴门之育婴堂，费省而功宏，其利博焉。”〔19〕
平湖县。“康熙四十五年，知县董天眷始行劝募，翰林高舆建楼三楹，天眷叉捐俸置田以为之倡，故事有弃婴者留之于堂，送苏州就育。六十一年，知县林绪光增置田亩，停止转送， 始即本堂留养焉。 ”〔20〕
嘉定县南翔镇。“案征信录，首载康熙四十一年，士民石潇等呈请以南翔阖镇士商所积，佐郡育婴公费，择地建堂，以收送里中弃儿，蒙宪代行，迄今盖四十余年矣。然旋收旋送，费亦易支。至今上乾隆七年，大中丞陈公，奉雍正二年敕谕，檄本州县士民，于本处设法收育。”〔21〕
综合以上所引及各方面资料，大致能够得到以下认识：
首先，留婴堂出现的原因。留婴堂是育婴堂的一种表现形式。一方面，作为对朝廷号召的积极响应，江南地区士绅开始大力兴办育婴堂机构；另一方面，由于经费不足，育婴堂设施未备，出现了留婴堂的形式，即在本地收留民间弃婴，送到苏州等育婴堂去抚养。可见，经费欠缺是留婴堂（包括接婴所、保婴局等）产生的主要原因。
其二，从空间范围而言。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苏州育婴事业圈”的范围除苏州本府所属外，还涉及嘉兴、湖州、松江三府及太仓一州〔22〕，地域辽阔，在江南地区的几个育婴事业圈中，是空间范围最大的一个（详情见表1）。应该说明的是，在苏州附近的一些市镇如浒关、 木渎（以上属吴县）、角直（属昆山县）等地也建有留婴所或保婴会，就常理推测应与苏州育婴堂有关系，但因资料不足，未敢断言。
表1 苏州育婴事业圈一览表〔23〕
其三，从时间上言。留婴堂存在的时间很长，可以说经历了有清一代。结合江南其他育婴事业圈的资料可以看出，在康熙、同治二个时期，出现过兴办留婴堂的高潮。前一个高潮当与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有关；后一个高潮则是由于经过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残酷战争，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地方社会大力兴办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出现的。
其四，留婴堂的职能。留婴堂或接婴所、保婴会等往往采取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把弃婴送入堂、所，如周庄保婴会，“有送婴来者奖以钱”〔24〕；章练塘保婴局规定，“接婴一名，奖给送资四百”〔25〕。各地留婴堂收来弃婴后先在堂内暂时抚养，即黎里、盛泽留婴堂的“收婴暂乳”、“雇妇乳养”〔26〕。故而留婴堂实际上仍担负着一部分育婴的职能，只是因为经费不足、时间较短而已。而且，在把收留的婴儿送入苏州育婴堂以后，也要承担支付雇佣乳母的费用，即周维翰在平湖县《育婴堂记略》中所说的：“收取弃儿，转送吴阊堂内，月偿以雇乳之费。”〔27〕
但是，关于“苏州育婴事业圈”的形成原理，迄今为止，笔者还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 “苏州育婴事业圈”跨越2省4府1州之地，其与行政建置似无关系。就江南地区其他育婴事业圈的情况来看，送婴与路程远近、接收地育婴堂的实力有关，如嘉善县枫泾留婴堂距县城25里，距松江府城50里，因而将本地不能留养的婴儿分送松江、嘉善2育婴堂〔28〕。之所以要分送， 当与嘉善育婴堂的规模有限有关。宝山县4个留婴堂所收婴儿， 分别送往相邻的嘉定县城与南翔镇育婴堂，其中宝山县城、罗店2处留婴送往距离较近的嘉定县城， 杨行、江湾2处留婴送往距离较近的南翔镇，分工非常明确〔29〕。 但是，以这2个标准衡之于苏州，则不大妥当。德清县与苏州相距120公里，而与省城杭州的距离不及苏州的一半。如以距离远近而论，德清县的弃婴应送往杭州；以育婴堂实力来说，在康熙、雍正年间接收外来弃婴时，苏州育婴堂尚未得到官方财力支助、自身经费并不宽裕，育婴堂的规模也极为有限，房屋不到30间，所采取的是散婴制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接收外地送来的婴孩，令人难以理解。因此，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材料，加以探讨。
三、士绅或地方有力者主持的慈善活动
（一）各种善堂、善会
根据笔者对同治《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吴门表隐》、《桐桥倚棹录》等资料的统计，苏州同城而治的吴、长洲、元和3县， 由地方社会创办的各种善堂、善会至少有93个，其创建者，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苏州善堂、善会创建情况表
属县数量 创建者
分布
地方社会 外来商人 不明在城 乡镇
吴
40
33 3
4
30 10
长洲 19
11 2
6
12
7
元和 34
28 4
2
20 14
总计 93
72 9 12
62 31
从表中可见，在苏州同城分治的3 县93个善堂中，明确记载由地方社会创建的共72个，占总数的77%。至于创建者不明的12个善堂中，估计大部分应是地方社会所建。可以说，地方社会即士绅和地方有力者是民间慈善活动的中坚力量。
苏州的善堂、善会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涉及收养贫病孤寡老人和弃婴孤儿，援助儒士的遗孀遗孤及寡妇、节妇，收留老病流民、施粥、施药、施棺代葬、掩埋路尸、寄柩权厝，设义塾代教贫苦子弟，教育不肖子弟，放生、惜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无所不包。从善堂施济情况可以看出，既有专门的机构，又有综合机构。一般而言，一二人独创，经费有限，这样的机构往往限于一、二种类的救济，而集多人之力创设的机构，经费较充足，往往具有综合功能，救济对象和范围较广。
尽管苏州善堂施济的范围、对象非常广泛，但把它们大致归类，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约略如下：施棺、停棺、代葬类为48所，教育子弟类为14所，一般救济（如施粥、施药、生活补助等）为14所，收养孤老、弃婴类为12所，放生、惜字类为14所，情况不明者为14所。必须说明的是，对于具有综合功能的善堂机构，按其施济内容而作了重复计数，如轮香局，施济内容为立义塾、设惜字会、施棺掩埋等，分别计入教育类、放生惜字类、施棺代葬类。统计结果表明，苏州慈善事业最重视施棺代葬，这应该是因失业贫困而造成的无力营葬、路多倒毙者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慈善机构设立义塾、注重教育贫困子弟，应与苏州地方文风鼎盛，重教尚文风气有关。
（二）义庄盛行
对同族贫困者的救济、扶助，也应该属于慈善事业的范畴，这一点容易为研究者所忽视。实际上，对义庄与善堂的关系，清代薛家三有很好的说明：“愿得负郭田数百亩，与九族共之，以余财推之于乡里，仿东林同善会，俾鳏寡孤独者有养也。”〔30〕在薛家三看来，为善于乡里的行为即社会慈善活动，不过是义庄的扩大而已。北宋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在苏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义庄——范氏义庄。范氏义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奂《济阳义庄记》中说：“范氏设义庄以赡族之贫，至今吴人效法者颇众。”〔31〕清代有“义庄设普天下”的说法〔32〕。
苏州不仅是义庄的策源地，清朝时义庄的数量、规模，在全国也是无与伦比的。从数量而言。据刘铮云先生的统计，清代苏州府共有义庄179个，其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以一府之地而有如此众多的义庄，这在全国是仅见的。从规模而言。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的宗族共同体。虽然义庄有仓库、宅第、宗祠、义学等建筑物，有约束族人的庄规，但土地是义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义庄的规模主要表现为义田的多少。从江南各地义庄的情况来看，土地多者达数千亩，少者只有100余亩。而苏州的义庄规模普遍较大，以同城而治的吴、 长洲、元和三县为例，土地在1000亩以上的有39个，占总数的56.5%，500至1000亩的有21个，占总数的30.4%，500亩以下的只有3个， 占总数的4%，数量不明者有6个，占8.7%〔33〕。 其中范氏义庄义田最多时达5300余亩，并且乾隆、嘉庆年间有市
100余所，年收入达1万两银子〔34〕。
苏州义庄数量多、规模大的特点，与苏州多富室的背景有关。所谓的富室，主要包括两种人：一类是拥有特权、并有外来收入的官宦士绅，这与苏州人文鼎盛、科举仕宦者多的情况是分不开的；另一类是经商治生，发财致富的商人，这又与苏州商品经济发达密不可分。而后一种人，往往通过捐纳的途径买取功名，从而跻身于士绅阶层。因此，苏州的义庄大多是由有官、绅身分的人创建的（见表4）。
表3 苏州府义庄一览表
县名 总数创建日期 清代义庄所占比例
宋明清 (%)
吴县
17
21 14 82
长洲
241 23 96
元和
282 26 93
常熟、昭文94
2 92 98
昆山、新阳 91 8 89
吴江、震泽 72 5 71
①资料来源：据刘铮云《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改制。但刘文说清代苏州有义庄167个， 而据论文附录则为168个。
②注释：a.苏州城中有些义庄地点不明，统一归入吴县计算。
b.雍正年间，从常熟县分出昭文县、昆山县分出新阳县、吴江县分出震泽县。本表合并计算。
表4 清代苏州府义庄创建者的身分
身分人数占总数的比例(%)
官、绅98 58.3
商人 5
3
平民 9
5.4
不详 56 33.3
总计168
100
资料来源：据刘铮云《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改作。
对义庄创立者的情况进行调查，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创建义庄的人往往具有深刻的同情心，对慈善事业怀有热情。以往研究义庄的学者，较多地强调了义庄的封建剥削本质，这种认识至少是失之于偏颇的。如义庄的始作俑者范仲淹就是一个“平生好施与”的人物〔35〕；申氏义庄的创建者申时行除置田建庄外，还“创建言祠，助修吴学，捐学田，及贴两县役诸费”〔36〕；荣阳义庄的潘麟兆“世居吴中，力行善事，不可枚举”〔37〕；张氏松荫义庄的张霈生有“好施乐善”之誉〔38〕；张氏义庄的张凤德“好善乐施，乡里族人待之举火者数十家”，“一切善事可以裨益于人者，为之孜孜不倦”〔39〕。这样的例子甚多，毋须多举。如果说财务充足是建立义庄的物质前提，那么基于人道的同情心则成为建立义庄的心理基础。
义庄的慈善活动是多方面的，如陆润庠《杭氏义庄记》中说：“凡族中贫乏不能自存者月有支，孤寡残疾无以为养者月有支，病殁殡葬婚嫁生育之费以及子弟之课读、春秋之宾兴，莫不各有所给；”〔40〕潘世恩记汪氏诵芬义庄说：“同族繁衍，或贫乏不能自存也，将使寒者衣之，饥者食之，婚丧者赒助之，才优而秀达者又奖励而裁成之。”〔41〕类似的说法在各义庄的规条中都能见到。可以说，赡贫、养老、恤病、助婚、送葬、劝学等是义庄施济的主要内容。因此，作为一种慈善性质的机构，苏州的义庄在清代的慈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工商业者举办的慈善活动
清代苏州的工商业组织，主要是会馆与公所。会馆出现于明代，但明代的会馆主要是供仕于此、商于此的同乡人驻足、聚会的场所，是否已举办同乡善举还是一个疑问〔42〕。清代是会馆性质发生转变的时期〔43〕，又是公所组织大量出现的时期，为同业者及同业中的外地同乡办理善举逐渐成为会馆、公所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这方面的情况在前述方志资料中已有所反映，如前列《苏州善堂、善会创建情况表》中有9所是外来商人建立的，其中包括徽商的诚善堂、绍兴商人的培德堂、 句容商人的丹霞义园等，它们“专备乡人寄柩权厝”、“埋瘗同乡棺木”，内容单一。但方志对外地商人活动的记载比较简单，而留存下来的大量工商业碑刻资料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达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苏州做淘金发财梦，所谓“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运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44〕。这些外来的工商业者，为了免受土著工商业者的排挤、寄托自己在外生活的乡思，便团结起来，组成了会馆。尽管苏州的会馆自始就以工商业者为主体，但大致以清代乾隆中前期为界，在此以前，会馆基本上是一种同乡会团体，而在此以后，随着商业机能的突出，逐渐演变为工商业行会组织。与此同时，在苏州的各业同行——不问土著或外来——为了避免竞争，开始组成同业公所。但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必然是竞争的加剧。竞争的结果，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行业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同时，小生产者地位的不稳定性，也使得生活在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工商业者不得不予为之计，为不可测的未来留一条生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办义举成为会馆公所的重要职能。工商业组织的善举行为，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压力，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和支持，从而使会馆、公所的慈善活动愈趋活跃，成为清代苏州慈善事业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从现存碑刻资料看，最早办理善举的工商业组织是书坊业崇德公所。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苏州书坊业建立崇德书院，“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同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塚”〔45〕。从乾隆年间开始，会馆、公所办理同业善举的情况逐渐增多，如创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的陕西会馆“建普济堂，以妥旅櫬”〔46〕。作于乾隆四十九年的《潮州会馆碑记》也有“襄义举”的说法。嘉庆、道光以后，更为普遍。但是，迄至清代中期，工商业组织的善举内容仍大多限于同业人员死后施棺、停棺和代葬。工商业组织办理善举的鼎盛期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不仅善举的内容丰富多样，甚至有些公所就是在善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染坊业公所称为“培德堂”〔47〕，性善公所称为“性善局”〔48〕，皮货业裘业公所由“轮流办理周恤同业善举”的“楚宝堂”演化而来〔49〕。
会馆、公所一般设有司事，或称司年、司季、司月等，专管善举事务。这种司事，由同业各店、铺、坊轮流承值，如兴复公所、绚章公所等，俱是“由同业各友轮当司年、司月，经理其事”〔50〕。有些公所则设固定的司事管理，而由司年、司月等协办，如两宜公所除司季、司月轮流经理外，还“公举丁卯科举人曹毓俊董理其事”〔51〕；梓义公所也是由董事“议举老诚熟悉”之人负责善举，并由“轮派司年、司月襄办”〔52〕。也有一些会馆公所，专门成立一个分支机构经管善举事务，如陕西会馆建普济堂，东越会馆设“公善堂”〔53〕，咏勤公所附设“恤寡会”、“推仁局”，专恤贫寡、代为埋葬等〔54〕。
善举经费有固定来源。与地方社会主持的慈善机构不同，工商业组织主持的善举经费，不是向社会倡募，而是在同业内部筹集。筹集的方法，一是同业分摊，如布业尚始公所，“同业公议，各伙友愿于薪俸内每1000捐钱10文，店主人亦复照数捐助，抵充办善经费”〔55〕。咈布染坊业公所，“议于咈布染酒钱内，每匹提出2文， 交存公所，以作经费，办理前项同业善举”〔56〕。二是自愿捐款，如红木梳妆业三义公所即是“无论开店、开作，归开主每月自愿，出捐一文善愿，并不外募，作为生养葬之费”〔57〕。三是分摊与捐助并行，如钢锯公所，“身等所需经费，邀集公议，按店计炉灶一只，每月提捐钱100文， 作为办善之资，不准劝捐外业店伙苛派勒捐之议。如遇同业捐助，听从自愿”〔58〕。虽然各会馆公所的经费有多有少，但因为有比较固定的来源，会馆公所的善举经费一般都比较充足，从而能保证同业慈善活动的持续进行。
善举的内容极为丰富，大致而言，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59〕：第一，对贫困失业、年老孤苦者给予生活补助。如绸缎业七襄公所规定：“如同业中有老病废疾不能谋生者，有鳏寡孤独无所倚藉者、有异乡远客贫困不能归里者，由各肆报之公局，令司月者核实，于公费中量为资助。”〔60〕圆金业兴复公所规定：“至年老无依，仍照旧章，公所养赡。”〔61〕等等。第二，病则给药医治，死则给棺掩埋。如绚章公所规定：“凡同业之人，生则医药，死则殓埋。”〔62〕红木梳妆业公所对“有病无力医治”者，“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63〕。根据财力大小，有些会馆公所对于外地年老病故者“买棺成殓，安送归乡”〔64〕。而更多的则是购置土地，立为义冢，就地掩埋。第三，救济病故同业家属，或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如估衣业云章公所即提出：“凡有同业伙友……倘病故无着者，照章给资，以备棺殓一切。所遗孤寡无依，亦由公所按月贴钱敷度。”〔65〕兴复公所，“经同业公议，停收学徒，俾使失业各伙，即可设法安插，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苦”〔66〕。第四，创办学堂，为同业子弟提供就学机会。如置器业集德公所行规中议定设立义塾〔67〕；石业公所在施行救济的同时，还“拟设知新蒙小学堂一所”，“延师教授同业子弟”〔68〕；银楼业安怀公所也打算在经费充裕时设立“普通小学堂，教授同业子弟”〔69〕。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清代苏州的社会慈善事业是全方位、多层次进行的，既有官方主持的，又有民间社会主持的。民间社会主持的慈善活动中，地方社会即士绅与地方有力者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工商业组织办理善举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与官方主持的慈善活动极为低落（以至方志中缺乏专门的记载）相对照，民间的慈善活动极为兴盛。但无论地方社会主持的慈善活动，抑或工商业组织举办的善举事业，都是从乾隆以后才渐趋兴盛的。这一情况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同步进行的，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在苏州表现得最为明显）造成了大量贫困失业人员，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地方社会与工商业界的有力者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不得不设法补救。可以说，慈善活动的广泛开展即是其自救策略之一。
苏州的善堂、善会（包括义庄）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这与苏州多富室、多世家大族的背景有关。慈善事业、尤其是那些注重道德教化的慈善机构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这一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高、传统伦理观念强分不开的。而会馆、公所办理善举，工商业者成为慈善活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反映了苏州商品经济发达的事实。
注释：
〔1〕星斌夫的研究，见其著作《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85年；《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89年。
〔2〕夫马进的系列论文包括《同善会小史》，《史林》65—4， 1982年；《善会、 善堂的出
》收入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1983年；《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1，1986年；《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与地方社会》，《东洋史研究》45—3，1987年等。
〔3〕《清实录》顺治五年十一月辛未。
〔4〕《光绪会典事例》卷二六九《恤孤贫》。
〔5〕〔9〕参见星斌夫著《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第251、302页。
〔6〕〔7〕〔8〕〔10〕〔12〕〔13〕〔14〕〔15〕〔31 〕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四《公署四》。
〔11〕民国《吴县志》卷三○《公署三》。
〔16〕〔17〕唐甄：《潜书》下篇上《恤孤》。
〔18〕〔19〕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二《赈恤》。
〔20〕咸丰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八。
〔21〕嘉庆《南翔镇志》卷二。
〔22〕嘉定县在康熙时属苏州府，雍正二年以后，升太仓为直隶州，嘉定县划归太仓州管辖，参见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建置沿革》。
〔23〕本表所据资料如下：嘉庆《南翔镇志》卷二，乾隆《平湖县志》卷一，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二，咸丰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八，清《盛湖志》卷四，陶煦：《周庄镇志》卷二，光绪《黎里续志》卷二，《章练小志》卷三。
〔24〕陶煦：《周庄镇志》卷二。
〔25〕高如圭原纂，万以增续纂：《章练小志》卷三。
〔26〕仲廷机纂，仲虎腾续纂：《盛湖志》卷四。
〔27〕光绪《嘉兴府志》卷二四《养育》。
〔28〕程兼善纂：《续修枫泾小志》卷二。
〔29〕王树棻修，潘履祥纂：《罗店镇志》卷二。
〔30〕彭绍升：《二林居集》卷九《近取堂记》。
〔32〕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汪氏耕荫义庄记》。
〔33〕据刘铮云《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所供材料统计。
〔34〕民国《吴县志》卷三一《公署四》；钱泳：《履园丛话》卷六。
〔35〕〔36〕〔37〕〔38〕〔39〕〔40〕〔41〕民国《吴县志》卷三一《公署四》。
〔42〕明确记载明代会馆办理善举的资料似还未见。只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作成的《潮州会馆记》中有“会馆之设，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的说法。尽管潮州会馆创于明代，但所谓“襄义举”一说并未指实是明代的事情。
〔43〕从碑刻资料可以看到，大致在乾隆中前期以后，会馆的同乡会性质逐渐淡化，而商业机能则越来越突出，如毗陵会馆规定：会馆“余房以便各客歇宿，自炊索账，如不在行生业，及为别项生理者，虽系同土，概不借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50页）。
〔44〕〔46〕〔47〕〔48〕〔49〕〔50〕〔51〕〔52〕〔53 〕〔54〕〔55〕〔57〕〔60〕〔61〕〔62〕〔63〕〔64〕〔65〕〔66 〕见《明清以来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31、331、87、148、210、172、 97、128、275、208、82、137、28、173、98、140、83、213、172 —173页。
〔45〕〔56〕〔58〕〔67〕〔68〕〔69〕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74、63、130、117、117、161页。
〔59〕详见拙作《清代（康熙～光绪）江南都市的公所——以苏州为中心》，载日本广岛史学研究会编《史学研究》第210号，1995年。